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他所提及的主张关税保护政策的代表就是李斯特及其国家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在反对发达国家的奴役与殖民掠夺、促进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工业发展的斗争中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甚至还成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教科书，曾经在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马克思从阶级立场、理论主张与哲学根据三个方面批判了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庸俗性”实质。
首先，从阶级立场看，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表征，反映的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自私。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协力”已经逐渐造就了它的国内市场，进而通过高扬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的原则以夺取世界市场，那么，李斯特政治经济学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需要借助英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重商主义学说，以建立国内市场；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英法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保持高度的警惕。因此，不难理解他何以不能完全接受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学说，而是主张以“德国的实际”拒斥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扩张并要求在贸易政策上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骑墙”态度表明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双重软弱：一方面，与英国法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相比，德国资产阶级还跟在后面“一瘸一拐”；另一方面，当德国的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阶级意识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却还试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因此，马克思认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代表的是德国的“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赶超经济学”，而是一种陈腐的“庸俗经济学”。
其次，从理论主张看，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庸俗的。李斯特构造了两个主要理论，即“阶段论”与“生产力论”，前者阐述了落后国家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几个阶段，以此对抗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普遍性；后者则是强调国家之关税保护政策的必要性，以此对抗“交换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了价值法则与剩余价值法则的自发作用，初步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的概念并提出了自由贸易的要求，那么李斯特则是从民族经济的角度，通过“国家”这个概念的构造，将五花八门的社会的与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范畴庸俗地归纳在一起。但这样的大杂烩使得“生产（劳动）”这个概念“最终失去了作为政治经济学一个范畴所具有的任何科学价值”。如果说以斯密、萨伊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形式，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则充当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角色；相对于英法工业资本家毫不掩饰自己对财富的追求，李斯特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与世俗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经济学，实际上是“以创造一种夸大的、假理想化的国民经济学开始创造自己的财富的”。这种政治经济学其实是把财富当作新的“唯灵论”来解释，反映了德国与英法两国的落差：在英法两国的问题是社会对财富的统治，而在德国的问题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
最后，马克思进一步批判性地考察了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法学”前提。“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并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自发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渊源首先是习惯而不是立法，因此，一个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具有其有机的、自然的历史生命，历史主义的个别化方法也不同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基于上述理由，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者对法的本质的理解与“立法”的僭越，并将自己的观点视为康德哲学的支脉，还自称康德的学生。但在马克思看来，胡果恰恰是曲解了康德。如果说康德的先验哲学论证了“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但胡果却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其“只是为了不把合乎理性的事物看作实证的事物”；如果说康德为“物自体”的不可知留下了一席之地，胡果却认为，“因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只要不真实的事物存在着，我们就合乎逻辑地承认它完全有效”。胡果在这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否定事物本质存在的“怀疑主义者”，将事物的偶然现象当作了本质。马克思称之为“历史学派的坦率而天真的、无所顾忌的方法”，其实质是将“理性”与“历史”完全对立起来了，“这个历史法学派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杜撰，那就是它杜撰了德国历史”。如果说康德的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
如上所述，马克思从阶级立场、理论主张与哲学根据三个方面批判了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庸俗性”。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庸俗性”集中显示了德国现实的复杂性。马克思曾经称当时的德意志民族为“天下最愚蠢的民族”，并以“时代错乱”来表述德国的“现状本身”。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时代错乱”集中体现在德国的“哲学理论”与德国的“历史现实”之间高度脱节：一方面，德国的现实是极端落后的，因为在英法的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另一方面，表述德国现实的哲学理论却是高度发达的，以黑格尔哲学为典范的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所以，马克思才说：“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要走出这种双重错乱就必须寻求思想的突破，构建某种“赶超方案”。事实上，近代以来各国所赶超的对象就是英国（后来包括法国）。但针对英国的强势地位，到底是采取“顺势而为”的自由贸易政策还是“逆势而为”的贸易保护政策，或者“以势抗势”的贸易大战策略，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如果说李斯特从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以“德国的实际”抵抗“英国的理论”，提出了一种兼容“顺势”与“逆势”的“德国方案”，那么，当时的马克思也面临着与李斯特类似的理论境遇。但与李斯特不同，马克思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试图实现对“德国的理论”与“德国的实际”的双重超越，以构造一种真正解决“德国问题”的“世界方案”。对这种方案的深入阐释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而马克思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三重批判就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参照，因而有重新考察的必要。
（作者系天津城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