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广大民众反帝抗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和鼓动工作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从广泛的反帝向呼吁英美人民及其政府援华抗日转变，从批评国联制裁日本不力向鼓励国联抗日转变。七七事变后，基于抗战格局的变化，党成立了负责外宣的机构，创办了《解放》《群众》等党报党刊。党的外宣工作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呼吁各国依照国联决议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党对国联的认识也逐步转变，国联决议成为党外宣工作的一个宣传点。国联派出包括防疫专家在内的技术援华代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外宣进入新的阶段。

标题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YS17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侯中军工作室研究员（北京 102488）。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抗战外宣/ 国际联盟/ 统一战线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第5-17页

国际联盟(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中国是国联创始会员国，并曾一度在国联行政院占有一席之位。中国学界对于国联已有关注，但大多集中于民国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很少有研究关注党对于国联的认识。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提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过程中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国联的，迄今为止，相关成果并不多见。厘清该问题，有助于全方位理解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联的评价有一个从批评为主到客观认可的过程。党对于国联的认识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即将其定位于国联盟约所规定的维护和平的宗旨之上，正是由于有此定位，党对于国联的缺点一直有清楚的认识。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基础上，基于《解放》周刊、《群众》周刊等刊物的宣传报道，尝试分析中国共产党抗战外宣政策的演变，并将党对国联认识的转变寓入线索之内。

一、九一八事变后从批评国联到鼓励国联积极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诉诸国联的政策，希望借助现有国际组织阻止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②接到中国的上诉后，9月30日，国联通过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决议。决议称已经收到中日两国对于事变的声明，其中日本声明“对于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在日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切实保障下将撤退至铁路区域内；中国代表声明，在日本军队撤退后，中国行政重新建立之日起，将担负铁路区域之外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国联已经“阅悉”中日两国的声明。③判断此时国联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需要从法理上明确的是：9月30日决议只是一份事态陈述，该陈述对中日两国已做的声明进行了转述，但未对日本形成强制力，事实上不属于一份要求日本撤军的法律文书。

在国民政府信赖国联、并通过外交途径多方交涉时，中国共产党则从反帝反封建的角度指出，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帮助中国制裁日本，“无异与虎谋皮”。④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中共对英法主导的国联并不抱希望，在尚未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情形下，并未将国联与英、美等国家进行区分。出于反帝的革命宗旨，中共对于国联的评价也比较负面。193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革命民众书》，对于国联所出台的关于九一八事变决议，认为其目的在于利用日本侵占东北以便干涉中国革命，另外一个企图在于用新的战争和封锁去消灭苏联。中央这些激烈的言辞是有所本的，而且从事实上指出，国联屡次的集会和撤兵决议已经证明是无效的，“要求得中国民族的真正独立与工农劳苦民众的彻底解放，就必须立刻自动组织并武装起来”。⑤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中央苏区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围剿”。在如此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在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上，对于国联的认识，对于国民党的认识，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于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都将发生变化。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最终报告书，决议如下：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在适当时期内，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国主权之下并与中国行政不相违背的组织；由中国政府以宣言方式确定中央政府与此地方组织之间的权限。大会建议，鉴于承认伪满及东北的现状与国际义务基本原则及远东和平不相符合，“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各该国均将继续不承认该项制度”，意即不承认伪满及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⑥国联此种处理办法固然是对日本单方改变东北现状的否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于制裁日本侵略而言，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而其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之下的国际共管机构的提议，事实上进一步践踏了中国的主权，伤害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列强共管之下的中国民众的感情。

日本拒绝接受国联决议，宣布退出国联，进而进攻长城沿线，继续扩大侵略。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指出，国联的决定事实上是在“准备战争与缓和帝国主义内部对立的工具”“只不过给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以自由的处理”。中共中央也指出，因日本单方改变远东秩序，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立在日益扩大，为了取得“国际共管”的优势，英美法意驻华代表都在要求本国政府增派军队来华。⑦中共中央对于日本侵华的判断以及对于国联决议效果的评价是准确的。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对于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尽可能争取外援都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七大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在具体的反帝纲领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⑧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巴黎《救国报》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联合一切反帝的民众作为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的民族和国家反对日本侵略，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标志着党的外宣政策及对国联的认识开始发生初步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前往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自主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外宣政策、对于国联的认识、对于英法美的认识，开始转向以争取援助中国抗日为主要目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立刻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议立刻与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其援助的条件是“不丧失领土主权”。此时，针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侵华战争，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争取外援上已经有了明确原则：“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⑨立足自身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这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的抗日外交方针，外宣工作也是围绕此方针而进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亦为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战线的建立指明了道路。

8月10日，《解放》周刊发表题为《中国抗战与英国》的评论文章。文章写道，英国在远东具有特殊的地位，对于远东局势的变化能够发挥决定作用，但英国对于日本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究竟是要扮演何种角色，是帮助日本宰割中国，还是帮助中国抵抗日本？或者始终站在中间“调解”？这是一个需要加以了解的问题。在发出上述疑问后，文章梳理了英国侵华的历史，指出一直到19世纪末，英国在远东一直维持着独霸的地位，但自1902年第一次英日同盟协定起，日本借助英国的掩护“发展和强横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抗议以及英国商人及英国自治领反对下，英日不得已取消了同盟，但两国统治者仍不时勾连。英国政府对于日本全面侵华的态度是“希望事件不致扩大”“声明自己愿做‘调人’”，暂停英日谈判。文章指出，如果日本执意扩大侵略，英国的“维持现状”是不现实的。英国不愿采取“集体安全”的办法，联合苏、美、法对日制裁，是达不到目的的。自九一八以来，英国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退让和调解政策，不仅将牺牲中国，“而且也必然将危害到英国自己”。文章呼吁，只有和中国共同合作反对日本，才是英国的出路。⑩整体上，此时中国共产党尽管认为应该争取英国援华抗日，但批评英国的声音亦一直存在。此文的基调，仍是要促使英国警醒，而非积极地对英加以联络。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原则上呼吁争取外援，但在对待英美法苏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在对美的外宣政策上，区分了美国内部不同的阶层。当美国银行家贷款给日本时，美国海员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援华集会，这成为党呼吁美国人民援华抗日的一个宣传点，并以此解释所谓实施中立法并非是要维持公平正义。9月10日，《解放》周刊发布时评，围绕是否要敦促美国实施中立法传达了党此时对于此点的认识。文章指出，“为着公理与正义”，我们与美国民众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中华民族抗战的胜利，就是美国和平与民主的胜利。对于美国银行贷款给日本，一般主张美国应立即实施中立法，但此文明确指出，一旦促使美国实施中立法，“这实质是帮助我们的敌人日本而使我国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时评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是被日本侵略的国家，中国的领土主权被日本侵占，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被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劫掠。如果将中日两国混为一谈，无差别实施中立法，对中国是不利的。二是日本本身是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又有德意法西斯的帮助，实施中立法“敌人是不致受到绝大的影响，相反的即是削弱了自己的友助，而等于帮助敌人”。三是从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的事实证明，如果国际社会不是站在正义公理的立场援助被侵略者，“只是站在等量互不资助的观点”，则将进一步助长帝国主义者疯狂发动侵略战争，这绝不是主持正义、维持和平的态度。时评指出，美国有68000名海员集会，通过了援助中国抗战的决议，反对日本进攻中国。(11)在英美等国基本上仍限于道义支持的情形下，1937年8月21日，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随即向中国提供援华贷款，提供武器援助。中苏此举一方面体现了双方之间的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也实践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呼吁的联苏主张。

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事实证明，国联不可能阻止日本侵略。尽管已经预判不可能通过国联制裁日本，为取得经济援助和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国民政府仍决定再次求助国联。国民政府将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上诉国联后，国联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将中日冲突提交以美国为首的《九国公约》缔约国。经过多方协商，最终确定于1937年10月底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集《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防疫隔离演说，认为侵略成性的国家威胁世界和平和安全，其侵略行为就如传染病一样到处蔓延，需要将其隔离起来。防疫隔离演说发表前后，英美等国筹备召集《九国公约》会议。对于此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基调是“我们站在反对侵略者的立场上，当然帮助九国公约会议的召集”。针对日本拒绝参加会议的表态，党通过《解放》周刊发表社评认为，只要英美两国能够采取积极的态度，“如果愿意邀请苏联的出席，即使没有日本的参加，九国公约会议还是可以得到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结果的”。时评举尼翁会议为例，指出因英法积极参与，又有苏联的参与，即使意大利没有参加，尼翁会议同样取得了成果。对照尼翁会议，时评建议九国公约会议应使太平洋上利益受到日本威胁的相关国家一起行动，建立集体安全的制度，最低限度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经济制裁，不与日本进行任何贸易；二是“积极的制裁日本对中国海岸的封锁政策”。对于九国公约会议，为了防止出现企图阻断中国国际援助的任何阴谋，应坚决反对成立任何类似于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不干涉委员会”。时评建议：应具体阐明中国的外交立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与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互助公约，坚决断绝与德意日法西斯的关系。上述外交举措是争取民主国家援助中国的先决条件。(12)

予九国公约会议以积极评价，并提出最低限度要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对于中国自身的底线要求，那就是“断然抵抗侵略者到底的决心，只有中国坚决抗战，不寻求任何的妥协，方能得到积极结果”。(13)布鲁塞尔会议临近之际，中国共产党再次对外强调中国内部团结并坚持抗战的必要性，指出只有中国坚持抗战，才能争取国际社会逐步对日实施制裁。(14)

《解放》周刊指出，不论九国公约会议的前途如何，“会议的召集，正与英日谈判相反，它本身就是对日本一种打击”。(15)时评对于英美法苏四国的态度有精要的分析，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时评指出，在中国坚持抗战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转变态度，从“动摇不定”到暂停英日谈判，开始从舆论上抨击日本，在国联会议上支持中国。党在注意到英国积极变化同时，仍客观认识到英国的转变非常迟缓且仍存对日妥协的幻想，只有中国坚持抗战，英国妥协的图谋再三碰壁后，英国才有可能放弃动摇政策。时评注意到了美国国内的变化，指出美国在七七事变后即对中国表示了同情，但孤立主义情绪仍存在，其国内少数短视的资产阶级有过妥协，但美国在中国抗战精神鼓舞下，在其国内人民反日情绪高涨的情形下，已经渐趋积极，罗斯福总统演说鼓舞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时评认为，国联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能够承认日本为侵略国，并决定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皆因美国的积极态度。

时评对法国给予了积极评价。“法国在远东的关系虽然较少，但是法国今次对中国的帮助却很大”，法国不但在舆论上同情中国，而且在外交上也与苏联站在一起。时评建议，在坚持抗战的前提下，中国从外交上应该做到四点：一是立刻对日绝交，以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二是与最可靠的友邦订立军事互助协定，然后以其为基础联合同情中国的国家，与之订立反侵略的协定；三是联合英法美苏，用种种方法“使英美法苏站在一条阵线上”，还要和“一切弱小民族弱小国家联合，使他们和我们站在一条阵线”，共同织成坚固的反对侵略者的密网；四是“进行广泛的国际宣传，对全世界表明我们坚决抗战、彻底反对侵略的主张”。(16)作为中共中央的舆论阵地，《解放》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宣传。

日本不但拒绝出席《九国公约》会议，而且宣布与德意两国订立“三国防共协定”，中共党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九国公约国会议即将举行，“日本想用宣布日德意防共协定作为拒绝参加的威胁”。(17)1937年11月3日上午，《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布鲁塞尔召开。顾维钧在会议发言时指出，日本对华进行武装侵略已经是一种事实，业已为国联大会所确认，日本所宣称的对华侵略的借口都是不成立的，其中一个借口即为中国政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所谓蛊惑或影响。顾维钧指出，“任何一个了解中国最新形势的人，都不会将此视为一个严肃认真的理由”。顾维钧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正如中国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一样，是真正的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能有效整合抗日力量，中共已经将少数武装力量交给中央政府改编。毫无疑问，所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只是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而已。(18)11月24日，布鲁塞尔会议发表了一份宣言后，宣布休会。

中共中央注意到布鲁塞尔会议后国际形势的变化，随即通过新创办的《群众》杂志发出自己的建议。《群众》周刊在创刊号上发表评论，认为虽然国际形势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存在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条件，但列强联合抗日的行动尚未开始。尽管德意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此次九国公约会议仍然退缩了，他们抛弃了已经签字的保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公约。党在《群众》创刊号上呼吁“必需把过去被动的消极的外交，改换成积极的自主的外交”，如此改变，才能把有利的客观条件变成对于中国抗战实际的帮助，并建议对日绝交；打击一切帮助日寇的国家；积极推动英美；增进与法苏两国的友谊。(19)

二、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扩大外宣争取外援

党在争取抗战外援的同时，对于立足自身的力量坚持抗战具有坚定的信心，在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上有清醒客观的认识。为了争取外援，党刊指出，要充分运用国际宣传与国民外交，不能片面、单纯地希望一个国家出兵来帮助中国打退敌人，要和“他们广大工农团结得更加紧密，推动他们的政府起来为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而积极援助中国抗战”。时评呼吁，中国要争取的“不能只是和平阵线中的某一国”“而是和平阵线的整个，是和平阵线的更形巩固与坚强”。(20)

七七事变后，经过持续的抗战外宣及英美法等国对中国抗日的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反对日寇，援助中国，已成为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解放》周刊在一篇专稿中指出，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无产阶级是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力量，“他们对于我国抗日不只是表示了舆论上和精神上的同情，而且发起了实际行动，采取了组织办法，提出了具体纲领，号召着广大群众为实行援助我国人民抗战而奋斗”。专稿举例介绍了英国共产党的援华呼吁及其行动。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不断号召英国无产阶级和人民采取切实行动援助中国；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拒绝为日本轮船装卸货物，海员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英国政府禁止售卖军火或借款给日本。美国共产党积极号召美国工人和人民援助中国抗日，屡次组织工人和群众团体举行援助中国的示威游行；美国海员已经开始拒绝运输日本货物。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几乎每天都刊载宣传中国抗战以及反对日本侵略的消息，该报“成为欧洲大陆上援助我国的舆论骨干”。(21)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与争取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是同步进行的，并以自身浴血抗战的经历，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抗战，是为争取自己的和平生存而战，同时也就是为争取全人类的和平生存而战”。“为争取全人类和平生存而战”这一口号的提出，已经触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的根本诉求。为了争取各国民众促使其本国政府积极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为了东亚和平的早日恢复，“我们不只需要艰苦抗战到底，同时也需要努力扩大国际宣传”。(22)

1938年1月，国联行政院第100次大会举行。《群众》周刊对于国联所号召的援华给予积极评价，认为100次大会意义重大，这种评价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认识。《群众》发文认为，国际形势已经有了积极的变化，各国民众援助中国反侵略的浪潮高涨，“抵制日货的运动已遍于十一个国家，实行不用日货的民众已达到一万两千三百万”。(23)

为了有组织地开展对外宣传，1938年4月至5月间，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设立国际宣传组，开始向国际刊物撰稿，并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24)与此同时，中央为了强化各地党组织对于党报党刊的重视程度，要求“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解放》周刊、《群众》周刊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党的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25)该指示的公开发布，表明《解放》《群众》两份周刊关于外宣的报道及指示，事实上代表了党的方针政策。

作为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创刊后，一直注意扩大国际宣传。作为传播党抗战理念的刊物，周刊在呼吁扩大国际宣传方面，并不是一直围绕争取外援的基调展开的，而是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辩证看待。党在对外宣传时，首先明确“我国对日抗战不仅是保卫中华民族生存，而且是保卫世界和平”，确立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自身而战亦是为世界和平而战，然后自然得出此种结论，即中国抗战“不只必须巩固和扩大国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还须扩大国际的反侵略运动，团结国际的和平阵线”，因而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就统一在抗战这一宗旨之下。中国的抗战外宣还存在另外一个面相，即反制日本的虚假外宣，这也是《群众》周刊所注重的内容。社论指出，日本在侵略过程中，极尽武断宣传之能事，一是向各国宣传所谓大和民族勤勉、优良，但“得天独薄”“不得不侵华以求生存”；二是对各国谎称“中国之不开化，充满排外思想”；三是“用反共作烟幕弹，向各国力说中国赤化之危险，他们的侵华是出于自卫，甚至是出于维护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四是向各国妄称“中国国内之不统一，民众涣散，没有抗战能力”。针对日本此种武断宣传，造谣、污蔑行为，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26)

党在对外宣传上明确指出，世界和平阵线正在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而这种巩固和扩大的核心在于中华民族的浴血抗战。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1938年度会议于2月12日在伦敦召集，其主题就是“反日援华”，该特别会议的召开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抗战的积极回应，进一步证明世界各国逐步认识到“中国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是休戚相关的”“中国的抗战应和国际的反侵略运动密切坚固地结合起来”。(27)

1938年5月底至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所处的时代及中日两国各自的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28)为了持久战的展开，5月30日，毛泽东在《解放》周刊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提出了外线大规模单独作战的游击战略问题。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方针的确立，为自力更生及争取外援的关系提出了理论基础，亦为国际宣传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争取日本国内反战争、反法西斯的力量，这一点自九一八事变起就已经具备了。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谈话中表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若要缩短战争胜利的时间，需要加强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并强调这是基本条件。二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此种帮助已经开始，日本士兵不愿意发生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日本人民的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如果日本的士兵与人民更多地觉悟一分，战争时间就可以缩短一分。三是世界各国的帮助。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三个缩短战争时间的条件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中国加快进步，加快团结，就能使日本国内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如果日本及世界各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力量加快发展，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就能进一步加快发展与进步，因此“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29)中国共产党对于日本士兵反正的争取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为成功的，在延安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日本反正士兵成为美国极为希望了解的力量。

为争取国际援助，党从报刊上开始公开表扬与鼓励美国各界的援华的行动。刊登在《解放》上的文章写道，日本无差别轰炸广州后，美国众议院谴责了轰炸平民的行为，甚至有民主党议员建议美国断绝对日邦交，这些都是美国人民正义的呼声。罗斯福宣布，美国将停止向日本出售飞机，美国国务卿赫尔宣称将劝退将飞机卖与日本的美国企业。文章指出，要感谢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同情与帮助，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为着人类的正义，为着世界的和平，也是为着美国人民的利益”。时评呼吁美国放弃袖手旁观的政策，“放弃孤立政策，废止中立法，积极参加和平阵线的奋斗，采取有效的制裁日寇，帮助中国的步骤”。(30)

此后，《解放》周刊对于英法的接近、对于罗斯福在加拿大的演说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改变对于国联一向援华不力的批评，开始积极报道。由于布鲁塞尔会议系无限期休会，尽管中国已经改变了外交主攻方向，但会议进行期间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中国驻国联代表并未放弃在国联舞台的外交努力。1938年5月，国联行政院在中国政府要求下再次通过决议，一是敦请各会员国尽其努力执行国联行政院及国联大会所通过关于中日问题决议案，如收到中国政府根据国联决议所提出的请求，“请予以严重而同情之考量”；二是斥责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毒气作战，要求会员国提供任何日本使用毒气作战的信息。(31)

国联第十九届大会召开前夕，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于汉口举行会议，敦促国联履行反侵略的任务，指出国联是“实行集体安全制，保卫和平的重要堡垒”，虽然国联的威信在日本、意大利等国的侵略面前一再丢失，但国联的存在“仍然没有失掉它的所以成立的作用，仍然有它存在的意义”。大会举例日德意退出国联之举，反证国联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侵略国家之先后退出国联来破坏国联，并唆使它们的与国继续退出，或攻击国联”。如果中国也认为国联没有存在的余地，这将正中了侵略国的圈套，被他们利用。(32)

国联第十九届大会召开后，其议题之一即为“援华制日”问题。在会议开始前，英国代表对实施盟约持积极态度，称国联盟约即使遭受破坏，各会员国亦应实施军事制裁或经济制裁，强调“盟约实施时可不经由大会或行政院全体一致表决”。9月17日，国联大会开始讨论援华问题，其报告书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派遣技术专家赴华；二是拨付200万瑞士法郎帮助中国防疫。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代表中国向大会提出三项要求：一是立即实施盟约第17条；二是执行国联大会及行政院历次决议；三是在历次决议案的基础上，增加一条：禁止会员国运输军火物资等给侵略国，从财政、物资上援助中国。国联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向国联行政院提交了报告书，指出日本侵华违背了《非战公约》《九国公约》，国联成员应实施盟约第17条第3款，并启动盟约第16条。国联行政院通过该报告书后，又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建议行政院理事会成员国及远东顾问委员会各国派遣各自驻华使节，用外交方式调查日本使用毒气情形，并将调查结果报行政院。英国驻国联代表巴特勒(Richard A.Buttler)表示，英国完全接受国联行政院报告书及决议案，并准备履行英国作为会员国所应承担的义务。(33)

《解放》时评指出，从国联所通过的报告书与决议案来看，“我们不能不说国联比前有了进步”。时评认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屡次要求国联依照盟约制裁日本，仅要求启动盟约第17条就已经有4次，但国联一直未能接受中国的要求启动对日制裁。此次19届国联大会通过援华决议，“比以前照例作空洞的道义的援助”，比去年9月通过的对日军无差别轰炸广州的“严正谴责”，比去年10月国联通过的“考虑各国对中国个别援助之程度”等等，已经好得多。尽管给予了积极评价，但仍然认为，本届国联大会对华的实际援助仍是远远不够的，与会的苏联、法国及新西兰代表都已经当场表达了未能充分援助的遗憾。本次报告书所通过之决议，建议各会员国就各自能力所及个别援助中国，此点上届大会曾经论及，然而一直未有结果。此次报告书正式建议由各国自身决定是否援助以及如何援助中国，但各会员国能否履行援助义务，仍存有疑问。时评指出，“不能用国联力量实行集体援用盟约之义务，实有违国联之本旨”，从实质而言，“国联还未能真正地从软弱无能的机关变成为一个坚强的集体力量”。(34)集体安全、集体力量，这些依靠机制制裁侵略及维护和平的关键词汇，此时已经为党媒所关注，并用以分析时局。

三、外宣政策下的国际援华及对国联认识转变的完成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坚持抗战，争取战争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成为制定新的外宣方针的宗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中国不但获得了国际上的舆论支持，而且“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这里特别突出了国联所发挥的作用，强调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对华援助系在国联决议之下进行的。此种判断，一是肯定国联倡议各国助中国抗日的决议案；二是肯定各国的援华抗日是符合国际法的，是对侵略行为的否定。(35)但国际上目前对华的援助还没有到理想的规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人民助我，政府在采取中立态度，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毛泽东指出，抗战以来的经验表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

正确理解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辩证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但国际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短时期内不能对国际援助抱太大的希望；另一方面，不能轻视自身的抵抗意志。在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战略之后，毛泽东指出，“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要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外援，在进行国际宣传时，一要“设立一定机关，系统地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二要“组织国际宣传团体”，赴各国宣传，唤起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政府的外交活动互相配合。(36)自长江局设立国际宣传组后，1938年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了国际宣传科，负责对外宣传工作，进一步从全党层面领导和统筹对外宣传。

在德意日法西斯大肆侵略扩张的同时，国际形势日益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宣传上及时地指出了这一有利的变化，在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群众》周刊在时评中指出，此种有利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华援助日渐具体”，二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日渐硬朗”。评论认为，上述两方面体现在英美商约的签订，英法关系的密切，美国对华2500万美元的信用借款及中美白银协定的延长。评论还总结说，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积极的变化，不但在于中国、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抗战，还在于德意日法西斯的残酷蛮横促使曾企图从妥协中获得和平的政治家反思自身的失策。此时，在对外宣传上，党的舆论指向仍主要是对英国妥协及美国中立的批评。(37)《解放》周刊发表时评文章，明确强调“英美对日政策渐趋积极化”。评论指出，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要灭亡中国，而且要完全驱除英美等国在远东的利益，对于英法美“处处都采取打击排斥的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步步退让，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远东，妥协退让政策都受到了打击。“铁的事实指出，向侵略者妥协退让，不惟损害世界和平，而且打击自己利益”，即使为了自身利益，英法美亦不得不对侵略者表示较强的态度。英国1000万镑、美国2500万美元的信用借款，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英美对华借款即为此种对日强硬态度的一种展示。时评认为，英美对华借款是其对日政策渐趋积极的一种初步表现，以后可能经过许多曲折，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最终形成一致的反侵略阵线。(38)

针对美国准备修改中立法的动向，《解放》时评给予了高度认可，并鼓励美国彻底改变中立立场。1939年1月4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咨文中提出，美国的中立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便利侵略国而不利于被侵略国，必须予以修改”。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指出，日本封锁长江、攫夺关税、限制各国的贸易活动，日甚一日打击各国在华利益。美国驻华大使馆曾宣布，日本对华的侵略活动已经使美国在华商贸损失达2亿美元。美国不能不考虑对日本进行更为有效的国际制裁，不能不考虑修改美国素来遵守的所谓中立法。在中立法的下面，日军53%的军用物资系从美国购得。罗斯福总统不仅已经认识到要修改中立法，而且认识到“更积极地制裁侵略者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呼吁“抛弃中立法，直接站到反侵略的方面来”。(39)

国联对华技术援助此时有一个特别项目，即在国联防疫委员会下组建国联援华防疫团，负责实施中国防疫事宜。1937年12月，国联宣布应中国政府所请将组建国联防疫团后，共设立了三个团，根据专家组所使用工作语言，分为法语专家防疫团(French-speaking experts)、德语专家防疫团(German-speaking experts)、英语专家防疫团(English-speaking experts)。法语、德语两个专家组预定于12月10日自马赛启航来华。法语组负责人为法属殖民地卫生总监拉斯奈博士(Dr.Lasnet)，德语组专家负责人为穆塞尔(Hermann Mooser)，英语组专家负责人为饶博森(Robert Cecil Robertson)。(40)

抵华后，以穆塞尔为首的德语组专家团派驻西安，被划为国联防疫委员会第一防疫团(league of Nations Epidemic Commission First Unit)，可以称为西安防疫团。西安防疫团下设平凉、汉中、宝鸡、延安、兰州等防疫小组，延安小组系西安防疫团派出的第三防疫小组。1938年11月2日，国联防疫团派遣蒋灿为组长的6人第三防疫组从西安出发，11月6日抵达延安。第三防疫组到延安，协助延安的卫生防疫工作。

为了扩大医疗救助能力，中国红十字会、国联防疫团与延安后方医院达成了一份三方协议。作为当地唯一一家民用医院，延安后方医院将为每一个医疗小组配备能容纳50张床位的治疗区，用以示范现代化医疗管理及诊治体系。治疗区所需器械将由国联防疫团从瑞士购买，作为贷款租借给医疗示范区使用；由防疫团提供一定比例的治疗示范区所需医疗物资，其不足部分由中国红十字会补齐。(41)防疫团撤离延安时，将延安区域的医疗设备及物资移交给了中国红十字会，但仍留下了一名医生协助工作。1939年7月，毛泽东为受国联防疫团派遣仍在延安坚持防疫工作的蒋灿题词，“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42)

在国联派人赴延安防疫的同时，作为国联主导国之一的英国，其民间也一直进行积极的援华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英国民间成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分会遍及全英。该会成立后，坚持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对华援助，坚持全面援华，既援助国统区也援助根据地。(43)英国援华会成立后，不定期举行“中国周”活动。1938年2月，包括援华会、国联同志会中国分会在内的英国国内各民众团体参与“中国周”活动，在伦敦举行了4场集会、8次海报游行，全英共计举行了60场集会，200次援华游行活动。1938年9月，在英国援华会的帮助下，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1939年2月抵达延安。1939年7月1日，英国援华会发起“中国周”活动，为中国抗战募集款项，其所得捐款全部用于国际和平医院。(44)对于英国援华会的援华活动，毛泽东指出“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表示自战争一开始，英国人民就已经以物资援助中国抗战，捐献医药用品，派送救护队，这说明“我们的抗战对于英国人民并不是一件无关轻重的事情”，希望援华会注意英国政府的态度，“你们要压迫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不再输出军火给日本”，建议援华会的英国人民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加强英国的政策，“使英国政府与人民在遏制日本侵略者的愿望与行动中得以站在一起”。(45)

此时外宣的一个主要任务在于反对国民党内部可能的投降举动，尤其是防止投降派勾结英、美、法国家内部的妥协派，避免他们可能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危害。广州、武汉沦陷后，日本改变策略，加紧诱降汪精卫等投降派，国民政府内存在投降的风险。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成为中国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尽管侵略国与非侵略国之间有深刻矛盾，但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旁观态度的。(46)为了批判国际上试图对日妥协的倾向，在外宣方针上，党明确呼吁反对“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47)提醒注意英日正在进行的谈判，防止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48)

在欧洲战争爆发前，英日于1939年7月15日达成协定，即《有田—克莱琪协定》。当国民政府内部投降派响应英法国内的对日妥协政策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废止美日商约，美国此举得到党刊的积极评价。《群众》周刊同时发表了许涤新和章汉夫的评论文章。许认为一方面，“显然将给予敌人以一个严重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在警告英国，同时，也是在给予这个正在备受日寇劫持的英国以支持”。罗斯福此次绕过国会，采取断然行动，对内“是为了顺从民意打击孤立派”，对外“是对远东作较为积极之准备的表示”“是支持英国和对中国人民之英勇抗战作友谊之表示”。党在当时基本的判断就是，美国大多数民众是同情中国抗战的，而美国国内的孤立派则在利用商约继续向日本贩卖军火及军用物资。(49)

在同一期《群众》周刊，章汉夫撰写的另一篇评论则将英日签订协定与美国废止美日商约并列，认为英日协定的达成，满足了“日寇所一再主张首先谈判的基本原则”，这也体现了“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政策”。张伯伦承认日本在华军事活动的所谓“特殊要求”，对于任何妨害日本侵华的行为“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章汉夫指出，张伯伦听任日本侵华的讲演，受到了英国人民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英国援华会首先发表宣言，要求英国遵守九国公约和国联决议，在物质上援助中国，并勿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行动。党在争取外援批评对日妥协的对外宣传中，对于曾经批评过的国联决议，逐渐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50)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欧战爆发。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国联一向为英法所主导，法国的败降对于国联的威望是又一次的重大打击。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国联虽然名存实亡，但从道义上对华支持仍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在1940年12月25日分析对外政策时指出，要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但同时亦须将日本的同盟国德意与日本的对立国英美两国相区别；将此前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与当下赞助中国抗日的英美相区别。基于此种调整，鉴于日、德、意事实上已经相继退出了国际联盟，此种区别意味着对于国联的认识亦有了不同，国联同样属于应该联合的力量。在对外政策上，虽然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51)。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6月23日，毛泽东在给党内指示中指出，目前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并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52)中共中央号召组建反对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在此政策下，英法主导的国联亦是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国际组织，亦应属于予以“联合”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对于国联的认识和宣传已经完成转变。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会晤，联合发表《大西洋宪章》，提议两国结盟抗击德国纳粹，并向苏联建议召开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共中央认为，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在政治上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外宣至此已经有了战略成效。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形成。(53)盟国开始筹划战后新的和平组织，国联进入沉寂期。中国共产党对国联的认识，亦开始在筹备战后和平组织的理念中得以进一步的总结。

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战时外宣，是基于两个统一战线大格局而进行的，随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局的变化而时有调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鼓舞爱国军民的斗志，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由于国联对于日本侵略行为止于谴责和不承认其单方改变现状，中国共产党对于国联未能根据盟约实施对日制裁提出了比较激烈的批评。鉴于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停止其进一步的侵略扩张，不应苛责此种批评的声音。面对日本沿着长城一线的军事进攻，国民党在国联未能阻止日本侵略的情形下，却仍集中优势兵力进攻红军，这使得党的外宣工作，尤其是涉及国联的外宣工作，并未及时上升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高度。日本逐步走向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道路，德意日法西斯也开始结成侵略同盟。从两个统一战线的角度，党对于英、法、美的认识也开始逐渐调整。在批评英美等国妥协政策的同时，亦从外宣的角度，鼓励其内部力量反对各自政府的妥协，并以国联决议为号召，希望各国尽力援华。

党报的涉外宣传，尽管呼吁英美政府援华，并不时给予赞扬，但一旦英美对日妥协，党报则毫不犹豫地予以批评，这与国民政府所掌握的报刊的宣传具有很大的不同。在关键时刻，如欧战爆发前的英日谈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谈判，批评尤力。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对于英美民众及人民的赞扬属于外宣的基调，这也是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所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外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对国联认识亦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注释：

①代表性著作如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洪岚《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侯中军《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第122—141页)、洪岚《抗战时期中共对国联的政策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8期，第117—122页)。

②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3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512页。

③《国联行政院9月30日决议》(1931年9月30日)，Wellington Koo Paper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手稿与珍本图书馆藏纸本、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馆藏电子档，Koo/0008/002/0024/001。

④《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页。

⑤《告全国革命民众书》(193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92页。

⑥《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1933年2月24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6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77—279页。

⑦《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1933年3月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134页。

⑧《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1935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⑩黎百强：《中国抗战与英国》(1937年8月16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4期，第10—12页。

(11)金沙：《美国银行贷款日本与美国海员援助中国》(1937年9月10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6期，第2—3页。

(12)志：《关于九国公约会议》(1937年10月21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21期，第2—3页。

(13)志：《关于九国公约会议》(1937年10月21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21期，第2页。

(14)李凡夫：《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1937年10月28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22期，第10页。

(15)李凡夫：《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1937年10月28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22期，第11页。

(16)李凡夫：《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1937年10月28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22期，第10—11页。

(17)强：《日德意的“三国防共协定”》(1937年11月3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23期，第2页。

(18)《顾维钧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3日)，Wellington Koo Papers，Koo-0025-039-0030-008～9。

(19)吴敏：《国际新动态与我国外交》，《群众》周刊创刊号，1937年12月11日，第10页。

(20)梓年：《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1937年12月27日)，《群众》周刊第1卷第4期，第66—67页。

(21)《论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我国对日抗战》(1938年1月28日)，《解放》周刊第29期，第11—12页。从第28期开始，即1938年开始不再设卷，直接标注期数。

(22)《开展反侵略运动，扩大国际宣传》(1938年1月29日)，《群众》周刊第1卷第8期，第137—138页。

(23)许涤新：《反侵略运动中的国联动态》(1938年2月12日)，《群众》周刊第1卷第10期，第173页。

(24)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简史》上卷，第144页。

(25)《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9页。

(26)蔡馥生：《扩大国际宣传，增加国际援助》(1938年2月5日)，《群众》周刊第1卷第9期，第156—157页。

(27)沙：《世界和平阵线的扩大与巩固》(1938年2月25日)，《解放》周刊第31期，第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30)黎：《美国的援华运动》(1938年7月6日)，《解放》周刊第46期，第4—5页。

(31)《国联行政院决议案》(1938年5月14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第137页。

(32)《我们要求国联履行反侵略的任务》(1938年9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33)任：《关于国联援华的决议》(1938年10月4日)，《解放》周刊第54期，第2—3页。

(34)任：《关于国联援华的决议》(1938年10月4日)，《解放》周刊第54期，第2—3页。

(35)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1页。

(36)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19页。

(37)梓年：《最近的国际形势》(1938年12月25日)，《群众》周刊第2卷第12期，第594页。

(38)黎：《英美对日政策渐趋积极化》(1939年1月5日)，《解放》周刊第60、61期合刊，第9页。

(39)奇：《美国修改中立法的问题》(1939年1月20日)，《解放》周刊第62期，第4页。

(40)Medical Advisors to China,THE NORTH-CHINA HERALD,December 15,1937,030.

(41)Report for the Month of April,First Unit of League of Nations Epidemic Commission,United Nations Library & Archives Geneva,R5785-50-33625-30817-Jacket 1.http://gffgg67a69547af96449csoupqkc0kno9v6k6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

(4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43)范秀云：《英国援华会的兴衰(1937-195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绪言，第1页。

(44)范秀云：《英国援华会的兴衰(1937-1950)》，“大事记”，第302页。

(45)毛泽东：《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1939年6月1日)，《群众》周刊第3卷第10期，第270页。

(46)《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06—207页。

(47)《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39年7月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第439页。

(48)《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1939年7月2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第541页。

(49)《美国废止美日商约》(1939年8月13日)，《群众》周刊第3卷第11期，第293—294页。

(50)《英日已成立初步协定，美国宣告废止美日商约》(1939年8月13日)，《群众》周刊第3卷第11期，第297—298页。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5页。

(5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6页。

(53)参见侯中军：《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两个统一战线的建立》，《史学集刊》2025年第4期，第3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