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如何以全局视野锚定地方发展坐标、以战略思维谋划“十五五”新征程，是当前各地面临的共性课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近期深入如皋考察调研并于2025年9月19日作专题授课，立足新发展阶段特征，结合区域经济演进规律，以“三大转变”“三‘重’命题”“三个倒逼”为逻辑主线，系统阐释了县域经济对接国家战略、激活内生动能的创新路径。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如皋将紧扣“通江达海、以港强市”战略支点，依托深水岸线独特优势，全面锚定“江海联运枢纽”功能定位，加速与上下游城市协同联动，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小城市大格局”的使命担当。经常教授本人授权同意，现将授课稿整理发布如下。
各位朋友、各位学员、各位同志：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如皋，来了以后，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如皋如歌、长来长寿”，特别是有三个“1600”让我印象深刻：1600余年的建县史、接近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1600亿多的GDP。我今年80岁了，但是到这里才知道，80岁在如皋还是“小弟弟”，因为这里是长寿之乡，90岁以上有1万多人，100岁以上的有600多人。
今天，我和诸位来讨论，关于“十五五”规划如何做的问题，即“十五五”时期的三大转变、三“重”命题、三个倒逼，以及我个人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十五五”时期的三个跨越性转变
我今天主要讲3个“三”，第一个“三”就是“十五五”时期的三个跨越性转变。“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观大势是谋全局的基础，那么我先说说大的势头，有三个“大势”，请大家关注。
第一个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高质量发展型”的跨越性转变。此前的一些规划都是强调规模和速度，而现在追求的是质量与效益。去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总格局、大格局，而且是一级总格局，核心命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前面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进”，是进而不是退，也不是停止。第二个是“全”，全是全面，不是单方面的，改革要全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不是单方面的，不能搞单项目。第三个是“深”，深不是浅，不是浅尝辄止，更不是做表面文章，嘴上说改革实际不改革。大家研究中央的这个决定，要把握好改革前面的“进”“全”“深”这三个关键词，要进不能退，要全不能单，要深不能浅。
《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聚焦高质量发展，《决定》中的原文表述是“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专门用了一节来阐述。今天，制定“十五五”规划，我建议要紧扣“高质量发展”来思考、规划。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普适的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我重点讲如何从经济上抓高质量发展，主要讲五条。
第一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前提，要准确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新质生产力不仅包括AI等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而且包括“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产业”，这与如皋人的长寿也密切相关；此外还包括新材料、新能源等等。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特别注意“因地制宜”四个字，要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因业制宜推进不同的产业门类，不能照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三个层面：抓中间带两头。“抓中间”指抓高新技术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中央提出的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带两头”，一个带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体量大（而且就业容量大），也迫切需要改造提升；另一个谋划未来产业，如量子科学等。所以，因地制宜包括三个层面：抓新兴，带传统，谋未来，三者缺一不可。
第二条，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第三条，完善发展服务业。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24年，第一产业占比6.8%，第二产业占比36.5%，而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56.7%，已经坐上三大产业里的头把交椅。我曾经做过研究，就老百姓消费来讲，每花费的10元钱中有4.61元是花在服务消费上，换成百分比，意味着老百姓现在46.1%的花费是用在购买服务上，包括教育、医疗、旅游、通讯等，比如年轻人注重的体验式消费、情绪价值消费等等，现在有的媒体仍在播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光讲“物品”这就落后了。面对日新月异的服务性消费，我们发展服务业需要适应这个方向。
第四条，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铁路、公路、民航、港口。这次来如皋，了解到当地正在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昨天坐高铁，看到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桥面距离江面很高，万吨级船舶可以通航，如皋港拥有48公里长江黄金深水岸线（其中-15米深水岸线20.2公里）。未来，如皋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尤其是瞄准“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利契机，充分用好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加快推动向海发展，重点打造港口，发挥港口价值。
第五条，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第二个转变，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跨越性转变。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前些年爆发式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吃的是人口红利，我国靠密集人口来发展、搞人海战术的时代已经过去。通过我的研究，人口红利削弱的同时，人才红利出来了。我的这个想法来源于去年四下杭州，我调研了杭州“六小龙”，包括深度求索、宇树科技、游戏科学、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等。
我发现它们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开源的，不是闭源的；第二，它是免费的，把科技从贵族化氛围里解放出来，更好地走向平民化、平权化；第三，它是民营的，不是国企的；第四，它是年轻人领军的，无论是深度求索的梁文峰，或者是宇树科技的王兴兴，他们都是年轻人，很多还是从三线四线城市出来的，但是在杭州都能有所施展。所以，我考察后得出这个看法：人才红利开始出现，而且以年轻人为主。年轻人领军时代的到来以及人才红利的出现，为我们制定“十五五”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个转变，市场化改革由“商品市场化”向“要素市场化”的跨越性转变。中国的改革以1978年12月18日为开端，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停止阶级斗争，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决定改革开放，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所以说，改革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大家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是幸运的。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年，这47年来，我们主要做的是商品市场化，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统计，我国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在2022年就已经达到97.5%，也就是说，97.5%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完全放开，这个成绩是来之不易的。
这个启动点是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当年9月3日到10日，“全国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在莫干山召开，一群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在会上提出“调放结合”包括“把价格放开”。中央领导看到报告后批示“很开脑筋”，国务委员张劲夫批示“极有参考价值”。
那时我们做的是商品市场化，但是现在亟须要素市场化，要素市场包含七个要素，分别是：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这七大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还较低。下一步，我们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去年7月21日，《决定》中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素市场”；三天前，9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同志的文章《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中强调“统一要素资源市场”。9月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自即日起2年内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杭甬温、合肥都市圈、福厦泉、郑州市、长株潭、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重庆市、成都市等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我研究了国务院刚刚批复同意的10个试点，大部分处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东边是淮河，西边是秦岭）之南。淮河以北，只有北京和郑州，北京是首都，郑州是第一交通枢纽。其余都在南方，重点是江南，排在第二个的是苏南重点城市，跟江苏有关，建议如皋要重点关注苏南的要素市场化试点，看看苏锡常怎么做。除此以外，还有浙江的杭州、宁波和温州，安徽的合肥都市圈，福建的福州、厦门和泉州等等。
二、“十五五”时期的三“重”命题
接下来，我讲第二个问题，“十五五”时期的三“重”命题，第一个“重”，“创新重数智”，数智意指数字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第二个“重”，“发展重人本”，而不是物本，我们的投资更多的是要转向“投资于人”，而不是投资于物。第三个“重”，“改革重要素”，一会儿我要详细讲。
三“重”命题第一个，创新重数智。我在主笔出版的《创新立国战略》（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丛书，2013，学习出版社等联合出版）一书中指出，我们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关键靠创新，从加工大国转向创新大国。
创新当前主要是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AI）。今年初，浙江省两会召开的时候，邀请我给他们提建议，我在《浙江日报》1月13日见报的访谈中提出“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建议浙江全省推广DeepSeek，1月29日，DeepSeek在春节期间在全球爆火。
当然，DeepSeek还不是原始创新，而属于一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AI就本身来说，现在也尚处于“一般”人工智能阶段，下一步应向通用人工智能（AGI）及更高阶段的超级人工智能（ASI）发展。这也引发我的思考，未来人类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体有800多亿个“细胞单元”，现在用一些科技手段能够替代一部分，将来会不会替代更多？
上面我讲的内容是“应然研究”，按照理论推导，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未来的趋势，但是实际是什么样的，需要开展实然研究。
结合实际来看，我国在高科技领域面临较重的“卡脖子”问题，中美今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6月在英国伦敦、7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9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了四场经贸会谈，焦点是4个，第一个焦点是抖音（TikTok）问题，第二个是购买俄罗斯原油问题，第三个是稀土问题，稀土是中国一个杀手锏。在高科技领域中美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存在相互“卡脖子”问题。这要求我们在“十五五”期间突破一个瓶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那么怎么去攻关？我有四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是强化创新精神。我认为，自立自强不仅是科技领域“单向度”的自立自强，而应是整个国家“整体性”全民族的自立自强，此乃“国之魂”。
第二条建议是营造创新环境。我在《创新立国战略》（2013）这本书里提出，要创新，必须“要创新者心灵放飞”。心灵不放飞，你休谈创新。因为创新者自身心胸要开阔的，心态要开心的。我们要创造“心灵放飞”的大环境，当然，“小环境”也很重要，我认为，即使一时“大森林”做不到，也要给创新者一个遮风避雨的“绿化树”，好让他们“心灵放飞”。创新者往往都是“异类”。
我在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包容性改革论》，里面讲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第一个《改革决定》通过以后，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而这些话，过去会被看作‘异端’”。之所以这些观点在1984年之前被当作“异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商品经济，特别是恩格斯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他们的思想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都表明了一个观念：社会主义一定要消灭商品生产。
现在新阶段全方位改革，要注意包容过去曾被看作“异端”的东西，要包容所谓“异端”思想的人。我想到一句应景的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诺诺”，就是是的，“是这样的”，谔，就是谔然，意思就是“是这样吗？”中国现在缺的是谔然之士，而创新就是要“谔谔”，尤其年轻人要多问一问“为什么”。
第三条建议是完善创新机制，包括宏观的机制和微观的机制。
第四条建议是关注国家级别的中国创新指数，这些就不具体展开了。
三“重”命题第二个，发展重人本。我在《“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与改革思路初探》（浙江日报5月26日理论周刊版面）这篇文章中建议，把一个新的指标纳入国家的考核体系之中，这个指标叫“人类发展指数”（HDI），它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首次公布的，是将单一GDP指标转变为综合性评价指标，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联合国每年都要公布。
我主张“发展重人本”，理论支撑是《共产党宣言》，书中的一句话令我记忆深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现在一些文章中简化成“人的发展”。其实，马克思原话是“每个人”，我认为，这几个字不应当省略，“人”是抽象的，“每个人”是具体的。同时，马克思的原话当中，发展前面还有“自由”两个字，这两个字也是不可删减的。
我在2008年出版第一本自己的专著《人本体制论》，主要也是受马克思这句话的启发。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也秉持这一发展理念，比如，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的“人本主义发展观”。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基本原则》（1983）中指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核心是“人”。
再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书中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这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情况如何？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有进步的。2012年我们排在世界第101位，2017年上升至第86位，到今年升至第78位。但是，我国的GDP在全世界排第二位的啊。很明显，人类发展指数第78位与GDP全球第2位的排名，存在着较大的落差。人类发展指数是落到每个人上的，从发展重人本的原则出发，我建议将人类发展指数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指标。
“人类发展指数”有三个内涵，第一个是健康长寿，包含人的寿命和患病率，这是人类第一指标，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把人民的健康长寿放在第一位，这一点老百姓能直接感受（如皋是个典型）；第二个是知识的获取，包括教育年限、教育质量，以及人们的创造力；第三个是生活水平，包含人均GDP和生活质量（如居民消费等）。
国内经济现在要“转起来”，就需要扩大居民消费，这里面与民生有关的，涉及“消费六率”，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消费贡献率、最终消费率（含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
我们现在最熟知的是第一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新闻媒体上大家经常能看到，这一指标有一定的价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月都是上涨的，确实能够反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现实增长情况。但这个指标有两个缺点，其一，消费品是一个物品，而现在，中国老百姓有46.1%的支出不是买物品，而是买服务；其二，社会消费品不仅计算老百姓的消费，只要卖出去的消费品都算，从而多出了社会集团（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等）的消费支出。
从支出法核算GDP角度研究，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目前两者相加约为54%。而政府消费率长期在15%左右，而真正的居民消费率，中国只有39.2%。从战略上说，我建议更加侧重于抓居民消费率，以及全面实行“投资于人”的方略。第一，有利于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每个人”的发展；第二，也有利于增强凝聚力，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第三，更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排名位次，增加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
三“重”命题第三个，改革重要素。前面我已经讲过，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必然趋势。目前，存在的短板是总的要素市场化程度偏低，虽然我国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97.5%（即政府放开了97.5%），但还直接控制着2.5%。刚才我讲了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七个生产要素，尤其是管理这个要素，仍处于“缺位”状态。
围绕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第一点意见，把要素的市场配置功能与要素收入分配功能统一起来。因为要素配置要市场化，要素收入分配也要有市场化内容。我在2024曾提出“要素三放论”的观点。
1.人本要素要“放手”，企业的事请政府“放手”，现在“手”放得不够，人本要素包括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四种，未来，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才，人本资源是将来最重要的资源，人本产权是将来最大的产权。我在山东济南高新区参与过人才有价系统的试验，即“身价”经评估作价之后，如果到银行贷款，没有财产做抵押的时候，可以用经营者和技术者的身价做抵押，获得“授信额度贷款”。每个人都是有“身价”的，只是现在没有被评估，没有被承认。运动员、电影明星都有身价，我们中国这么多的劳动者、管理者、技术创新者难道没有身价吗？把企业家技术人员的基本状况、受教育年限、发表论文等指标进行量化，通过人力资源评估机构评出来。现在有一个作用已经实现，企业到银行去贷款抵押的时候，没有房子、土地等抵押物，就拿身价作抵押。济南市试点地区的地方银行如齐鲁银行目前是认定的。这个就是发挥人本要素的作用，几年前，在还没有官方试点的时候，最开始是民间自发搞起来的，对此，我们应更加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
2.物本要素要“放活”，我到东北写书的时候，发现村里的农民走了后，宅基地在那儿荒废着，要素资源浪费非常严重。那么这块怎么能搞活呢？搞活宅基地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不能交易，转让受限。
3.数据要素要“放量”。
注意：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一方面是关于市场配置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另一方面是关于要素收入分配的问题。党中央在国内学者多年研究“按要素贡献分配论”基础上，借鉴当代人类共同文明的成果，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再次重申这一方针。
今年1月9日，我在《中国经济导报》访谈中，提出要素分配功能的“唯一标准论”，即“要素贡献是决定要素报酬的唯一标准”“市场是评价要素贡献的基本尺度”。我理解，中国未来的分配标准就是看7个生产要素的贡献，而且我强调“唯一标准”，不是“唯二”，具体报酬与贡献相挂钩，而且要匹配。比如，关于知识和技术要素贡献的分配，我在《广义产权论》（2009年出版）里面写到：对于职务发明，应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国家所有，另一部分归创新团队所有，即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总之“一分为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提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这句话有三个关键词，即“自主权”“资产单列”“赋权改革”，意味着职务发明的成果产权要从企业原有资产中剥离出来，知识技术成果能够正当流转和高效转化，创新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三、“十五五”时期的“三个倒逼”
第三部分阐述“十五五”时期的三个倒逼：第一个，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倒逼，第二个，是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倒逼，第三个，是对上层建筑（包括事业单位）变革的倒逼。《中国经济时报》有一篇我的长篇访问，主要讲“十五五”要把握好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倒逼”，大家可以去看看。
三个倒逼值得研究。其中，民营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之一，民营经济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贡献率很高，今年4月我去福建调研，福建省民营经济总体呈现“七七七八九”的贡献格局；最新资料显示，泉州市民营经济总体呈现“七八九九九”格局，即创造了全市七成的税收、八成的地区生产总值、九成的科技创新成果、九成的城镇劳动就业数、九成的企业数量。2013年，我出版了《包容性改革论》这本书，提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要有《包容性改革论》的思维。
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一些内容就不讲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