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美玲，女，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
引用格式：李美玲.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进路——基于党的自我革命范式的分析阐释[J].探索,2026(2):66-77.
摘要：伴随着政党政治的不断发展，如何破解长期执政的大党面临的脱离群众、组织涣散、“本领恐慌”、消极腐败等独有难题成为世界政党政治面临的重大课题。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西方政党体制主要依靠多党轮替、定期选举、媒体监督等外部压力机制，但其内在运行逻辑不适用于中国政治体制。作为一个在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大党独有难题，具体体现为：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百年党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生性解决方案，即自我革命。该方案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省智慧，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以主体自觉为内核、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基点、以引领社会革命为根本目标、以系统施治为方法论特征。在实践过程中，党的自我革命通过使命引领、组织优化、能力提升和“三不腐”一体机制的构建等路径，针对脱离群众、组织涣散、“本领恐慌”、消极腐败等问题，精准回应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症结，实现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范式跃升，推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为世界政党政治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诞生以来，伴随着政党政治的不断发展，大规模政党的长期治理备受关注。实践表明，执政时间愈久、组织规模愈大，政党愈难以规避诸如权力集中诱发的结构性腐败、组织膨胀导致的内部效能衰减、承平日久滋生的精神懈怠以及政绩观偏差导致的脱离群众、动摇执政基础等问题。政党若对此消极应对，则可能导致自身衰败甚至覆亡。因此，“大党如何治理”“如何实现大党长期执政”不仅是政党政治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也是现实政治的核心关切。
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就使得“大党独有难题”在中国语境下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52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述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刻内涵，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118。“六个如何始终”从价值认同、组织整合、能力建设、精神动力、自我修复和政治生态等维度精准刻画了作为超大规模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靠自我革命；推进自我革命，必须从匡正干部政绩观抓起；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以实际行动回答大党独有难题、践行自我革命。2026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正是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着眼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作出的重大部署。
在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中，破解大党治理难题的核心逻辑是依靠多党轮替、定期选举、媒体监督等外部压力机制，形成对执政党的“替代性威胁”，迫使执政党进行政策调整与内部净化。很明显，这一模式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我们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不可能依靠外部力量的“替代”，而必须探寻一条基于政党主体性的内生性路径。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回溯百年党史，在如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进行了探讨。例如，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交谈时便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基础上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到“自我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学术界对于“大党独有难题”的研究热潮始于党的二十大提出这一重要命题之后。围绕“大党独有难题”，学者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一是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学理化阐释。学者们认为，其要义在“大党”、本质在“独有”、核心在“难题”。戴伟安和陶周颖认为，“大党”主要指组织规模大、存续时间长、执政绩效高、责任使命重[3]。田旭明认为，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既包含中国共产党独有而其他政党所不曾遇见的，也包含其他政党曾遇到过但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展现出的不一样的难题，同时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关于“独有难题”的具体内容，学术界虽有“六难题说”“五难题说”“四难题说”和“三难题说”等不同说法，但都是基于“六个如何始终”，从政党治理、党政关系等维度提出的观点。
二是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和生成基础的分析。何锡辉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分析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成因，认为“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实践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检视自我的历史主动[4]。黄凯峰、曾毅则从系统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大党独有难题”源于中国共产党复杂系统的内外交互作用，是系统要素、规模、结构的综合结晶，更是其内在矛盾蓄势待发的鲜明体现[5]。同时，学者们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角度总结了“大党独有难题”的生成基础。如蔡志强从历史逻辑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以自身独到智慧洞察规律、精准纠正失误、破解发展难题的历史进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6]。
三是关于如何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研究。杨德山等人认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7]。段妍等人主张，加强包括组织功能、组织制度、组织体系等在内的组织建设[8]。王丽颖则强调，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9]。值得指出的是，关于如何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很多学者都提到了“党的自我革命”，且普遍认为要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就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例如，周叶中、祝灵君等人认为，通过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需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锻造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
总之，当前学术界对于“大党独有难题”的研究是系统的、多维度的，丰硕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认识，在两者关系上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但是，当前的研究成果大多是解读性、梳理性的研究，且同质化比较明显。虽然也从“自我革命”的角度研究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对策，但破解之道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的阐释，缺少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对如何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举措的研究不够深入，尤其缺少对党的自我革命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党的自我革命为什么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两者的契合点在哪里?这些问题是从党的自我革命角度研究大党独有难题需要厘清的关键。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薄弱为本文提供了空间。据此，本文将系统梳理党的自我革命范式的核心内涵，分析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机理，并运用系统思维，从使命引领、组织优化、能力提升、腐败预防和惩治四个方面分析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路径。
二、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剖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带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向民族复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是独特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六个如何始终”概括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刻内涵，对其进行深层剖析，能够更好探究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源，找到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对策。总结来看，“六个如何始终”主要从四个方面阐明了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
(一)立场维度：践行宗旨时的精神懈怠
《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283这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本质属性和政治立场最经典的阐述。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立场转化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党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共产党员高呼“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毅然奔赴刑场，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人民过上和平、温饱的生活打下坚实的根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破除思想与体制障碍，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体现的是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毅力和决心，彰显的是共产党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不懈奋斗的精神追求。但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少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当太平官”的想法，精神懈怠、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上述问题的存在，看似是部分党员干部的“躺平”，实则是把党的初心使命变成了单纯的政治口号，“知”“行”脱节。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成为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
“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难题之所以为大党独有，是因为对于小党或新兴政党而言，它们可以依靠创立时期的激情、领袖魅力或者目标激励来凝聚共识、维系信仰。而且小党或新兴政党组织规模较小，初心使命践行的难度也小。但是，对于一个超大规模、在14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初心使命的“遗忘”将使党脱离群众，不仅影响党的执政地位，而且会影响国家治理全局，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能不重视。
(二)组织维度：决策部署的执行“梗阻”
规模扩张是组织发展的必然，也是组织力量不断壮大的基础。但是，在组织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产生“组织僵化”与“效能递减”的风险。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组织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内，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的党组织相互联系，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严密组织体系。相较于西方的一些政党，这一组织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能够确保中央决策部署作出之后，经过地方组织的“中间段”、基层组织的“最后一公里”，再通过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的基层党组织中的党员落地生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组织严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九十多年来，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组织严密是重要保证。”[11]68-69但是，对于一个超大规模政党而言，如何防止因层级过多导致的信息阻滞与政策损耗，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挑战。在实践中，这一挑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策传导的“衰减”与“变形”。中央决策部署在层层下达过程中，可能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过滤中被本位主义曲解、稀释，导致“最后一公里”难以畅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的成效。另一方面，“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的滋生。在庞大的组织体系内，基于地缘、学缘、业缘或利益形成的非正式“小圈子”可能凌驾于正式组织原则之上，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削弱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一个政党的成长和发展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克服内在矛盾、实现自我扬弃的过程”[12]，因此，如何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如何防止统一意志在传递和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成为大党独有难题。
“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难题之所以为大党独有，与信息传递规律和组织管理规律有密切关系。超大规模组织虽然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经历的传递环节较多，信息保真度会逐级下降，且容易受到外部噪音的干扰。同时，与小党不同的是，超大规模政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组成的，组织覆盖面广，且组织中每一个体的思维认知、能力水平等存在差异，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如何确保全党始终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能力维度：长期执政的“本领恐慌”
作为长期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宏大的国家治理目标，而且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向来善于通过学习提升自身能力。例如，为了提高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1924年5月，党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就强调，“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3]180。为响应这一号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制定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有关文件，有组织、制度化地提升党的领导能力。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光荣传统在实践中传承发扬。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用过硬的能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这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其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但部分党员干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旧办法往往解决不了新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发展办法、治理举措、管理方法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可能会失灵。二是新办法尚未熟练掌握。当前，科技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竞争十分激励，但是部分党员干部的思维认知、知识结构未能及时更新，“知识盲区”较多，陷入“新办法”不会用的窘境。三是应对复杂挑战的治理系统失灵。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的巨大系统，内部关联性强，传统“条块式”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速度与效益、全局与局部等关系，领导干部面临着巨大的能力挑战。
作为大党独有难题，“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根源在于政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且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系统性的。适应这一变化，政党不能简单地进行能力的修修补补，而必须进行能力的整体性迭代升级。对于长期执政的大党，庞大的组织规模、自身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治国理政的千头万绪都在加大能力提升的难度。一般而言，政党规模越大、历史越久，固有的思维定势和运作惯性就越强，就越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全面、快速实现能力提升的阻力和成本也就越高，“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也由此成为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内容。
(四)政治生态维度：“毒瘤毒素”对肌体的侵蚀
政党肌体健康与否、能否长期执政，不仅取决于政党成员的信仰和能力，而且取决于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各类政治主体生存发展的环境和状态，直接影响着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如同人一样，政党肌体也会受到政治生态中各种消极因素的侵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腐败问题。大党因其掌握的资源多、权力链条长、利益关系复杂，在这方面面临的风险更大。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指出，“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14]256，这是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他认为，“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14]259。中国共产党向来对腐败持高压态度。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就明确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5]49值得警惕的是，新时代以来，在持续高压反腐态势下，党内有的腐败行为转向了隐蔽伪装，出现了期权交易、影子公司、代持资产、利用影响力斡旋等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加大了腐败查处的难度。如果反腐败机制不能持续进化、不良风气得不到彻底扭转、监督体系存在盲区，那么小问题会拖成大问题，最终可能侵蚀党的执政根基。
实际上，“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成为大党独有难题，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属性。长期执政表明政权是稳定的、持续的，这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关键是长期执政后，公共权力在运行中若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则可能导致权力与利益产生不当关联，进而滋生利益固化倾向，甚至诱发权力寻租风险。解决这个问题，要靠自我净化、自我修复，且需要持续努力，不断创新反腐机制。
综上所述，“六个如何始终”所揭示的四大难题相互关联、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层结构。它们既是客观存在的风险挑战，也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锻造强大执政能力的逻辑起点。对这些难题的清醒认知和深刻解剖，正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激活和运用“自我革命”这一锐利武器，通过持续不断的“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和“守正创新”，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新赶考路上永葆生机活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三、党的自我革命的范式解读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16]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走向成熟、发展壮大。党的自我革命范式的形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也是对百年党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作为政党的一种治理范式，结合“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党的自我革命”可以理解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基于高度的主体自觉和历史主动，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壮士断腕的决心，主动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系统性治理实践。党的自我革命范式的核心要义可以从四个方面把握。
(一)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基于主观自觉的能动性实践
有学者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主动进行的一场深刻的执政主体锻造。”[17]言下之意，党的自我革命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内在驱动力。无论是与时俱进的制度完善，还是出现错误或偏差之后的自我纠正，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历史方位、风险挑战和自身不足的深刻洞察而采取的主动的、前瞻性的行动。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中国共产党主动纠错的范例。整风运动期间，针对党内先后出现的路线错误及其带来的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重点，在全党进行整风。党内之所以出现路线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要解决思想问题就必须学理论，提高理论修养。中央规定了整风运动期间必学的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篇章都被列入其中。同时，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张闻天等党的高级领导人还带头进行了自我批评。实际上，不仅是延安整风，党的历史上的历次自我革命都是中国共产党从主体的角度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实践。这种“刀刃向内”的彻底性，正是主体自觉的鲜明体现。这种主体自觉也是在中国政治体制语境下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所需要的。
(二)党的自我革命是人民至上理念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价值基点深深植根于党的性质宗旨。《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规定，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利益具有历史性，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革命时期，人民群众追求的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获得基本生存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希望能够解决温饱，过上安稳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群众在“求富”的路上不懈奋斗，希望能够过上更高水平的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内容进一步升级，变成了美好生活、公平正义、全面发展。人民利益的动态发展、迭代升级，决定了党必须通过持续的自我革命，不断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本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还要通过自我革命抵制住各种诱惑、经受住各种考验，克服一切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倾向，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可见，党的自我革命绝非为革命而革命，它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和关键途径；它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坐标，其最终评判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据此，有学者指出：“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在于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18]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根本上是为了确保党始终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获得群众支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党的自我革命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在价值理念上高度契合。
(三)党的自我革命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9]561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互促进、互为影响。一方面，社会革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场域，向党的自我革命提出要求，党在自我革命中淬炼成长、发展壮大，发展成了在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党只有通过自我革命，不断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才能保持先进性，才能增强凝聚力、战斗力，才能有能力、有魄力去推动艰难的社会变革。党的历史也表明，历史上每一次党的自我革命都为社会革命的推进扫清了障碍、注入了动力。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淬炼自身，既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使自身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变得更加成熟，从一个最初只有50多人的政党发展成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既是为了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也是为了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这个角度而言，党的自我革命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在目标上高度一致，两者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这场大考中考出优异成绩。
(四)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多措并举的系统性工程
党的自我革命不是零敲碎打的修修补补，而是“破”与“立”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统一的系统工程。它融合了思想教育、纪律约束、制度规范、监督问责等多种手段，体现的是系统观念。党的自我革命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一要加强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有清醒认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准确把握，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上增强“四自”的主动性；二要引导党员遵规守纪，对于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依规予以惩处，以此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言行，实现全党最大程度的团结，形成推进伟大事业的同向合力；三要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例如选人用人机制、容错纠错机制等，突出实绩导向，把真正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四要加强监督问责，要压实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发挥纪委专责监督的责任等。四个方面相结合，采用“主体+客体”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推进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对自我革命的主要目的、主攻方向、有效路径、强大动力等问题的系统回答，正是系统推进自我革命的集中体现。同样，从大党独有难题包含的四个维度的难题来看，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系统把握“六个如何始终”的内在关联，厘清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之间的关系。所以，从方法论维度来看，党的自我革命是针对“大党”在特定阶段面临的“独有”风险采取的生存战略、发展谋略。
四、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定位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战略抉择。党的自我革命范式超越了简单的“问题—应对”逻辑，它遵循政党内部运行规律，从使命型政党的内在要求出发，以组织体系的优化为基础，通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以健全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为保障，针对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症结给出了精准的破解之道，构建了一套主动、系统、长效的政党治理机制。
(一)以使命型政党建设破解长期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的难题
“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以特定历史使命为自身存在价值和奋斗目标的特征。党的自我革命范式通过强化政党的使命属性来重塑精神动力，破解脱离群众的难题。
首先，建立常态化的主题教育机制，进行价值传播与目标重申。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再到当前的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这一系列的集中教育并非临时性活动，而是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党内集中教育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举措，引导全党重温“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一根本性问题，将宏大的政党使命转化为每位党员的内在认同与自觉行动，有效对冲因时间推移可能产生的记忆淡化和信念缺失。例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目的就在于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将党的初心使命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次，发扬斗争精神，激发历史主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0]22的要求，旨在唤醒全党可能磨灭的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面对前行途中的艰难险阻能够斗志昂扬、挺身而出。再次，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通过落实“三个区分开”，鼓励党员干部到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及将不作为、乱作为纳入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制范围，党的自我革命范式构建了一套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相结合的动力机制，促使党员干部积极干事创业。最后，以密切党群关系筑牢精神根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精神懈怠的典型表现，如果任其蔓延，将会使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党就会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党的自我革命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为切入口，驰而不息纠治“四风”，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这并非单纯的作风整治，而是一场深刻的群众路线再教育，目的是使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中重新体认自身价值归属，用优良作风践行初心使命，破解大党易产生的脱离群众的难题。
(二)以组织体系优化破解规模不断扩大引发的组织涣散的难题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领导的事业，需要不断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基于此，党的自我革命范式通过持续的组织革新来应对组织涣散的挑战。
一是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结构性优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并非简单的机构撤并或新设，而是着眼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解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结构性矛盾，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举措，旨在减少行政层级，提升决策执行效率，是对组织体系进行的“外科手术式”的自我革新。二是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激活组织的“神经末梢”。中央决策部署要落地生效，基层是重要载体和支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到党的群众满意度，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党的自我革命要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例如，针对新就业群体规模的发展壮大，党在新兴领域开展了“两个覆盖”集中攻坚行动，目的是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更好发挥新兴领域党组织的作用。为了建强基层组织，中央要求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着力打造“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作用发挥强”的“四强”党支部，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三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组织管理。针对党员数量庞大带来的管理难题，党的自我革命范式坚持守正创新，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设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推广“智慧党建”，实现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精准化、智能化，有效克服了传统管理方式在时间与空间维度的限制，提升了党组织整体的运行效能，为破解大党组织涣散难题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以学习型政党建设破解环境变化引发的“本领恐慌”的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1]12党的自我革命范式坚持系统思维，运用大历史观对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方法进行探讨，将学习视为政党保持先进性、应对时局之变的关键途径，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任务，强调通过学习提高能力本领，实现长期执政。
一是持续坚持理论武装，掌握看家本领。1843年10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9马克思既强调了理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也以鲜明的观点告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重视科学理论的学习，让科学理论入脑入心。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用“自我提高”的主体自觉推动全党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同时，鼓励党员干部广泛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法律等各方面知识，克服知识空白、经验盲区和能力弱项。二是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党的自我革命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通过试点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等鼓励地方和基层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并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上升为制度性成果。三是在开放竞争中学习，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党的自我革命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具备全球视野，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竞争中不断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确保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四是强调提高服务群众的本领。具体到工作实践中，则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提高“七种能力”“八种本领”，旨在解决领导干部“不会为”“不善为”的问题，克服“本领恐慌”。
(四)以“三不腐”一体机制破解消极腐败的难题
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为权力的所有者谋公利，也可以为权力的行使者谋私利。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扩张性和腐蚀性决定了如果要让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行使，除了权力的行使者要有正确的权力观外，还必须对权力进行科学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要构建起一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其中，“不敢腐”是前提，侧重于惩戒和震慑。党的自我革命坚持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行贿受贿一起查，破除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形成“伸手必被捉”的强大威慑，为解决因规模庞大可能出现的“鞭长莫及”提供硬约束。“不能腐”是关键，侧重于制度和机制。其核心是扎紧制度的笼子，通过持续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完善权力配置、运行和监督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让腐败行为在制度层面难以发生。“不想腐”是根本，侧重于思想和文化。通过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从价值层面消除腐败动机，使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值得指出的是，“三不腐”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严厉的惩处为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创造前提，严密的制度体系让党员干部适应在受监督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则是清正廉洁的思想根基。三者协同推进，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范式中“惩、治、防”相结合的系统思维，实现了从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从外部约束到内在自觉的升华，是破解大党消极腐败难题的核心机制。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22]503这一论断明确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意义，它是一项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性、根本性课题。大党独有难题的生成逻辑本质上是大党规模优势与治理难题的辩证统一、使命担当与风险考验的相互交织。党的自我革命范式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承继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淬炼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成熟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它以深刻的主观能动性、价值追求的人民性和方法上的系统性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一条迥异于西方模式的、行之有效的路径。其核心在于，将外在的生存压力转化为内在的革新动力，通过持续的组织优化、使命引领、能力提升和权力制约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从本质上说，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实现了党的自身建设与国家治理的有机融合。
一方面，“六个如何始终”的内在关联决定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党的自我革的范式正是以系统思维打破维度壁垒，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协同发力。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执政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
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并非脱离实践的抽象理论，而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支撑和重要保障，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度直接影响着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成效。作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范式不仅保证了党的肌体健康，更以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社会动员力引领着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向前。深入研究党的自我革命范式，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思考世界范围内长期执政的大党破解独有难题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实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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