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日益主流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彰显更为鲜明的“美国优先”取向，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为主轴，具有高度个人化、倾向自上而下指令式决策、偏好“大交易”等特征，力图实现变革。与第一个任期类似，特朗普继续大搞“退出外交”，将此前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视为“糟糕的交易”，认为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联盟防务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并对盟友和国际多边机制施压，单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

优先美国，崇尚实力。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厌恶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化叙事，认为美国成为其他国家“剥削”的对象——正如《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伊沙恩·塔鲁尔所言：“放眼国际舞台，特朗普看到的是一个被要求做得太多、被盟友蒙骗、被对手利用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鲁比奥也认为，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过时，而且已经被用作对抗美国的工具。因此，特朗普及其政府主张，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维护和拓展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推广民主价值观。鲁比奥表示，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是一种反常现象，世界终将回归多极状态；在新的多极世界中，美国的政策目标必须是优先提升美国自身利益，而非充当“全球政府”去解决全球性问题。2025年5月，国防部长赫格塞思称，特朗普政府对过去的道德主义和说教式外交政策不感兴趣，其政策将以常识和国家利益为准则。

特朗普信奉“基于实力的和平”，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压制性，并且不惮于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以为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提供坚实支撑。2025年5月，特朗普向国会提交联邦政府2026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与2025财年相比增加13%，国土安全支出增加近65%。美国的防务支出规模或将升至1.01万亿美元。6月，美军对伊朗的多处核设施发动打击。这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首次直接运用武力处理与他国关系。副总统万斯称，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外交安全政策理念的基本框架成形：一是清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二是力争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三是如果外交途径失败，就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解决，并尽快抽身，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

在西半球的“唐罗主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认为，特朗普并不是孤立主义者，他反对其他国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美国周边，希望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以美国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纽约邮报》曾借用唐纳德·特朗普和门罗之名，以“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概括特朗普政府的西半球政策。特朗普本人对“唐罗主义”的说法非常满意，他在其“真相社交”网站账号上转发了该文章的图片。而且，特朗普似乎比詹姆斯·门罗总统走得更远，他明确提出要吞并格陵兰岛，还想把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并称国家间的边界不过是一条“想象出来的”界线，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同样是“人为划定的分界线”。

特朗普政府针对委内瑞拉的施压行动正不断升级，是否会对委展开军事打击值得高度重视。美军在加勒比海区域显著增加了军事部署，并多次袭击委内瑞拉的船只，造成人员伤亡。由美国南方司令部牵头组建“联合特遣部队”剑指委内瑞拉。

从这些现象看，不应用“收缩”去简单概括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美国确实希望减少维护国际秩序的负担，但在西半球事务上却是在“扩张”，本质是以西半球为中心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以“谋利”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还体现在美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上。着眼获取关键矿产等实际利益，特朗普政府着力加强与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关系，还以威胁中断军事援助为手段迫使乌克兰向美国出让大量的矿产资源。鲁比奥在国务院内部明确提出，争夺能源和资源的主导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总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种种言行表明，其希望与以往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价值观决裂，同过去决裂”。当然这种转型面临不少挑战，特朗普政府急于甩掉乌克兰危机这个包袱，但在俄乌之间推动停火进展很不顺利。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走向仍需持续跟踪研究，但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被瓦解、美国联盟体系受冲击、全球治理面临更严峻挑战等趋势已然呈现。在此背景下，中美博弈也将进入更复杂的阶段，如何促进中美围绕多极世界的对话，如何处理中美在拉美等地区的互动关系，如何应对美国“退出外交”带来的全球治理赤字，均是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