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朋友圈转发了《莫干山新学人》公号关于十五五产权市场研讨会的报道。今看到，莫干山所在地浙江省《潮新闻》公号，也转载了这一篇（附后）。
在全国所有省（市，区）中，为啥浙江省率先转载？我想：这里不仅仅是地域之缘，更深层的，恐怕是体制之缘。
第一，从当代史看：浙江与广东，同为中国改革的两只“领头雁〞（当然，广东毗邻港澳，除内因外，受外部影响多一点，而浙江则土生土长，”内在性改革冲动”更强一些）。
第二，从现实看：浙江、广东按照去年9月11日国务院部署，正在抓紧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从试点地布局来看，国务院文件，都选择了谁？仔细看：东北3省没选一个点；西北5省（区）也没选一个点；华北5省（市区）只有北京市一个点。
而浙江一个“点”就含3个市：杭州、宁波和温州。广东一个“点〞含更多：大湾区内地9市（其他，略）。
为啥？我想，并非国务院“偏心”，而是如有关材料所云，是考虑：“经济基础较好，具有区域代表性的〞。我理解：试点地主要是经济市场化程度高的。
忽然想到：三十五年前，即1991年在接受《亚太经济时报》记者戈晓宇访谈时，修泽曾提出《中国：不容忽视的“南北问题”》（发表在该报当年3月24日，被放在头版头条）。
现在查，AI显示：1991年访谈录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发展问题不能只看‘东西差距’，更得重视‘南北差距’，这背后主要是体制和文明的落差，而不只是经济增速的快慢〞。
有朋友说：这是修泽与晓宇“联袂第一次〞提出“中国南北问题〞。
如今，中国南北之间“体制和文明的落差〞怎样了？
九十年前的“胡焕庸线”（称黑河一腾冲线），是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提出的关于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标志性分界线，呈东北-西南45度斜线。
但，修泽这里所提的“区域体制线”，不同于“胡焕庸区域发展线”。常这条“区域体制线”的内涵：是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的“南北落差线”。
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对国家正在推进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综合试点”之地域分布作了分析，发现：以中国南北分界线淮河秦岭为界，淮秦以北有两个点（涉两城市），而淮秦以南，则有8个点共25个城市（城市群、都市圈）。就这条“体制线”，修泽拟后续与戈晓宇等伙伴继续研究，跟进。
请朋友关注此问题：从1991年提出，三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南北之间的“体制落差〞，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有什么内在的东西在起作用？
而更关键的是，在十五五乃更長时期内，如何切实推进各地的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补上北方市场化改革的“短板〞？
这就是修泽在《包容性改革论》（2013）一书中之所以阐述“海纳百川，社会共生〞理论的底层逻辑。
盼学术圈内朋友思考。方便时，切磋一下。
修泽 1月20日晨6点50分，于海口专家公寓
补记：
当年采访我的《亚太经济时报》记者戈晓宇先生（现居珠海），看到我在微信圈上述短文后， 特意发来1991年3月24日《亚太经济时报》第1版头条发表的访谈录（见图片）。
并留言写道：
解决中国“南北问题"也即破解“常修泽体制线”，需有一套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需下大功夫加以研究，在“十五五”期间使这一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为解决这一难题奠定有效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