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新理念、新战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西方现代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深陷于人的异化与价值虚无的现代性困境。中国式现代化跃升到“人与物辩证统一”的新高度，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其创新性在于：在发展方式上，体现出破除“物本”与“人本”二元对立的实践自觉；在增长动力上，实现了从“红利接续”到“红利共生”的形态转换；在社会建设上，实现了从“托底维稳”向“积极赋能”的系统升级；在治理逻辑上，实现了从“管理”向“激活”的范式转变；在文明维度上，实现了超越“异化”与“空想”的整合性建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理念的创新性是体系性和集成性的，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如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物”的积累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世界现代化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现代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深陷于人的异化与价值虚无的现代性困境；空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构想虽然高扬人的价值，却因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沦为空中楼阁。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物”与“人”两个方面进行系统集成与辩证综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以下简称“紧密结合”）确立为重要战略，正是这一系统集成思维进入实践自觉阶段的显著标志。为何中国式现代化能率先突破“物”与“人”的二元对立，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如何理解“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在世界现代化实践与思想史上从对立到统一的历史演进？《建议》中“紧密结合”理念的集成创新何以彰显？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分析“紧密结合”理念所蕴含的系统集成思维，阐述其如何通过“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更成熟、更全面的历史新境界。
一、理论基石：中国式现代化“人本逻辑”的学理阐释
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何能够超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二元对立，率先走向二者的辩证统一和紧密结合，必须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人本逻辑”。这一逻辑从理论源头上摒弃了将“物”与“人”视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代之以一种在历史实践中生成统一、通过制度安排保障统一，并以人的全面发展衡量统一的总体性视野。正是这一总体性视野，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将看似矛盾的发展任务，整合为同一历史进程中相互促进、彼此强化的两个方面。下文将从价值定向、目标设定、路径选择与动力生成等相互关联的方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如何为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奠定理论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人本逻辑的展开，首先体现在“人民中心论”这一哲学基石上。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人民中心论”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使发展成果真正转化为人民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它标志着发展哲学的坐标转换，即发展的合法性不再源自资本增殖的“自然法则”，而是根植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现实获得感。在理论渊源上，它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核心立场，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相结合，从而将“人民”从被动的历史客体，确立为现代化进程的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一切发展方略与政策制度，都要经受“是否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这一标准的检验。
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进一步展现为“全面发展论”的主体建构。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必然要求丰富、拓展人的存在样态。“全面发展论”正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积极回应。它扬弃了西方现代化将人窄化为“经济理性人”“消费个体”的片面性，指向一种在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多重关系中，追求能力全面增长、人格健全完善、生命意义丰富的完整个体。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技术的赶超，更是涵括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以及生态良好的整体变革，其目标在于塑造具备现代素养、高尚品格、健全心智以及生态意识的“时代新人”。
为了实现这一宏阔愿景，“共同富裕论”便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人本逻辑在社会发展层面的必然要求。“全面发展”若只属于少数人，则与现代文明的普遍性承诺相悖。“共同富裕论”为解决发展的普惠性与共享性提供了关键的实践路径。它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即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的贫困不仅是经济发展失衡的体现，更是对人的发展权利的漠视。因此，它内在地要求构建既能持续做大“蛋糕”，又能合理分好“蛋糕”的分配正义体系，其目标在于形成一个稳固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不仅为社会长治久安奠定基础，更通过释放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潜能与创造活力，为现代化构建更加深厚、更可持续的内需动力与人力资本根基。
最终，这一切都汇聚于“主体激活论”。价值的皈依、内涵的设定、路径的规划，若离开人的能动实践，终将流于空想。“主体激活论”是中国式现代化人本逻辑从理论建构跃升至实践创造的转换器。它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认为人民不是现代化成果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现代化事业的创造者与能动主体。这一理论要求必须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深刻的教育变革、包容的社会治理，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只有当亿万人民的智慧、勇气与热情被充分激活，汇聚成磅礴的实践力量，“人民中心”的价值才不会悬置，“全面发展”的蓝图才不会虚化，“共同富裕”的目标才不会落空。因此，“主体激活论”不仅是逻辑的终点，更是实践的新起点，它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个在人民主体实践中不断自我生成、自我完善的开放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构想，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具有坚实的实践根基，它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刻认识到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失去实现的根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将成为无源之水。正如《建议》指出的，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种辩证思维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观，也区别于脱离物质基础而空谈人的价值的乌托邦幻想。它准确把握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更加丰裕的物质条件，为教育普及、医疗改善、文化繁荣等关乎人民福祉的各个方面提供可靠保障，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将经济建设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的智慧所在。
二、路径比较：“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从对立到统一的历史演进
纵观世界现代化实践与思想史，“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关系曾一度陷于理论上的对立与实践中的失衡：或是受制于物质积累的“资本逻辑”而漠视人的异化，或是执着于人性解放的“道德热情”却悬置了物质基础。这种对立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未能从历史视野把握“物”的积累与“人”的发展之间内在的、相互生成的统一性。因此，理解“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从对立走向统一的演进，关键在于审视不同现代化范式如何处理这一关系。西方现代化模式将“投资于物”置于核心地位，塑造了“物支配人”的异化路径；空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构想则相反，描绘了“人脱离物”的乌托邦图景。二者虽然立场迥异，但在将“物”与“人”割裂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方面却具有内在共同性。中国式现代化对“紧密结合”的探索，标志着自觉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寻求系统集成的新范式开始走向成熟。
（一）西方现代化：以“投资于物”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扩张与人的异化
西方现代化模式在其思想史脉络中，展现为以“投资于物”为核心逻辑的工具理性扩张进程。这一进程在创造先进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主体性丧失的深刻危机，其哲学根基可追溯至启蒙运动所高扬的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将世界万物包括人自身，都转化为可计算、可操控的客体。在这种思维范式的支配下，工业革命与资本积累本质上就是一场将自然、劳动乃至整个人类生活都纳入效率提升与资本增殖轨道的“祛魅”运动。人类从中世纪的蒙昧与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却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而是逐渐沦为服务于资本自我增殖这一抽象目的的“经济理性人”。
这一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于，将价值创造的全部重心置于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技术的无限革新之上，结果在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层面都引发了“人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把人当做商品、当做商品人、当做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做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人与自己创造的世界相对立，人不再是劳动的主人，而是沦为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人的全面异化在消费领域得到了延续和补偿，人通过消费行为来确证自己的存在，陷入了一种“消费主义”幻象，“让人自由的渴望成为可以输出的商品”，从而进一步丧失了批判与超越的维度。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后果，正如卢梭所批判的，“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日趋完美，我们的心灵便日益腐败。”
由此，西方现代化在思想史上构成了一幅悖论图景：它一方面高扬人的理性与主体性，承诺通过征服自然和物质繁荣来实现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其内在的“投资于物”的单向度逻辑，在实践中系统地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将活生生的人压缩为资本增殖中的一个功能项。这种根植于物化逻辑的现代化道路，最终不可避免地导向精神生活的空虚化、社会关系的货币化，以及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危机，从而暴露了其作为一种文明范式的根本局限性。习近平指出，“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西方现代化辉煌的物质成就，恰恰反衬出其在人的维度上的巨大亏空，为后世留下了关于现代化本质的沉重思想拷问。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构想：以“投资于人”为圭臬的道德理想与历史实践的缺席
空想社会主义在现代化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在于，它首次以系统化的理论形态完成了对早期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逻辑的哲学反拨。当西欧工业革命以“铁与火”的方式碾过传统社会结构，暴露出赤裸的贫富对立与劳动者的尊严沦丧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西方现代化模式深层的价值危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资本的狂飙突进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其代价是劳动者普遍的贫困、人类道德的败坏以及人性的扭曲。因此，他们的理论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价值倒转：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不应是物质资本的无限积累，而必须是人的福祉、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以及和谐的社会关系。美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对启蒙思想家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已经把人类幸福设定为自己的目标”，而“问题在于要找到实际的环境和经济资源去实现这样的目标”。欧文在新拉纳克与“新和谐村”的实践中，通过缩短工时、兴办教育、改善居住条件来改善工人及其子女的生存处境。这正是“投资于人”理念的一次社会实验。
然而，理论批判的深刻性与解决方案的空泛性之间的尖锐矛盾，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现代化构想的思想困境。他们的理论充满了道德激情与对未来社会的精细描绘，却缺乏实现这一理想的历史主体与现实路径。从哲学基础来看，他们秉持历史唯心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将社会变革的动力寄托于人类的理性觉醒与道德感召。他们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却脱离现实历史条件，试图绕过阶级斗争与政治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最终未能找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因而，其“投资于人”的思想认识尽管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却因未能植根于现实的历史运动与物质生产过程，而成为一种缺乏现实中介的、直接的“应然”；其伟大的道德理想因无法找到通往现实世界的实践桥梁，而不得不停留在乌托邦的彼岸。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现代化构想的根本局限。
（三）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物的辩证综合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思想史上的独创性在于，它自觉扬弃并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和空想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的局限性，实现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汲取西方现代化创造巨大物质生产力的合理内核，承认“投资于物”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基础，但坚决拒绝其将劳动者异化的逻辑。同时，它秉持社会主义学说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并为其找到了坚实的实践根基，既通过持续的物质投资夯实人民幸福的根基，又通过战略性的“投资于人”来引导和规制物质生产的方向。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上来讲，“紧密结合”体现为一种深刻的“实践辩证法”。它既不陷入“唯物质论”的迷思，也不堕入“唯意志论”的空想，而是在发展实践中，将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做到“不偏不倚、执两用中”。“投资于物”是为了更好地“投资于人”，强大的实体经济与基础设施是保障就业、改善民生的物质前提，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而“投资于人”则是为了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地“投资于物”，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教育、科技、健康领域投入所形成的人才红利与创新活力，正是驱动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表1从核心逻辑、物与人的关系、社会整合、文明归宿四个方面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空想社会主义构想与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对比分析。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扬弃了“物本逻辑”的异化弊病和“抽象人本逻辑”的空想缺陷，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开创了一条以现实的人为主体、在实践中实现物的全面丰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动态统一的新道路。这不再是“投资于物”或“投资于人”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使物质基础的创造过程同时成为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从而开创了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扬弃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属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当代实践：《建议》中“紧密结合”理念的集成创新
《建议》提出“紧密结合”的新理念、新战略，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向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对“物”与“人”的关系进行系统规划的实践自觉阶段，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将物质基础的扩大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原本可能相互冲突的发展目标，整合进一个统一、协同的战略框架中。这一集成创新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中人与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形成了以物质基础赋能人的发展，以人的创新激活物质效益的良性循环。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说，“中国的目标不是狭隘地实现经济和技术现代化，因为归根结底现代化是为了人民，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
（一）发展范式的深化：自觉破除“物本”与“人本”二元对立
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克服了“唯GDP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紧密结合”理念的提出是对这种实践的理论确认。在传统发展范式中，人与物常被置于一种二元对立关系之中。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什么地方比政治经济学领域更明显地体现出西方对二元思维模式普遍的和独特的偏好。《建议》倡导的“紧密结合”的重要理念，揭示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物的积累效能日益依赖于人的发展质量，而人的全面发展也必须以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依托。它致力于在顶层设计层面，破解“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在资源分配、政策优先级上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哲学升华为实践自觉。
一方面，“投资于物”必须服务于“投资于人”的终极目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科技项目等投资，其价值评判标准不再仅仅是经济回报率，更要看是否拓展了人的能力边界，是否提高了人的生活品质，是否创造了更广阔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投资于人”是提升“投资于物”效率与动能的核心引擎。对教育、健康、科学研究、精神文明等的投入，直接生产出现代化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与高素质劳动者，从而为物质资本的深度优化与技术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习近平指出，“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紧密结合”战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发展螺旋：通过战略性“投资于物”为人的发展搭建广阔平台，通过前瞻性“投资于人”为物的升级注入动能，二者在相互促进、相互塑造的良性循环中，共同推进文明形态的跃迁。
因此，《建议》提出的“紧密结合”战略构想的创新意义在于，不再将人与物视为发展天平上需要权衡轻重的两端，而是将二者整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旨在构建一个“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同频共振的现代化新样态。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哲学的成熟演进，也为全球范围内破解增长瓶颈、应对现代性危机，贡献了一种将历史发展真正植根于人的发展的中国智慧。
（二）增长动力源的发掘：从“红利接续”到“红利共生”
《建议》并非首创“人才红利”概念，但其重大突破在于，构建了一个使“人才红利”与“物质资本红利”共生共强的生态系统。以往的讨论常将人口红利消退与人才红利开启视为一种线性的“接续”，而“紧密结合”理念则揭示出，高质量人才红利的充分释放，恰恰依赖于对“物”的前沿性、战略性投资。这是其集成创新性的鲜明体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一方面，对“物”的前沿性投资（如新一代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高端科研仪器等），为人才红利的释放构筑了不可或缺的实践平台和赋能平台。没有这些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人的知识与创意便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与创新创造。另一方面，对“人”的战略性投资（包括基础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提质、科学家自主探索以及全民健康保障等），则直接生产出能够驾驭并革新这些“物”的头脑。高素质的劳动者、卓越的工程师、顶尖的科学家等作为“活劳动”的精华，是使作为“死劳动”的物质资本焕发新生、实现价值倍增的源泉。这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奥秘所在。
因此，《建议》提出的“紧密结合”理念，其重大创新在于构建了一个以物促人、以人兴物的螺旋式上升动力结构。它通过精准的产业政策与超前的人力资本规划，让高端产业布局与顶尖人才培育同频共振，让科研设施的投入与科学家创新活力的迸发相互激荡。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从追求要素规模的外延式增长，全面转向了依靠要素质量、结构与效率的内涵式发展，其最终指向的是一个由创新驱动，并由全面发展的人来主导的现代化新阶段。
（三）社会建设的逻辑转换：从“托底保障”到“积极赋能”
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紧密结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创新体现在，推动社会政策实现从“保基本、兜底线”向“促发展、增能力”的系统性升级。传统的社会保障模式侧重于对市场分配结果进行事后调节，通过转移支付等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固然维护了社会稳定的底线，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打破能力缺失的代际循环。“积极赋能”则通过前瞻性投资，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应对风险、把握机遇的内在能力，不仅扶贫，而且扶志、扶智，力求消解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物”与“人”的协同并进。
英格尔斯等人认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在“紧密结合”战略的指引下，一方面，对“物”的投资具有了社会赋能属性。政府通过创造宜居、便捷、公平的生活环境，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为低收入群体提升技能、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释放了更多的时间、精力与资源。另一方面，对“人”的直接投资（包括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教育体系、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以及打造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等），旨在系统性提升全民的健康资本、知识资本与技能资本，使劳动者能够适应并驾驭新一轮产业革命，降低经济结构转型中“结构性失业”的可能影响。
因此，《建议》提出的“紧密结合”战略，其深远意义在于促进了“物质基础支撑人的发展，人的能力激活物质效益”的社会发展良性循环。这正是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种将被动编织“安全网”升华为主动建构“攀登绳”的社会建设的范式创新，不仅旨在更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更致力于从源头上激发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培育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创造力的社会根基。
（四）治理模式的创新：从“管理”到“激活”的理念转变
《建议》提出“紧密结合”的重要战略，这标志着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从“管理”到“激活”的深刻变革。纵观世界各国治理实践，如果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整个社会也可能陷入动荡。在传统治理模式下，“投资于物”往往体现为政府对重大项目的直接规划与投资，并通过资质审核与资金投入进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与“效率低下”。在“紧密结合”的新范式下，对物的投资本质上是在搭建一个能够有效降低社会创新成本、赋能多元主体发展的开放性平台，促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这一治理创新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协同设计，构建赋能与激活的良性循环。习近平指出，“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善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让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于普惠性的物质平台，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低成本试错的公共服务，这体现了政府服务本质的深化；另一方面，通过对人进行精准投资，政府不再试图单向度管理社会成员的发展路径，而是通过移除制度障碍、提供赋能工具，最大限度地激活社会成员的首创精神，形成全民创新的社会氛围。
因此，《建议》提出的“紧密结合”战略，其治理创新在于构建了全新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这种模式既超越了传统计划经济“大政府”的管理思维，也避免了自由主义“小政府”的放任弊端。它探索的是一条通过优化宏观供给来激活微观活力的现代化治理道路，使国家治理真正成为激发人民主体性、助力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
（五）文明形态的系统塑造：超越“异化”与“空想”的整合性建构
如前文所述，西方现代化模式易导致“人的异化”，空想社会主义则陷于“人的空想”。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物与人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中探索一条整合之路。“紧密结合”理念正是这种文明自觉在发展规划中的体现。它意味着，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在此过程中塑造一种新型的天人群己关系。通过让物质发展浸润人文关怀，让精神追求拥有物质依托，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克服现代性常见的分裂与焦虑，自觉导向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这一创新框架下，“投资于物”被赋予了全新的文明意涵。对数字基础设施、科研装置、文化场馆等“硬实力”的投资，不再仅仅是服务于经济效率的工具，更成为承载和促进“人的现代化”的文明基石，力图构建能够滋养现代公民精神世界、塑造现代生活方式的文明环境。与此同时，“投资于人”则聚焦于构建“现代人”的完整精神谱系与文明素养，通过教育投资培养兼具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的思维方式，通过文化投资滋养审美能力与价值判断，通过社会保障构筑精神安全感与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投资于人”旨在培育具有主体性、创造性与责任感，既享受个体自由又心怀家国天下的社会主义时代新人。
因此，《建议》提出的“紧密结合”战略，其最深刻的文明创新在于，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协调共进，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割裂的实践困境。“紧密结合”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物质文明的超越，更致力于实现一场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使每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精神更丰盈、人格更独立、生命更完整的现代文明主体。这种对现代化本质的深刻把握，正是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所提供的全新可能。
总而言之，《建议》提出的“紧密结合”新理念、新战略，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更成熟、更自觉、更系统的历史阶段。它将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本逻辑”与“系统思维”，转化为一套可操作、可评估的发展规划体系。这一体系致力于破解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物”与“人”的二元对立，通过上述五大维度的协同深化，推动发展理念、增长动力、社会结构、治理模式和文明内涵的整体演进。因此，其创新是体系性、集成性的，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