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安徽史学”微信公众号。
岳谦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桂，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两国展开的一场殊死搏斗。中国社会在血与火洗礼下改道变形而重启篇章，中国民众则在血泪交织中不断寻找生机。学界在抗战史领域成果已相当丰富，无论是中共根据地还是国统区抑或沦陷区，研究者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进行了多层面分析。随着时人书信、日记等私家记录的整理运用，有关沦陷区民众心态与生存状况及日常生活话题的探讨越来越多。了解一个时代的最好方式是体认和理解特定时代中的人，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历史学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则充其量惟博学的把戏而已。论者亦呼吁沦陷区研究要重视民众日常生活、心理状态与生存样貌。
目前学界对战时民众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多从民族—国家立场考察个体与群体在战火中的觉醒历程，然大多情况下民众自有独特的生存逻辑。由于战时普通民众基本上是失语者，囿于材料，研究者即用共情与想象得出此间民众生存过程中之生活逻辑不容忽视的结论，但仍无法为这一论点提供相对完整的演绎脚本，而郝星久日记则为考察晋南沦陷初期民众生活日常提供了较详实的资讯。郝氏于1914年生于山西万泉县西孝原村，高小毕业后几经周折任教乡间。全面抗战爆发后，郝氏作为乡间守望者在学校教学与救亡运动中往复奔波。现存郝氏日记集中于阴历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时大致处于全面抗战初期或前期。其间，郝氏先后从事乡村教育事业与牺盟会民运工作，有时因寇氛愈深居家农作。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写下大量日记，内容关涉个人战时心路及沦陷初期晋南乡村社会民情动态，尤其是乡村大众在战争骤至时所思所想所为，这些记载是观察战时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鲜活材料。基于此，本文以该日记为基本史料，系统地梳理全面抗战初期晋南沦陷后乡村社会的变与常，以及乡民作为主体发生的种种反抗，进而揭示民众独特的生存逻辑与民族—国家意识间的复杂关系，并深化战时沦陷区民众日常生活史及抗战微观史研究。
一、乡民的苦难
突如其来的战争，未曾谋面的敌人，对乡村大众意味着什么？敌寇铁蹄所到之处，百姓无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沦陷区人民为躲避日军烧杀淫掳，纷纷携妻带子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后方或相对安全区域。陈达宇忆及八年流离生活时颇感艰辛，然其父的医生职业始终能够维系家庭基本生活。上海沦陷后，盛佩玉乘坐小汽车举家逃难，丰盈家资足以令其摆脱饥饿线上挣扎的梦魇。而多数人面临战乱时别无选择，因种种原因无法远离家乡。广大乡民祖祖辈辈以土地为业，借此生生息息，若离开故土即便暂脱虎口亦不过奔向另一深渊。
当乡间宁静被日军枪炮声打破，接踵而来的是各地噩耗在村庄激起的恐慌，乡村大众除流亡逃难外，惊惧中坚守是一种常见生存状态。据郝星久所述，其村“北面山根下尽是敌人，东方汽路所通的地方，敌人不时往来驰骋，西面有大河隔阻，南面汾水无渡，只得辗转盘桓于乡土一隅。”人们只有徒然慌张，到底离不开乡土，“没办法”是应付时变的顺口秘诀。而不离开则意味着寇侵匪扰，乡民在试图避免流亡的种种不确定性时，已然成为苦难的目击者与亲历者。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无论沦陷区、国统区抑或中共根据地，民众生活异常困苦。在天灾人祸多重压力下，沦陷区乡村民众生存状态更恶劣。
1938年3月，晋南黄河沿岸重要城镇河津沦陷，郝氏所在村庄及周边区域均受不同程度侵扰。日军入侵之初，以占领城镇及交通沿线地区为主，广大乡村则处虚假平静之中。由于个体命运未卜，民众时刻警惕，内心不安与焦躁成为描述这一时期乡村大众心理的指代词，稍有风吹草动，便在乡间引致爆炸性效应。郝氏日记多处记载因谣言传递导致村民惊慌失措与四处躲藏情景。1938年4月30日载：“今日埋头于辘绳之间，午刻乘隙纳头便睡，酣梦中闻父亲入门呼曰：‘快走！快走！西坡二百余人退将下来！’我翻身跳起，只见家中人急急出奔，到巷里邻里尽逃，俄顷间又各归其所。此时西方枪声断续可闻，据说大炮、机关枪已响多时了。方才不知谁传了那么一句疯话，使全村震惊。当时，屋上村外都是人，探听张望。”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集体心理中个人才智被减弱，无意识特质占了上风。群体中的个人不过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被风吹到任何地方。死亡恐惧令乡民失去理智，凡于生存不利的谣言与消息在乡间流动，本身已使人恐慌，至于日军“慰问”或土匪“光顾”似则无关紧要。
除心灵震颤外，日军暴行直接导致乡民生存艰难。乡民日常生活和春种秋收常与杀戮、死亡等因素相伴。郝氏从事民运工作期间，日军在小梁公路一带放炮，炮弹丢至孝原庙、小停、辛庄、远停、范村、徐家崖，徐家崖死伤数人，各村间均被灾，日军更用机枪扫射人民。太原乡绅刘大鹏亲眼目睹日军在村驻扎肆意劫夺，将各户木器捣毁用以烧火造饭，刘家货铺中的桌椅板凳几乎烧尽。以下简称《退想斋日记》。 相较偏僻乡村，近临公路村庄更易受扰。因河津县公安局自卫队在毋庄村附近公路伏击日军汽车，日军寻自卫队未果便以村民为敌，吓得村民朝出暮归；进村搜寻未获，就在田间追踪刺杀避难者。郝氏日记载：“八仙洞一段公路旁的一群割草拾柴的儿童，敌只顾瞄准射击，幸而群童逃奔得及；通化村公路近田，两个正在农作的百姓，突遇刺杀毙命！”此外，日军认为乡间遍地麦苗会成为天然伏击地点，威胁乡民快速割去公路两边麦苗。在此苦难岁月，尽毁麦苗无异将民众推向深渊。
溃兵土匪及各色武装使乡民苦于应付，其对村庄惊扰不亚日军。对于各战区军队风纪废弛，蒋介石曾令各级官员负责整饬，严禁部队欺压民众。但不法之事并未禁绝，尤其官兵赌博炽盛引致勒索行为，影响其在民间声誉。南京一小学校长周廉臣向西逃难至土桥，听行人说散兵甚多，纪律极坏，专事劫夺，不得不绕道行之。郝氏日记常有伤兵溃军横行乡里、需索无度场景，尤以川军为甚。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军出川驰援山西战场，入晋初因种种原因呈溃败状。这些散留乡村的川军或借口武器遗失大肆搜罗，或恫吓勒索百姓。如日记载：“川军以拔民兵而编成的队伍，军士多瘾君子，不支败退，化装丢械，原不足为怪！独恨其当渡河未遂返驻各地之时，在民间翻箱倒笼大事搜刮还不算，拿木器当柴烧了，窗扇门扉化为灰。临走时屎尿乱散盆中、罐内、炕上、灶间，懂［弄］一个肮脏不堪！叫主人一见气死！这是他们糟蹋民家的状况。”更有甚者，川军散兵在乡间种种不法之举带坏社会风气，不少乡村青年纷纷加入川军，干起抽鸦片、赌博与抢劫勾当。军队种种虐民行径，乡民得出极为不好的观感。
土匪或所谓“自卫队”常以一纸命令要求村庄出粮献钱。在战时恐怖时局中，乡民期待自己军队来解救自己，然等来的是虐民有余、闻敌即走的各色武装。面对士兵到各村欺骗赚饭吃、敲诈要钞使情形，郝氏不禁感慨：“人民望眼欲穿，终于看不见队伍的影子！这期间风起云涌的，倒不是什么救国军，而是藉风扬沙的遍地土匪。”邓曲村吴某系由北京告老还乡的商号掌柜，半生积蓄被土匪劫掠一空，惊吓忿恨之下当日死去。刘大鹏日记亦载：“吾晋被日军攻陷，殆将一年，三晋人民死亡无数，虽有孑遗之众，十室九空，十村九困，无米为炊，衣不蔽体者，触目皆是，土匪间或劫掠。”而许多打着“抗日卫乡”旗号的自卫组织，如庙道会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在乡间仗势欺人。1938年5月30日郝氏记载：“午时，吾村人十之八九在田野时，庞军大队又进村了。我们忙于田事的农夫，不遑问他们的来意，他们竟毫不客气地三五成群，私入民宅取被子。每至一家，只寻新卧室里（新屋子住的新人）拣那洁清华美的被子，公然取之。”郝氏所在西孝原村村长就因溃兵勒索恐吓身亡。南阳村副在郝氏任教学校避难时谈及诸多村政故事，认为工作中最感困难的是军人的威风，其次是敌政令无法抗拒。郝氏等民运工作者在某村吃饭，村公所负责人透漏，“昨今两天向平原驻军送了百多口饭，得不到一文报酬还不打紧，人家要吸大烟未达目的，反将跑差人打得要命！” 由此可见，强敌环伺下的乡民只得在夹缝中求生。
雨旱交替系农家常事。对身处乱局中的人们而言，天气阴晴有时即压垮其最后一根稻草。谷雨时节，乡民经营半载的麦子即将吐穗结果，然一场霜冻过后原野上一片白霜。郝氏表示：“今年这料麦关系民生非同小可。素日的横征暴敛，人民生活上就蒙受了很深的拮据，自寇敌侵入以来，兵贼相讨，善取强夺，民间啖糟枵腹的事日益增多起来，单指望这一料麦子济活众生，偏巧当紧要关头有此气候的突变，是天将淘汰这里的人啊！”当人们期待天降甘霖浸润枯涸大地时，旱风骤起而雨无半点，致麦禾枯死。收获之际暴雨不停，人们只得在雨中抢收。郝氏感叹：“可憎的雨！讨厌的雨！毁灭食粮的雨！杀害人类的雨！如毒蛇猛兽的雨！若恶匪狂寇的雨！淅沥淅沥、不绝如缕、夜以继日的在下着，农家堆在场上的麦穗，已经淋得发芽出苗。虽然井水足矣，池水将溢，但人们仅有的成熟食粮殆成粪土，还要这汪洋之水作何用？虽然解得一时渴，安能充补长期饥！”幸存一稔麦子又因时局恶劣，乡民急不待熟，只得手忙脚乱收割。
乡村大众在天灾人祸多重煎熬中艰难度日，苦苦支撑。他们的生活是困苦的，恐惧与不安充斥着每个人的内心。人们常常和衣而卧，提防时变。作为绝对的弱者，面对日军侵略和兵匪欺压，乡民既无法奋力反击而予来犯者重创，又不能抛家舍业而背井离乡。他们只能在绝望中守望，期望着救兵，祈盼着胜利。
二、弱者的反抗
人们常言同情弱者，然弱者面对强敌要想存活则须成为智者，何况历史上的弱者总与同情擦肩而过。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研究东南亚农民日常反抗形式时指出，农民以弱者姿态拿起属于自己的武器反抗敌人，这些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装傻卖呆、开小差、偷盗、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抗战时期，身处沦陷区的乡村大众期待救国军，但等来的是兵逼匪抢。人们希望被救，另一方面不断寻求自救之道。作为弱者，民众在与日军周旋的日常中发展出多元化的抵抗形式。有别于抗日武装与日军正面冲突，民众抗争属一种软抵抗。这种润物无声似的抗争之道，成为艰难时局中民众生存法宝。实际上，此法对抵御侵略效果明显，因无迹可寻且适时而变，这即生活的逻辑。
郝氏日记详细记载了晋南乡村民众对日军的种种抵抗行为，而诸多反抗方式以保存生命为原则。村民在长时间并肩作战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敌大批人马将至时，村庄间与村庄内意气之争与个人利益冲突暂且搁置。阳曲县保安大队在黄水镇南洛阴村击毙数名日军，村庄被大队日军包围，为保全村内百姓，村民南甲银献女于敌小队长，始免烧杀大祸。村庄共同体的成型一是对付共同敌人诉求与需要，一是得益于各种讯息在乡间流动与传递。个人关系网络则是探测敌情与时局动向的重要凭借，乡村大众或从集会中探知最新动向，或从走亲访友、跑街串巷时获得超越特定地域范围的信息，抑或从附近村庄逃亡村民口中得知日军去向。1940年春，中条山国军情报员杨鑫寨、张子明赴闻喜、夏县、安邑刺探敌情，行至大郭村被捕，村民闻讯一致宣称是本村民户，一位老婆婆说张是其子，另一农民认杨为弟，敌将之释放。村庄间消息的流动象征着战时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尽管日伪通过各种组织试图控制乡村大众，然民众通过自己的交际网络了解到远超本村的各种消息，而这些讯息又再次流动并成为民众制定自救策略的依据。
乡民警惕心理与自卫意识的提升亦可视为某种形式的反抗。乡村世界受到战火冲击发生异变时，乡间那份恬静仍在枪炮声中挣扎。四处躲藏的乡民未因战争放弃赖以生存的春种秋收，集市中的嘈杂与喧嚣依旧可闻，孩童嬉戏、大人聚赌犹如战前，又显得那么格格不入。郝氏笔下的战时乡村可称之变与常共存，这里有日本侵略下乡间习俗与日常生活的变化，亦有大众难以弃之不顾的婚丧嫁娶与家长里短。乡民曾因农作一味低头做事导致惨案发生，此后时刻防敌成为个人本能。正如郝氏所言，“因处今日之地，凡走路田作，都得带几分细作的态度，稍发现一点踪迹，就得加意提防，从速回避。”各村每夜四门紧闭，由村内劳力轮流值守，稍有变动全村知晓，以便相率远避。郝星久村筑起高墙，村人一起动手，挑水掘坑。郝氏不禁感慨：“若非逢乱世，谁来兴此工?”除此，人们时刻观察本村及邻村公务人员动向，通过其踪迹决定去留。一日郝氏刚睡被学生唤醒，询问得知村中公务员均起身出走，村民惊动起来，“男男女女的向北村疾走”。郝氏与几个从事教学及民运的同事奔往村外，在瓜庵中躲了半夜。1939年6月24日日记亦有类似记载：“这里有××府和××局留驻，所以比较恐慌一点。黄昏时，公务员都出走，村民知道又是空气不好了，准备应付方法。我也偕两个朋友就月光避舍五里外的××村，虽然奔走吃了些力，但梦里却很安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密切关注周边动态成为乡民自救手段之一。
郝氏日记亦记载了民众如何与日伪虚与委蛇。一些进入维持会的人将日军暴行和野心传递到乡村大众之间，乡间仇敌与抗敌情绪激荡。从皇协军中反正者向乡民叙说敌人内情，交给人们许多日常日语会话。即便屈身伪职者，目睹日军惨杀百姓暴行亦无法掩饰悲愤情绪，尽管伸张正义的举动会换来“免职”，然良心并未泯灭。而那些被日军抓走修筑道路与工事的村民趁其不备逃出来，将各种阴谋公之于众，以免他人因利益诱惑重蹈覆辙。郝氏同村两个青年躲在麦田被日军发现，令其引路。考虑到邻村农人路上乱奔惨遭杀害先例，并未惊慌逃窜而选择顺从，午后趁机逃回，将日军行动及所得消息带回村庄，这其中既包括日军进村战术队形及围村策略，亦包括日军整体面貌。这些都成为日后乡民与日伪周旋的可贵资源。
此外，乡村大众在长期人马喧嚣乱局中，已找到如何躲藏与避敌秘诀。因日伪军不定期搜索“清乡”，村民往往拂晓匆匆吃一顿家里做的饭，即携带干粮逃到僻静处以避敌锋芒；天晚了，一家人再团聚归屋。人们会根据邻村状况决定是否躲藏。如日记载：“当平原、里庄被‘暴风雨’袭击时，我村人震惊异常。既辨知所在，许多人都东出探听，我曾与人直奔至三里以外，往后土庙高原处张望，东乡的村落田野，都被烟雾笼罩了。”亦有人攀上树枝观察日军动向，而有经验者则相互告诫切勿登高张望，且迅速向沟道回避。人们常常借助地势观察大队人马动向，乡民在躲避时常择沟道或有遮蔽物的地点，很少有最初胡乱奔跑被日军射杀情形。在奔走前人们将粮食等物资藏起来。郝氏做小学教师常教导儿童如何挖掘藏物地窖。
消极、拖延、敷衍之类看似无力的行为则成村民的有力武器。如日伪强令办理保甲制，各村拖延，认为这是“用连环相保的伎俩来统制我们”。郝氏认为敌调查户口成立保甲制是“以华制华”阴谋，无论如何不能填送。又如1938年3月“河津县治安维持会”成立后汉奸江良英当了会长，任用李品卿、刘丹卿等做委员。他们凭地理纯熟、人物广交，行文召集全县士绅名人进城开会。当时汾南只去一人，余均称病不出，请人代理。当敌在某地以高价雇佣村民应征，扬言只进城略受短期训练就可回乡时，人们反应淡漠，没有愿意上当者。这类强制征兵命令反使村民下定决心参加抗日武装。当日军组织民众集会高喊“打倒蒋介石”时，群众一声不响。汉奸因怕日人责怪，暗中告知胡乱吆喝几声，大众敷衍了事，一起乱喊。晋南民众对日伪征粮征工任务往往消极懈怠，而每逢中国军队则喜形于色，“指引路途，运送弹械，侦察敌情，购买给养，真是无不乐为。”事实上，民众的种种自发行为代表着对日军无声的反抗。
田间地头农人根据日机多寡及枪炮声频次，预判属于乡人心中的胜利与喜悦。人们在长期逃避中学会如何通过枪炮声辨别人马动向，决定自身去处。日记多处记载村民站在高处听炮声、爬上树杈看日机情景。如日记载：“午后到野外拾地钱去，看见村北高丘上站着许多人听炮声，据说从昨夜已响到现在，我在广野中也曾听得如雷贯耳的轰隆之声，远自东北方而来，那声势异常猛烈！想是旱灾消减，寇祸亦将解决了。”乡民既时时洞察日军动向又不断想象战局变化，虽多数时候这些猜想和判断与事实出入极大，然无论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或集市家中，人们都在想象日军覆灭与中方胜利。乡民抗战想象和对日军诅咒何尝不是一种特殊反抗形式。中国军队大胜之类谣言在人群中引起的轰动，表明乡村历经苦难之时呈现出种种新机。
村民在全副武装的日军面前，任何放手一搏与强力相抗都将导致惨剧。作为绝对弱势方，正义者很难战胜非正义者。乡民在血的教训中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基于朴素情感认知，以智慧生活经验求存。当太阳旗高悬于西孝原村时，人们唉声叹气时不敢违拗，但三五成群的人仍在街头巷尾暗暗议论。郝氏作为乡村知识分子，见识自然远超普通乡民，然不得不从乡村大众处学习一些生存本领。如在民运工作之余回家帮助父亲农作，得知“鬼子”定期来村搜索“清乡”，当晚便写一个故乡“良民证”以防万一。再如某日在通化与毋庄之间路上遇见日军剪修电线，因缺经验贸然行至路口被日本兵持枪拦阻，吓得无计可施，恰有路人向日军敬礼而走，见状效仿，遂被放行。由此可知，即使作为唤醒民众的民运工作者，郝氏对日军应对之道远不如乡村大众，而乡民已然成为这场战争的“局中人”。
然则临敌时人们并非一味躲避，消极静默。村民会依据环境、敌我力量对比，甚至群体效应带来的勇气灵活施策，在确保生存前提下袭击敌人。如日伪劫夺烧毁汾南新麦恶行令民众痛恨难忍，纷纷组织“报仇队”配合中国军队与敌作战。亦有村民不堪日军暴虐，揭竿而起组织义勇军，自动参加者众。当出现落伍日军时，村民会主动进击，致其于死地。当然，这类毙敌行为须具备合适的时机和高效的配合。1940年10月13日，万泉县皇甫村民薛发儿、吴介儒、吴有发以为落伍日兵带路为由，出其不意夺枪将之击毙。1942年8月30日，赵城黄村村民刘光祖诱敌翻译官赴果园吃瓜，与任成生协力将其生擒。永济某村村民在与日兵搏斗时，情急之下先用铁烟袋将之打晕，随后夺枪击毙之。晋南人民适时寻机采取各种方式和武器打击敌人，这些零星击杀象征着战场外的硝烟。诚如时论言之，“虽然每次只能打死一个两个敌人，但日积月累，亦足使敌胆寒。”当地民众形成的这种抗争心理、行为模式和对敌策略，是乡土抗战的底色。
当弱者拿起属于自己的武器保卫乡土以求生存时，尽管少了视死如归的热血与震撼，但对多数乡民而言或许是最佳选项。逃亡与躲避并不总意味着懦弱无能，消极与顺从不一定与汉奸或亡国奴之类概念挂钩。抗战年代的弱者，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发出最后吼声，声音微弱却执拗，且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战争结果。
三、生活的逻辑
战时民众被难与抗争历程是国家民族观念长成史。有关战时国人觉醒，时人及今日研究者均有论及。正如有论者所言，这些关于战时民族意识的讨论多涉及精英层及概念本身，至于民族意识在广土众民中如何发生与表现则付之阙如。郝氏日记则为乡民觉醒的结论提供了较完整的注解。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虽具莫大潜伏力与无限可能性，但几千年来从未被启发培养、组织和运用，十分可惜。其立论依旧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试图通过教育和改造去唤醒农民。实际上，战时乡民觉醒历程曲折漫长有其特殊逻辑，这即生活的逻辑。只有当人们在日常中切身感受到日军带来的种种苦难并直接威胁自身利益时，觉醒才富有力度与生命力。正如经济学家孙冶方所言：要使人民对国家民族有爱护观念，先要使人民感觉到自己利益同国家民族直接关联。过去在人民看来，国家是一切负担和压力来源，民族是利害冲突和互相残杀集团。要不是日本对中国人民及其财产一视同仁地用烧杀劫掠政策，一般人民很少感觉到自己和国家民族间有什么利害关系。沦陷初期，相较汾河北岸，汾南地区较少遭受日军侵扰，村民颇有“火烧不着自己总不忙”之意。当汾河南岸各村惨案发生后，村民方有切肤之痛。
乡村大众对待日军态度与心态有一个渐变过程。晋南沦陷初期，日军采取“亲民”之举，百姓遂得出“日本人比中国人好”的观感。鲁西冀南地区一些村庄民众同样认为日军比伪军“守规矩”。因日军进村“秋毫无犯”，而伪军翻箱倒柜、无恶不作。此时人们对日军本质鲜少理性思索，更多基于直观认知，致被表象迷惑。郝星久所在村村民不满轮流守夜，认为“咱们小家怕怎的？寇匪到村找财富家，与咱无干”！当郝氏劝告村友躲避日机不要做无畏牺牲之时，村民笑之怯懦怕死。
河津沦陷后，郝氏所在村庄及周边地区似处平安状态。乡民在恐慌之余认为日军不可怕，遵其意旨便好。这是战前乡村保守性的延续，表明乡民麻木。人们根据日常经验应对日军，认为与过去来来往往的军队别无二致。如日记载：“据敌军所到村庄之来人谈，旧［日］军最喜吃鸡蛋、馍馍、柿饼等物，于是各村争备这几样东西，以为他日再来欢迎之用。又说：遇着灰衣、洋袜、皮带等装束的人，就认为是军人，刺杀无赦。在这些东西上送命的不乏其人！见了日军人须垂手恭立，倘奔跑定吃枪弹。若有所询问，不懂言语，速以手掩口，不识字事，用手遮目表示自己是张口哑子或睁眼瞎子，不然，日军大人不耐烦了，就赐（原文如此，似有自嘲之意——笔者）你几下刺刀！据说：南张村一个京城商人为了灰绸裤子而遭刺，小梁镇一个学徒为了不懂日语摇头而破肚露肠，通化镇几个人为了疾走而饮弹伤亡，其他远处因误犯‘王法’而惨死的不知凡几！这许多无辜冤鬼，恰给未死者以警戒例子。于是每个人将那几样‘禁忌’牢牢的记在心里，休着误犯‘天颜’遭遇不测。”长期“伪安”（郝氏用语）心理使民众渐渐习惯和适应这种生活，但稍微变动就会给乡民带来冲击。日记如此描述民众因对日军警惕觉悟低下导致的惨案：“今日黎明，敌骑兵即出城南来……竟成为洪水猛兽，失掉理性。八仙洞一段公路旁的一群割草拾柴的儿童，敌只顾瞄准射击，幸而群童逃奔得及；通化村公路近田，两个正在农作的百姓，突遇刺杀毙命！今后公路附近的村民，都闻风破胆，不免时刻戒备了。”对此，郝氏感慨：“我们的自卫情绪，要从尸横血流的情景中养成咧！” 乡村大众正是在这种适应与变动之间，逐步认知如何应对日军并与之巧妙周旋。换言之，郝氏笔下的乡村民众，正是在遭受打击之后才开始理性认知日军。
沦陷之初，民众很难说具有多么高昂的抗敌情绪与清晰的民族观念。对多数乡民而言，世代居住的乡土就是其生活的全部，亦是内心世界的中心。偏僻位置与特殊地势作为当然御敌屏障时，亦意味着闭塞。村民在担忧之余采取的种种自卫措施，更像一种守卫乡土的朴素情感。日本的侵略打破乡村静谧，带来村庄开放。尤其各种消息与讯息在村庄内部与村庄间流动，为乡民民族情绪调动与培养提供了元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各地战场上中日军队胜败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时事在乡间一角泛起阵阵涟漪。从被日军蹂躏乡村逃出的人把日军暴行与真实面目传递周围乡村后，民众惊惧之余无不切齿痛恨“鬼子兵”。乡绅刘大鹏及其亲朋得知日军为八路军所败“莫不欣然畅快”，并言“日军不死，我华夏祸患终莫能除”。一日郝氏将徐州被日机炸成焦土、商民死伤约两万人的消息转告村民，闻者无不愁眉苦脸、疾首蹙额。郝氏甚至听到乡农互相交谈时说：“日军当下虽厉害，终究要死完的，一个也回不去！”身处汾南的人获悉汾北民众受敌奴役之苦后纷纷表示：“今天才知道爱国比爱家好！从前我只知爱家不知爱国，所以国不保，家便不能安了，并且也不能为己有了！”缺乏民族国家概念和知识的乡民用朴素的情感与亲身经历体认着日本侵华战争，同时想象着超越村庄之外的民族与国家。
谣言引发的抗战想象则是乡民民族情绪激荡与国家观念萌生的重要表征。民众常因一句谣言或伤心或狂欢，悲与喜反映的是乡民对前途命运的关注，但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已潜滋暗长。民众亦是各种谣言的制造者，与其说这些不实消息反映了民众的恐惧，毋宁说是乡民内心抗敌情绪的侧面表达。此外，田野中的农民会根据枪炮声与日机数量判断战况，并为战争预定结局。如日记载：“上午八时许，有飞机两架在北方盘旋丢弹，较昨日稍为远小，先后从本村低空向南飞去，翼上标记显然如昨。但还有人争论说它不是敌机而是俄国（原文如此，实系苏联——笔者）的飞机，昨日把炸弹扔到河津县城东关里去。”郝氏认为这只是说者希望，因其已习惯村民相互传说敌军力量减弱、我军在某次战役中大胜之类消息。实际上，这类消息常被证明不实。如日记载：“正午时分，我在场上摊麦穗，一架飞机从北而来，掠过头顶，向南飞去。他的高度极弱，单翼下两个红圆椭徽号，人人都观的仔细，看的明白，于是异口同声都喊着：‘呀！日本的飞机，敌人的飞机！不是说他没了汽油，为何这东西又腾空而起呢？’盖自三月本县被卷入混乱的漩涡以来，亘数月敌机未至，相传他们缺乏了汽油，我们的空军又消灭了他不少的飞机，因此今日二次发现敌机，人们便惊诧，估量着敌力未弱，寇焰仍炽！”乡村的抗战想象不仅仅局限于人们对各种假消息的制造与信任，在田间地头农民一边耕作一边听炮声。日记载：“下午耕耘田间，正北仅一声炮一声枪而已，比较午时稍远了，到底胜败何方？还须待异日的真消息。近处的声虽息止了，但东北远处的‘雷震’依然不改其声势，一阵一阵的激荡着空气，撼摇着山岳，那里才是大火线的表现，京沪平津的血战声势也不过如此，所以响得我全村人齐声喝彩！”诸如此类的乡间想象在日记中常见。乡民用自己感官想象抗战，想象这场看似遥远而其实身处其中的战争结果。这不是简单的头脑风暴，亦很难说明乡民想象中理性认知民族国家的程度究竟几何。然朴素情感与极具浪漫色彩的抗战热情已冲破乡土中国大门，启蒙与唤醒大幕正徐徐拉开。
与此同时，乡民的主动性与参与感前所未有，这是摆脱麻木奔向觉醒的重要环节。沦陷后的晋南乡村宛如一个大舞台，各种势力轮番登场，乡民既是台上演员又是台下观众。这一乡间地带是中共根据地和敌占区间敌我力量均可深入的游击区，双方来回拉锯，阎锡山晋军和其他武装亦活动频繁。人们在日常中接触到各种势力，同时关注并思考不同势力间的差别。村民逐渐转变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日常思维，以局中人品评各方势力。他们在生与死考验中认清日军本质，各色抗日武装、政治势力在乡村社会的种种表现成为茶余饭后谈资。乡民深受地方军队虐民之苦，眼中只有八路军和中央军才是真正抗日武装，甚至将八路军称为“神兵”。八路军在乡间的美誉与各类武装的不良印象形成鲜明对比。川军在晋南遇敌溃散，见民便抢。较之八路军过境波澜不惊，川军翻箱倒柜予民贼兵之感。孙寿珊目睹八路军进村后“静谧无哗，规矩之至”“人民交口称颂”。而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和各色地方武装行军途中劫掠旅人财物，侵入民家搜寻赌资，军纪败坏。其所在村庄周边土匪、溃兵等武装人员假冒八路军抢劫、绑票之类事情时有发生，村人称之“黑军”。流氓土棍狐假虎威，趁火打劫的害民之举流毒四乡，以至被日军捕杀后“一方人民闻之称快”。
除军纪严明使民众好感倍增外，与各色武装忽视民众生存境况、随意袭扰敌军方针有别，中共在敌占区工作方针颇具弹性，与民众自利意识和生存本能契合，客观上减轻或避免了民众遭受的苦难。1940年11月25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对敌占区工作，在某些尚无法转换成根据地的游击区，允许群众采取某些两面态度。为避免因我军活动引致敌人报复，应与群众商量应敌之策，“如群众要求我们不打，免致敌人迁怒于当地人民与实行摧残，则我们亦应商量采纳群众的要求。”八路军与乡民之间心照不宣的互惠行为，成为麻痹日军并避免因意气抗争导致村庄惨案的重要因素。孙寿珊1938年4月19日记载：上午九时数名日军进村，“询问本村有无共产军，及曾否前来云云，答以本村并无红军，但有时少数来村，该军似见满意，旋即整队向西归去。”类似暗中援助八路军与理智应付日伪的行为，反映出普通民众的生存之道。中共政策弹性与民众日常习惯有机结合生产出巨大抗争力，而其惠民行为又使之扎根于民。
然民众在支持抗日之时会想尽办法躲避兵役。村庄组织自卫队员轮流守夜时，队员因分工问题懈怠防务。人们一面痛斥久居乡间的军队不思抗敌而行内斗，一面因争水而与街坊四邻打得死去活来。当郝氏奔波于民运工作之时，村民对其工作并不热心，甚至表示民运组织力量远不如乡村社会自卫组织庙道会。村中妇女受感召决定参加妇救会，可临行时被公公阻挡。在村民看来，救亡运动“与咱小家无关”。当郝氏满怀热情和信心在学校推行抗战教育时，乡民认为孩子整日在学校唱歌，“不好好念书，没有识下字”。一些孩童借口农忙逃避上学，许多家长并不反对。谣言引发的胜利想象会因败报传来变成村庄悲歌，村民闻胜则喜、闻败便悲，情绪极不稳定。此外，乡民在反抗苦难之时因其无法消解再次屈服，突出表现是不少人将加入伪组织与顺从日军意旨求取生存视为抗争外的另一常态。
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普通人的一天如何度过？面对日军，人们是殊死一搏还是回旋进击？这些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日常或许就是生与死的距离。走进战时民众生活世界是感知这场战争与理解这个时代的锁钥，然失语的乡村大众并未留下多少可供后人追踪的遗迹，郝星久日记则让人们一窥战时晋南乡村大众日常。
沦陷区民众在天灾人祸冲击下，饱受生理心理上双重煎熬，苦苦挣扎。尽管不同区域所受苦难表现形式各异，围绕个体所发生故事不一，然郝氏笔下的乡村大众与战时其他民众处境并无本质区分，人们常为生存担忧。一些人在日军屠刀下死去，一些人则被自己同胞逼向深渊。至于大多数无法离开家乡的乡村民众，只能被迫拿起弱者的武器反击，书写属于苦难者的生命之歌。
沦陷之初，乡民惊恐与麻木并未持续多久，苦难施加者与受难者的双重力量加速村民心态与意识转变。施暴者的种种暴行、受难者的苦难经历无不警醒人们，乡民在生活日常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由求适应性生存的弱者成为主动保护自己与守卫乡土的智者。由他们主导的种种软抵抗，如消极、拖延、顺从、敷衍、躲藏等，已构成有别于战场上喋血孤城似的宏大叙事外的抗争图景，这就是乡土中国的抗战。
民众参与抗战的种种举动具有日常生活气息。日本侵略打破战争角落的静谧，影响人们衣食住行，然乡村在枪炮声中发生异变之时，村民日常生活仍在赓续。只不过人们慢慢开始议论战争局势，无论在田野还是在婚丧嫁娶场合，抑或在集会与迎神赛社场合，在共享人间冷暖时总不忘密切关注枪炮声变化与从各处传递而来的消息。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缺少学理探讨的国家观念正在乡民日常生活中暗自生长。
从郝氏笔下民众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演变观之，战时乡村大众觉醒并非遵循精英视角下从教育到唤醒的特定路径。人们在日常中逐渐感知并体认个人与群体命运的联系，村庄内、村庄间的联系与互动使村民洞悉更多消息，这些讯息成为民众自我觉醒的催化剂。民众抗战想象是民族国家观念最初版本在头脑中的闪现，人们期待带太阳旗标的飞机坠毁，而枪炮声减少在乡民眼中正是敌人败迹初显的象征。人们日常中的抗战想象丰富了对国家民族观念的理解，以致日人召集民众高呼“打倒蒋介石”时缄默不语。对中国军队征粮，村民不堪其苦却依旧尽责，而对日伪总想方设法延宕。在乡民心中，即便一些虐民有余的抗战军队仍得支援，因为其常说“我们是中国人”。然生活逻辑在形塑乡民高昂抗敌情绪与朴素民族国家观念时不时泛出苍白面色，这既说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构建尚需时日，亦彰显出生活逻辑与生存本能的巨大能量。
乡民于多重困境中以弱者之姿为生存抗争是本能，觉醒即本能的衍生。郝氏笔下乡民苦难者——反抗者——觉醒者的三重身份是理解战时乡村大众日常生活的关键，然乡民日常并非于一种线性式表达中循序展开，因我们在试图追索民众日常时依旧无法摆脱生活本无规律这一既定命题。将弱者中心化的叙事无法否认弱者反抗强者效力的有限性，因在反抗无效或种种软抵抗被日军强力化解时大部分乡民会选择放弃抵抗转向顺从，尽管含有不同程度伪装之意；另一些人则成为伪军及伪组织成员，由苦难者向施暴者转型。于大多数普通乡村民众言之，无论继续反抗还是放弃抵抗，抑或与施暴者同伍，人们考量的关键在于生存。起源于生存本能的觉醒常被生存需求吞噬，但绝不意味着毫无意义。毕竟过去的记忆并未消失，当生存需求被历史波涛推向另一朵浪花上时，民众觉醒的记忆会再次复苏并成为影响抉择的动力。小人物的故事与大历史或许不完全契合，但围绕其发生的故事可能本身即是人们追寻的历史的一部分。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