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论坛》2026年第5期；国际论坛

【内容提要】数字资产正成为全球金融格局重塑中的最具生命力的变量之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彻底转变了美国政府及其个人对待数字资产的审慎态度，针对不同属性的数字资产制定了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加密货币政策实现从审慎监管到创新包容的转变，稳定币政策强化美元在数字领域的控制力，央行数字货币则被立法予以禁止。其政策转向是国家战略、国内政治和金融市场三重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动因包括护持美元霸权地位、缓解美国债务压力，服务特朗普个人和利益集团政治经济权益以巩固支持者同盟，以及主流金融机构对数字资产的积极布局与产业创新驱动。特朗普新政启动了全球数字资产监管框架重构，树立了全球数字资产监管路径、体系建设、制度创新的“美国标准”，加剧了全球金融治理规则话语权的博弈及监管“碎片化”；强化美元霸权在数字资产领域的延伸，增大了对金融“武器化”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担忧；推动了数字资产与传统金融融合的持续深化，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有望引领全球新一轮金融变革。

【关键词】特朗普第二任期；数字资产；稳定币；清晰法案；现实世界资产

数字资产是技术进步驱动下的创新金融业态，正逐步渗透并重塑传统金融的运行逻辑和市场格局。作为世界领先经济体和金融主导者，美国的数字资产政策不仅深刻影响着全球数字资产的发展路径和节奏，亦是其巩固金融霸权地位的新兴战略支撑。因此，美国的数字资产政策是理解、预测和应对美国未来国家金融行动的关键参照。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数字资产政策呈现显著转向。其不仅摒弃了第一任期对数字资产的质疑和批判态度，更全面逆转了拜登政府时期密切关注央行数字货币、审慎监管私人数字资产的取向，转为积极支持私人数字资产，严令禁止央行数字货币的政策立场，并迅速以行政命令和法案的制度化路径，逐步构建一套更为宽松、清晰且体系化的数字资产监管框架，加速推动数字资产创新动能和传统金融成熟生态之间的融合。

关于美国数字资产政策转变，国内外学者已从多个视角展开研究。张明等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数字资产政策旨在提升美元霸权，通过数字资产实现“数字美元化”以蚕食新兴市场的货币主权。王永利和左鹏飞重点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数字资产政策转向受国内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逻辑。宋爽指出，特朗普新政在助力提升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亦会加剧国内政治分化和全球金融监管的“碎片化”。李礼辉全面比较了美、中、欧盟三大经济体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进度和路径差异，强调央行数字货币对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和货币主权的重要意义。任屹颖等学者讨论了美国主导的跨境支付体系日益“地缘政治工具化”，系统性地分析了采用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双轨制”的应对策略。美国学者观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抨击特朗普第二任期“抑公扬私”的数字资产政策是将国家货币主权向私营部门的“危险让渡”。另一派则支持新政，认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公共收益被夸大，且存在扩大央行的职权、侵害公民自由和隐私安全等风险。也有美国学者从货币体系角度分析了特朗普新政的国际影响，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指出，美国的数字资产新政一定程度冲击了其他经济体的主权货币信用和全球传统银行业的支付与存款体系。

现有研究为探索美国数字资产政策体系调整及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受限于数字资产本身尚有诸多仍未厘清的议题，加之美国相关政策文本出台频密、动态性强，兼顾类型分析和全景纵览的体系性研究尚显不足。本文立足对数字资产结构拆解的类型化分析，综合美国国家战略布局、国内政治动因、金融市场的客观发展需要等多重视角，系统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数字资产政策转向的深层动因及其全球影响。

一、美国数字资产政策的类型化分析

为准确理解美国的数字资产政策体系，本文首先参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及美国国家税务局（IRS）对“数字资产”概念的描述，将其界定为公共或私人部门基于分布式记账技术发行或转移的资产形式，其主体为比特币、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等货币型数字资产，以及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等传统资产在区块链上的映射。截至 2026 年 6 月末，加密货币（比特币约占 58%）、稳定币及现实世界资产市场整体规模分别约为 2.1 万亿美元、0.29 万亿美元及 358 亿美元，较特朗普第一任期末分别大幅上涨 520%、1020% 及 51000%。这种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转向。首先，加密货币从昔日的投机工具跃升为拟纳入国家储备的战略资产；其次，特朗普推动《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Guaranteeing Essenti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US-Stablecoins，以下简称“天才法案”）等政策文件将稳定币从防范风险的雷区重塑为购买美债、延伸美元霸权的合法数字化工具；现实世界资产则在监管松绑下加速融入华尔街主流金融体系，服务于美国地缘政治与经济主导权；最后，通过《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Digital Asset Market Clarity Act，以下简称“清晰法案”）整体为比特币、稳定币等数字资产提供明确分类与监管框架。而央行数字货币（CBDC）因隐私和商业银行保护诉求在立法层面被全面叫停。

（一）从审慎监管到创新包容的加密货币政策转向

加密货币是指以比特币等原生代币为代表，使用密码学原理来确保交易安全和控制交易单位的去中心化数字资产。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在该领域以打造创新驱动的加密生态体系为导向。社会层面，政策响应市场需求，着力推动加密货币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等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合规化进程；官方层面，聚焦构建监管友好型政策框架，积极探索将比特币纳入国家战略储备等前瞻性制度安排。

其一，特朗普第二任期通过持续支持加密货币的合规化进程，成功打破了主流金融的壁垒，市场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加密货币去中心化、去监管化的原生特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获得主流金融界的认可，限制了长期资本投资，其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即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以下简称“比特币 ETF”）的获批。交易所交易基金作为一种受到严格监管的合规金融工具，具有管理成本低、交易灵活和投资门槛低的优势，为金融机构规模化投资比特币提供了重要途径。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比特币 ETF 的监管立场，长期以来被视为加密货币市场发展的关键变量。自 2013年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以相关产品未满足市场流动性、资产托管安全、投资者保护和市场操纵防范等合规要求为由，持续驳回相关机构对比特币 ETF 的申请。但2022年出现转折，灰度投资因现货比特币ETF申请遭拒后发起诉讼并终获法院支持，使得市场重拾对比特币 ETF 的信心。2024 年 1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批准贝莱德等金融机构的比特币现货 ETF 申请。截至 2026 年 6 月，美国现货比特币 ETF 的总规模已达约 820 亿美元，且增速远超传统交易所交易基金。

其二，特朗普 2025 年连续签署行政命令确立了国家级比特币战略储备，并引发多州积极跟进。伴随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价格屡攀新高，其影响开始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决策层面延伸。2024 年 7 月，时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比特币的创新精神和自主性符合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承诺在当选后将永久保留美国政府持有的全部比特币，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储备。2025 年 1 月，特朗普签署《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地位》（Strengthe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Digital Financial Technology）的行政命令，成立“数字资产市场工作组”以兑现“将美国打造成为全球加密中心”的承诺，成员包括财政部部长、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司法部长等关键机构负责人。同年 3 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认可比特币“数字黄金”地位，确定财政部负责管理“比特币战略储备”托管账户。其储备来源主要为司法罚没所得，存入后不得出售，财政部和商务部应当在确保预算中立、不增加纳税人额外成本的基础上，制定获取额外比特币的策略。随后，美国新罕布什尔等十余州先后审议或通过相关法案，联邦与地方协同的数字资产储备体系持续推进。

其三，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司法执法罚没的巨额比特币采取了从“直接售出”向“长期持有”的处置策略转向。2025 年 10 月，美国司法机关通过链上追踪、法律程序与国际协作，罚没了柬埔寨“太子集团”藏匿的 12.7 万余枚比特币，创下美国加密货币单笔扣押最高纪录。如果加上美国政府此前在其他案件中冻结、罚没的约 20万枚比特币，美国政府控制的比特币总数或超 32 万枚。白宫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大卫·萨克斯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政府在过去十年没收的约 40 万枚比特币近半已被出售，过早出售使政府损失超 170 亿美元。另有研究指出，比特币未来亦可作为美国对抗中国数字人民币的金融武器。基于上述立场，随着近年来涉虚拟货币案件高发、司法打击力度加大，罚没比特币的积累或推动美国比特币战略储备持续扩容。

（二）从风险抵制到美国优先的稳定币政策转向

稳定币是以泰达币（USDT）和美元币（USDC）为代表，依靠中心化发行者的资产抵押来锚定法定货币价值的数字资产，其本质是以一揽子资产储备作为价值支撑的数字支付工具。其最早为便利加密货币投资而出现，随后被作为合规交易加密货币的“通货”广泛使用。加密货币市场规模的膨胀带来了更丰富的稳定币需求和应用场景，其跨境支付、抗通胀等方面的作用日趋凸显。

美国稳定币政策经历了从早期防范打压，再到使其合法化并确立“美国优先”监管框架的重大转变。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国官方对加密货币整体呈负面评价，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 2019 年对原 Facebook（现 Meta）发行的天秤币的打压。天秤币愿景为“建立一套简单、无国界的货币，以及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无疑是对传统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大冲击，彼时几乎所有国家政府均对其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此外，诸如稳定币 Terra USD 和 Binance USD 等失信事件也在持续加深监管部门对稳定币的顾虑。天秤币项目虽夭折，但其使监管部门和公众开始审视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的可能性，间接推动了政策转变。2025 年 7 月，特朗普签署“天才法案”，明确了美元稳定币的合法地位，并为其制定了全面监管框架。“天才法案”定义了“支付稳定币”是旨在用作支付或结算手段的数字资产，发行人有义务以固定金额的货币价值进行转换、赎回或回购，并将其货币价值维持在固定的金额。“天才法案”要求稳定币只能与美元 1:1 挂钩，稳定币发行需要有足额的现金、短期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作为储备。横向对比欧盟的《加密数字资产市场监管法案》和中国香港的《稳定币条例》在储备资产选择方面的多元化，美国稳定币政策体现了鲜明的“美国优先”立场。

美国对稳定币政策的转变还旨在将美元霸权延伸至数字领域，借助其规模扩张支持美债和美元信用体系。这种转变不仅源于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政策趋向友好，也与近年来全球“去美元化”态势密切相关。在加密货币生态加速完善、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受到冲击的双重背景下，将链接起美元和加密货币的稳定币纳入合规框架，有助于美国抢占新兴数字资产领域的流量入口和金融基础设施，进而在数字时代维护甚至延伸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虽在“天才法案”出台前，美元本就是加密货币交易的主要计价单位和储备资产，但此种锚定可谓是无序且不受控的，难以构成稳定、有效的美元价值支撑，因此，美国有必要通过立法手段将其纳入监管。由于稳定币快速扩容且其储备资产高度集中于美国国债，其持续成长客观上可为美国国债市场及美元信用体系带来结构性支持。

（三）从技术探索到立法禁止的央行数字货币政策转向

不同于加密货币和稳定币的锐意创新，美国对待央行数字货币的态度截然相反。央行数字货币一般指由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与现金同等的法偿性，可用于支付和储值。其研发工作从拜登政府时期的“最高紧急级别”骤然停滞，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将其定义为对金融稳定、个人隐私和国家主权的威胁。

早先，美联储及拜登政府积极推动出台央行数字货币相关规划，数字美元呼之欲出。2020 年之前，全球多数主要经济体对央行数字货币态度保守，然而随着全球支付体系加速变革、私人数字货币竞争日益加剧以及数字经济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多国央行态度显著转向，美联储亦开始积极回应央行数字货币的政策和技术问题。2022 年，美联储发布了《货币与支付：数字转型时代的美元》报告，首次系统性阐述了美国对央行数字货币的肯定态度，并表示未来可能成为支付系统的基础。 2022 年，美国发布了《负责任发展数字资产框架》，推进新一代美联储零售支付系统 FedNow 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政策目标和工作机制。虽然也有研究认为央行数字货币会削弱公民的货币价值财产权和交易隐私权，质疑其在国际范围中发挥计价、融资、投资、储备等作用，但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官方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积极表态使外界一度认为数字美元的发行势在必行。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央行数字货币政策出现了彻底转向，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禁止其发行与测试，几乎终结了数字美元的发展空间。《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地位》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将威胁金融稳定、个人隐私以及美国主权，应当采取措施禁止其发行、流通和使用。在特朗普签署通过“天才法案”仅一周后，美国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反央行数字货币监控国家法案》（Anti-CBDC Surveillance State Act），明确禁止美联储直接或通过中介向公众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同时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测试，也不准将其用于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反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群体认为，其理念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隐私权以及个人自由的立国之本背道而驰。特朗普第二任期不仅从行政和立法层面对央行数字货币加以全面限制，还将其视为对美国社会价值核心——个人自由权利的侵害，这种带有政治性的导向几乎消除了央行数字货币在美国的存在空间。

综上，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美国数字资产政策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从早期的“防范与打击”彻底转变为“利用数字资产服务美国地缘政治与经济主导权”。全力推动加密货币与稳定币发展但禁止央行数字货币构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独特的数字资产治理政策体系。

二、美国数字资产政策转向的驱动因素

在第一任期时，特朗普作为数字资产的强烈批评者，声称加密货币价值“建立在稀薄空气之上”，而第二任期时则转为数字资产的拥护者，承诺将美国打造成“比特币超级大国”和“全球加密货币之都”。这种政策取向的根本转变并非偶然，是由国家战略、国内政治和金融市场等相互关联的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一）国家战略动因：地缘政治竞争布局与缓解债务压力

将数字资产纳入地缘政治战略框架，护持数字领域美元霸权以强化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优势是特朗普政府数字资产政策转向的主因之一。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经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美元及美元资产的避险作用凸显。美联储于 2022 年 3 月开启激进的加息周期形成的“美元潮汐”效应给众多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与债务压力。在美元强势周期下，美国官方对数字资产的态度颇为冷淡。然而，随着就业市场疲态显现、通胀走弱以及债务压力加剧，美联储在 2024 年 9 月后开始预防式降息，叠加近年来美国动辄对其他国家实施金融制裁，美元的强势地位出现明显松动，“去美元化”因素不断累积。 反观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在美元降息周期中表现尤为亮眼。因此，将美元影响力向新型资产渗透，使数字资产从潜在的颠覆性力量转变为巩固美元霸权地位的新支柱，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理性选择。

对外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新政已然显露出利用数字资产新政巩固美国金融霸权、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意图。从顶层设计角度，其政策转向是美国政界与监管层对数字资产地缘政治、经济价值认知深化的集中体现。不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首次将数字资产明确写入未来战略规划，定调区块链和加密资产技术或将重塑美国金融基础设施，160 名前国家安全与执法官员也联名致信参议院支持“清晰法案”，强调数字资产的市场架构设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美国必须抢占先机、制定清晰的全球标准、确立规则主导权。从具体实施角度，特朗普政府除旗帜鲜明地拥抱比特币等完全去中心化数字资产外，还通过立法与监管重塑全球稳定币市场，将美元霸权延伸至新兴区块链支付体系和非美元支付场景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特朗普表示“天才法案”将确保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若失去这一地位“后果堪比输掉一场世界大战”。“天才法案”规定，所有合规的美元稳定币必须以 1:1 的比例排他性地锚定美元，旨在将美元霸权从传统的贸易与金融结算网络扩展至新兴的去中心化区块链支付体系中，甚至取代某些新兴经济体缺位、失位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主权货币信用。“天才法案”推动形成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框架可确保美元在数字跨境支付，甚至能源贸易结算等场景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这实质上在数字空间重建了类似于传统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体系的美元结算霸权，将可能脱离美元体系的新兴支付轨道重新纳入控制，通过金融“武器化”来提升美国在全球地缘博弈中的竞争力。

对内方面，增加美国国债需求、缓解美国债务压力，被认为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积极支持稳定币的直接金融战略动因。特朗普有意将数字资产打造为“数字黄金”储备，利用其缓解“美国国债—美元”互动支撑体系所导致的沉重财政压力。随着中日等传统主权投资者不断减持美国国债，美国急需新的资金方承接国债。“天才法案”要求稳定币发行商必须持有相应规模的美国国债作为储备资产，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对美元稳定币的需求都将直接或者间接转化为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力。截至 2026 年第一季度，泰达币持有美国国债规模达 1410 亿美元，这使发行方泰达（Tether）公司成为全球第 17 大美国国债持有者。美国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估计，2028 年稳定币潜在市值可能达到 2 万亿美元，这将带来约 9000 亿美元的短期美国国债增量需求，届时稳定币发行方持有美国国债数额可能超过单一主权国家。稳定币发行方持续买入短期美国国债会推升债券价格，进而压低债券收益率。当前，在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已成为联邦预算重大负担的背景下，这一效应可以直接减轻政府的短期利息压力。稳定币持有者的主要持有动机是进行数字资产投资、跨境支付或者资产保值，收益一般远超持有法定货币的资产收益。因此，只要稳定币储备资产组合安全性能够得到保证，持有者对于美国国债的价格变化并不敏感，这便使得稳定币发行方的美国国债储备在不发生挤兑事件时一般不会出现频繁变动，有助于其价格保持相对稳定。

（二）国内政治动因：个人与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诉求

特朗普的政治动机是其第二任期数字资产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这一转变服务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目标，即满足政治私利及其背后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诉求。

在谋求政治私利方面，特朗普将数字资产政策与个人政绩和选票绑定。特朗普以颠覆传统“政治规范”的统治力，控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和行政官僚配合其数字资产政策。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到数字资产从业者对现有监管框架的不满，许下建立战略比特币储备、设立专门负责数字资产的部门、降低数字资产税收等一系列支持数字资产的竞选承诺，将自己塑造为创新、就业和经济主权的捍卫者，以获取更多政治资源。其成功争取到了“Z 世代”和技术创新群体等摇摆选民并分化民主党传统票仓，赢得了对拜登政府监管政策不满的科技、金融从业者支持。文化层面的共鸣强化了选民群体的忠诚度，数字资产议题也从一个边缘性的技术问题升级为连接科技金融精英与政治议程的纽带。特朗普上任后兑现了竞选诺言，一方面将数字资产的政策制定权收归至白宫核心圈层，实现权力集中，展现数字资产领域“美国优先”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推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与瑞波等涉诉数字资产企业和解，直接、务实地向数字资产行业传递“加密友好”信号。

在满足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诉求方面，其数字资产政策不仅源自美国科技右翼团体的利益驱动，特朗普家族广泛涉足数字资产商业利益亦是影响政策倾向的动因之一。以知名风投资本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AI和加密货币沙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及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为代表的硅谷科技右翼势力均支持并大量投资数字资产，得益于特朗普新政获利颇丰，促成数字资产行业与特朗普结成利益联盟。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数字资产关联团体向其竞选团队及相关政治活动的捐赠总额超过 2.38 亿美元，占企业捐款总额的 48%，成为特朗普竞选的重要财务支撑力量之一。此外，数字资产给特朗普家族带来的丰厚商业利益也成为其支持数字资产发展的“隐秘”原因。据美国联邦政府道德办公室（U.S.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披露，特朗普提交的年度财务报告显示 2025 年其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营收超10 亿美元。其中逾 5 亿美元来自其家族企业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销售新型加密货币所得，另有 6.35 亿美元来自其在签署《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导地位》行政命令的同时推出个人加密代币“特朗普币”（$TRUMP）的销售收入。可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政策转变在时机、内容和力度上，都与家族和背后利益集团的商业战略和扩张形成了紧密关联。

（三）金融市场动因：资本逐利诉求与产业创新驱动

除了国家战略和国内政治因素外，代币化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推动也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对数字资产监管立场急剧转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美国主流金融机构对数字资产的认知与参与度显著提升，通过一系列实质性举措加快数字资产融入传统金融体系，不仅强化了金融界对数字资产的认可，更向全社会传递了加密市场的商业价值与发展潜力，进而倒逼政府层面调整监管导向以契合行业发展需求。

其一，数字资产的庞大盈利潜力促使华尔街巨头打破成见、深度布局并持续游说政府放松监管。全球资管巨头贝莱德旗下的比特币现货 ETF 自上市以来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市值便突破 700 亿美元，对比全球最大黄金 ETF 达到这一规模则用时超过 5 年。iShares 比特币信托基金（IBIT）作为贝莱德旗下利润最高的 ETF 产品，充分印证了加密货币相关金融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与盈利潜力，也带动了富达、道富集团等更多金融机构跟进布局数字资产业务。受货币使用惯性的影响，银行领域对数字资产持有保守的偏见，而这一立场正随着传统金融与数字资产的深度融合而转变，银行业巨头摩根大通对数字资产的态度转变即典型代表之一。摩根大通最初将比特币斥为“欺诈”，但随后开始面向机构客户在内部发行 JPM Coin 代币，允许机构客户以比特币和以太坊作为贷款抵押品，并为客户提供数字资产托管服务。华尔街精英让政府的决策者们相信“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数字资产这类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商业机会，使金融机构有充足动力持续游说政客放松监管。

其二，数字资产财库（DAT）的巨大造富效应也是金融机构游说美国政府的直接动力。除贝莱德、富达等金融机构推出比特币 ETF 等合规金融产品外，越来越多的美股上市公司或者实体将加密货币作为核心资产，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融资购币并长期持有，这类公司或实体被称为数字资产财库。区别于仅少量配置加密货币的公司，数字资产财库的核心资产是比特币和以太坊等主流加密货币，其价值与加密货币价格强绑定。最具代表性的数字资产财库是 MicroStrategy（现更名为 Strategy），其在 2020 年 8 月首次斥资 2.5 亿美元购买 2.14 万枚比特币，开启了企业级比特币持仓先河。Strategy 通过持续融资大量增持比特币，截至 2026 年 4 月，该公司持有约 82万枚比特币，约占全球比特币总供应量的 3.9%，是全球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上市公司。在比特币价格上升周期中，数字资产财库形成股价和币价正向联动反馈的“飞轮效应”。截至2025年7月，Strategy的市值自2020年首次融资购入比特币以来涨幅已达百倍（约1200 亿美元）。这种极具冲击力的资产增值效果使数字资产财库模式在资本市场中被广泛效仿。

其三，数字资产既能带来高额的增量利润，更是未来跨境结算、资产数字化和代币化经济的核心。金融机构对数字资产展现出积极布局姿态，其核心目标在于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创新机遇，通过拓展数字资产业务边界拓宽盈利空间，进而巩固自身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机构对数字资产监管框架的核心诉求并非简单地放松管制，而是要求建立一套规则清晰、风险可控且能与现有金融体系无缝对接的监管范式，以保障其大规模、低风险地开展业务。因此，系统回应金融机构的集体诉求与行业发展趋势，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数字资产政策转向的关键因素。

综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由数字资产的批评者转为积极推动者，这一政策巨变是由国家战略布局、个人及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诉求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发展需要三重动因共同驱动的。这种政策转向背后，既是特朗普政府护持美元霸权的国家战略布局在数字领域的缩影，又是其政治私利、家族商业利益以及巩固支持者同盟的核心诉求，更是在资本逐利的极致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对主流金融全面拥抱数字资产趋势的呼应。

三、美国数字资产政策体系转向的国际影响

在数字经济和技术深刻重构国际秩序的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数字资产政策转向正对全球金融监管框架、金融体系稳定、金融业态发展三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一）重塑数字资产国际监管框架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数字资产政策改变了此前被动模糊的立法和监管现状，出台明确支持比特币、稳定币发展的法案，加快建立数字资产分级分类的体系化监管框架。该转型既彰显“美国标准”对全球数字资产监管路径、体系建设、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又是美国输出其“规则霸权”的体现。其不仅利用技术和规则优势实行“长臂管辖”、强取豪夺，同时还加剧了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竞争及监管“碎片化”。

第一，美国将率先形成全球数字资产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规则制定的“美国标准”。依托“清晰法案”，特朗普新政旨在完善本国数字资产监管体系并率先确立数字资产的分类和监管标准以占据规则制定的引领地位，进而通过塑造兼顾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的监管范式引领全球数字资产的规则演进。其引入“网络通证”（Network Token）与“辅助资产”（Ancillary Asset）两大概念，突破了数字资产受制于传统证券与商品二元分类和监管权属模式的局限性，首创“成熟区块链系统”（Mature Blockchain System），允许监管机构随底层资产性质演变而动态调整监管权限安排，为化解当前全球数字资产监管普遍面临的碎片化与职能重叠问题提供了范本。

第二，依托规则制定权和话语霸权，全球数字资产及平台多被纳入由美国及其盟国所主导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基于“长臂管辖”的跨境执法体系内。利用数字资产新型财富载体，美国正通过民事诉讼、刑事罚没、行政追缴等方式在全球实现大规模经济收割和规则输出。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不完全统计，2022 年至 2025 年间，美国通过各类案件累计没收全球虚拟货币相关资产价值超 300 亿美元，其中仅“太子集团”单案没收资产逾 150 亿美元，占比达 50%。另在赵长鹏案中，美国不仅针对其名下知名加密资产交易平台“币安”（Binance）及其本人共计罚没 43.5 亿美元，还利用司法霸权和技术优势将币安公司纳入“长臂管辖”的监管范围，迫使其服从合规改造。

第三，加剧全球数字金融时代的制度竞合和金融治理“碎片化”。美国的政策转向倒逼国际金融监管规则话语权的博弈升级，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数字资产监管版图的割裂趋势。一方面，部分美国盟友国家加速政策靠拢，如新加坡与海湾国家先后效仿美国一站式牌照审批与税收优惠政策以抢占国际资本与技术先机。英国紧跟“清晰法案”政策路径，随即发布针对系统重要性稳定币发行商的政策声明及行为准则草案以掌握行业主动权。另一方面，与美国当前“抑公扬私”政策路径不同的国家也在“清晰法案”出台后加快了各自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如欧央行于 2026 年 6 月审议通过数字欧元规则草案，预计年内完成立法审批。俄罗斯央行于 7 月初宣布“数字卢布”（Digital Rubble）广泛使用的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完成。总体看，不同数字资产的治理路径、监管立场差异是各国基于国家战略和金融结构的选择，美国政策转向背景下全球监管分歧的加剧或将成为未来国际数字金融矛盾的主线。

（二）冲击国际金融稳定与国家安全

综合考量特朗普第二任期数字资产政策转向，其对国际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国际货币体系冲击、“地缘武器化”威胁以及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其一，特朗普第二任期数字资产新政是美元霸权在该领域的延伸，将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巨大外溢效应。一方面，美元稳定币可绕开传统银行系统和外汇资本管制，进一步对非美元支付、储蓄和投资场景进行渗透，削弱他国货币主权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通胀高企、本币信用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首当其冲。另一方面，单一美元稳定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大幅扩张虽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结算效率，但实质上也强化了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对美国技术和规则的路径依赖，加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其二，数字资产“武器化”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新型制裁与反制裁措施。美国当前在数字资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建立在技术底层的绝对优势和对交易数据的全面监控上，全球主流区块链协议的核心研发权、关键节点控制权及链上数据溯源的头部企业（如与美国多家联邦机构深度合作的 Chainalysis）均由美国掌控。特朗普第二任期借助“天才法案”立法将全球链上支付体系纳入美国执法和制裁范围，利用稳定币等数字资产基础设施和区块链数据情报作为潜在的金融胁迫或“可编程制裁”工具。如 2026 年 4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联合 Chainalysis 对与伊朗关联的加密钱包实施制裁，冻结了其超 3.4 亿美元的稳定币资产。俄罗斯、朝鲜、委内瑞拉等国亦在与美国的地缘博弈中使用了网络攻防、混币器和区块链隐私工具等技术手段实现数字资产维度的制裁反制。数字资产在地缘冲突中的频繁使用加剧了各国对其金融“武器化”的担忧。

其三，催生监管套利、平台欺诈行为并引发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首先，相较欧盟、中国对加密货币的高压监管，全球项目、资本和金融中介或将向宽松的美国规则体系及离岸关联平台集中，形成“监管洼地”。这不仅会诱发跨国机构进行制度套利、削弱他国监管效力，还可能放任交易所和发行商滥用权力、挪用资产或进行欺诈性发行。其次，规则的松绑极大便利了数字资产在跨境场景下的即时转移，使之成为规避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监管的高速通道，将加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及金融市场动荡。最后，监管尺度的放宽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跨境合规审查的效能。根据 Chainalysis 研究显示，2025 年即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后的一年内，全球超 154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交易涉及非法活动，较 2024 年增长 162%。匿名性极强的数字通道极易演变为洗钱、恐怖融资及规避地缘制裁的避风港，侵蚀了国际金融安全。

（三）促进全球金融业态的创新发展与统合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数字资产监管框架的精细化和体系化消减了传统金融资本接纳数字资产的合规顾虑，其影响不仅是扩大数字资产交易，更在于推动支付、清算、托管、证券登记和跨境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向区块链上迁移，进而促进全球金融业态的创新与整合。

其一，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或成为连接加密货币与传统金融体系的重要桥梁。纯粹的加密资产不仅价格波动大，现金流基础较弱，还难以完全承担机构金融的抵押、投资和结算功能。而现实世界中的各类金融和实物资产上链后，可将其收益性、法律权利和链上交易效率相结合，是数字资产技术潜能释放与回归金融规律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数字资产的开放态度为传统金融机构发行和交易现实世界资产提供了合规环境与落地信心，推动美国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企业债券甚至房地产等传统生息资产通过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转化为区块链上的代币，联通新旧金融体系。对于数字资产市场而言，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低风险抵押品，为去中心化金融提供了稳定的现实收益率基础。对于传统金融而言，其借助智能合约实现了资产的无限细分化发行、即时交割与自动化合规审查，极大盘活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其二，新型金融与传统金融基础设施正加速融合，构建全天候清算网络。特朗普第二任期以稳定币立法和市场结构规则为基础，为传统金融机构及支付巨头接入区块链网络扫清了合规障碍。美国正在尝试将区块链技术嵌入未来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尝试在下一代数字资本市场规则制定中占据领先优势。2026 年 7 月，国际资金清算系统宣布正式启用区块链共享账本，联合 17 家国际银行进入“存款代币化”跨国试点，旨在实现 7 乘 24 小时的“秒级到账”，提升传统银行的跨境支付效率以应对稳定币等新兴支付系统的冲击。同时，支付巨头维萨（Visa）和万事达卡（Mastercard）也先后宣布支持并扩展稳定币的全天候结算和支付应用，将数字资产嵌入商户收单、跨境支付与企业资金管理，使传统银行卡网络与链上美元流动性结合。不仅传统金融体系争先拥抱链上化，金融新势力也在加速合规化，近期稳定币发行商 Circle 宣布获批设立信托银行，正式跻身受审慎监管的金融机构之列。

综上，美国数字资产政策转向深刻重塑全球金融格局。其一，特朗普第二任期数字资产政策在树立“美国标准”对全球数字资产监管路径、体系建设、制度创新的主导效应同时也难掩规则霸权本质，加剧了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竞合及“碎片化”。其二，其强化美元霸权在数字资产领域延伸的同时，亦加剧了各国对金融“武器化”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担忧。其三，积极宽松的政策环境有利于新旧金融基础设施的加速融合，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等金融创新或促进全球未来金融业态的统合。

四、结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数字资产政策的调整体现了美国金融体系为适应技术变革与地缘竞争而进行的战略性重构。数字资产由早期监管博弈的对象，逐步演变为服务美元霸权的复合型政策工具。无论是稳定币合规化，还是比特币战略储备化，抑或是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暂时禁绝，皆服务于强化美元霸权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中渗透力、控制力及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制度松绑、市场整合与规则输出等多重路径，不仅重塑了其国内数字资产治理范式，还深刻影响了全球数字金融格局的演进方向。其政策转型在促进全球数字资产价值认知深化与制度创新的同时，亦催生了金融话语权竞争与新型系统性风险。这些结构性变化通过调整国际货币权力分配、重塑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等途径，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和数字资产的全球治理框架构成了多维度挑战。

对此，中国既要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加以应对，更要坚定战略定力。第一，坚持选择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普惠性、安全性、便利性与公平性需求的数字资产，稳慎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第二，积极推动相关领域多边合作，为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第三，鼓励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放的同时平衡好“发展”与“风险”，允许自贸区和试点区内进行改革创新，并建立一套完善的数字资产风险评估、智能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