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 年3 月21 日，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联合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暨融合发展研讨会在深圳市银湖CDI大厦一楼国际会议厅举办。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常修泽教授作为主讲嘉宾发言。
本文根据常修泽教授的发言内容整理，以飨读者。
值此《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丛书出版之机，我想就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立足于国内研究大湾区战略的实际，我试图从一个“大时代”的视角，按照纵向的 “三个时段”，即过去（八十年代）、现在（近年）和未来（新阶段）展开谈。这里贯穿一条线，就是“开放改革，粤港合作”。
一、20世纪八十年代：深圳特区的“新经济体制模式（蛇口模式）”就是 “粤港合作”的早期产物
当前，国内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明显的。这次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四本《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丛书，就是其中的科研成果。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产生一个想法：我们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其“历史镜头”是否再“拉长”一些。
2023 年，我读了李罗力新著《筑梦辉煌：解码深圳腾飞的奇迹》。书中，罗力同志以一位“深圳崛起史”的亲历者，运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揭示深圳40多年来腾飞奇迹的时代“密码”和理论逻辑，其中，创造深圳奇迹的“特区经验和精神”，本身就渗透了“粤港合作”历史意涵。我自己对此也有感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与今天参会的李罗力、唐杰、郭万达都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1983年，罗力同志先行一步来到深圳调研，他写了一篇当时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双重汇率制在经济特区中对货币的影响及其解决办法》。文中，他对“双重汇率制”及其“对货币的影响”问题，做了考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是第二年来深圳调研的。这年春节刚过，谷书堂教授带领南开大学调研组到深圳调研，当时谷老师分配我重点调研“蛇口”。深入调研后，我感到这里产生了一个对中国改革颇有启发的模式，就是蛇口萌发的“政治上社会主义、经济上类似香港商品经济的模式”。这是中国第一批改革者把“香港经济模式”带入内地，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创举。
有感于此，我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并提交当年（1984）在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改革讨论会”。会后，《经济日报》在“中青年改革讨论会论文摘登版公开摘登了这篇论文。
文中引了列宁的话“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数据和无可辩驳的启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是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是前无古人的崭新问题。相反，他们认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经济体制的“基因”，而第一个向这种“体制基因”挑战的，就是中国深圳的蛇口。
《筑梦辉煌：解码深圳腾飞的奇迹》第四章第一节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深圳的市场经济比其他地方搞得更好。其实，这一章题目已经赫然揭示出，“市场经济：创造深圳奇迹的立足之本”可以说是抓住了深圳腾飞的“根本”。
研究这一段历史，有什么价值呢？这对今天我们研究大湾区有什么启示呢？我认为，深圳蛇口开创的新模式内涵之一，就包括“深港合作”，它始于“深”的蛇口，“港”的招商局。正是由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深港合作”，才使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中国改革第一先行区”。这段历史蕴含的时代价值，值得今天我们继续挖掘。
二、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既有进展，也有“软肋”和 “短板”
现实怎么样呢，看了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丛书，我对大湾区的现状有了进一步了解。
这套书主题鲜明，它紧紧瞄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已列入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丛书亮点突出，我看了以后归纳为四个字：“一跨三点“。罗力教授这部新作《深港合作：共建跨境高科技产业基地》作的是“跨境研究”，既有深圳一部分，还有香港一部分，赫然列在封面上的，是“深港合作”。
郭万达教授讲的《前海》，刘伟校友讲的《南沙》，赵恒煜博士讲的《横琴》，属于三个点，各有特点，地域上也有代表性。因为粤港澳大湾区 9+2 的 “9”可分三组，丛书各找了一个，即：珠江东岸深、莞、惠，找了深圳的《前海》；珠江西岸的珠、中、江，找了珠海的《横琴》；北边顶部的广、佛、肇，找了广州的《南沙》。这三个点正好形成一个“三角形”，里面涉及产业发展部分更有鲜活事例，折射了大湾区的改革气息，很吸引人。
2024年，我实地考察了大湾区9家中的5 家。先是6月份考察了珠江东岸，在东莞观音山参加“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大会”期间，顺便调研了“樟木头”一带的最新情况；并在南开校友靳朝晖同学的带领下，前往深圳理工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了解科技创新情况。12 月份，我又由粤西湛江、茂名地区进入珠江西岸，调研了广州及西岸的珠海和中山，接触了学界、企业界和政界诸多朋友。
考察之后，我总的看法，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短板”。成绩方面，比如刚刚发布的《2024中国企业“前十名”》（见下表）：
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第一名是台湾的“台积电”，拔得头筹；深圳腾讯拔得二筹，后面还有深圳的平安保险、比亚迪和华为，深圳作为一座副省级单位，“前十名”中占居四席，这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是最多的。这张表反映在整个中国，今天的深圳是站在前列的，其中多是民营企业，也有国有企业。
当然，也要看到问题和软肋。国内现在存在的几个软肋，大湾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经济放缓、失业较重，特别是民营企业。我认为还是“预期不稳、信心不足”。虽然，信心有一定恢复，但是一些深层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前不久，我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提出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六条建议，这里面有一些需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除此以外，还有资本外流等问题。这些就不多讲了。
三、瞄准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三点思考与建议
下一步怎么办，这里提三点思考与建议：
（一）建议重点瞄准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制度问题”。
根据我在几个省的调研，感到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短板”。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一个新的纲领性文件，在贯彻落实中，存在一个值得重视的倾向，就是论及区域发展战略时存在重政策，轻制度。比如，我到了东北、西南和中部地区调研，他们都是抠住地区牌号词，包括“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和“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等。我说，抠住地区牌号词是对的，但是，看看中央文件说的可不是这么简单。我全段引一下，看看完整的意思是什么。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很明显，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谈及地区发展战略，前面有四个字，叫做“健全推动”，关键是后面推动“制度和政策体系”。我认为这段话是一个内在紧密联系的逻辑体系，第一段前提是“健全推动”，第二段是各自重点即“地区牌号词”，第三段 “制度和政策体系”是根本落脚点。
在这个“制度和政策体系”中，“制度”是第一位的，“政策”是第二位，不可错位，不可颠倒。但是据我调研，有些地方好像没有完全把握精神。例如近来对“自由贸易港”自上而下有个提法，叫作“促进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我想问一句，开创中国自己的“自由贸易港”，第一位的靠制度创新，还是靠政策落地，为什么突出提政策，而不提制度，据说已经这么定了，我说，可否给有关方面提个补充性建议，我们 揉和一下，重新界定一下核心政策内涵，把制度装到核心里，看看这样能否缓解一下现实缺憾。
这也值得我们大湾区9+2注意。刚才发言中，综合开发研究院郭万达校友十分强调“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我有同感，这对港澳和内地9 家都需要。
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用的词叫作“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这是粤港澳需要“破题”的地方。京津冀、长三角，加上粤港澳，这是中国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动力源。从实际发展的态势来看，我个人评估，南边的两个（长三角和粤港澳）比北边的京津冀动力稍足一些，但这三大动力源，怎么把动力鼓得更足更大，我认为根本是制度。
（二）建议大湾区内地九城市把“要素市场制度”作为制度创新的“攻坚战”。
既然大湾区发展第一位的是“制度创新”问题，那么，我们的思路怎么落到制度方面，怎么样增加动力源，中共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都强调指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我建议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发挥动力源作用，两者挂起钩来研究。
大湾区怎样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是下一步制度创新和实践推进的重要问题。七大要素，我把它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人本要素，包括劳动力、知识、技术和管理；第二组是物本要素，包括土地、资本；第三组是数据要素。2024 年 6 月，我在大湾区东莞“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大会”阐述了自己的“要素三放论”：
一是，人本要素要放手，就是对于劳动者、知识、技术和管理（企业家）要放手，现在放手不够，尤其对于知识技术要素，特别是管理要素。直到今天，文件里面仍然回避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这是不可或缺的。大湾区应该在中国争当“创建企业家要素市场的先锋”。
二是，物本要素要放活。首先是土地，包括农民的承包地及其经营权要放活，流转再流转。还有宅基地的资格权和使用权也要流转起来，中国这方面的资源闲置相当严重。还有资本要素，所有物本要素都要放活，要充分发掘土地和资本的潜能。
三是，数据要素要放量。现在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尤其是该投入市场的数据要素，要尽快释放出来。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流动的中国、开放的中国。实行“要素三放论”， 我们的民族、国家才有希望。
（三）应对国际变局，建议粤港澳大湾区抓住出“保、进、创”三字诀
第一是保。目前，国际变局愈演愈烈，每天都有新的看点。在大变局当中，中国怎么办，怎么力保国家的安宁， 大湾区怎么办。
保靠得住的是谁，我写了一个报告，真正靠得住的还是自己的人民”。我建议，人不分体制，地不分南北，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老子《道德经》第十五章说，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我理解是，天下浑浊，谁能静之以清。天下安稳，谁能动之以生（生机勃勃）。”这里有深刻的哲理。
第二是进。从国际秩序来说，进到哪里去？现在面对二战以后国际秩序的重新调整、分化组合。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国家，应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制定或修订完善。从地域来说，建议北边“合作开远东，稳定东北亚”；南边“携手发南洋，巩固东南亚”。粤港澳大湾区正好在这里，粤港澳的目光可能需要更多的瞄向南洋。
怎么发挥大湾区在巩固东南亚中的战略作用。综研院作为中央25 个高端智库之一，建议与马洪基金会和综研院一起，研究怎么和东南亚建立更广泛的国家智库联盟，其中，特别要关注越南的改革动态。我前不久到湛江雷州半岛的乌石港调研，它对面就是越南下龙湾和海防市），那里的渔民都知道越南的一些“革新”信息，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变动国资委等等，我们应及时研究并上报。
第三是创，就是科创。这方面有卡脖子短板。去年我四次去杭州， DeepSeek引起我关注。今年1月13日我发表了文章，建议全省推广求索模式 （见下图）。我实地看了杭州很受震撼，因为他们提出了人类未来面临的问题，不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是千年甚至更长。
最近中国科技创新界提出一个“杭州模式”概念。深圳怎么办，广东怎么办，大湾区怎么“锻长板、补短板”。其实在这方面，大湾区本身就有很大潜力。例如，在珠海就有朱嘉明教授主持的横琴数据研究院，这是珠海的宝，也是大湾区的宝。最近，嘉明先生在北京中译出版社出了他的新著，《第三种存在：从通用智能到超级智能》。
我看了此书，感到视野开阔，纵横捭阖，他提出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基于两种存在，第一种是物理性和物质的存在；第二种是精神和意识的存在。而人工智能正在创造“第三种存在”。面对未来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人+环境”的复杂生态系统，大湾区可以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