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的《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以下简称《天下》，商务印书馆二〇二六年版），很难简单地将其归为哪个学科门类的著作或论集。但在其纵横捭阖、头绪万千的论述中，还是能找到隐伏其中的主线——试图通过文明史的再阐释，为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寻找答案：为何中国成为汤因比口中那个“唯一尚存于世的世界性国家”。
马克思曾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语道出何谓“历史唯物主义”，更以此确立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作为一名长期浸融于经济思想史的写作者，我所看重的，就是《天下》一书中关于“天下”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建构。
一
“天下”作为中国文明的独有特征，其自何来，是《天下》一书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韩毓海拒绝将“天下”文明的起源简单归结为某种文化特质的自我演化，而是独辟蹊径，重新激活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论述，将其从僵化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赋予了鲜活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力。
书中精彩地论证了“天下”观念的诞生，实则植根于中国独特的“水利共同体”经济模式。从上古的大禹治水到人民共和国的各种大水利工程，这种跨越千年的历史行动，揭示了中国文明的一个核心秘密：为了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分布的不均，必须建立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超大型协作体系。这种经济形态与欧洲基于私有产权的封建制截然不同，它内在地要求“天下为公”，要求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资源的广域调配与再分配。正是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倒逼与形塑下，“大一统”才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统御，更成为塞外与中原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韩毓海敏锐地指出，这种“制度性包容”才是“包纳四夷”的底气所在——它不是居高临下的道德施舍，而是各个区域在共同体中求生存的理性选择。
如果说“水利”构成了中华文明“物质生产方式”的基座，那么魏源笔下的“行国、居国、海国”则勾勒出其动态的生存图景。韩毓海教授巧妙地将这一本土概念，与马克思的“游牧、农耕、海洋”三大文明形态相对接，打破了线性进化论的迷思。他向我们展示，中国文明从未故步自封于单一的农耕模式，而是一个集草原骑射、中原稼穑与大航海于一体的有机生命体。唐之府兵、明之卫所、清之旗田，这些制度创设无一不是为了在统一的政治架构内兼容并蓄多种经济形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关于“黑河-腾冲线”与朝鲜半岛的地缘经济分析。作者将那条著名的地理分界线，还原为农耕、游牧与商贸三大力量的博弈带；将营州（朝阳）与朝鲜半岛，视作透视“天下”体系运作的绝佳窗口。从箕子东迁带去井田制的“明夷”精神，到历代中原王朝对半岛局势的战略关切，韩毓海有力地证明了：边缘往往是中心最真实的投影。半岛作为陆权与海权交汇的锁钥，其历史命运始终与“天下”体系的安危休戚相关。忽视海洋维度的内陆视角，曾是传统王朝的软肋，这一历史教训在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此外，书中对金融维度的挖掘亦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像一名精细的会计师，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梳理出白银流动的草蛇灰线。从万历援朝因货币体系差异导致的财政崩塌，到晚清因白银外流与金融主权缺失而陷入的被动挨打，作者犀利地指出：文明的韧性不仅取决于文化的厚度，更受制于金融的底座。清代虽有盛世之名，却因缺乏有效的货币主权机制与金融监管，在面对西方资本的金融围猎时显得左支右绌。这一论断，将“天下”体系的兴衰从单纯的政治军事层面，回筑在更为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之上。
二
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到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又延伸到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把现代史以来国家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关系的一种“外推”。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多德区分了两种外推方式：一种是通过武力殖民进行直接的地理空间上的垂直扩张；另一种是依托资本关系全球化把权力向弱小国家延伸，即水平扩张。但无论哪一种，都是中国传统中讲的“霸道”，而与中国式“天下”理想中的“王道”截然不同。
韩毓海在《天下》一书中，剖析了“王道”与“霸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演进过程。他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往往遵循“霸道”逻辑——即基于排他性的权利观，通过将内部矛盾和发展成本外部化，将世界划分为中心与边缘，通过殖民掠夺、金融收割和军事霸权来维系自身的超额利润。这种逻辑虽然带来了局部的技术跃迁与财富爆发，但其内生性的缺陷注定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生态透支与文明冲突。今日世界的种种乱象，从金融海啸到地缘战火，无一不是“霸道”秩序走向末路的表征。
与之相对，“天下”体系所代表的“王道”，则是一套基于“分享型权利观”的治理智慧。它不谋求将一方的繁荣建立在他者的匮乏之上，而是致力于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内部的改革与协作来消化发展压力。清代的“摊丁入亩”“永佃制”等制度创新，正是这种“向内求索”智慧的体现。它追求的是“万邦协和”，是不同文明单元在保持特质基础上的“各得其所”。
正是这种划分，使得《天下》一书具备了“当下”的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替代性文明想象。它告诉我们，那个依靠转嫁危机来维持繁荣的时代已经难以为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精神内核正是这种古老“天下”智慧的现代转化——强调互联互通、命运与共，试图构建一种非零和博弈的新型全球化图景。这不仅是对霸权秩序的否定，更是一种“后霸权”时代世界秩序的积极建构。
同时，作者也借历史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呼唤着文明主体的精神自觉。通过对“明夷”卦象与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阐发，作者反复告诫：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自我革命。在霸道的诱惑与围堵面前，坚守“王道”并非易事，它需要一个民族拥有极高的战略定力与道德勇气，时刻警惕内部的腐化与外部的异化。唯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成为那个“包纳四夷”、造福世界的新型文明载体。
三
熊彼特在评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时，认为其为一种“经济社会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是将经济现象内嵌于阶级结构、社会伦理、历史变迁之中，充满了对公平、正义、剥削、贫困、人类福祉与发展的深切关怀。《天下》一书的写作，也透露着这一气象：贯通中西、熔铸古今。作者拒绝成为某一断代史或专门史的“工匠”，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大历史观”。
思想互证。韩毓海教授游刃有余地穿梭于马克思与魏源之间，通过引入魏源的“共时性”视角，修正了单纯强调“历时性”演进的历史阶段论，从而更精准地把握了中华文明作为“活着的传统”的复杂性。更为精彩的是，他让汤因比的“世界国家”理论与麦金德的“陆权复兴”预言在当代中国找到了交汇点。在他的笔下，麦金德关于“朝鲜是欧亚大陆桥头堡”的论断不再是死板的地缘政治教条，而是理解从甲午战争到抗美援朝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密钥，并直接指向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战略意义。此外，书中广泛吸纳了包括杉原熏“勤劳革命”、伊懋可“高水平平衡陷阱”等在内的国际汉学成果，并将其纳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之中。他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对现代性的简单模仿，而是在资源约束下对人力资源与社会合作潜力的极致开发。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自信，构成了全书最为底层的学术底色。
文史互证。作为文学出身的学者，韩毓海的理论架构并非干枯的骨架，而是充满了血肉丰满的细节刻画。无论是对箕子作《麦秀之诗》时苍凉心境的体悟，还是对毛泽东送子参军时那份家国情怀的动情书写，抑或是对“大雨落幽燕”这一诗意意象的政治学解读，都使得全书在严谨的逻辑推演之外，洋溢着一种动人心魄的感性张力。这种将文学的感悟力与史学的穿透力熔于一炉的写法，使得枯燥的制度史变得鲜活，让读者在理性的思辨中亦能感受到历史人物的呼吸与脉搏。
当然，这种大胆的跨学科尝试注定会遭遇挑战。尤其是书中关于近代“大变局”起源的解释——侧重于金融资本的掠夺而非工业革命的技术代差——可能会引发专业史学界的争议。毕竟，从政治经济学或唯物史观的传统视角看，生产力的落后似乎才是清帝国溃败的根本。然而，正如作者所言，这或许是书写的“软肋”，更是一种视角的“突围”。它提醒我们，在理解近代中西冲突时，绝不能忽视全球金融网络与殖民暴力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种“偏师借重”的策略，恰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
四
我与韩毓海教授相识已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也包括学界的“河东河西”，尤其见识了世界与中国如何从“经济学时代”回归到“政治经济学时代”。但时代风潮一直在变，而我俩的观点几乎没变过。只不过有人把背景板的变换，误认为是观点的变换，甚至想象成为某种投机。而我忘不了的是，曾在一段并不短的时间里，因思想上的惺惺相惜，我俩曾如何抱团取暖。
《天下》的全新修订再版，是有我的贡献的。二十年前我读到这本书时，书名是《天下：江山走笔》，当时读之就如闻黄钟大吕，并认定作者在试图完成一次艰难而壮阔的思想远征。二〇二四至二〇二五年我们共同发起“博雅读书”，后来我提醒他，这部著作应该重新修订后再版。
我当时所想的是，将《天下》从故纸堆中唤醒，将“天下”理想再次张扬起来，在一个霸权逻辑脱去价值外衣、强者更加肆无忌惮而知识人却罕有地沉默的时代，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代表着源自古老文明深处的倔强抵抗。正如书中引用青年毛泽东的豪迈之语：“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
这不仅是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更是对当代中国使命的期许。
当然，也是我对《天下》及其同道者最深沉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