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度被误读为单一的批判性经济学，这一认知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曲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批判主题的显性以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刻意塑造，遮蔽了其内在的建设性维度。实质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辩证统一：其基本原理在揭示资本主义矛盾的同时，为社会形态演进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科学基石；其辩证方法在分析旧世界矛盾的同时指向新世界的建设路径；其价值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理想，超越了单纯批判维度。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亟需唤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维度，以其作为导航社会主义方向的理论罗盘、破解系统性难题的方法论工具箱、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压舱石以及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思想酵母。开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意蕴，旨在推动理论从“批判的武器”向“建设的武器”飞跃，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系统性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旨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革命。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和“难啃的硬骨头”交织叠加，亟需一套能够洞察本质、指引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然而，一方面，源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及其对中国国情的“水土不服”，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时屡现乏力；另一方面，作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其政治经济学维度时常遭遇一种功能性的误读，即被一度视为一种长于革命与批判，短于建设与创新的“批判性经济学”，其磅礴的建设性意蕴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的尘埃与理论的迷雾所遮蔽。国内外的一些学者长期以来“把《资本论》单纯视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工具，视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否认它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所作的一般分析的指导意义”。
这一遮蔽不仅导致了理论自身的片面化，更在实践中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理论失语，使得我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掌握中国经济解释权、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顶层设计时，一度难以充分激活和运用自身最根本的理论宝藏。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在于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辩证统一。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锋芒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而其建设旨归则在于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科学的制度框架与价值坐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当前的历史关口，系统地开掘并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维度，是一个关涉改革前途、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主的重大战略命题。
一、缘何“误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标签为“批判性经济学”的历史成因与表现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标签为“批判性经济学”的历史成因
任何一种深刻的理论在其传播与接受史中，都难免遭遇简化、误读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一定程度地标签为“批判性经济学”，而忽视其内在的建设性维度，是意识形态斗争、理论自身的表现形式与大众化的传播机制共同塑造的。系统剖析这一误读的形成机理，是唤回其完整理论生命力的首要前提。
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曲折探索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刻意塑造，构成了误读产生的直接经验来源。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在展现巨大历史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诸如苏联模式僵化、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曲折探索等复杂历程。这种复杂历程在西方主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中被有意地、系统性地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捆绑，进而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塑造成一个只能带来经济动荡的“失败学说”和旨在摧毁西方自由世界的“洪水猛兽”。这种由竞争对手定义的他者形象，通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向全球输出，深刻地影响了世人的认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面相被无限放大，而其建设性意图则被有意抹杀。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显性主题与论战性的叙述方式，在客观上造成了其建设性维度的隐性化。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的批判体系严密、深刻且富于战斗力，以至于作为其理论标识的批判性在传播过程中被无限放大。相比之下，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正面构想大多以分散的、原则性的形式呈现于文本的深层逻辑之中，并未以系统化的建设蓝图形式加以呈现。正如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所说，未来社会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科学的批判”与“谨慎的建构”之间的张力，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视为一种旨在破坏旧秩序的理论，而其内在的建设性内核，则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成为一种有待发掘的隐性传统。
再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其革命动员与大众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简化，进一步强化了其单一批判性的刻板印象。在革命年代，为了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动员广大群众，理论的传播必然侧重于其最具战斗力的部分。“剥夺剥夺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等口号式的、充满战斗力的表述，因其鼓动性而得到了空前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再生产平衡、长期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提升等需要深厚理论素养才能理解的、复杂的建设性议题，则在大众化、口号化的传播中不可避免地被过滤和简化了。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公众视野中呈现出的更多是一种激昂的革命宣言，而非一套严谨的建设蓝图。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标签为“批判性经济学”的表现形式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误读，通过一系列具体而微的表现形式渗透在学术研究、公共话语乃至政策讨论之中，构成了一个顽固的“认知滤镜”。
其一，在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系统性误读表现为一种论域萎缩。大量研究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性议题的开拓性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不少人只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不承认或说不清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被无形中收缩，仿佛其使命止于对资本主义的“病理学诊断”，至于新社会有机体的逻辑建构，则被默认为需要交由其他经济学流派来完成。
其二，在公共话语传播中，这种系统性误读表现为一种形象固化。在相关讨论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如“剥削”“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被频繁抽离出其严谨的理论上下文，简化为一种代表“颠覆”“否定”和“推倒重来”的意识形态符号。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论》关于“簿记”“社会劳动时间分配”“按比例进行生产”等对未来社会进行精妙科学构想的、极具建设性的内容，则几乎从大众视野中消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公共话语传播中成为一种关于“破”的宏大叙事，而非关于“立”的精密科学。
其三，在教育教学与知识传承中，这种系统性误读表现为一种重心偏倚。在许多理论教材和课程讲授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两个马克思”的叙述结构：一个是为革命服务的、批判的、激进的马克思；另一个则是为建设服务的、实践的、需要与其他理论“相结合”的马克思。前者是清晰的、自洽的；后者则是模糊的、有待补充和完善的。这种叙述方式在无形中向学生传递了一个信息，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部分是“硬核”的、经典的，而其建设性部分是“薄弱”的、有待填补的。知识传承的重点由此发生了偏倚。
其四，在理论对话与竞争中，这种系统性误读表现为一种地位被动。这就导致当与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学流派就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稳定等建设性议题进行学术对话时，我们往往难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中提炼出系统性的、可操作的方案，从而极易陷入对方设定的话语体系中。这就导致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应作为主导对话的、提供另一种现代化方案的理论体系，却常常被贬损为只能在一旁进行道德批判的抗议者角色，丧失了在经济学殿堂中就核心建设性议题参与角逐并争夺话语领导权的历史主动性。
二、何以“正名”：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的建设性维度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建设性。”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单一批判性形象的祛魅，必须回归其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非单纯的社会批判理论，其理论的最深刻之处，恰恰在于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维度深植于其原理、方法与价值观的“三位一体”的理论硬核之中。
（一）原理层面：在揭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建构新社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系，在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及其历史性的同时，已然蕴含着关于未来社会建设的原则构想。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不仅是为了宣判其必将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更是为了从旧社会的母体中发掘出新社会的生成要素与运行机理。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供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建设方向性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是基于这一原理，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这一批判性结论，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具有必然性的建设性宣言。它不仅在“破”旧世界，更旨在“立”新世界，并科学地指明了建立与生产社会化本性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新社会建设的根本方向。
第二，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建设规范性依据。剩余价值理论在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同时，逻辑地推衍出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平的规范性条件。它指明，要实现劳动的解放，就必须“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建设性制度，提供了最核心的经济学论证。同时，按劳分配原则作为对按资分配的直接否定，其合理性直接植根于劳动价值理论，为建设一个超越剥削的分配正义体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第三，社会再生产理论勾勒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建设平衡性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构建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模型，固然可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现条件，但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首次科学地揭示了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必须遵循的比例平衡规律。这一理论剥离了资本主义形式后，其内核是关于生产要素如何按比例分配于不同生产部门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科学构想。它超越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教条性思维，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宏观审慎政策调节、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建设性分析框架。
（二）方法层面：在辩证分析中实现“破”与“立”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绝非单纯的否定性思维，其唯物辩证法本身内嵌着“否定之否定”的建构逻辑，在分析旧事物矛盾的同时，必然指向新事物的生成。如同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将批判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成性的理论活动。它不是为否定而否定，而是通过揭示现有经济形态的内部矛盾及其界限，从中辩证地推导出新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可能性。
第一，矛盾分析法中内嵌着建设性指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剖析，绝非为了宣判其死刑而止步。分析矛盾的深刻目的在于发现解决矛盾的现实条件和可能要素。正是从这一矛盾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导出，解决矛盾冲突的唯一方式是使占有方式适应生产的社会化本性，即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于是，批判的矛头直接转化为建设的方舟。矛盾本身成为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批判性分析在此展现出其强大的建设性生成能力。
第二，阶级分析法指明了建设的历史主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的分析，对应的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确证。它指出，无产阶级不仅是旧社会的掘墓人，更是新社会的建设者。“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这一“摧毁”行动，本身就是为了建设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社会。因此，阶级分析在完成批判的同时，也积极地、建设性地赋予了无产阶级以改造世界、创建新文明的历史主动性，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行动的主体力量。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建设的路径。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并非将理论视为对现实的机械反映，或将实践降格为理论的教条应用，而是强调二者在历史进程中的辩证互动关系。这一方法的建设性一方面体现在，要求理论创新必须从鲜活的经济实践中汲取问题意识，通过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批判性考察，发现其内在矛盾与演变规律，从而为制度的完善提供科学的施工图。另一方面，它要求理论必须超越单纯的解释功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建构力量，为破解发展难题、规划改革路径、设定价值目标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案。正是通过这种双向互动，抽象的理论原则才能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框架与行动指南，从而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持续推动着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与人的解放事业的实现。
（三）价值观层面：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终极理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追求不仅在于否定异化、剥削和压迫，更在于积极地构想并推动实现一个人的本质得以充分展现的理想社会。如同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一价值立场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使其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道德呐喊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经济学的功利计算，成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第一，“自由人联合体”是最高规格的建设愿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其建设性目标则是构建一个“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是基于对历史规律深刻把握所提出的积极的、科学的社会建设目标。它为建设一个超越阶级对立、实现人的创造性潜能的社会提供了终极的价值坐标。
第二，劳动时间的节约与分配成为调节经济的核心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未来社会，价值规律将随之消失，但“时间节约”依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劳动时间不仅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同时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此，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劳动时间，以实现物质生产需要与社会成员全面发展需要的平衡。缩短工作日、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
第三，公平与效率在更高水平上的建设性综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定资本主义形式公平下的实质不公平，但绝非否定效率本身，更不主张贫穷的平均主义。它旨在通过消灭剥削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使社会生产的目的回归到满足社会成员的现实需要，从而实现更扎实的效率和更彻底的公平。这一价值追求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了根本的衡量尺度。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座蕴藏着丰富建设性智慧的宝库。其原理揭示了建设的规律，其方法指引了建设的路径，其价值观确立了建设的目标。批判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锋芒，而建设性才是其躯干与灵魂。“事实上，仅从《资本论》来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就有几十处之多，阐述了该经济形态的所有制、按比例发展、经济计划、再生产、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分配制度、各类基金、农业与土地、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以及家庭等一系列问题。”唯有认识到这种“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完整理论品格，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并使其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焕发出磅礴的生机。
三、为何“亟需”：全面深化改革对建设性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呼唤
理论的价值在时代的需要中被度量，理论的活力在实践的呼唤中被激活。当前，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伟大实践，其复杂性、深刻性与艰巨性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绝非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能指导，也绝非单纯的“批判性经济学”所能胜任。如同习近平同志所说，“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迫切地、历史性地呼唤着建设性政治经济学的强势在场与自觉运用。
（一）导航之需：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定向提供理论压舱石
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问题是明晰“改什么、不改什么”，其本质是处理好“变”与“不变”、“守正”与“创新”的辩证法，确保中国巨轮始终航行在社会主义航道上。建设性政治经济学在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理论压舱石作用。
第一，界定制度的“变”与“不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建设性政治经济学深刻阐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它从学理上证成了改革的性质绝非“改旗易帜”，而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就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赋予了改革无可辩驳的历史合法性，使其成为一项遵循科学规律的、自觉的历史活动，而非盲目的政策调整。
第二，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合理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论断，需要超越单纯政策宣传的学理支撑。在建设性政治经济学看来，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基本形式，但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可能导致“市场失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能够运用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为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实现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效、更平稳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创造“两大奇迹”的重要原因。这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理论论证，是建设性政治经济学对全面深化改革最核心的贡献之一，确保了市场经济改革始终服务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
（二）方法之需：为破解系统性改革难题提供分析框架
当下改革难题多是结构性的，西方经济学的局部均衡和边际分析已力有不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效能”。建设性政治经济学以其辩证的、系统的分析框架，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独有的理论支撑和鲜明的方法智慧。
第一，运用“系统分析法”破解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改革难题的系统性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各子系统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建设性政治经济学拒绝孤立地看待某个领域的改革，而是将其置于社会有机体的宏大背景下，分析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如何影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以及如何与上层建筑发生互动。这一理论指引我们从国民经济有机整体的高度，去审视和设计一整套改革方案，“实现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深化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任何西方经济学流派都无法提供的顶层设计思维。
第二，运用“矛盾分析法”抓住改革主线。改革千头万绪，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现实应用。一切改革的战略、政策与成效，最终都要以是否有利于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为衡量标准，即是否实现了平衡而充分的高质量发展，是否促进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为在纷繁复杂的改革议题中保持战略定力、优先部署重大改革任务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引。
（三）价值之需：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确立价值基准
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强大的动力，也需要明确的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源于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与重构，通过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则根本上取决于以何种价值理念作为引导改革进程的罗盘。建设性政治经济学为确保全面深化改革不被资本逻辑所裹挟、不偏离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基准。
第一，高扬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锚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未来社会的最终归宿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价值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建设性政治经济学要求改革必须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建设性政治经济学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根本上扭转“重资本、轻劳动”的倾向，这是建设性政治经济学对抗“资本宰制劳动”的具体体现。可见，建设性政治经济学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道德理想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改革必须追求的建设性目标。
第二，规范与引导资本行为，防范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建设性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二重性”的思想武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建设性政治经济学既不简单否定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也绝不放任其逐利本性带来的消极影响，而是主张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依规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支持和引导资本流向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和人民需求的领域。这是主动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去驾驭资本逻辑的建设性实践，确保了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而非社会主义为资本服务。
（四）话语之需：完成从政治经济学“初稿”到“成熟之作”的飞跃
从历史发展的辩证视角审视，新时代构建建设性政治经济学，其必然性根植于一部“未完成的理论初稿”与一份“已然展开的实践续篇”之间的张力。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计划与市场二元对立的理论教条，被邓小平同志誉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担当，开启了探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伟大征程。但“初稿”之谓，本身就深刻揭示了这一理论工程的阶段性与未完成性。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创造性探索，为完成这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鸿篇巨制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材料与理论生长点。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到如今迈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融入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到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实践创造都迫切要求理论上的系统总结与升华。这些实践为建设性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独一无二的“中国样本”。
新时代构建建设性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继承邓小平同志所言之“初稿”事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鲜活实践为素材，完成从“初稿”到“成熟之作”的历史性飞跃。它要求我们不再满足于对个别现象的经验描述，而是要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规律和原理，构建起一个既能深刻阐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内在逻辑，又能科学指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这既是历史赋予新时代的理论使命，也是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意味着它将从一场伟大的实践探索升华为一套成熟的理论自觉，最终完成这部始于四十多年前的、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建设性政治经济学伟大著作。
四、怎样“开掘”：建设性政治经济学赋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路径
理论的辨明与建构，最终需落脚于实践的开拓与创新。系统开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意蕴，使其从“解释世界”的有力武器转化为“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是一项需要自觉推进的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文本诠释路径，在理论创新、实践应用与话语构建三个方向上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使其真正成为引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不竭动力之源。
（一）理论创新：在守正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我革命
开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意蕴，首要任务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直面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活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身的中国化时代化，构建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深度的系统化、学理化阐释。这至少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第一，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深入研究如何使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体现其全民所有的性质，如何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经济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现代企业治理等方式实现与市场经济的更高层次融合；第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超越对“按劳分配”的教条式理解，构建一个能将“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有机结合并能科学指导“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理论模型，厘清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与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依据，确保在促进效率的同时，牢牢守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底线；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是突破“市场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等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高度，科学论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深层机理与实现形式，突破西方经济学“自由市场与最小政府相结合”的教条，为破解这一“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每一个都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亟需建设性政治经济学为之提供学理支撑。针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超大规模市场理论、内需体系构建理论与充分就业理论；针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并深入研究产权制度、税收调节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应用型经济理论；针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化生产理论、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探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针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大力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然纳入生产条件分析，用绿色GDP指导发展，探索生态价值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实践路径；针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国际经济理论，为“四大全球倡议”提供基于合作共赢的建设性政治经济学逻辑。
（二）实践应用：将建设性思维转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图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和实践应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原理和方法，具象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政策建议，直接作用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第一，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设计新型举国体制的动力机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构建“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的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这涉及对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产学研融合、人才激励等一整套机制的设计，核心是处理好国家战略意志与市场激励机制的关系，这是建设性政治经济学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直接应用。
第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系统平衡方案。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国民经济循环进行全面的结构比例诊断。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工具，精准识别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和“弱点”，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准发力、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区域经济布局的优化提供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方案，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三，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制框架。基于对“资本二重性”的科学认识，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工具。研究制定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明确禁止资本进入的领域和鼓励资本进入的领域。探索在企业治理中如何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如何对平台资本进行有效监管、如何通过税收和反垄断等手段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构建起一个既能激发资本活力又能约束其消极作用的资本行为规制框架。
（三）话语建构：掌握中国经济解释权与发展道路定义权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思维，提炼标识性概念和范畴，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相关的研究和讨论。为此，我们要摒弃用西方经济学概念解释中国实践的做法，主动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讲好“中国故事”。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此外，我们还要清晰界定并大力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其本质是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而非发展资本主义。要精准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全面领导、公有制、共同富裕目标等社会主义要素如何具体地驾驭、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使其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阐释工作是打破西方将“市场经济”与其特定政治制度捆绑的话语垄断、向世界展现中国自身发展道路优越性的核心理论任务，也是争取国际共识的关键所在。
最终，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系统性地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化。要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孕育出的原创性经验范畴，进行深入的学理挖掘、严谨的逻辑论证与规范的概念淬炼，使其从政策术语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学术范式。要通过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前沿成果、推动相关概念和理论进入国内外知名高校的经济学课程与经典教科书、主动发起并主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等多种途径，使中国经济学不仅成为国际学术讨论的重要参与者，更要努力成为设定议题、引领方向的规则制定者。
理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呼声紧密相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旧世界矛盾全面暴露的时代，其批判性因此光芒四射。今天，我们正迎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维度必将大放异彩。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必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性思维被不断开掘、检验、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唯有完成从“批判的武器”到“建设的武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充分兑现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的庄严承诺，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出无可替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