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使其成为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知识殖民”、文化剥削的重要手段。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再生产，导致全球南方国家丧失文化主体性，产生“文化畏缩”的社会心理结构。建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解构殖民性知识，揭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鼓吹的“文明等级论”“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和“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在其“普适性神话”外表掩盖下的狭隘“西方中心论”实质。在这一过程中，要采取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方法，在打破以西方为主导的不合理、不正义的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营造平等、开放、共享的知识生产新格局，并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理论智慧，推动全球知识生产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全球南方 自主知识体系 知识殖民 文化主体性 文化霸权

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全球南方的崛起之路并不平坦。回顾历史，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在经济与政治上受到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与压迫，而且在知识与文化上长期遭受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殖民。相较于经济与政治上的掠夺与压迫，“知识殖民”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更为根本和长远。如一些学者所说：“‘全球南方’问题说到底是南方国家能否捍卫自身权利、掌握历史主动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分析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知识殖民”的基本逻辑与文化霸权再生产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反思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长期存在的“普适性错觉”，完成对“知识殖民”的祛魅，推动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使全球南方国家摆脱知识领域长期受制于人的“学徒状态”。

一、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知识殖民”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霸权的再生产

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将“普遍性”话语与“科学性”标准转化为排他性权力，从而在学术领域复现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等结构。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知识生产资源的集中与垄断，更通过认识论层面的“规范性驯化”，迫使全球南方学者在理论框架、方法论甚至问题意识上被动依附于北方学术议程。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知识权力化”的结构性困境，南方国家的知识生产要么因无法契合“主流”范式而被边缘化，要么被迫通过自我异化以换取有限的学术可见性。这种系统性压制不仅削弱了本土知识的批判性与创造性，更在深层固化了知识生产的殖民性。

（一）从“历史的终结”到“知识的终结”：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知识生产的垄断

在《历史哲学》中，德国观念论哲学家黑格尔勾勒出一条“日出东方，日落西方”的线性历史发展观，并描绘了世界历史终结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人类文明发展图景，“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这种线性历史发展观虽然曾遭到马克思、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学者的批判，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浪潮前后再度沉渣泛起，成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自由主义学者鼓吹新一轮“历史终结论”的核心依据。

近年来，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声势卓然壮大，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伴随整体力量的上升，全球南方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中国奇迹”的创造，证伪了福山等自由主义学者鼓吹的以线性历史发展观为核心的“历史终结论”。但是，客观审视当今世界的知识生产格局，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知识生产的主导权仍高度集中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南方在知识与理论层面仍然存在“受制于人”的现象，“我们这个世界的各方支配性力量试图终结而非拓展社会的自我认知”。这种“知识终结论”的倾向旨在固化现有知识生产框架，压制多元视角尤其是来自边缘地带的思想活力，从而维护不平等的全球知识权力结构。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时代赋予我们的核心课题正是要旗帜鲜明地挑战并解构“知识终结论”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其根本路径在于，推动全球南方主体性的觉醒，建构植根本土经验、回应自身关切、具有世界视野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以此打破“知识殖民”，重塑全球知识生态的多样性与公正性。

我国哲学家冯友兰曾将“别共殊”作为其“新理学”的核心要义，提出要从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中理解和把握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新理学》着重讲共相和殊相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讨论它们之间的区别及联系。”这一主张就其实质而言，是从哲学高度为后发国家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寻求哲学根基。无论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全球南方国家，它们的现代化道路与文化发展都是共相（人类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殊相（一定国家或地区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的统一。“知识终结论”的逻辑漏洞在于，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混同为人类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将其通过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加给后发的全球南方国家，这实质上是一种混同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的文化剥削与“知识殖民”。要破除这一文化剥削与“知识殖民”，首先要做到“别共殊”，将人类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一定国家或地区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结合起来。

（二）“知识殖民”的资本逻辑：知识生产的全球分工与文化霸权的再生产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普适性知识”的表象下，隐藏着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在知识生产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知识生产、理论创造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成为主导者；全球南方国家则处于这一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被迫成为依附者。“知识殖民”的深层本质是资本逻辑主导知识生产的全球分工体系，分工的不平等必然产生知识生产、知识消费和知识权利的不平等，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在现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只能成为边缘、注脚和例外，只能被迫失声、失语和失踪。

这种全球知识分工的不公平性已遭到诸多左翼思想家的诟病。例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迈克尔·雷迅马（Michael Latham）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指出，冷战社会科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西方进步而非西方世界则停滞不前，而这正是一个深深植根于帝国历史的问题。伊多·奥伦（Ido Oren）在《美国政治学的起源与霸权》中揭示了美国政治学如何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市场”建构为“科学标准”，排斥非资本主义政治实践的研究，并指出“美国政治学的实际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科学客观性的规范”。质言之，资本主义通过定义“合法性知识”，将符合自身利益的知识标榜为“普适真理”，边缘化本土化、批判性知识体系。

在《南方理论——社会科学知识的全球动态》一书中，澳大利亚学者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探讨了“知识生产全球分工的技术路线”，为揭开“知识殖民”的资本逻辑提供了钥匙。在他看来，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数据采集及应用在殖民地进行，而理论化则发生在宗主国；第二，宗主国的科学在其国内得到持续更新，并源源不断地对外输出；第三，宗主国的知识霸权未能消灭来自他国思考世界的方式，但后者很容易被边缘化、甚至污名化。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使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了“人类知识与理论的发源地”这一核心地位，而将全球南方国家降格为知识与理论的被动接受者和应用场所。这种知识生产的殖民性结构，塑造了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认知图景，仿佛全球南方国家只需要虔诚地套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模板，就能自动解决自身的经济社会困境。在这种知识霸权体系下，西方理论被包装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真理”，而本土知识则被贬低为需要被改造的“地方经验”。全球南方的学者们被迫陷入双重困境，要么全盘接受这些外来的理论范式，在本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应用；要么面临被国际学术共同体边缘化的风险。这种知识依附关系，恰如经济领域中的“中心—外围”结构，使全球南方在思想层面也陷入结构性从属地位。

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行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下，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获益的一方，它们占据学术话语权的优势，掌握以国际期刊影响因子制度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的规则制定权，并能在自身主导的国际学术会议中通过筛选发言者的方式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规训网络，其核心目的是以文化形式延续其经济、政治霸权，以“文明优越”为名对全球南方国家实行文明同化。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来说，如果不能适应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学术规则、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很有可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困境。由此形成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知识殖民”的隐性控制路径和全球南方国家学术话语的依附性结构。

（三）“文化畏缩”：全球南方知识论困境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心理因素

更进一步说，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采用资产阶级的、男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视角，对社会边缘地带人群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种漠视民主与平等的理论输出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又意味着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对“边缘、半边缘国家”的知识剥削。因此，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是一种对民主与平等的二次否定。正是在这种“二次否定”中，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实现了再生产。

从原则上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困难在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了学术评价、学术交流与学术出版的规则制定权，“如美国政府就有法律规定，凡是加入共产党的人，一律不准在教育系统和公务员系统任职，从根本上把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士排除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机构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国家的学者“想要在这些平台发表论文，就必须以宗主国编辑熟悉的形式进行写作，这包括使用宗主国的概念，设法了解宗主国的文献，并以具有说服力的方式介入宗主国的争论”。质言之，学术出版集团通过垄断期刊版权，将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意识形态控制的机器。现行的学术规则使得全球南方学者不得不将研究焦点放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上，不得不研究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而放弃自身的身份与文化认同。

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全球顶尖高校教材普遍采用西方理论框架，培养认同资本逻辑的精英阶层，形成“知识-权力”代际传递。更有甚者，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影响因子、H指数等量化工具强化欧美期刊的权威性，迫使南方学者迎合其研究范式。西方基金会资助的“全球课题”要求采用西方理论框架，压制本土核心议题。国际顶级期刊主要接受英文投稿，迫使南方学者耗费大量时间翻译研究成果。此外，西方期刊将随机对照试验、大数据模型奉为“金科玉律”，否定质性研究、行动研究等南方传统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南方国家的学者自我轻视乃至“文化畏缩”（The Cultural Cringe）社会心理的出现，使知识生产全球分工的不平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结构固定起来。因此，打破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知识生产的殖民与垄断必须建立开放的出版体制、多元语言评价体系、本土理论创新机制，最终实现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

由此可见，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殖民”并非仅是一种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植根于资本逻辑与文化霸权再生产的系统性支配。这一体系深深嵌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重维度。在社会存在层面，它表现为知识生产的全球分工与技术路线的垄断，先发国家通过学术期刊指数、科研资助体系与知识产权制度，将非西方知识边缘化为“地方性经验”，同时将自身理论包装为“普适标准”。这种技术路线的控制，实质上是知识生产工具的权力殖民化，迫使全球南方国家在学术评价、研究方法甚至问题意识上被动依附。在意识形态层面，这种垄断进一步催生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化畏缩”——一种对本土知识体系的自我贬抑与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仰视。更关键的是，这种霸权通过教育体系、学术共同体与媒体传播完成了再生产循环，最终使被殖民者无意识地内化其规则，甚至主动维护这一不平等结构。

二、“普适性神话”的实质与殖民性知识的解构

西方知识体系的“普适性神话”建构，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论层面的殖民性实践。它通过预设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历史发展路径和文明评价尺度，将源于特定地域的经验与知识抽象化、神圣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过程不仅遮蔽了知识生产本身固有的历史性与情境性，更在认识论层面确立了一种不平等的认知等级秩序。

（一）隐性帝国主义逻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文明等级论”

作为一套被编织的意识形态神话，“文明等级论”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文化精英中就存在对非西方他者的歧视，只不过在19世纪西方赢得全面优势之前，这种观念缺乏物质基础的支撑。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非希腊人的理性思考能力不如希腊人，更容易被身体的欲望支配。因此，非希腊人不适于享有同等水平的自由，应当成为希腊人的奴隶”。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盛行的19世纪，“文明等级论”加速流行，并在20世纪前半叶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文明等级论”的核心依据在于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对比，并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文明”“现代”的代表，与之相对，全球南方国家则被视为“野蛮”“传统”的象征。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殖民、掠夺，不仅不被视作不正义，反而被认为是“文明”战胜“野蛮”、“现代”取代“传统”的体现。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将殖民活动看作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救赎”，在其看来，全球南方国家无法依靠自身的努力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必须依赖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拯救。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就认为：“殖民国家施行的那种严厉治理的专制是完全合理的，可以使野蛮人达到那种可以享受自由的文明程度。专制成了一种家长作风的形式，它的施行是为了人们的利益。”

在后殖民时代，“文明等级论”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中，其中蕴含的“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历史观成为西方世界“知识殖民”和话语霸权的深层哲学根源。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现代相较于传统、文明相较于野蛮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传统、野蛮被赋予道德上的贬低意味。如此一来，率先实现工业化、走出中世纪的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天然”是现代与文明的代表，占据“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与之相对，作为“传统与野蛮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理应放弃它们的文化与哲学，转而向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质言之，就是不允许全球南方国家在保留自身文化与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在于，“对于被殖民的文化而言，征服不是进化、合理化或是转型，而是灾难”。这无疑是一种隐性的帝国主义逻辑在知识领域的体现，蕴含着对非西方经验的排斥与否定。“世界上每个文明都是独特的，每个独特的文明都是平等的。”在20世纪下半叶，“文明等级论”因其自身的缺陷性，受到后结构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批判。这一理论很快被貌似更加“客观中立”的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取代。

（二）殖民话语的“文明包装”：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时代错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知识殖民”的又一“思想武器”。该理论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经济阶段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西方兴起论和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政治秩序论、70年代的亚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人的现代化论等几个阶段不断修缮，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否认替代性方案存在的可能性。美国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以西方社会的发展为模板，将现代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共五个阶段。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预设的“普适性”框架，使得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区别于单纯的经济分析，成为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维护其主导地位的强大意识形态工具。罗斯托模型以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崛起为原型，将其历史经验绝对化、普遍化，设定为所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必然和最高级的路径。这实际上否定了非西方社会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探索不同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塑造为衡量“进步”与“现代性”的唯一标尺。在美苏争霸的关键时期，罗斯托的理论直接呼应了西方阵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需求。通过将资本主义描绘成通向“高额群众消费”和“生活质量”的终极、自然的路径，它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强大的“历史必然性”和道德优越性论证。其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对抗性的赤裸宣言，旨在说服新兴独立国家摒弃社会主义道路，拥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体系。该理论聚焦于抽象的、线性的“阶段”演进，却刻意淡化或忽视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固有的剥削、依附关系、中心—边缘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全球不平等。它将西方的发展成就归因于其内部遵循了“正确”的发展路径，而将非西方世界的“落后”归咎于其内部因素（如“传统”因素的阻碍），从而掩盖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掠夺和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公对全球南方发展的结构性制约。

二是将非西方式的现代化尝试视为诱发动荡的因素，以稳定与秩序之名对其进行压制。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于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为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套关键的政治维稳逻辑。该书的核心论断——“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表面上是对政治发展规律的客观总结，实则深刻嵌入了冷战意识形态，并系统性地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利益，成为一种压制非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理论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目标，即最终必须达到类似英美那样的“制度化”的、基于形式上的法治和选举的西方式政治稳定。这种稳定被视为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和最高成就。任何偏离此目标的政治形态或发展路径，无论其历史背景、文化土壤与民众意愿如何，都被视为“落后”与“病态”。问题在于，这一理论刻意忽略非西方式的现代化运动往往是底层民众对深刻的社会不公、殖民遗产与依附性发展的正当反抗，而将其简单归因于“制度化水平不足”或“参与爆炸”带来的混乱。这种标签化成功地将追求社会公正、经济自主、文化独立和政治民主的非西方式的现代化尝试污名化为对“秩序”本身的威胁。当非西方国家出现被亨廷顿理论定义为“动荡”的状态时，西方国家可以依据此理论，将其判定为对“地区稳定”和“自由世界秩序”的威胁。亨廷顿强调的“权威”和“秩序”优先论，成为西方支持甚至扶植非西方盟友的正当化理由。美国在拉美、亚洲等地支持军事政变和独裁政权，很大程度上就利用了这一论述，目的是确保这些国家继续向西方资本开放、维持亲西方立场、压制左翼力量。

三是通过设置“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将非西方社会人为设定为与西方工业社会相对立的“传统社会”（这里所说的“传统社会”含有道德上的贬义色彩）。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克斯·英格尔斯在1974年出版的《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现代’可以被视为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特色的一种‘文明的形式’，就如同封建制度是中世纪的特征一样”，“社会的现代化永远是程度问题”。其实，这种理论框架绝非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描述，而是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与社会进化论色彩。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传统”被系统地描绘成静态的、停滞的、非理性的、情感主导的、基于身份和血缘的、生产效率低下的甚至是“落后”和“需要被超越”的状态。与之截然相反，“现代性”则被等同于动态的、进步的、理性的、效率至上的、成就导向的。这样一来，西方的富裕与强大被归因于其内在的“现代性”本质，而全球南方国家的贫困与“不发达”则被归咎于其自身的“传统性”。这种归因方式彻底掩盖了历史真相，即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奴隶贸易、资源掠夺、不平等贸易条约对全球南方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忽视了当代现实，即由西方主导建立和维系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何持续地剥夺南方国家的发展机会。通过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英格尔斯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塑造为全球普适的、唯一“先进”的标准。这无形中贬低了非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将其视为需要被摒弃的“糟粕”，从而强化了西方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霸权，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推广。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最小化政府干预等理论预设作为全球所有国家所必须遵从的标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普适性”。这一主张预设了全球南方必须模仿、追随西方，明确地否认了全球南方国家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探索和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正当性。“随着诸多新的制度安排开始定义世界贸易规则……发展型国家发现自己日益陷入新自由主义的安排中”。

问题在于，上述“标准化”的先发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以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为核心特征的英国现代化道路不同于以商业贸易为特征的荷兰现代化道路，同样，以金融资本垄断为核心特征的美国现代化道路又与依靠国家政治权力实现现代化的德国道路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就是说，世界历史的一般性是以特殊性为前提的，不能剥离一定国家或地区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性而对人类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抽象谈论。

另外，西方现代化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现代化，起源于残酷的殖民掠夺与资本原始积累。对其不加分析、批判，盲目套用到全球南方国家身上，必然要犯“时代错乱”的谬误。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因而必然表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截然不同的特征。罔顾这些特征的存在，可能会直接妨碍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时间上在先不等于逻辑上在先。资本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方案，而非唯一途径。更有甚者，西方现代化实践暴露的重重矛盾意味着资本主义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佳方案。据此，一些学者指出，“现代化理论（指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引者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自从欧洲的工业经济体开始形成以来，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发展进程就已经产生分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从左翼激进主义衍生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以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进一步撕开了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文明包装”下的殖民主义话语实质。例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现代世界的标志是它的受益者的想象力和被压迫者反对他们的断然态度。剥削与拒绝接受剥削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构成了现代持续的对立，二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还远远没有达到最高潮。”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资本在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统一和分裂的作用。有利于统治资本的集中机制同时在中心的不同地区发挥作用，所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区不平等的情况也在发展。每个‘发达’国家都在它的内部制造自身的‘欠发达’地区。”这促进我们进一步反思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

（三）忽视“南方经验”：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的悖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由设想转变为现实。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现代营销学的奠基人之一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用“全球化”一词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美国社会学家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正将世界统一为单一的生产模式和全球体系，并将不同国家和地区有机融合为全球经济。全球化理论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并将其涵括、归纳为知识对象。从理论上说，作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南方理应成为全球化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但令人遗憾的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在“客观中立”的外表下抹消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抹消了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历史事实，实质上仍是前述文明等级论、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翻版。例如，美国知识社会学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就认为，四种源自西方的亚文化（包括管理、学术、商业和宗教等）在非西方世界传播开来，才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视角下，南方国家的文化主体性、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的不平等、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南方的“知识殖民”与掠夺，都完全被隐匿了。其中蕴含的逻辑是，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不仅天然合理，而且将永久存在。对此，英国殖民与后殖民研究创始人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指出：“对于后殖民方法来说，应用英美或欧洲中心的价值观和判断是非常矛盾的，而且，在后殖民背景下，这些价值观与作品的功能是分离的。”

顾名思义，全球化理论的核心研究对象和解释范围理应涵盖全球范围内的现象和经验，其理论框架、分析范畴和核心结论，必须具有真正的全球普适性和解释力。如果一种理论主要甚至完全基于特定区域（尤其是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视角和价值观来构建，并将其视为“普适模式”或“终点”，那么它就名不副实，本质上是一种区域中心主义、特别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述，而非真正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论。这恰恰是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全球治理理论的悖反。如同特伦特大学文化分析系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说：“全球化进程似乎并不是在制造文化的单一性；相反它使我们明了新的多样性层次。如果说到全球文化，最好不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而是差异、权力争斗、文化声望的竞争将在其中进行到底的一个场所。”

长期以来，主流的西方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深受西方历史经验、发展模式、价值观和学术话语的主导，过度关注西方国家的经济整合、政治制度演变、文化传播，将其视为全球化的“标准模板”或“驱动力中心”，而对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独特经历、挑战、适应策略以及创新贡献关注不足。西方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常常将全球南方国家描绘为全球化过程中被动的接受者与“落后”的追赶者，忽视了其主体性和创造力。这种忽视往往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根深蒂固的知识结构和权力结构，导致了全球南方在理论叙事中的“系统性缺席”，更导致了全球化理论的理论抱负（解释全球现象）与实践效果（偏重西方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早已警示，现代世界体系自诞生起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整体结构，由“中心”“半边缘”“边缘”区域构成。主流的全球化理论若忽视这种历史形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及其在当代的延续与演变，便无法理解全球南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定位置和挑战。

实际上，全球南方国家是全球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也主动参与并塑造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南方国家在融入全球化时所面临的独特挑战以及采取的应对策略，为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角和丰富案例。任何声称具有全球解释力的理论，都必须能够在全球南方的具体情境中得到有效检验和应用。只有充分吸纳全球南方的声音、经验和知识体系，才能构建出更全面、平衡、公正和具有真正全球视野的全球化理论。这有助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促进知识生产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全球南方不应是全球化理论中的“他者”或注脚，而应是其不可或缺的共同书写者。忽视这一点，所谓的“全球化理论”就失去了其最根本的合法性和价值。

三、重建文化主体性：构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智慧

构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知识与理论的垄断，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民主化的必然要求。这要求我们拥抱多元现代性，承认分属于不同文明的不同国家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权利在文明交流与互鉴中，创造出符合自身条件、体现自身价值的现代化道路，从而真正解放被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禁锢的人类发展想象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内核的西方知识体系，长期主导南方国家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进程，使‘全球南方’的文化主体性遭遇历史性阻断。面对西方的知识垄断与输出，‘全球南方’唯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要采取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方法，在打破以西方为主导的不合理、不正义的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依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营造平等、开放、共享的知识生产新格局，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理论智慧，推动全球知识生产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打破以西方为主导的不合理、不正义的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

以西方为主导的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在“普适性错觉”的外表下，掩盖着为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服务、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知识殖民”、文化剥削的深层实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充当理论的生产者，全球南方国家只能被迫充当理论的消费者、注脚乃至例外，这根源于以西方为主导的不合理、不正义的知识生产体系、学术评价体系。因而，构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步就是在“文化论战”中重建以文化自信为核心的文化主体性，揭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普适性”外表下的狭隘利己主义实质，从全球南方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展开理论构建，破除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家独大”的局面，进而打破以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不合理、不正义的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

“本土是知识的唯一场所，或者是政治的唯一合法场所。”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方能意识到西方“普适性”理论不过是根据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建构出的理论模型，其精神实质、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并不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实际状况，盲目套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普适性”理论只会导致“水土不服”。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成功与否，应当看其是否有利于推动南方国家生产力水平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以及社会民生福祉提高，而不应看其是否使用了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范式、话语和规范，因为后者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

学术评价体系的自主化是构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在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中，全球南方国家不应只满足于充当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普适性”理论的数据来源和应用场所，而是要从自身的实际状况、文化传统出发，克服“文化畏缩”的心理，对西方制定的“普适性”理论进行学术论战，展开符合全球南方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文化传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而完成从理论的“消费者”向理论的“生产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南方国家的学者应当敢于揭示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殖民、知识剥削所造成的创伤，探求重建文化自主性的具体路径，向世界发出全球南方的声音。

（二）营造平等、开放、共享的知识生产新格局

时至今日，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的不公平、不正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凭借自身的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制造文化殖民、知识剥削，千方百计阻挠与延缓全球南方国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但其声音和诉求在当前国际治理体系中尚未得到充分反映。”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相似乃至相同的历史境遇与时代环境，理应团结起来为解决“四大赤字”而不懈斗争，并共同努力打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家独大”的局面，推动学术研究科学化、民主化，营造平等、开放、共享的知识生产新格局，推动构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分别从经济基础、安全保障和价值导向三个维度，为全球南方国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系统性支撑。第一，全球发展倡议是全球南方国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前提、经济基础。全球南方国家大部分属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经济实力、改善社会民生福祉是“硬道理”。只有坚持发展优先，通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与综合国力，才能在知识生产全球分工体系中赢得充分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必须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营造国际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第二，全球安全倡议是全球南方国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条件、安全保障。全球安全倡议以消除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为规范，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摒弃“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共赢”，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对话，才能把知识的生产、评判置于公平、合理的规则与标准之下。第三，全球文明倡议是全球南方国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支撑、价值向导。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所说：“‘文明’及其思维方式要对外开放，接受批评，也意味着我们要竭尽所能将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放到恰当的位置。人类的利益是什么，在做决定时，我们必须从全球和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从某个单一的文明、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出发。”只有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思，树立真正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观，全球南方国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才能获得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营造出平等、开放、共享的知识生产新格局。

（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启示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的一员，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权益，积极推动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应抓住变革期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以实践主体性重构知识合法性，加快推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表现出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历史担当精神，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为全球南方国家突破西方知识霸权、探索本土化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拒绝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西方制度移植”，提出“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新范式，这一理论与实践彻底证伪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的理论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既强调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色。推而广之，一切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应该从各自的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通过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全球南方国家将自身经验进一步总结和梳理，丰富和发展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将社会发展理论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殖民”中解放出来，为全球南方打开和平与发展的“可能性界域”。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普适性”理论主张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框架，在承认本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潜力的基础上，将本土智慧转化为制度资源，并通过重释“发展”内涵，将文化主权、生态安全、集体福祉纳入现代化指标体系，有助于营造平等、开放、共享的全球知识生产新格局。此外，中国向来主张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倡导“三大全球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与互鉴，有利于破除“西方中心论”“文明等级论”的偏见。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证明，现代化道路不是线性演进的“单一路径”，而是允许不同文明基体在政治拓扑空间中寻找最优解，这正是对西方“普适性”理论最有力的祛魅。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证明知识自主权是发展权的前提。全球南方需在“破”（西方霸权）、“立”（本土标准）、“联”（南南网络）中，将文明多样性转化为人类进步的澎湃动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一条基本主线，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实践标准，主张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吸收利用而非照抄照搬西方资源，从而引领中国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知识自主权不是文明的堡垒，而是发展的桥梁。这启示全球南方国家要抛弃对西方“普适性”理论的迷信，从具体实际出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当然，我们要认识到，无论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是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理论建构必然要经得起时代检验，而时代的检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注定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段。我们相信，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落”，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进一步觉醒，随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不断推进，“知识殖民”祛魅的时代终将到来，全球南方国家终将摆脱受制于人的“学徒状态”，完成自身文化主体性重塑的历史使命。

王先鹏，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9期

项目：本文系北京大学人文社科人才项目“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研究”（ZX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