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革命情感话语的建构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和仁爱思想为重要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实现了从道德情感到革命话语的范式转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革命情感话语根据不同阶段的现实任务持续演进，历经初创、深化、拓展与成熟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同革命目标相契合的表达形态。党之所以能成功建构革命情感话语，关键在于科学的实践方法：通过宣传教育强化理念共鸣，依托严密组织网络实现情感联结，运用统一战线拓宽革命同盟，践行群众路线深化情感认同。这种情感政治实践成效显著，既整合革命力量、强化民众政治认同，又在舆论博弈中确立道义优势，塑造出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正义、进步、爱国政党形象，为革命胜利奠定重要的情感基础。
〔关键词〕 革命话语；革命情感；情感史；情感叙事；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 牛玉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历史事件往往为高涨的情感所驱动。”党的革命历程是通过制度建构、理论创新与实践行动展现出其自身情感特质的历史。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学者多聚焦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变迁与军事斗争等宏观层面，而较少关注情感作为深层内在驱动力的作用。“脱离情感的历史，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的情感。”从情感维度重新审视党的革命史，不仅有助于补充和拓展既有研究路径，也将为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提供一把“心理钥匙”。近年来，革命情感史研究已积累较为丰富成果，涵盖情感动员、宣传策略与革命记忆的情感构建等主要维度，然而，以人民情怀、为民初心为核心的革命情感话语，在党的革命实践中如何生成、运作并发挥作用，仍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从革命情感话语切入党的革命历史研究，不仅能揭示革命情感动员的内在机制，更可为党的情感史研究开辟新的阐释空间。
一、革命情感叙事的脉络：从道德情感到革命话语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情感话语建构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同时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和仁爱思想的合理要素，实现了从道德情感到革命话语的范式转型。在历史实践中，这一话语体系根据不同阶段的革命任务持续调整其内涵与实践路径，形成了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表达形态。
（一）理论溯源：从道德情感走向革命话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情感话语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渊源。在儒家思想中，民本理念与仁爱精神是核心内涵。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仅强调对民众疾苦的关切，更指向由此激发的济世实践。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中蕴含着对民生疾苦的体恤，主张顺应民心、体恤民情。佛教“慈悲为怀”的教义进一步拓展了关怀的对象与境界，强化了对众生平等的关怀与救助意识。传统民本与仁爱思想以道德情感为核心，尚未具备明确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指向，却为后续的理论转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推动传统仁爱、民本情感实现了从道德情感到革命话语的范式转换。马克思与恩格斯将对民众疾苦的关切从个体德性层面提升至阶级动员的政治维度，赋予其明确的斗争意涵。他们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够赢得广泛“同情”，这种基于共同阶级境遇的情感联结促成阶级觉醒与团结，形成有利于革命的“社会舆论”。与此同时，他们揭示出这种情感联结本身具有阶级属性，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与互助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资本家参与剥削，“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情，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益”；甚至连资产阶级政客也“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阶级情感已成为阶级斗争中必须争取与塑造的政治资源。
列宁进一步推动这种阶级情感的组织化与操作化，强化其作为政党和群众纽带的功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观。他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赢得“全体工人的同情”，并将此种情感联结视为党联系群众的情感基础。他批评忽视群众工作的“左派”倾向，强调“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为此，列宁提出“建立同情者小组并制定该组织的章程”，以制度形式将社会层面的情感认同转化为稳定的组织力量，从而拓展革命的社会基础。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情感观将对民众的关切与具体的阶级斗争、社会变革实践相结合，赋予其明确的阶级属性和革命导向，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情感话语奠定了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基础，在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情感观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深度结合，形成了植根中国实际、服务革命实践的革命情感话语。它既强调对民众苦难的情感回应，又注重将情感转化为组织力量与革命行动，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感政治话语，彰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与阶级立场。
（二）历史演进：不同阶段党的革命情感话语形态
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情感话语根据不同阶段的现实任务持续演进，历经话语初创、话语深化、话语拓展与话语成熟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同革命目标相契合的表达形态。
1.阶级启蒙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情感话语初创（1921—1927）。建党初期，党的革命情感话语以对工农群体苦难的真切体认为出发点，旨在唤醒其阶级意识，凝聚工农力量。党内知识分子通过直接观察与情感介入，建立起与工农大众的深厚情感联结。毛泽东在1921年明确表达“我同情于劳工会也一周年了”，并指出“谁也应该同情”劳工组织。施存统亦在1923年指出，目睹“工人生活的悲惨和黑暗，自然要对工人表同情”，进而希望“借工人的解放来解放全人类”。实践中，“同情罢工”成为该阶段话语的重要体现。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罢工援助案》，提出在必要时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将个别斗争扩展为阶级联合行动。“二七”罢工期间，正太路、粤汉路等多路工人“均举行同情罢工”，展现了基于阶级认同的团结力量。
2.土地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情感话语深化（1927—1937）。随着革命重心转向农村，党的革命情感话语进一步向政策层面延伸，将对农民的关切转化为具体的民生举措。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苏维埃政权应“适合贫民利益，分配房屋等”，并将食粮、衣服、土地等“适合贫民的利益去分配”。这一政策表述将革命情感话语从理念层面延伸到具体的民生资源配置，通过满足农民的基本生存需求来争取“大多数民众完满的同情”。1928年9月，中共中央指出，在反地主斗争中，“一小部分佃农或自耕农中的富农，仍可以同情于这种运动或表示中立。那么我们应该极力吸引他来参加这种斗争，以加强这种斗争的力量”。这使得革命情感话语能够超越严格的阶级界限，吸纳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革命。
3.民族抗战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情感话语拓展（1937—1945）。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情感话语扩展为以民族大义为核心、涵盖国内与国际的广泛政治话语资源，实现了从阶级情感向民族情感的升华。在国内层面，党的革命情感话语聚焦民族解放，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抗外侮。1938年2月，刘少奇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政策时，明确提出应使“同情赞助游击队的人愈多愈好”，并倡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将情感联结的对象从特定阶级扩展至全体中华民族。在国际层面，党构建了以战争正义性为核心的国际支持话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能“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为中国革命构建了更广阔的政治与道义空间，彰显了革命情感话语的包容性与影响力。
4.全面胜利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情感话语成熟（1945—1949）。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革命情感话语走向成熟阶段，使革命情感从理念表达发展为具有明确政治内涵的动员力量，核心指向人民解放与国家统一。1945年4月，毛泽东指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应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年8月，他进一步强调“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使这一纲领既契合民众期盼，又具备国际认同的正当性。在实践层面，党注重以政策赢得和维护群众支持。1949年8月，董必武在阐述政权建设时明确将“同情革命运动”的民主人士和中间力量纳入联合政府框架；同年11月，中共中央规定对“同情人民解放战争”的旧有报刊“应予以保护”，通过保护舆论阵地扩大话语传播渠道，为新中国政权奠定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标志着党的革命情感话语走向成熟。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构建的革命情感话语，不仅标志着话语本身的成熟，更体现出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社会情感资源的有效调动与转化，使为民初心、阶级认同、民族大义从一种道德情感逐步成长为具有动员力量的政治话语，最终服务于革命目标与政权建设的内在需要。
二、革命情感叙事的技艺：话语的塑造与传播
中国共产党在构建革命情感话语过程中，通过宣传教育实现理念传播，依托组织建设搭建制度网络，运用统一战线拓展社会基础，践行群众路线深化情感认同，共同构建起兼具思想性、实践性与动员性的革命情感话语体系，始终围绕人民利益、革命目标展开，彰显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导向。
（一）宣传教育：以符号与场景激活理念共鸣
“鼓动工作可能在一个场合中就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而“宣传工作又是鼓动工作的加深，使群众由对某一事实的同情和愤怒”。宣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情感转化为具体政治话语的重要途径，通过精准选择传播场景，设计通俗符号，让革命情感话语贴合民众认知与情感需求，引发广泛共鸣，凝聚革命共识。
在场景选择上，中国共产党善于捕捉具有情感张力的社会事件与纪念日，将其转化为革命情感话语的传播载体。例如1925年3月，面对阎锡山增兵引发的民众负担加重，党敏锐地把握时机，“计划大为宣传以反对之。此事或可得到民众同情” ，使这一事件能够转化为推动革命的有利因素。同样，上海“五卅”惨案的暴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唤醒民众民族意识的深刻教材。党通过细致还原事件细节，深刻剖析民众苦难，成功地将民众的情感共鸣转化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正如当时所言，“现在有了这次帝国主义残杀同胞的事实，当然容易唤起一班同胞的同情”。除此之外，党创造性地扩展了“五一”“五四”等节日的意义，将其打造为工农阶级及一切劳苦平民展示力量、表达革命情感的重要平台。例如，党认为“五一”在中国具有新意义，提出了“一切平民同情于工农的‘五一’运动”，要“集中力量于最后的较易引起大多数人民同情的‘五卅’纪念”等，强化了理念共鸣。
在传播符号运用上，党还灵活运用了标语、口号、报刊等多种宣传方式，以贴近民众生活的形式传递革命情感话语内涵。这些宣传手段以其精炼扼要、直白易懂的特点，迅速在民众间传播开来，成为激发民众共鸣与响应的有力工具。例如，1925年1月，党提出“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不仅直接回应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还“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1926年6月，上海区委提出通过出版不定期小报、墙报，印发传单与画报等方式，记录并评判民众的实际生活苦痛，“以引起群众对我的同情与了解，乐于与我接近，愿意受我领导”。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指出“遇白色恐怖发生，或革命流血纪念日，或政变，或战争，应发宣言传单，表同情于被压迫、被屠杀、被牺牲者，壁报、画报、标语等等亦酌量印发”。随后，中共中央提出“在现时农妇中工作的口号，最注意要与一般农民的口号相联贯，而为一般农民所同情”；在敌伪军做宣传时，“要向他们发传单、写标语，争取他们同情我们，反对敌人”。这些通俗化的表达形式，让党的革命情感话语更具亲和力，有效跨越了阶层与认知的隔阂。
（二）组织设计：以机构与制度搭建传播网络
党通过组织设计，将革命情感话语嵌入机构职能与制度安排，使革命情感摆脱分散的情感表达，转化为可落地的组织力量，实现了情感认同与组织建设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党与群众的情感联结。中国济难会作为党领导的群众性救济组织，成为传播革命情感话语的重要载体。该组织以支持革命受难者为宗旨，明确要让受难者“不但要得到社会上同情的安慰，并且要得到社会上同情的鼓励”。其在成员吸纳上突破阶级、宗教界限，规定“凡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均一律予以同情的援助”，“凡表同情于济难会之事业者”，均可加入。这一包容性策略，旨在促进社会各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团结，“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更能够得到世界被压迫民众的同情与援助”。本质是通过救济革命受难者的具体行动，传递党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的信号，扩大了革命情感话语的社会基础。1926年7月，中共中央指出“在各种工作形式下造成许多同情于本党的组织和群众，是目前最需要的工作” ，中国济难会正是这一目标的重要实践载体。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1928年10月，中共中央重申济难会的目的在于“组织广大的革命群众和其同情者”，必须“以人道主义争取社会上一切同情革命者、怀疑反动阶级者的人们”。由此可见，中国济难会在“吸引同情革命的分子参加”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党的同情者”的分层引导，保障了党的革命情感话语的精准传播。1928年7月，中共六大强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提高工农对我们党之同情”，“在同情于我们的工农分子中间”，开展有计划的、个别化的党员发展工作。通过引导这些同情者参与日常斗争，逐步加深他们对党的认同与支持，为吸收他们入党奠定坚实基础。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大量同情者涌入党内，党员队伍迅速扩张，但也带来了投机分子渗透的问题，对党的纯洁性构成挑战。如何巩固党组织、提升党员素质、明确党员与同情者的界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王稼祥率先提出应将“党员与同情者分开”“什么人可以做党员，什么人只能做同情者，应当分清楚”，避免因降低入党标准而损害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主张“共产党员的任务不是降低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来适应知识分子中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而是提高同情者到共产党员的水平。”1939年8月，王稼祥再次强调应分清“党员与同情者的区别”，明确了同情者的定义，包括理论同情者和政策同情者，并指出需探索对同情者的组织与联系方式，以及党内同情者问题的处理。于是，中共中央据此决定，“对于那些实际上是同情者，但已经加入党的分子，则劝告他们停止党的组织关系，变成党外同情者。”同时，要与党外同情者保持联系，根据同情程度不同，“准备试办建立党的同情组织”，“对各种不同程度的同情者的不同的态度与关系”。因此，这种分层管理既保持了党组织的先进性，又能够确保革命情感话语能够覆盖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实现了情感动员与组织建设的协同推进。
（三）统一战线：以共同目标拓展社会基础
统一战线是党突破阶级与群体壁垒，扩大革命情感话语社会覆盖的关键方法。其逻辑是通过明确共同敌人、联结共同利益，将不同群体的诉求纳入统一的革命情感话语框架，形成跨阶层共识，凝聚起推动革命前进的磅礴力量。
在统一战线实践中，党始终以共同目标激活不同群体的情感共鸣，凝聚革命合力。1925年7月，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指出：“无论何处何省何国的人，要是他们所受是同一种的痛苦，他们就有联合的需要与可能。” 这一认识成为党构建革命情感话语的重要原则。1926年7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所谓各阶级联合战线”，就是要切实团结乡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学生、妇女等力量，“如此才能得到各方面的同情”。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党调整统一战线策略，进一步拓展革命情感话语边界。党逐步认识到，在民族危机面前，不仅工农，连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商人、资本家“以及某些军阀也开始动摇或表示同情于民族革命的斗争”，并且富农的态度亦趋向积极，“采取同情甚至中立态度”。于是，党将中心任务调整为“在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这使得党的革命情感话语从“阶级话语”升华为“民族话语”，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彰显了党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
面对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党以争取同情者来巩固话语主导权。1939年2月，王稼祥提出要巩固统一战线，就必须“挤掉亲日反共分子，争取同情者，麻痹反共分子”。针对国民党实行防共溶共政策，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中共中央强调要“爱护与争取同盟者及同情者”，“在和顽固分子斗争中善于帮助同情者，善于使用同情者，善于保护同情者”。这一策略不仅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也强调了争取争取进步力量、扩大革命同盟的重要性，为统一战线的稳固提供了有力支撑。1940年5月，党再次提出必须“要向多方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向外多做解释宣传，尽一切可能发展进步势力，并增加同情者。”同年9月，提出“我们要采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以争取广大的同情”。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强调“必须“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这些策略既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团结，又确保革命情感话语始终服务于革命目标。
（四）群众路线：以实践互动深化情感认同
“最广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组织，自然是群众组织。”群众路线是党的革命情感话语获得持久生命力的根本保证。通过深入了解民情、切实解决民忧的实践，党使革命情感话语从理念认知转化为群众真切的情感认同。“我们所谓深入群众，就是要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号召广大群众在我们口号之下奋斗。但是群众是感情的，在某种政治环境之下，经过有力的煽动，即可得其同情。”这种理念促使党员要主动成为群众心声的倾听者和困难的解决者，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1924年，恽代英强调了解工人生活，“才可以得着青年工人的同情”；向警予指出要为妇女利益奋斗，“才能得着她们的同情与信心”。1926年初，澎湃描述了农会如何在灾难面前挺身而出，“即时组织救灾队，或分乘小舟赴各灾区援救农民，或去慰问和调查，或去引导水出去，或修筑起堤壆……等等。各区农民以农会如此努力，益密切而引起莫大的同情”，让农民发出了“我们生当为农会人，死当为农会鬼”的肺腑之言。同年6月，中共上海区委进一步强调党的任务在于深切了解民众需求，改进革命策略，同时“在取得大多数民众的同情而深入我们的力量于大多数民众中，而夺得民众，以完成我们革命的最后企图”。
中国共产党并未止步于情感的联结，而是进一步通过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将群众的情感认同转化为革命的强大动力。“我们要得到群众经常的信仰，必须将被煽动之群众，结合在我们指导之下，将其中觉悟的分子吸收到我们团体里面来，使我们经常能有组织的影响于他们。换言之，组织群众，扩大组织。”这是党巩固和深化群众情感认同、实现革命目标的关键所在。为了更好地组织群众，“获得群众之同情”，1928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口号之下把他们组织起来作革命的斗争”，才“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完满的同情”。1929年6月，中共中央进一步确立了加重“党的夺取群众”的任务，要求“在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之日常工作中，要善于依靠着广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群众，以后经过这些同情于我们的帮助，更可以吸引着更广大的工农基本群众都走到我们党的指导之下”。这种以组织群众为中心的工作思路，稳固并扩大了群众对党的拥护与支持，让革命情感话语真正扎根于群众之中。
三、革命情感叙事的力量：话语的政治赋能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情感话语的实践功能集中体现为情感动员、政治认同和舆论博弈三个维度。情感动员为革命凝聚初始力量，政治认同将力量转化为稳定支持，舆论博弈则为力量存续与认同巩固扫清外部障碍，共同推动革命进程向纵深发展。
（一）情感动员：联结多元群体，凝聚革命合力
“中国共产党人能度过这28年，首先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和同情。” 党的革命情感话语的首要功能，在于打破阶层与地域界限，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为统一的革命力量。党在情感动员中，首先注重揭示不同社会群体遭受压迫的共同性，以此建立广泛的情感联结。1922年9月，陈独秀指出国民军“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这不仅明确了革命的主体是广大被压迫群众，从而激发了民众对于革命事业的认同和支持。“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1924年，邓中夏提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要得到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方能成功”，进一步凸显了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的重要性，并通过情感动员将他们纳入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此基础上，党进一步通过将情感共鸣与共同奋斗目标相结合，推动不同社会群体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形成紧密协作。党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于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同时则须注意到民众力量的团结。”这种将情感动员与组织建设相结合的策略，有效避免了革命力量的分散化。更为重要的是，党通过描绘革命愿景，将朴素的情感共鸣升华为坚定的革命信念。1936年1月，周恩来认为基于“全国一致抗日”出发点，“苏维埃红军在其胜利和政治主张下逐渐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党的主张契合了民众对民族解放的深切渴望。1945年4月，毛泽东强调“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这一愿景不仅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情感，更为他们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方向，让革命情感真正转化为持久的革命行动。
（二）政治认同：锚定人民立场，夯实执政根基
“在政治上吸引广大的同情者，造成我们在政治上的优势。”通过持续回应民众诉求、维护民众利益，党成功将情感层面的共鸣与支持，转化为对党的政治信任，为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党始终将民众切身利益作为争取群众拥护的出发点。1926年5月，中共上海区委指出，党在“五卅”运动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证明了中共“在这运动中得了许多民众的同情，而扩大了十倍于前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大规模而积极革命的有力的政党。”这不仅彰显了党在五卅运动中的核心领导作用，还揭示了党通过罢工运动在政治上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进而实现了党组织的迅速扩大与革命力量的显著增强。在此基础上，党进一步强调了政治宣传在凝聚社会共识、激发民众革命热情方面的重要性，便提出以后在政治上必须“努力在政治宣传上取得一般社会群众对于C.P.的同情与信仰”，“加紧政治宣传工作，使工人群众明瞻斗争的方向，使一般被压迫民众参加革命的斗争，或至少表同情于革命的斗争”。这一政治策略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引导工人群众明确政治斗争目标，还能够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合力。
另一方面，在领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党通过实际行动将民众的情感认同转化为对党的政治信任。1930年5月，中共中央指出“党在贫民运动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在工人尤其是主要产业工人罢工中，党必须领导贫民群众，实际的援助并发动他们同情的斗争”，这种切实的行动使民众认识到党是其利益的真正代表。随后，《全国五一运动总结中》的声明更是明确指出，“特别是共产党独立的政治号召和领导，的确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印证了党领导革命的实践与群众政治认同之间的正向关联。即使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这种基于情感共鸣的政治认同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在这一革命危机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是大大的增加了”。苏区内的工农群众坚信党领导的正确性，热烈拥护党的决策；而非苏区群众也“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而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这种广泛的政治认同，成为党在困难时期坚持斗争、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舆论博弈：塑造正义形象，掌握话语主动
党的革命情感话语通过揭露对手的虚伪性、彰显自身正义性，帮助党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为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在与国民党等政治力量的舆论斗争中，党善于运用事实对比，争取广大民众的认同与支持。1932年6月，面对国民党等政治势力在诸多报纸杂志上提出的所谓“共党肯放弃暴动政策，一致对外，则共党可以合法存在，红军可以改编为国军”的污蔑言论，中共中央坚决反驳，指出这种看似合理的提议，实则是对苏区与红军的武断攻击。“事实证明，只有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我们才谈得上经济建设，真正能同帝国主义实行民族的革命战争。”通过对比国民党破坏民生、勾结帝国主义的行径，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民族解放不懈斗争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不仅彻底揭露了对手的虚伪面目，更进一步树立了自己作为民族利益守护者、革命正义践行者的形象，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面临的舆论挑战也日益复杂。当党的政策和主张遭到误解时，党始终通过明确立场、澄清事实来维护自身形象，巩固舆论阵地。1935年11月，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后，针对外界的质疑，党明确指出那些认为“宣言又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借此以取得民心的”的观点，完全是“帝国主义者与汉奸卖国贼”的恶意宣传。这种旗帜鲜明的回应，不仅及时澄清了误解，更强化了党作为抗日先锋、民族脊梁的形象。更为关键的是，在危机时刻，党的革命情感话语展现出了强大的舆论引导力，能够通过迅速、有效地传递事件真相，将舆论压力转化为自身的政治优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竭力动员反共的舆论”，周恩来组织力量向国外传递真相，“使国外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真相，洞悉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中共中央“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我们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充分彰显了革命情感话语在舆论博弈中的实践效能。
结语
从革命情感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为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彰显了情感因素在中国革命与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党的革命情感话语体现了情感逻辑与革命目标的有机统一。从早期的阶级情感到抗战时期的民族情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情怀，党的革命情感话语始终与党的中心任务同频同步，既回应了民众的情感需求和现实诉求，又服务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政治目标。其次，党的革命情感话语的建构过程，充分展现了党对社会心理与群众诉求的深刻把握。在革命实践中，党不仅关注群众的经济利益诉求，更重视群众的精神与情感需求。通过与群众共享苦难经历、共情生存困境、共筑革命理想，党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不可分割的情感联结。再次，党的革命情感话语的发展完善，不断夯实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当党的政策主张与民众的根本利益、道德情感高度契合时，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就从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拥护与自觉的追随。最后，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情感话语，为我们理解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历史参照。情感认同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深层基础，在当今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重要价值。真正持久而深入的政治认同，必须建立在制度正义与情感共鸣的双重基础之上，唯有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长久拥护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