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民绘制地图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传世文献中对地图绘制、使用的相关记载，还是现存以及考古发现的实物地图，数量都蔚为可观。地图是用符号法来表示地理环境中自然与人文因素空间分布的图形呈现方式，其表现内容和呈现形式，体现了绘制者对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认知。关于地图的定义，以往多强调其技术路线，但这一定义忽视了地图的人文属性。《地图学史》的主编J. B. 哈利（J. B. Harley）和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打破了以往的技术定义传统，更加强调地图在文化上的意义：“地图是便于人们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进行空间认知的图形呈现。”这一认识极大地拓宽了“地图”和地图研究的范围。将古地图还原到其所绘制、使用的时代，把古地图作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诸多学科的文献，研究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图面内容所反映的思想、社会、知识甚至理念等诸多领域内容，可以充分发挥地图作为具有直观具象性和信息高度凝聚性的图像资料的史料价值，推动地图研究和相关领域研究走向深化和立体化。
中国古代地图在社会的诸多领域都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治国理政、传播政道等政治领域。地图上表现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如何组合、如何表现，都渗透着绘制者的政治理想。绘制者希望通过地图来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影响阅读和使用者，从而实现其政治理想。笔者拟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分析，来总结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实践中所传达、体现的政治理想。
一、历史文化传承和演进的认同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从流传至今的传世文献可见，周秦以降，所有朝代都视当代与前代乃至更为久远的时代为同一地域空间、同一文化传统序列。在论及本朝事务之时，往往并不会为时代所限，仅就当代论当代，而是要祖述前代，梳理沿革，总结经验教训。中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汉书·地理志》就是如此，虽然主体部分为西汉末年的郡县政区系统，但“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用大量篇幅叙述从《禹贡》到秦代的历代区划和地理格局，体现出历史连续演进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和观念体现在地图绘制上，产生了两个传统，分别简述如下。
第一，绘制历史地图的传统。
在这种时空统一的认同思维下，中国形成了悠久的历史地图编绘传统，来表达连续发展的历史时空脉络。目前已知最早的历史总图，当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因王景治河有功，明帝“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汉明帝赐王景《禹贡图》，一方面说明在汉代，朝廷内府收藏有体现《禹贡》九州山川形势的地图，另一方面也证明在时人心目中，当代与《禹贡》时代是相通的，并不认为汉代与前代之间彼此割裂。而王景“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的事迹，更是与《禹贡》中治理冀州“覃怀底绩，至于衡章”以及治理雍州“原隰厎绩，至于猪懋”的记载前后呼应，体现出古今贯通一体的意识。
《禹贡》作为儒家经典中大禹平敷水土，治理广阔国土的理想投射，为后世治理国土所必追溯。而三代之后的各代，均是同一文化、同一政治理想，以同一空间为基础的发展、拓展。所以，在东汉之后，出现了诸多以“禹贡”“禹迹”为主题的地图。如“制图六体”的提出者西晋裴秀“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擿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裴秀的地图内容为“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
裴秀的《禹贡地域图》，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一部地图集。从裴秀所述来看，这18幅地图中包括了禹贡地图，这正是祖述三代的历史意识的表现。魏晋以降，历代多有绘制禹贡地图之举，除了著名的石刻《禹迹图》，在《修攘通考》《三才图会》《八编类纂》等各种类书、日用杂书中也多有收录。而《禹贡》之后的商五服、《周官》职方、先秦诸国及以后各代，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地图上均有表现。北宋时期产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共44幅地图，绘出了从《禹贡》九州到北宋的各个时代的总图。此后，历史地图亦大量涌现，最后诞生了中国传统历史地图集的集大成者——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
第二，古地图的时空交叠表现方式。
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且历代沿革都发生在中华大地上，使得中国先民时刻感受到历史与空间的一致性，从而在绘制当代地图时，往往也将历史时期的地物、事迹标出。最早的例子，当系前述之裴秀《禹贡地域图》，除了画出西晋时期的“郡国县邑”等当代政区内容，还标出了“古国盟会旧名”，也就是历史内容，两者的共存，体现出连续的时空结合意识。这种时空交叠的做法，在后世的地图上一直多有体现，如宋代的石刻地图《禹迹图》的题款处，清楚地说明图上标注的是“《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另外在元代所建的山西稷山县保真观中，亦有一石刻《禹迹图》，上面亦“志《禹贡》山川、古今州郡山水地名”。宋代的石刻《华夷图》也在许多地方标注历史信息，如“古长城，盖战国时赵筑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阔（阙）以备胡。燕亦筑妫川之北至辽东。秦城起临洮，入高丽。汉缮塞垣，因河为固，后魏筑马邑六镇北。隋筑灵州怀远河外”。北宋税安礼《历代地理指掌图》中首列《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图上以北宋疆域政区为底图，标注了古九州、汉西域各国、唐十道等历史信息，可谓汇古今地理信息于一图，体现出对历代文化连续传承的高度认同。
二、追求大一统的历史使命感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均有万里之广。而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广阔的地域内产生、发展并逐步统一的。正如唐晓峰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大地域文明，是在辽阔的疆土之上融合缔造、壮阔发展。因而，从观念到事实呈现出独特的、强烈的、复杂的大地域地理特征。在辽阔地域中建立牢固、统一的大帝国，发展‘广被四海’的华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面对的巨大挑战和由之获得的辉煌成就。”所以在中国古代，总图往往要冠以“禹贡”“海内”“华夷”“混一”“一统”等词，以合“《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之思想。
我们从这些地图的绘制范围、内容和文字来看，可以发现很多地图的绘制、使用的背景与动机可分为两类：一为统一王朝绘制总图以彰显本朝大一统的盛举；二为割据战乱时期，中央集权受到威胁，或疆域大面积丧失，无法完成“混一”“一统”事业。二者均体现出浓厚的追求一统的历史使命感。
第一类典型例子如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其序言中谈到“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冞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裴秀逝于西晋泰始七年（271），则上图的年代当在此前。当时虽然尚未平吴，但裴秀依然申明“大晋龙兴”的使命是“混一六合，以清宇宙”，所以文帝命着手收集与编绘吴、蜀地图，此十六州应包括当时尚存的吴国之疆域，如此才能比拟“古之九州”。即使在去世之前，裴秀仍在准备上表“言平吴之事”，表中“臣昔虽已屡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笃不起，谨重尸启。愿陛下时共施用”之语，可见其恢复大一统的历史使命感。
第二类典型例子也颇多，如汉光武帝经略河北之时，将统一天下、再造汉朝盛世的志向和当时困难重重的处境都凝聚在眼前的一幅《舆地图》上：“（邓禹）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又如唐代贾耽的地图绘制工作。面对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中央集权衰落、陇右等地被吐蕃占据的局面，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贾耽“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在上表中，贾耽列举了历代的疆域范围，指出：“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历数者八家，浑区宇者五姓，声教所及，惟唐为大。”他进而梳理了唐代从高祖到代宗的功业，希望德宗“以上圣之姿，当太平之运，敦信明义，履信包元，惠养黎蒸，怀柔遐裔。故泸南贡丽水之金，漠北献余吾之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恢复统一强大的盛世。所以“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将广阔的疆域呈现在这样一幅巨大图幅上。再如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华夷图》，此图刻于《禹迹图》背面，同样是刘豫阜昌七年上石。图上对汉唐的鼎盛局面有比较详细的文字标注，如“汉武帝时，张骞开西域之迹，始通者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东汉班超复定五十余国，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来贡。自魏及晋不过三数国耳。后魏所开十有六国。隋之世来朝者四十余国。唐破吐蕃，复四镇，诸国贡献侔于前代”。也指出了北宋时所丧失的汉唐旧疆：“夏国自唐末拓跋思恭赐姓李氏。宋端拱初，赐以国姓。至宝元六年，元昊始僭号。”“凉、甘五州，即汉武时取浑邪、休屠王地，置河西四郡，南隔诸羌，据二关，断匈奴右臂以通西域。宋初以来，朝贡不绝。”据学者研究，《华夷图》的编制时间当在北宋政和七年（1117）至宣和七年（1125）之间，反映了宋人对汉唐统一局面的追忆。
南宋黄裳所绘制的《图片理图》，体现的并不只是南宋的半壁江山，而是北至混同江、长白山，南达海南岛，东抵大海，西包祁连山、玉门关。图上标注、表现的政区，也是北宋时期的行政区划，如“北京大名府”“东京开封府”等。作者在跋文中明确说明自己绘制此图，“亦有感而发”，是为了向光宗次子嘉王赵扩（后即位为宁宗）表达山河破碎的痛切，希望他能承担恢复一统的历史责任，即跋文中所述的“祖宗之所以创造王业，混一区宇者，其难如此。乃今自关以东，河以南，绵亘万里，尽为贼区。追思祖宗创开之劳，可不为之流涕太息哉？此可以愤也。虽然天地之数，离必合，合必离，非有一定不易之理。顾君德何如耳。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有天下，岂以地大民众之谓哉？以往事观之，则吾今日所以为资者，视汤、文何啻百倍。诚能修德行政，上感天心，下悦人意，则机会之来，并吞□□，追复故疆，尽归之版籍，亦岂难哉”？
在地图绘制者看来，总结历史沿革盛衰规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一则国家强盛，分裂则国家衰落。如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石刻《九域守令图》，其题记文字为：
按班固《地里志》，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尧遭洪水，天下分为十二州。禹平水土，又制九州，列五服。周爵五等，自公侯至附庸盖千八百国。周室既衰，诸侯转相吞灭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秦并四海，变易古制，始为郡县。更汉\晋分裂，至隋灭陈，天下方合为一，凡郡一百七十，县一千二百。唐高祖改郡为州，然海宇初定，权置州郡。太宗始并省之，分天下为十道。至开元盛时，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及五代丧乱，离为十国，郡县之数，莫可考究。圣宋龙飞，天下复并为一……
《九域守令图》题记的作者，为北宋的荣州（治今四川省荣县）刺史宋昌宗，他在文字中对统一与分裂不同时代有着明显的褒贬，凡是中央集权衰落，就会转入“吞灭陵夷”“丧乱”的乱世，而统一则是保证天下平定、百姓安居的“盛时”。
同样的认识，亦见于明代的《杨子器跋舆地图》，此图现藏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地图所表现的地域范围，东至大海，西包哈烈、于阗，北括蒙古各部，东北至北海和女真各部，南达爪哇。在地图下方的跋文中提到“间常参考《大一统志》及官制，而布为是图”，说明此图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大明一统志》，所以比较完整地标出了《大明一统志》中的政区名称，包括奴儿干都司等边疆地区的卫所、长官司、宣抚司等政区。跋文中列举了三代以来的疆域沿革与政治兴衰，指出明代建立了“不世之功”，表现在“薄海内外，俱入版图”，“一统之盛，万古仅见”。同时，明代官修的总志名为《大明一统志》，而图中却称为“大一统志”，一方面可能上承元代《大元大一统志》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可能体现出作者“《春秋》大一统”的理念。在清代广泛传播、版本众多的一种天下总图-黄千人所绘《大清万年天下一统全图》的跋文中，作者明确谈到：“本朝幅员之广亘古未有：东西渐被，南北延袤，莫可纪极。而外彝之梯航、重译、职贡、称臣者更难指屈。康熙癸丑，先祖梨洲公旧有舆图之刻，其间，山川、疆索、都邑、封圻，靡不绮分绣错，方位井然。顾其时，台湾、定海未入版图，而蒙古四十九旗之屏藩，红苗、八排、打箭炉之开辟，哈密、喀尔喀、西套、西海诸地及河道、海口新制犹阙焉。既自圣化日昭，凡夫升州为府、改土归流、厅县之分建、卫所之裁并，声教益隆，规制益善。近更安西等处扩地二万余里，悉置郡县。千人不揣固陋，详加增辑，敬付开雕，用彰我盛朝大一统之治，且亦踵成祖志云尔。”这段文字体现出作者对清代所缔造的大一统格局和辽阔疆域的认知，也说明正是这一统一进程促使其改绘地图、增补内容。
对大一统的认同、赞颂和对分裂割据混战的贬斥，是中国古代地图的共同基调，体现出地图绘制者的政治理想。
三、多元一体意识
中华大地疆域辽阔，地貌丰富，催生出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同时，由于中国内部交通便捷，外有山海之限，所以内部各区域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文化交流频繁，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融合为一家。地图是用符号法来表示地理环境中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空间分布的图形呈现方式，在历代地图上，能够看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在空间上的展开，以及不同时代的绘制者对这一格局的认识。
中国古代有大量的区域地图，这些地图并不只是关注、凸显绘制者自身文化的内容，从而忽视甚至漠视其他文化的地理特征。尤其是在不同文化板块相接触、震荡与融合的区域，会着重描绘不同文化形态和生计方式，重点突出其文化意向，体现开放包容的气度。和林格尔出土的汉墓中，有多个城镇的壁画地图，如宁城、繁阳、离石、武城、土军等城。其中在对护乌桓校尉驻地宁城的描绘中，画出“许多身着赭色胡服的少数部族人物”，他们“行经庭院重门，进入了内部宽阔的堂院”。这些人“赭色胡服，不戴冠帽，应就是当时的乌桓人和鲜卑人”。在宁城图和对幕府等生活的描绘中，骑马、牧羊场景出现的比例大大超过繁阳等内郡城市，鲜明地反映出塞北农牧交错地带的风貌。前室北壁的“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出行”图中，亦有乌桓人形象。这些北方民族人士头上无冠帽，其发式或髡发，或留辫，体现出边塞多元文化的特色。“道”是秦汉时期的特殊县级政区，县“有蛮夷曰道”。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地图《地形图》中，共画出长沙国南部的八个县级单位，其中有龁道和泠道，《驻军图》中绘出箭道，都分布在今天湖南南部潇水一带的山区，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民族分布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龁道和箭道不见于《汉书·地理志》，这还为我们了解汉代南方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在历代绘制的总图中，虽然绘制者身处不同政权，疆域大小各异，但其地图表现范围却并不限于本政权管辖区域。如宋代的几幅总图都是如此，虽然北宋在北部、东北和西北等方向都大为收缩，南宋甚至偏处一隅，但其内容都将广大的北方、东北和西北等游牧、渔猎区域包括进来。如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栗棘庵的南宋石刻《舆地图》，此图覆盖范围颇广，除以宋代政区为主体外，对契丹、女真、西夏等地描绘甚详，还有诸多的注释文字。研究者认为其关于东北地区的历史及地理信息，要远远超过黄裳《地理图》，而后者被认为是“目前见存最早的详细表示我国东北地区地理的石刻总地图”。
在这种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的元明清时期，许多总图采用这一做法，甚至出现了《大元混一图》《大明混一图》《大清万年天下一统全图》等以“混一”“一统”为题的地图，在图上描绘了长城内外的内容，体现了对彼此的认同。
此外，中国传统地图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今天所见的放马滩战国地图、马王堆西汉地图，一直到宋代石刻、木刻地图，再到元明清的绘本与刻本地图，其绘制技法与表现方法均一脉相承。无论是汉民族建立的宋、明，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金、元、清，都采用中国传统绘制技法，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的历程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最典型的即为清代，传世地图数量极多，大多采用中国传统技法绘制，即使是聘请欧洲传教士主持测绘，采用西方现代测绘方法绘制的经纬投影法全国总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上绘出了经纬线，但河流的绘制方法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双曲线表示法，由河源点开始，逐步变粗，至河口处保持开放，与海域相通。与传教士共同测绘的中国官员和科技人员旗民兼具，标注文字满汉合璧，但都自觉地传承中国传统地图的绘制与表现技法，体现出在元明清空前大一统格局下，各民族文化彼此交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加深。
四、治国平天下
“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而地图是中国古代各级政府进行地方管理、工程建设等治国理政事务的重要工具。早在《周礼》中，就有许多职司要掌握地图或使用地图的规定。如“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施舍，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大司徒所辖之遂人、丱人、土训等氏，都有掌管或使用地图，以实施职使之责。
政府施政的许多环节和场合，要使用地图。早在汉代分封皇子为王，划分王国疆界时，就需要使用舆地图作为参考工具，《史记·三王世家》记载：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制曰：“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明清时期，传世地图数量众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实例，体现出各级衙署使用地图进行地方治理，以实现儒家“劝课农桑，整齐风俗”政治理想的过程。
钱塘江海塘作为捍卫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这两处鱼米之乡的重要工程，受到清朝历代皇帝的重视，乾隆帝要求按月奏报钱塘江沙水情形，并附上地图，以便能准确及时掌握钱塘江的水情和塘工情况，并在图上批点，指示施工的重点。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颁布谕旨：“富勒浑奏报海塘沙水情形一折，以新旧两图比较：上月南门外有涨沙一片，此次全行刷去，且相距不过一月，而形势不同若此，可见海潮来往靡定，非人力所能争。”由此可见他对地图的应用。现存诸多清代钱塘江沙水情形图，其中有月份连续者，可见地图在钱塘江海塘与水文治理中的作用。
明清时期，黄河南流沿淮河河道入海，与运河交汇，并有很长一段地域两河并行，对运道影响极大，所以黄运河工成为明清时期的大政。为更好地治理黄河，保障运道畅通和沿河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历代治河能臣均重视地图的绘制与使用，明代河臣万恭曾言：
谚云：“胸有全河，而后能治河。”又云：“以图御者，不尽马之情。”夫图，犹不尽矣，况无图乎！余故令善图者乘传，一自孟津二千里达于海口，图之，命曰《黄河图》；一自张家湾二千八百里达于瓜、仪，命曰《漕河图》；皆州载而县纪之，渠识而湾书之。且布沿革之故于上端，勒石于总河之四思堂。
基于这一思想，明清两代绘制了大量黄河、运河图，对黄河、运河的河道，沿河的水文形态、水利工程做了详细的描述，形成了中国古代地图中的一大门类-黄运河工图。
具体到地方的每个省、府、州、县，地方官往往会绘制地图，以便了解各级政区和乡亭聚邑分布、地方土地腴瘠、交通冲缓之处、四至八到、水旱紧要地点等情况，形成了中国古代地图中的另一大门类-地方衙署用图，数量颇多。这种地图往往结合地图符号与文字说明来更有效地将诸多信息凝练地呈现给地图的使用者-各级官员。如清代河南省涉县的一幅地图背面就有这样一段图说，其文如下：
涉治在彰德府西北二百九十里许，东有韩岭、虎头山之嵚岑；西有风洞、唐王峧之兀峙；南则熊耳诸峰，历历如画；北则龙山挺出，罗列为屏。有水焉曰清漳，源发晋省，自邑之西北毛岭口来，绕城南而东下，曲折百有余里，至林县界与浊漳河汇合，古无堤岸，缘山踏石以行涉，境之山川大概如斯。盖诸山即太行山之麓，故环邑大半皆山，而大半皆石，其间稍平而有土者，即属粮田焉。然则西北一带最为高燥，有掘井百仞而不得泉者，又有逾五六十里而赴汲者。虽迩来沿漳两岸凿渠引水，非不稍藉灌溉，然而巉岩之石安能期其流之普济耶？故民以地瘠而贫，俗以山多而悍，即令比岁丰收，而小民竭终日之勤劳，犹不免妻孥之冻馁，是以曩时一遇岁歉，而遂至赋税无出，流移凄楚之状，竟有不堪图绘者。此诚兹土之司牧所大可忧心，而敢不加意抚循，以培养之乎！又且接晋通秦，岩疆险隘，更宜极力戒防，庶几不负保障之职云尔。
这段图说对涉县的地貌、土质、经济状况以及民生风俗都有扼要介绍，指出涉县因多山土贫，且连通山西、陕西二省，所以地方官职责重要，应“加意抚循，以培养之”，“极力戒防，庶几不负保障之职”，体现出地方衙署使用地图治理地方的行政实践。
综上所述，地图在古代中国不仅是一种测绘成果，更是文化思想的载体和传播工具，其中渗透着绘制者的思想与信念。中国古代绘制了大量的地图，编绘历史地图的传统和历代地图上所表现出的时空交叠，体现出绘制者对中国文化延绵一致、历代传承的认知；在历代总图上，绘制者寄托了对大一统的认同与赞颂，对分裂割据混战的贬斥与痛切；诸多描绘边疆区域的地图，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地图绘制者对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各级官署机构的专题地图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实用价值，体现出地图绘制和使用者“劝课农桑，整齐风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总之，中国古代的士人希望通过绘制与使用地图，表达并实践赓续文明、追求一统、混一华夷、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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