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
摘要：回望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文艺大众化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文艺发展的主流，不仅在实践层面有力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同时也极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不仅是文艺创作本身的变革，同时也是借由媒介技术推动社会政治权力重构的一场变革，这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出了全新课题。在技术语境与文化逻辑发生巨变的当下，必须跨越技术与算法的樊篱，重新探寻“人民文艺”的当代表达：从打破“文字中心”到打破“技术中心”、从“文艺的组织化传播”到“一主多元的文化治理”、从“人民喜闻乐见”到“以人民为中心”，以此来应对信息化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全新课题。
关键词：人民文艺 新大众文艺 文化领导权 以人民为中心
一、“人民文艺”的诞生：党的文化领导权
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掌握文化领导权作为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要任务，始终将文艺工作视为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抓手。回望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文艺大众化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文艺发展的主流，不仅在实践层面有力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同时也极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
“领导权”一词源出希腊语，意指在城邦国家中具有强力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古典概念被俄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用以描述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190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深化了对“领导权”概念的理解，提出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他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能否成功，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胜利，关键“‘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就此而言，“领导权”的内涵开始由政治维度转向文化维度，文艺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就充分体现了“领导权”文化内涵与意识形态内涵的转向。随着共产国际文件的广泛传播，“领导权”思想开始影响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1921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于1923年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中，编译了两篇介绍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与行动策略的长文，在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领导权”概念正式在中国政治话语谱系中出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的核心范畴。在此后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文艺作为号角，自觉运用文化的力量争取人心、凝聚共识，积极探索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路径。
周作人、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吹响了新文艺号角，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和《青年与农村》等作品中，指明了文艺服务对象的工农转向。1932年瞿秋白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中指出：“新的文化革命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起来，这是几万万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就此，文艺与劳动大众、文艺与无产阶级领导之间的理论线索初见端倪。随后，瞿秋白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系统阐释了大众文艺应当为谁创作、使用何种话语创作、创作的目的为何等一系列问题。他强调，文艺创作应当从抽象的创作冲动中解放出来，回到具体可感的普罗大众的生活领域，只有使用普罗大众能够听懂的“现代普通话”，反映普罗大众的思想和诉求，才能为其所接受，并最终对其产生鼓舞和影响。这一“普罗大众的革命文艺”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关键转折，并在此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文艺”观念。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华文明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面临着极大挑战。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的求解与争论构成了近代史上最为复杂的文化道路之争与文化领导权之争。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并最终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超越了此前非此即彼的“中国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将中国文化的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应该怎么走？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不仅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意识，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此时，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
1942年，毛泽东通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阐发了无产阶级文艺尤其是革命文艺如何正确发展的问题，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这两个核心命题的论述，毛泽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根本立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明确这一根本立场后，“人民文艺”的基本观念开始从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脉络中凸显出来。那么，如何创作“人民文艺”呢？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为了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工农兵文艺，知识分子必须将自身纳入中国革命的总体建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找到“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当知识分子真正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其文艺创作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就此而言，“人民文艺”不仅是文艺领域的观念建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进而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抓手。正是通过文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被民众看见、接受和认同，也才能转变为可感知、可理解、可追随的行动号角。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与工农相结合，“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其革命的“有机性”弥合城市与乡村、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鸿沟，成为“群众”与“国家”之间的有机媒介，以文艺实践有力服务于整体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借助“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服务于“群众政治”，服务于“多数人的利益”，“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从而有力彰显无产阶级政党的合法性与“人民大众”的代表性。此时的“大众”在“人民文艺”的视野中，已进一步拓展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具有一定政治自觉、超越其阶层与职业的共同体，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由此视之，文艺并非被动地决定于文化政策，而是具有“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的巨大能动性。文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所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此时，“人民文艺”已不再是文艺家自我表达的审美游戏，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在文化实践领域的具体表现。可以说，“人民文艺”观念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领导”人民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依据。正如毛泽东所言：“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能否掌握文化领导权则关乎国家政权是否稳固。1949年7月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明确提出了“人民文艺”的概念。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为人民文艺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红岩》《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等一系列优秀的文艺作品相继出版，艾青、丁玲、赵树理、柳青等作者扎根中国热土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与“当代英雄”，这些作品都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提供了重要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1979年10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致祝词，他重新阐明了“人民文艺”的方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并制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基础上，中国的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如何在“大众性”的基础上继续坚守“人民性”成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新问题。江泽民从“三个代表”的角度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提倡“大众化”的“多样性”中，弘扬“人民性”的“主旋律”，不断“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胡锦涛则强调文艺工作应“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民文艺”的发展要求落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以昂扬的精神、奔放的激情吸引和感染着亿万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获取文化领导权是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前提条件，巩固文化领导权是“确保我们国家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根本途径。正是通过“人民文艺”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深入人民、团结人民、影响人民、组织人民，并通过人民的创新创造，不断推进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
二、“新大众文艺”引发党的文化领导权
的新课题
文艺作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表达载体，深刻反映着时代变革浪潮中社会认知、审美认知与情感认知的变迁。一代有一代之文艺，一代也有一代之文艺背后的驱动力量。技术与媒介是这一驱动力量中极具代表性的要素。伴随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人类的生存、认知与交流的方式，尤其是文化组织方式、文艺生产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变革。
在文字尚未出现之前，人类主要依靠口耳相传传递信息、共享经验，并以神话、民间故事、史诗等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祭祀仪礼，沟通天地，对话先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文字的发明使得信息能够更为准确、长久地记录和传播。纸张与印刷术则进一步推动了书籍和文献的生产与传播。在此基础上，不同文明都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文本。谁掌握了经典文本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文化领导权。以中国为例，儒家思想正统的确立和四书五经体系的贯通，保证了中华文明以儒家经典为纽带的文化传承。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通过德语《圣经》瓦解了天主教廷对《圣经》的解释权，成为后续科学革命的“变革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到了电子传播时代，无线电广播不仅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更逐渐成为社会信息交汇整合的重要工具。电话、电报、电影、电视、通信卫星等技术的出现，则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革命，尤其是智能传播，借助其强交互性已成为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最大动力，极大推动了信息的全球流动与人类文明景观的重塑。相较以往的变革，当前这场智能化浪潮所带来的变革并不是由单个技术发明所引发，比如印刷术或者蒸汽机，而是由底层逻辑架构、算力架构的变革所引发的体系性变革。从信息的感知和接收，到信息的处理与学习，再到信息的分发与流布，最后到人类认知模式与行为模式的重塑，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超级循环。“它深度参与社会认知的形成和价值观的塑造，并在社会构建中逐渐形成新的社会实践、交流方式和思维模式。”在其影响之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潮与文艺创作体现出异常活跃与激烈交锋的态势，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更显激烈。换言之，文化正强烈地被技术所塑造，或者说技术本身已经变成文化。
正因如此，“新大众文艺”在此背景下的崛起，并不局限于文艺内部的话语、形式、审美、价值等范畴的变革，更指向了文艺创作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乃至评价机制的整体变革，是政治与互联网及其催生的“媒介基础设施化”的结合。从生产机制来看，大数据、元宇宙、AR和VR、AIGC等全新技术不仅打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将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加以融合，展现出多模态文艺创作的融合机制。游戏、动漫、网文、短视频、微短剧等“泛文艺体裁”开始大量涌现，不断拓宽文艺创作的边界，带来文艺话语的多维度重构；从传播机制来看，伴随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突破11亿大关，新大众文艺创作的热潮借助超级平台的渠道和智能算法的加持，不断打破专业创作的边界，穿透原有传播介质的樊篱，构成了全民性的社交互动乃至“人机互动”，极大提升了文艺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从评价机制来看，用户不再只是单纯的消费者，而是能够在任何时间、地点，通过“点赞”“关注”“分享”“收藏”“弹幕”“打赏”等方式实现对作品的高互动性参与，甚至“沉浸式”进入作品创作的现场，推进作品的二次创作。在这一背景下，作品本身只是一个触媒，真正产生意义的是借助这一触媒而生发的具有生命力与交互性的超文本“文艺宇宙”。这一变革打破了文艺“生产—传播—消费（评价）”的既定模式，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大众参与、大众创作的热潮。就像麦克卢汉曾指出的，“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今天的媒介不再是一种复制性的、装置性的工具，而是一种与人的感官感受、认知结构、情感审美深深嵌合在一起的“有机构成”。原本主要依托文本来进行的文艺创作，主要依托媒介来进行的文艺传播，主要依托阅读来进行的文艺批评，都在这场技术的洪流中发生巨变。从根本上来说，新大众文艺是一种依靠媒介技术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延展的创造性、交互性、活态化的综合性艺术。
当然，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不仅是文艺创作本身的变革，同时也是借由媒介技术推动社会政治权力重构的一场变革，这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出了全新课题。从生产机制来看，新大众文艺带来了创作者队伍与文艺产品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新技术在不同“个体—群体—作品”之间形成了一张超文本链接的网络，打破了原有的中心化，而出现一种播散状态。这种多中心、散点、网状的“泛大众化”结构，让过去隐没的读者、沉默的观众不断走向前台，在交互“反应”和再创造中凸显出惊人的文艺生产力。但是，这些基于兴趣、个性甚至是“热点”而产生聚合的“超大众性”恰恰消解了原本基于“认同”而产生连接的“人民性”。这就使得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人民大众”变成了偶发、均质、平面、分散的“技术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的“社群”。当基于同一价值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共同体”分化为“社群”与“圈层”之后，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落入“人民”与“大众”的正向引导机制就被“平台逻辑”“资本逻辑”“算法逻辑”所取代；从传播机制来看，当前“资本—算法—平台”所构成的超强传播链条，在激活民众参与的同时，往往也通过“捕捉热点、设置议题、引发围观、激发争论、收割流量”的成熟商业化模式，设置了高控制性的信息茧房与情感圈层。文艺产品的价值内涵与文化认同沦为其商业化炒作的焦点，而非真正传播的中心议题。产业化、商业利益、流量与市场的高话题度大大降低乃至消解了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传播效能；从评价机制来看，“全民创作”的热潮并没有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评价”热潮。在点击、阅读、评论、转发成为一种纯量化指标时，智能算法接管文艺评价的“现场性”“具身性”与“价值性”，并最终演化为“标题党”和“眼球文艺”。“流量即正义”与表面化、空洞化的“颜值即正义”使得新大众文艺“被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殖民”，并扭曲了主流价值观的正向引导机制。
由此视之，能否有效应对信息技术加速迭代、多元思想交织碰撞等多重复杂因素的挑战，深入理解并掌握这一新技术、新媒介、新文艺的发展与建设规律，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文艺创新创造的活力，从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我们不仅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更要加快适应当下文艺形态、文化观念、文化实践的变化发展，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才能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
三、重新发现“人民”，进一步推进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
回望历史，依托印刷媒介的普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文艺大众化浪潮打破了“无声的中国”，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进入被长久排斥在外的“文字世界”。从陈独秀提倡的“国民文学”到瞿秋白所讲的“普罗大众文艺”，在现代出版、现代教育与现代汉语互动过程中，文艺不断走向大众化。到了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一种新的文艺形态带着更为浓烈的“生产者”气息，打破了书斋文艺、“亭子间”文艺的垄断，重新进入工农兵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五四新文学所强调的“人”不同，延安文艺将目光转移到了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倡导“人民”。因而其文艺创作不再以“文字”为中心，而更多借助与民众生产生活相关的通俗艺术、民间艺术来呈现，比如快板、版画、秧歌剧、活报、演讲、大合唱、连环画等。这些活泼生动的文艺形式不仅贴合了民众的审美需求，重塑了民众的精神世界、情感结构与价值观念，同时也让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得以进入“民间”，实现了有效的革命组织、战争动员与乡村改造。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套内嵌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人民文艺”生产机制逐渐产生了分化：一端是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另一端则是遵循市场逻辑的大众文化产业化生产。从1983年的“双轨制”改革方案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市场准入的放宽，传统文艺体制的裂变开始加速，并于21世纪以来形成相对稳定的二元格局：官方主流文化强调主旋律创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文化产业则遵循市场逻辑与消费逻辑。这种割裂一定程度上造成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错位与文化缺位。
在数字化快速发展，尤其是智能化浪潮重构中国文化生产机制的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崛起让人民重返“文艺中心”，让文艺重返“人民中心”，极大激活了文艺生产的能力。算法、大数据和AI技术在不断提升文艺的即时传播、实时反馈、情感表达、集体共鸣的同时，也构建了一个“文艺+生产+生活”的系统模式，空前释放了文艺的创造力。中国社会科学院2025年5月发布的《2024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突破430亿元，作者规模突破3119万人，其中非职业创作者占比达78%，网络文学用户规模突破5.7亿。在其影响下，2024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模急剧扩大，达1689亿元。中国网文的出海作品总数突破80万部，海外用户规模突破3.52亿，出海市场规模突破50亿元。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504亿元，同比增长接近40%，短视频平台日均UGC内容产出量超1.3亿条等。这些都表明了一场全民创作浪潮的涌现，同时也标志着大众文艺从“消费者”模式向“生产者”模式的转变。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技术、平台、流量与算法不仅是一种工具、手段，更是一种深入渗透当下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权力建构范式，从根本上影响并塑造着人类文明的景观。因此，在技术语境与文化逻辑发生巨变的当下，面对新大众文艺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尤其需要跨越技术与算法的樊篱，重新思考“生产者的艺术”问题，“回归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所累积的丰富历史资源以及深邃的文化传承”，重新探寻“人民文艺”的当代表达，进一步推动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
1.从打破“文字中心”到打破“技术中心”。延安时期，基于内陆农村与农民识字率低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时，高度重视以更具“视听”与“交互”性质的文艺形式打破“文字中心”与“小说中心”。大量“文本”之外的鲜活生动的民间艺人与民间艺术被重新激活，陕北民歌、腰鼓、说书、歌谣、杂耍、戏曲、剪纸、秧歌队等重构了文艺的题材、形式、表演，有力提升了革命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秧歌剧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其关键就在于借助跨媒介的强交互形式，让群众变成“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的“剧中人”。群众已不再是传统剧作里“沉默”的配角与“无言”的布景，而变成了生机勃勃的主人公。在一次次的“觉醒”“抗争”“翻身”“胜利”中，他们从观看者变成参与者，从被教育者变成教育者，进而完成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日常渗透与革命群众主体意识的再造。这种“人民文艺”超越了单一的“文字”与“文本”，回到民间文艺的汪洋大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不仅有力激活了民间文艺的现代表达，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党的文化领导权。今天，智能传播语境中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能否突破单维度的“技术中心”，借助跨媒介的文艺表达重新激活民间审美传统，提升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样需要有这种“剧中人”的意识。依靠技术逻辑和算法逻辑活跃在平台上的新大众文艺创作，从表面上来看聚合了无数的人，但是这些人的可见性更多取决于技术与算法的可触达性，而非其背后的文化观念与价值观念。这些从表面上聚合在一起的人，只是呈现了一种物理关联，其内部却依据兴趣、爱好、年龄、职业等要素被不断细分为无数的情感圈层，并无整全同一的价值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因此，今天必须要用“主流价值中心”打破“技术中心”，科学运用智能算法，将主流价值观嵌合到不同媒介的文艺创作中，“以人民性激活文艺的文化潜能”。通过“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高度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为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源泉，让中国人民掌握思想和文化的主动，通过中华美学精神与民族形式的再造，跨越圈层、茧房、社群，凝聚共识，“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将党的文化领导权真正落到实处。
2.从“文艺的组织化传播”到“一主多元的文化治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统筹领导党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理论研究等工作，协同指导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通讯社、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央出版局等机构，凸显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此外还成立了新哲学研究会、延安电影团、鲁迅艺术学院等文化团体，进一步推动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众多识字小组、村学、合作社等文教与经济组织深入民间社会，先将分散的农民个体从传统的血缘、地缘、宗教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再通过秧歌队、演讲队、木刻社、说书组等形式多样的文艺群体将其再度组织起来，并最终让他们在一个高互动感和高参与感的文化空间中，实现“经济翻身”“文化觉醒”和“政治翻身”。在这一过程中，文艺作品是有效组织与整合的关键，也是革命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融入民众生产生活的关键。党的文化领导权借助这一强大的文化组织系统，形成了“文艺实践+政治实践+社会实践”的深度互嵌，不断激发民众文艺创作与文艺生产的活力。今天，面对数字传播技术的重构，以及媒体融合的滚滚大潮，要破除平台单纯基于算法和流量的文艺传播与组织机制，提升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效能，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动员组织与整体协调优势，重塑思想文化领域新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和扶持”，“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新大众文艺时代的文化治理指明了方向。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培育了多元文化主体，这就需要推进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通过技术治理与文化治理的双轮驱动，让算法服务于多元文化主体中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一方面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另一方面不断激发人民群众文化创造创新的活力，从而打造出“一主多元的文化治理结构与充满活力的文化发展生态”。这是数字化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制度保障。
3.从“人民喜闻乐见”到“以人民为中心”。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只有编成了戏、唱成了歌，人民才能“看得懂”“听得进”。因此，文艺评价的机制就是“人民喜闻乐见”。要达到这一效果，就要有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双向互动过程。早在1938—1939年间，延安各地就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歌搜集活动。党的文艺工作者以“下乡采诗”的方式，大量挖掘鲜活生动的民间戏曲、唱本、歌谣、杂耍、说书等文艺题材，不断改进艺术表达，贴近群众的情感世界。比如，在《讲话》之后，鲁艺戏剧创作的重心开始有意识地从原有的“大戏”转变为群众更易接受的“小剧”。1944年后，党的文艺政策有了进一步调整，更加关注作为文艺创作主体的群众，尤其关注他们对新生活的创造性表达。比如许多民间艺术家在农村的旧戏和旧秧歌剧的程式化模式中，增添了大量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元素、新话语、新情节、新思想，打通了“文艺—生产—生活”之间的隔阂，赋予了“乡下秧歌”的全新内涵，激活了群众的文艺主体性，重塑了乡村世界的情感结构和观念体系。正如赵树理在《艺术与农村》中所说：“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就此而言，“人民文艺”以“文艺”为纽带，促进了生产性与教育性的统一，使得文艺不再是脱离生产的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群众普遍的文化权利。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也以文艺的“喜闻乐见”进入民间，进而将民众转化为坚定的革命主体，形成坚实的群众基础。今天，如何破除资本、算法、流量所裹挟的单一市场化评价逻辑，进一步提升党的文化领导权？其根本之处，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那么，什么是“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如何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那么，在点击率、票房收入、发行量作为重要量化指标的文化市场中，如何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矛盾时，社会效益要放在首位，因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由点到面，层层深入，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要始终聚焦时代文化的主流与主线，以生动可感的文艺作品走向“人民”、进入“民间”，只有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的文化活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力量。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谈道：“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鲜明体现了文艺大众化跨越时空、不断接力、持续深化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空、不同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潮就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尤其是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来，只有重新挖掘“人民文艺”的时代价值，并通过技术创新手段真正将文艺全面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使其日用而不觉，才能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一颗种子，那么党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辛勤的播种者，广大人民群众就是一片土地，只有将种子撒在人民的土地上，激活人民的文艺生产与创造的热情，这颗种子才能生根、发芽、开花。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