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美国政治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结构出现失衡，财政商业保守派和国际主义鹰派等传统建制力量进一步式微，保守民粹主义MAGA派更为强势地主导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议程不断激进化，在经贸、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对外战略领域表现出一系列极端主义倾向，这不仅对全球经贸格局、多边国际制度和美国联盟体系造成破坏，而且给大国竞争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揭示出美国掠夺性霸权的本质，加速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衰落，使世界政治面临丛林法则回潮风险。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受到来自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双重制约，其走向取决于内外因素的复杂博弈。
关键词：特朗普2.0 共和党 美国外交 民粹主义 极端主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6期，注释略
自特朗普强势重返白宫、共和党赢得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席位以来，美国政党政治结构呈现共和党一家独大局面。在共和党内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保守民粹主义政治联盟全面崛起，成为主导政治力量与政策议程塑造者。在此背景下，保守民粹主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不仅推动特朗普政府国内政策议程趋于极端化，还外溢至外交政策领域。特朗普2.0“美国优先”外交政策、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具体外交实践，都呈现出明显极端主义特征。特朗普政府无视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公然谋求领土扩张和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对二战后国际秩序造成破坏，使世界政治面临丛林法则回潮风险。
保守民粹主义崛起与共和党内部结构失衡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MAGA派保守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深刻重塑美国政党政治与共和党内部结构，不仅加剧两党极化，而且推动共和党朝着特朗普化、保守民粹化方向转型。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共和党转型趋势进一步加速，其内部结构失衡加剧。一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期极具党内影响力的财政商业保守派与国际主义鹰派等传统共和党建制派力量被彻底边缘化。另一方面，MAGA派政治力量已实现对共和党的控制。MAGA派主导制定2024年最新版共和党党纲，将打击非法移民、运用关税保护国内产业、推动制造业回流、复兴传统能源和重振军事实力等议题置于党内议程核心。从代表性看，特朗普政府内阁以及国会尤其是众议院共和党席位进一步被保守民粹主义群体把控。
共和党内部结构失衡与其政党特性密不可分。与民主党更依赖通过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来打造胜选政治联盟的传统不同，共和党在历史上更倾向于以鲜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忠诚维系政治联盟，这导致民主党内部结构往往表现出派系多元平衡特征，而共和党内部结构则容易在特定时期核心观念塑造下形成单一派系主导模式。自1854年共和党成立以来，其先后经历了三个单一派系主导阶段：19世纪下半叶，由林肯领导、反奴隶制扩张运动塑造的“联邦主义政党”阶段；20世纪下半叶，由戈德华特发起并经尼克松和里根壮大、南方战略塑造的“保守主义政党”阶段；自2016年起由特朗普发动、MAGA运动塑造的“保守民粹主义政党”阶段。
19世纪后期，在“联邦主义政党”共和党执政背景下，美国一方面在经贸领域运用关税手段保护国内产业，以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建设海军、进行海外扩张和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以争夺国际市场。这一时期，共和党以联邦主义为主导的内部结构，催生出经济—安全混合式现实主义对外战略，该战略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民族国家底色。
20世纪70年代后，在“保守主义政党”共和党执政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开始将国家安全、权力优势与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紧密关联，主张运用战略威慑、先发制人和单边方式维护美国霸权。这成为共和党保守主义精神的延伸，保守主义在美国国内体现为强调法律与秩序、回归传统宗教家庭价值观。从里根政府对苏联实施核威慑战略到小布什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在保守主义映射下，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战略被冠以“新保守主义”之名。
自2016年以来，共和党朝着“保守民粹主义政党”转型的根本逻辑在于，特朗普发动的MAGA运动抓住了党内建制派与基层选民之间不断扩大的政治理念分歧与现实利益矛盾。一方面，建制派趋于精英化，与党内基层群众的诉求日益脱节。例如，财政商业保守派往往重视减税、市场开放和资本全球流动等议程，国际主义鹰派则强调美国硬实力优势与全球霸权维持。另一方面，对于“沉默的大多数”基层选民，尤其是白人蓝领、福音派新教徒以及中西部中小城镇和南部边境州的保守群体来说，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带来的本土制造业持续流失、非法移民剧增、毒品泛滥和传统价值观式微，已经成为其面临的根本价值观威胁和利益挑战。这种反全球化、反建制主义诉求被MAGA运动彻底唤醒，保守民粹主义由此取代传统保守主义路线，架起了共和党与基层选民之间的桥梁。
保守民粹主义在共和党内的崛起离不开高效的动员方式。不同于传统保守主义，保守民粹主义更擅长通过对立叙事、身份认同和阵营划分进行政治动员，把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中的复杂议题简化为极端但易懂的宣传口号，在保守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形成强大基层动员能力，从而使保守民粹主义候选人更易获得党内初选优势。例如，“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抽干华盛顿的沼泽”“边境筑墙”和“拯救美国”等民粹主义口号远比小政府、自由市场和家庭价值等传统保守主义宣传更具煽动性。保守民粹主义凭借对基层选民情绪的把握和有效动员策略，迅速成为共和党内部全新的整合型意识形态，推动党内派系力量天平在2016年大选后朝着MAGA派持续倾斜。
回顾过去10年，共和党内部结构失衡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段。一是MAGA派迅速崛起进而与建制派分庭抗礼时段。从2016年美国大选到2022年中期选举，凭借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持续上升的个人影响力和媒体号召力，由其背书的MAGA派政客越来越多地进入行政和立法部门，党内建制派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二是MAGA派逐步成为党内政策议程塑造者时段。从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后特朗普宣布参选总统到2024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推出保守民粹主义新版党纲，MAGA派逐步完成对共和党核心政策议程的控制。三是MAGA派成为党内绝对主导、派系失衡加剧时段。从2024年大选后到特朗普2.0开启，特朗普组建起由MAGA派构成、政治忠诚度极高的内阁团队，并发布实施一系列更为激进的“美国优先”政策。这意味着共和党内部结构彻底失衡、MAGA派全面崛起以及特朗普高度个人化和集权式决策模式形成，由此导致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开始走向极端保守民粹主义化。
从美国对外战略的生成机制看，在MAGA派政治力量主导共和党且特朗普行政集权产生放大效应后，保守民粹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逻辑对应关系。应对制造业空心化诉求迅速转化为特朗普2.0全球关税战；边境、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引发的安全焦虑，延伸为对西半球的控制和构建美国势力范围的政策路径；对多边主义和联盟责任分摊的不满，导向更大力度的“退群”、施压甚至霸凌行为；对传统能源和“以实力求和平”硬力量的偏好以及对长期卷入海外冲突的排斥，塑造了有限定点打击委内瑞拉和伊朗及“可视化”展示实力的政策取向。因此，特朗普2.0一系列极端主义对外战略的出台，根植于保守民粹主义独特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并在共和党内部结构严重失衡的背景下，以一种彻底和露骨的方式呈现出来。
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
在上述国内政治逻辑和政策生成机制作用下，特朗普2.0对外战略充分彰显极端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五个方面，即经贸政策的泛安全化和武器化、国际制度和联盟管理等多边政策的霸凌化和交易化、在西半球进行势力范围和领土扩张、在中东的地缘战略冒进以及在大国战略博弈中更大的不确定性。
经贸政策全方位泛安全化、武器化是典型例证。特朗普一重返白宫便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备忘录，要求系统审查所谓“不公平贸易、低值免税漏洞、出口管制和贸易逆差”，评估其在经济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各类影响。特朗普政府还以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为由，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向全球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这一极端政策背后的逻辑已超越解决贸易逆差的单一目标，而是交织着保守民粹主义与MAGA派的多重诉求，包括制造业回流、供应链重组、边境毒品治理等多个议题领域，并深度契合“美国优先”和反全球化等价值取向。
在国际制度和联盟管理等多边政策中的霸凌化和交易化取向是突出表现。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当天，便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程序；随后特朗普发布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并停止资助部分联合国机构，同时以国际刑事法院“非法且毫无根据地”针对美国为由，对其实施制裁。2026年1月，特朗普指示美国退出35个非联合国组织和31个联合国实体，理由是这些机构“违背美国国家利益”。在联盟体系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化思维和施压霸凌做法较第一任期更为突出。在其胁迫下，北约表示到2035年，将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除安全外，美国对盟友的施压霸凌还扩展到意识形态和领土主权领域。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国家内外政策和价值观提出尖锐批评，引发欧洲盟友强烈不满。而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和丹麦格陵兰岛的觊觎，则在美国联盟体系内引发广泛不满甚至对联盟维系的担忧。
在西半球进行势力范围和领土扩张是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所谓“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即“唐罗主义”），将美国对西半球的控制置于全球战略首要位置，并把移民、毒品和安全等议题纳入统一的战略框架。在2025年总统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公开宣称要“把巴拿马运河拿回来”；2025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和事实清单对古巴进行极限施压，甚至威胁动用武力。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由，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强掳至美国，依据本国国内法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并单方面启动审判程序。这一行为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原则和国际法准则，是对委内瑞拉内政的粗暴干涉。同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保护委内瑞拉石油收入”事实清单，宣布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征收附加关税，以控制委能源资源并强化西半球主导权。
中东危机骤然升级和复杂化成为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的放大镜。2026年2月，特朗普政府将伊朗界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和经济威胁，后又在美伊核问题谈判期间与以色列联合发动突袭，导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多名军政高级官员身亡。伊朗对美以进行军事反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并推动危机进一步升级和复杂化。特朗普政府对一国元首实施“斩首行动”，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原则、美国宪法以及1973年《战争权力法》。此次对伊战争行为表明，特朗普政府应对中东问题的手段已从高压威慑、代理压制转向赤裸裸的军事打击，并试图依靠武力重塑地区地缘政治格局。这也是特朗普2.0对外战略极端主义特质在中东地区的集中体现。
在大国博弈层面，受外部因素制约，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轨迹。2025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先后通过《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备忘录、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等单边举措，反复大幅提高对华进口关税税率、扩大关税征收范围、频繁变更谈判条件，曾一度将对华关税推高至145%的非理性水平。在中国有效反制下，特朗普政府被迫收敛极端主义对华经贸政策，并在战略定位上将大国博弈列于西半球控制之后。总体上看，中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同侪竞争者”，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仍用较大篇幅讨论美国对华经济和科技竞争等问题。如果特朗普政府极端主义对外战略不能得到有效管控，其外溢效应将会从经贸扩散至其他更多领域。
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的影响与走向
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不仅对世界格局产生强烈短期冲击，还带来深远影响，包括美国掠夺性霸权本质显性化、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衰落以及世界政治丛林法则回潮风险加剧等。同时，其对外战略面临来自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双重制约，未来走向取决于内外因素的复杂博弈。
首先，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加速美国掠夺性霸权的显性化。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掠夺来反哺美国霸权，并彻底重塑美国联盟体系运行逻辑，使美国蜕变为一个“掠夺性霸权”。在外交实践层面，受共和党内部结构失衡、保守民粹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美国掠夺性霸权本质主要体现为三大特征。其一，特朗普政府将关税、制裁、市场准入、安全承诺和资源控制等视为索取现实利益的工具。其二，为攫取现实利益，特朗普政府将施压范围覆盖至竞争对手、资源富集国家、周边国家，甚至是美国盟友和伙伴。特朗普政府一改长期以来美国与盟友、伙伴之间“领导—追随”关系模式，转向以施压、惩罚和威胁为手段，换取短期经济收益的巧取豪夺模式。其三，特朗普政府外交决策服务于国内政治动员和短期政治利益，无论是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极端经贸政策和领土扩张意图，都旨在回应保守民粹主义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成为美国掠夺性霸权的重要实现方式。
其次，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加剧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衰落，使国际体系面临深层次动荡危机。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二战后国际秩序被进一步破坏。就国际制度而言，特朗普政府通过大规模“退群”、停止分摊开支和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方式，持续弱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和效能。就国际合作而言，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多地诉诸单边施压而非多边协调推进政策议程，使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国际多边合作面临更大挑战。就经贸体系而言，特朗普政府发动大规模关税战冲击自由贸易的制度基础，破坏全球经贸体系运行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削弱世界贸易组织权威，使全球贸易治理更加碎片化。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使二战后国际秩序赖以运转的三个支柱同时遭到削弱，国际体系面临失序的深层危机。
最后，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极力摆脱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制约，试图改变国际体系现状，打破了霸权国作为体系守成国的既有假设，导致世界政治面临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的风险。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特朗普政府提出一系列极端政策和主张，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表明美国信奉的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而非致力于维护既有国际体系稳定。在此背景下，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退”，现实越来越接近“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其所必须承受之事”的状态。卡尼的演讲在国际社会引发共鸣，这表明特朗普政府极端主义对外战略正令包括其盟友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陷入安全焦虑，同时加剧各方对国际体系前景的担忧。
根植于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短期内很难逆转，但来自美国内政和国际体系的双重制约已经逐渐发挥作用，美国极端主义对外战略在推进中将面临更多牵制。
一方面是来自美国国内政治的制度性制约。在三权分立、联邦制和选举政治作用下，美国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已经开始对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采取限制行动。在经贸问题上，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判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违法。当前已有超过20个州针对关税问题对特朗普政府提起司法诉讼。在伊朗问题上，尽管民主党发起的立法动议未能限制特朗普政府对伊动武，但两党对于战争目标、人员伤亡与军事行动可持续性的争议不断加剧。各种压力加之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考虑对外战略的国内政治后果。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成为众议院甚至国会两院多数党，特朗普将在其任期后半程成为“跛脚鸭总统”，不仅在关税政策、战争权力和总统行政令等方面面临国会调查、拨款约束和其他程序掣肘，而且还可能面临一系列党争博弈的政治资源消耗。同时，关税政策以及中东紧张局势催生的能源危机，一旦引发MAGA派选民在内的国内民众的不满，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赖以维系的国内政治基础就有可能遭到削弱，对其内外政策造成反噬。
另一方面是来自国际体系的权力和规范性制约。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的稳定既依赖规范共识，也依赖权力格局的可预期性。美国试图跳出规范共识制约，并以势力范围与强制胁迫重塑权力分配格局，将不可避免地触发其他国际行为体的结构性对冲，尤其是传统盟友战略自主的加速推进。例如，在美国企图吞并格陵兰岛问题上，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明确反对美国以威胁或强制方式改变格陵兰地位。作为对美战略回应，法国强化同丹麦的安全合作，并呼吁将这一问题上升到欧盟整体层面。这表明，特朗普政府极端主义领土扩张政策在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存在一定的反制力量。在美国关税政策上，欧盟和加拿大等美国主要盟友已经开始减少对美依赖。2026年3月，欧盟和加拿大召开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联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启动数字贸易谈判。同月，德国与加拿大就扩大液化天然气合作展开双边谈判。这些行动表明，经贸领域的“去美国化”正成为美国盟友面对“掠夺性霸权”的无奈选择。在对华政策层面，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非但没有迫使中国让步，反而引发中国强力反制并倒逼美方重回谈判与对话轨道，证明其极端主义对外战略在中国面前难以奏效。2026年5月13—15日，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双方达成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表明在一定时期内美国对华政策在朝着理性务实方向回归。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贸然决策充分暴露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尽管美以联合打击达成一定目标，但伊朗作为中东地区大国，具备对美以进行持续反击的能力。因此，特朗普政府极端主义对外战略引发的超预期国际和地区后果，已经对美国战略信誉和全球领导地位造成实质损害。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6月同伊朗签署《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试图为尽快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从战争泥潭脱身创造条件。
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保守民粹主义这一驱动力量及政策惯性与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内外制约因素之间的复杂博弈。基于此，这一战略的演变方式将表现为持续加压与反复震荡并存、战略冒进与现实回摆交替。总之，特朗普2.0极端主义对外战略的后续变化将成为观察美国霸权转型和世界秩序走向的重要窗口，值得密切关注。
【本文是复旦—金光思想库2025年度课题“美国现代化的内政外交经验与教训”（项目批准号：JGSXK250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