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瑞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高校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本文刊发于《战略决策研究》2026年第5期，第48-69+138页，注释略。
内容提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关税政策具有鲜明的安全化底色，本文以“对等关税”为典型案例，基于话语操控视角剖析其安全化建构过程。从话语操控视角看，该过程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话语策略得以实现：借助话语突显，构建所谓“中国威胁”叙事；利用话语框定，为对华关税政策提供合法性辩护；以话语定位，界定各方权责并推进对华关税政策实施。特朗普政府成功操控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关键在于其迎合了美国国内部分群体的焦虑心理与利益诉求，并依赖于一套完备的“政治—媒体—智库”话语运作机制，同时与特朗普个人政治风格、话语动员能力及其娴熟的话语策略运用密不可分。中国应注重识别美国对华关税政策话语安全化的新形式与新载体，通过加强话语权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及深度参与全球话语治理等路径，审慎应对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话语操控策略。
关键词：对华关税政策；对等关税；特朗普政府；安全化建构；话语操控
一、既有研究不足与问题的提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再度入主白宫后，以“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为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约60个国家发动关税战。自2025年4月特朗普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以来，美国单方面对华加征多轮高额关税，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单边施压—对抗僵持—谈判缓和—威慑升级—重回谈判”的复杂演进过程。2026年2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的“对等关税”违法。在裁决公布当日，特朗普政府迅速完成“法律换装”，转而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全球临时进口关税”。与此同时，3月11日，特朗普政府再以“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16个经济体启动新一轮“301调查”。进入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又裁定特朗普政府征收“全球临时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就在美国国内司法博弈持续展开之际，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就稳定双边关系、管控分歧达成重要共识，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官方定位。这一外交进展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单向度对抗，而是存在对话与合作的空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方对华关税施压的终止，2026年7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临时进口关税”。从“对等关税”到“全球临时进口关税”，再到所谓的“强迫劳动”新关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关税施压工具虽在司法约束下不断变换法律形式，却始终保持着延续性，中国须对此保持警惕。
目前，国内学界已经对特朗普政府强势推进的单边关税政策展开了系列探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分析特朗普政府推出单边关税政策的动因、意图、特征及前景。二是研究相关地区或国家对美国单边关税政策的认知与回应。三是探讨美国单边关税政策的影响及中国应对。总体来看，既有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方面，多数研究将“对等关税”或“全球临时进口关税”视为既定政策事实或战略竞争的自然产物，侧重于对政策文本和影响的静态分析，而忽视了其从普通贸易议题向国家安全议题转化的社会建构过程本身。另一方面，相关讨论多停留于现象描述层面，未能系统揭示推动这一转化的话语操控机制。正因如此，现有研究难以解释一个关键的现实悖论：为何在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缓和、高层达成建设性共识的背景下，美方关于所谓中国经贸威胁的叙事并未同步消解，反而持续嵌入到其对华关税政策的更替与升级之中？这一现象表明，政策层面的关税休战并不等同于话语层面的威胁叙事终结。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的安全化建构一旦完成，其话语效力便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在政策工具切换和外交氛围变化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鉴于既有研究不足，本文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题：特朗普政府究竟通过怎样的话语操控机制，将对华关税政策成功建构为一项国家安全议题，从而使威胁叙事得以超越具体政策工具而长期存续？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界定话语概念并梳理国际关系的“话语转向”，构建话语操控理论分析框架；其次，以“对等关税”为典型案例，阐释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安全化的话语操控逻辑；再次，评估美国成功操控对华关税政策安全化话语的原因；最后是结论，并简要为中国有效破解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话语操控提出应对建议。需要说明的是，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华关税施压已形成可替换的法律工具箱，“对等关税”仅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载体。鉴于“对等关税”在对华税率水平、覆盖范围及话语建构的完整性上均最为突出，且其安全化逻辑已深刻嵌入后续替代工具之中，本文因此以“对等关税”为典型案例，剖析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安全化建构的话语操控逻辑。通过深入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的安全化建构逻辑，有助于我们超越单纯的利益计算，理解美国对华竞争中所使用的“观念塑造”和“舆论动员”这一软性但关键的权力工具，进而为中国有针对性地进行话语反制、叙事竞争和设置议题提供学理参考。 二、话语操控：概念及理论分析框架
（一）话语及国际关系的“话语转向”“话语”（Discourse）是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重要概念，主要指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互动的具体言语行为，即说话人与受话人在特定社会语境下通过文本展开的沟通活动，包含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国际关系学界对“话语”的关注相对较为滞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关系研究出现“语言学转向”后，“话语”才逐渐进入研究议程并成为重要的分析视角。此前，受理论简约化导向的影响，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长期忽视话语的地位。在它们看来，语言不过是“廉价的言辞”，不足为信、难以为经验分析提供可靠依据，本质上只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附带工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主流理论陷入明显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困境，这促使学界开始反思和质疑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性。在此背景下，建构主义和包括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派别的后实证主义，纷纷将“话语”引入到国际政治研究，重新审视话语在国际政治中的建构作用，以及它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话语转向”由此开启。建构主义关注话语对社会建构的本体作用，认为话语是在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它并非被动地反映既有的社会现实，而是主动建构了社会现实。后实证主义深受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其核心关切在于探究理解与表象、权力与知识以及身份的表象过程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示了话语、知识和权力的有机统一性，以及话语背后的权力本质。他指出，“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后实证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力图打破和颠覆现代主义主流话语，强调要关注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互动过程。国际关系中的“话语”，通常可以理解为国家行为体或外交决策者在国际交往和各种外交活动中所使用的特殊政治语言。广义上说，国家行为体或外交决策者为了表达和阐释本国在特定时期内的国际战略及外交政策，所使用的各种概念、术语、名词等表述的总和，都可以视为“话语”。它既存在于国家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国家间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之中，也常见于报纸、媒体、互联网，以及各类政治场合的电视辩论、政党集会、民众游行、政治小册子、外交谈判之中。话语在影响和作用于国际政治时，通常表现出六个显著特征。一是建构性。话语是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实践，它不只是表征国际政治现实，还指示、组成和建构了国际政治现实。这意味着政治话语在相当程度上是主观和非中立的。二是权力性。话语始终与权力运作相伴，一国能够凭借自身的话语资源和强大的话语权优势形成话语压制，强制要求话语受众接受、承认并使用其所倡导的某种霸权话语。三是战略性。话语背后隐藏着国家行为体或外交决策者的战略意图。在国际政治交往中，他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和偏好，有选择地使用和建构政治话语。四是渗透性。政治话语通常需要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介向受众传递，这在无形中会塑造和影响受众的观念与行为。五是意识形态性。话语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意识形态由社会结构创造，往往通过话语这一载体隐藏在社会结构中。因此，话语承载着行为体的思维意识和价值观念，会传递出特殊的政治含义，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六是动态性。话语并非一成不变，它的本质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因而一旦某种话语无法反映和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行为体或外交决策者就会调整原有话语，代之以新的政治话语，从而确保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二）话语操控理论分析框架
上文的分析表明，话语并非被动地反映现实，还能被行为体有意识地运用来建构现实、行使权力和传递战略意图。这种对话语的策略性运用，便指向了“话语操控”（Discourse Manipulation）这一核心概念。“话语操控”一词可以拆分为“话语”和“操控”来理解。“操控”在汉语中意为操纵控制，常用来形容掌握、运用或驾驭某种事物得心应手、毫无阻碍。这一概念主要来源于现代语言学中的“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控制与支配关系的研究。批判话语分析学者露丝·沃达克（Ruth Wodak）认为，话语是一种有目的、有导向的语言行为。图恩·梵·迪克（Teun A. Van Dijk）则明确提出“操控”概念，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认知现象以及话语现象。艾喜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话语操控”界定为“话语主体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在话语互动过程中对话语的使用，如话语内容、话题选择、话语呈现方式等因素进行有意识控制，从而影响话语受众对事物的认知，进而影响受众的行为。”他还对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作用机制做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个“话语操控”理论分析框架，将安全化行为主体的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突显”（Discursive Salience）“话语框定”（Discursive Framing）和“话语定位”（Discursive Positioning）三个环节。本文尝试在借鉴这一框架基础上，对三个环节进行重新调整和补充，用以解释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的安全化建构过程。
“话语突显”是指话语主体有选择地使用某些词汇或话语，反复强调和突显某一问题，引导受众意识到该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使其上升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话语主体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话语突显”：一是词汇突显。词汇是语言中最小的自由单位，在话语感知中具有独特意义，能直观反映话语主体在描述问题时的态度和立场。为此，话语主体往往会精心设计一些固定关键词或制造新概念，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和渲染，从而达到词汇突显的效果。二是修辞突显。描述同一问题时，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法不同，传递给受众的语境线索和信息也就明显不同。因此，话语主体特别注重运用比喻、夸张、拟人、互文、类比等多种修辞手法来突显焦点问题，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三是语气突显。语气词背后往往隐藏着话语主体试图传递的情感、态度和意志，因而，语气也是话语突显的重要方式。话语主体可以通过陈述、祈使、疑问或感叹等不同语气来达到突出强调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话语突显”的本质是对语言所传达的信息进行主观取舍和安排，将一些原本被淡化或隐藏的问题显现出来，以引起公众注意。这意味着，是否突显某一问题、突显何种类型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主体的主观偏好和政策取向，并非总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此外，“话语突显”的对立面是“话语抑制”（Discursive Inhibition）。当政治家和决策精英不想突显某一问题时，可能采用话语抑制策略，尽量减少渲染或者直接避而不谈，以分散受众的注意力，进而达到对受众的话语控制。
“话语框定”源于社会学关于社会运动中的“框定”理论。该理论强调，通过“框定”来建构意义，对说服目标行为体接受某些观念、态度、习惯和行为至关重要。它的具体机制包括“选择”“凸显”“淡化”“排除”，用以解释社会事件。“话语框定”主要指话语主体为引导受众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问题上而采用的一种话语策略，其目的是影响和说服话语受众对某一问题形成共同的认知。形象地说，它就像为问题加了一个“画框”，话语主体通过有选择地赋予问题特定意义，形成固定的认知框架，用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来影响个人或集体的行为。“话语框定”通常包含四个过程或环节：一是“框架桥接”（Frame Bridging），即话语主体在渲染某一问题时，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识形态相同但结构并不相关的框架绑定起来，使其产生相互关联；二是“框架放大”（Frame Amplification），即话语主体从价值和信念两个维度进一步阐释和强化某一问题，以加深受众对该问题的理解；三是“框架扩展”（Frame Extension），即话语主体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选择扩展话语框定的边界，将一些原本与所渲染问题无关的内容也包含进来，以引发更广泛的认可与情感共鸣；四是“框架转换”（Frame Transformation），当原有话语框架难以通过桥接、放大和扩展等手段达到预期效果，或无法保障其利益时，话语主体就会建构一套新的话语框架以替代原有框架，实现新旧框架间的话语转换。
“话语定位”是指话语主体在与受众进行言语交流及互动时，赋予自身和对方以特定的位置，在某种社会规约下界定双方各自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据此付诸行动。由于“话语定位”发生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它必然是动态变化的，既受到互动关系的影响，也会随着话语实践的进程不断更新和重构。“话语定位”的类型多样，包括首次定位和二次定位、表述定位和归因定位、道德定位和个人定位、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默认定位和刻意定位等。“话语定位”的过程涉及四个关键要素：“身份”——话语主体和受众的归属及类别划分；“社会力量”——话语主体在与受众互动中展现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故事情节”——话语主体的叙事脉络或叙事结构，用以吸引受众；“权利义务”——在特定情节与身份下，话语主体与受众各自承担的责任与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个关键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清晰呈现出话语主体与受众的动态互动关系。权利义务通过身份和故事情节呈现与分配，而对权利义务的评价又反过来影响身份的确定与重构；故事情节的内容多由身份决定，同时也影响身份归属；社会力量既影响其他三个要素，也受其影响。
以上三种话语策略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安全化进程中相互交织、依次展开。基于此，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分析路径：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原本属于一般性经贸议题，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上述话语操控策略，逐步将其建构为安全威胁。具体而言，“话语突显”用于构建威胁感知，“话语框定”服务于议程设置，“话语定位”则导向行动授权。三者共同作用，使对华“对等关税”议题得以成功安全化。相应地，若要推动该议题重新回归常规政策轨道，安全化对象主体需采取“话语反操控”措施，以解构既有的安全化话语链条。
图1：话语操控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的话语操控逻辑
“对等关税”并非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的唯一工具，但它是其关税工具箱中法律争议最大、安全化色彩最浓的典型代表。本文提出的话语操控理论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理解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的安全化过程，其分析逻辑同样有助于把握“全球临时进口关税”“301调查”等后续关税工具的话语运作，它们实际上共享同一套安全化叙事逻辑，只是在法律依据和话语锚点上进行了策略性转换。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如何通过安全化话语重构关税逻辑，将原本属于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关税问题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从而为一场违反经济学常识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对华关税战戴上了“捍卫国家安全”的冠冕堂皇的帽子的？本文接下来就结合话语操控理论分析框架来详细分析美国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的话语操控逻辑。
（一）借助话语突显手段，构建所谓“中国威胁”叙事
特朗普政府通过话语突显手段，将对华“对等关税”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在国内乃至国际舆论场中构建起“中国对美国构成严峻且紧迫威胁”的叙事，从而为其极具争议性的“对等关税”政策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公众支持。这套话语策略主要从用词突显、修辞突显、语气突显三个层面展开，层层递进以共同服务于“威胁构建”的政治目的。具体而言：
一是用词突显，在具体用词选择上，特朗普政府倾向采用安全化表述来强化对华威胁感知。例如，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时声称“贸易逆差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已成为国家紧急状态”，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在10%基准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再加征34%的“对等关税”。中国在2025年4月4日宣布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后，特朗普又渲染中国此举“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并通过行政令修订《美国统一关税表》，将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对等关税”税率从34%提高至84%。显然，特朗普上述表述将对华贸易逆差从经济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威胁，为后续的对华高关税政策提供了所谓合法性依据。关键词重复是另一个重要策略。例如，“不公平贸易”“经济威胁”“掠夺性行为”是特朗普政府常用的核心词汇。特朗普宣称之所以实施“对等关税”，是因为那些包括中国在内的与美国进行经贸交往的贸易伙伴正在“抢劫、掠夺和盗窃”美国。2025年11月，特朗普更是在一次约70分钟专访中提及中国次数高达41次，频繁使用“不公平贸易”“知识产权盗窃”“经济威胁”等固定搭配，通过持续的话语轰炸强化公众认知。这种高频重复不仅巩固了“中国威胁”的叙事，还使相关词汇在公众讨论中成为反复出现的核心议题。
二是修辞突显，运用多种修辞框架，制造“侵略—受害”的二元对立语义场。特朗普政府大量运用了通俗易懂却又极具煽动性的修辞手法，使其构建的“中国威胁”叙事能够穿透复杂的政治经济分析，从而直接影响并塑造美国国内选民的认知。例如，特朗普偏好使用“我们vs他们”的对立修辞，将美国描绘为“受害者”，中国等其他贸易伙伴为“施害者”。特朗普声称“我们不会向本国公民征税以让其他国家富裕，而是向外国征收关税以让本国公民富裕”，对中国等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主权，并加强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通过这种对立修辞，特朗普政府巧妙地将其更具进攻性的关税手段包装成了受害者式的被动防御行为，安全化叙事下的对华“对等关税”由此被赋予了“反击”和“自卫”的所谓道德正当性。特朗普还偏好运用比喻和隐喻修辞，他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称为“向外国施压的武器”，并将关税战比作“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认为这将“让美国赢得未来”。这种军事化比喻无疑将中美经贸问题“安全化”，暗示这并非普通的贸易纠纷，而是一场关乎国运的较量，从而为其使用“对等关税”这种非常规的经济武器提供借口。
三是语气突显，以强硬、确定和对抗性的姿态传递紧迫感。特朗普政府在谈及中国时，采用了一种高度一致且极具个人特色的语气，极大地增强了其话语的冲击力和威胁构建的真实性。特朗普几乎不使用“可能”“或许”等模棱两可的词语，他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总是以绝对确定的语气发出。例如，美国与中国存在“1万亿美元贸易逆差”，对华贸易逆差使得美国“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对华加征“对等关税”将为美国带来“数兆美元收入”。又如，特朗普声称自2025年4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以来已经为美国财政创收超过6000亿美元，使美国“在财务和国家安全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即使这些数字严重与现实不符，但其肯定的语气传递出一种“事实确凿，不容争辩”的信号，从而将“对等关税”塑造成捍卫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选项。同时，特朗普在宣布对华加征“对等关税”时，还倾向采用极具威慑力的命令式语气。例如，2025年10月，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11月1日起，对中国输美商品额外加征100%的关税”，并威胁“若中方进一步升级稀土出口管制，将把加税时间提前至10月底”。特朗普这种命令式语气，配合其绝对化表述，制造了明显的心理威慑效果。
（二）利用话语框定策略，为“对等关税”政策提供合法性辩护
特朗普政府还致力于采用“框架桥接”“框架放大”“框架扩展”和“框架转换”等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话语框定策略，意图将中国锚定在“威胁来源”的不利位置，为其实施激进的“对等关税”政策提供合法性辩护。具体而言：
一是“框架桥接”，将孤立议题串联成“系统性威胁”。例如，特朗普政府将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进行桥接并相互关联，把对华“对等关税”政策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从而获得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伊始便通过《2025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该政策文件罕见地四次提及“国家安全”，刻意模糊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界限，明确将关税这一传统的经济保护工具作为维护所谓“国家安全”的手段。美国于2025年12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则进一步将经济竞争列为政策重点，提出“将重新平衡对华经济关系”，报告在经济部分还列举了“国家主导的补贴”“大规模知识产权盗窃”“威胁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等议题，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其表述被广泛解读为对中国的隐含性指责。又如，特朗普政府将对华“对等关税”政策与国防工业基础问题强行捆绑，强调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削弱了美国的制造能力和军事备战能力，由此对华实施“对等关税”被认定为是保障所谓美国国防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不仅仅是一项保护国内产业的经济政策。
二是“框架放大”，选择性渲染和放大特定议题，煽动情感共鸣。特朗普政府极其擅长通过情报机构报告、官员讲话等方式来放大中国科技进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急迫性和严重性，反复渲染中国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快速崛起，描绘出一幅美国即将丧失技术霸主地位的“可怕”图景。美国国家情报办公室在2025年3月发布的一份长达33页的“全球威胁评估报告”就是典型例证，该报告将中国列为“头号威胁”，宣称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隐形战机、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威胁美国地位”，甚至能通过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基础设施，用反卫星武器瞄准太空资产。显然，这种“框架放大”操作，成功地将美国对华技术竞争议题高度安全化，使“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美国公众认知中变得具体而紧迫。更重要的是，此举所营造的整体性战略危机感，为特朗普政府推行包括“对等关税”在内的全方位对华强硬政策，提供了关键的情感动员。尽管对华加征“对等关税”本身并非针对尖端技术，但在“美国必须全力应对中国全面挑战”的叙事框架下，各类压制性政策得以被整合包装，并更易获得国内支持。
三是“框架扩展”，将关税议题扩展至更广泛的领域，构建对抗共识。“对等关税”被特朗普政府赋予了强烈的指向性，其含义和应用范围被不断拓宽，实质上是以“对等”之名，行针对中国之实。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等关税”政策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相互让步和给予好处的关税对等，而执着于完全对等和绝对平等，呈现出明显的泛化特征。例如，特朗普政府将对等概念肆意延伸至非关税壁垒领域，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就表示，贸易伙伴国的关税、增值税、非关税措施和外汇政策都是评估“对等关税”税率的重要考量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贝森特并未言明中国，但这实际上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指控框架，即把中国基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制度安排的税收、补贴、监管体系，一概定义为“不公平”的源头。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以随时以中美经济制度存在差异为由，认定中国对美国构成“系统性不公平”，从而以此为由对华加征范围更广、惩罚性更强的所谓“对等关税”。显然，这种框架扩展，既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等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关税施压提供了弹性极大的借口，也将所有贸易伙伴置于一个由美国单方面定义和裁决的“对等”审判席上，实质上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议程。
四是“框架转换”，通过法律依据和话语转换以重构全球贸易规则与秩序。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的框架转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依据的转换。特朗普政府起初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将美国对中国及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问题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这一法律工具原本用于制裁，此前并未用于关税领域，但特朗普政府通过这一转换，得以绕过了国会审批流程，为单边关税政策提供了所谓合法性依据。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等关税”违法后，特朗普政府随即又推出“全球临时进口关税”，实现了安全化法律路径的延续与转换：延续了将贸易问题安全化的核心逻辑，同时转换了法律形式，以新的关税工具规避司法审查，继续为单边贸易措施提供“国家安全”的合法性包装。尽管“全球临时进口关税”在美国国内同样引发了司法争议，但特朗普政府目前仍在试图通过法律形式的迭代来维系单边关税政策的效力。另一方面是话语体系的转换。例如，特朗普将2025年4月2日命名为“解放日”，称之为“美国的经济独立宣言”，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包装成“应对国家紧急状态”的必要行动。这种话语转换将贸易议题安全化，通过制造外部威胁叙事，把国内经济困境归咎于全球化及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可以说，这套话语包装实质上服务于更深层的规则重塑：美国正从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转向以“对等”为名的单边主义。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等关税”政策要求中国对美关税税率须与美国对其税率完全一致，冲击了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互惠基础。这种从多边主义向双边对等的转换试图用简单的“数字对等”原则替代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非歧视”和“互利互惠”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谈判的基本逻辑。
（三）通过话语定位，界定各方权责以推进实施对华打压行动
经过前期的话语突显和话语框定，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关税问题从传统贸易领域提升到“生存性威胁”的高度，成功引发受众关注并形成情感共鸣。为了将这种关注和情感共鸣付诸实践，特朗普政府还会进行“话语定位”，即通过界定自身与受众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来推进实施对华关税打压的具体行动。具体而言：
一是从社会力量层面看，凝聚内部力量以合力打压外部对手。特朗普政府瞄准特定的国内社会群体，以强大的国内政治合力推进实施对华“对等关税”。一方面，锁定关键选民基础。特朗普政府的话语叙事主要针对的是因全球化而受挫的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白人蓝领工人和农民，他们被塑造成对华关税战的“直接受害者”和“最终受益者”。由于对华实施“对等关税”也将损害美国农业出口，因而，特朗普政府曾在2025年向美国农民提供超过4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来安抚这一群体，并强调“短期阵痛”是为了“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吸引保守主义势力。对华强硬是美国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通过将经济问题安全化，特朗普政府有效团结了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军方以及民主党内的对华鹰派，将对华关税战包装成一场捍卫美国国家安全的神圣斗争，使其关税政策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两党共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于2025年8月共同推出的《安全贸易法案》就是突出例证，其凸显了两党将对华“对等关税”政策与国家安全绑定，应对所谓“对华战略依赖”和提升美国经济安全的共同关切。此外，削弱国内反对声音。特朗普政府将支持全球化的美国媒体、金融界、跨国企业和知识精英描绘成“以中国为中心”，指责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出卖美国”，这有效压制了来自这些传统精英阶层的批评和反对声音。
二是从权利义务层面看，特朗普政府重新定义了中美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为其实施“对等关税”建立了一套新的“合法性”标准。特朗普政府将自身定位成“美国利益”的“捍卫者”，这一话语定位贯穿其对华“对等关税”政策的始终。根据其“美国利益捍卫者”的身份定位，美国拥有绕开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框架而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利，从而保护本国产业和工人免受所谓中国“不公平竞争”的伤害。中国作为特朗普政府定义的“掠夺者”，其首要义务是终止强制技术转让、削减工业补贴、保护知识产权、大幅扩大市场开放等“不公平竞争”行为。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在履行上述义务之前，不配再享有美国市场的优惠准入待遇，因此，美国对华实施“对等关税”的一系列行动是“被动防卫”，而非“主动挑衅”。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于2025年12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同样延续了上述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的零和定位。该报告将中美称为是“实力接近的竞争者”，尽管语气稍有缓和，但仍折射出美国以零和思维为底色的战略焦虑。在对华“对等关税”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将重点从“广泛贸易冲突”转向“关键领域堡垒化”，力图构建一个排斥中国的“平行体系”，即经济上强化“印太经济框架”等排他性供应链；科技上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美式标准”；金融上巩固美元主导地位并扩大其绑定范围，这种零和定位也为美国整体的遏华战略提供了话语支撑。
四、特朗普政府成功操控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的原因
通过上述话语操控分析框架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国内政治议程的“语言武器”。尽管这一政策在经济逻辑和法律基础上存在明显争议，但特朗普政府凭借对国内政治议程的精准把握，成功完成了对华关税政策的安全化建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首先，精准迎合了美国国内部分群体的焦虑心理与利益诉求，是特朗普政府成功操控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的社会土壤。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话语并非偶然的政治修辞，而是建立在对美国社会结构裂痕、经济变迁痛感的深刻洞察之上，其通过安全化操作将中国塑造为对美国经济主权、科技主导地位乃至国家安全的系统性威胁，从而实现了国内政治动员、舆论塑造与政策合法化的多重目标。具体而言：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将对华“对等关税”包装成应对“国家安全危机”之举，这有效回应了美国“铁锈地带”选民的“被剥夺感与愤怒”。特朗普政府将产业外移、就业岗位流失等结构性困境，与中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强制技术转让”“产业政策威胁”相捆绑，进而把对华“对等关税”描绘为抵御“中国经济侵略”，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必要防御措施。这一安全化叙事使对华“对等关税”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政策，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补偿承诺，不仅迎合了那些自认为在全球化中受损的美国选民群体，也成为维护所谓美国国家经济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安全盾牌”。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也深度契合并强化了美国两党对华战略竞争趋于强硬的政治氛围。特朗普政府通过将对华“对等关税”与“保护美国关键技术”“防止对华战略依赖”等话语相连接，成功将对华贸易议题提升至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层面。这使得对华“对等关税”不仅成为经济报复工具，而且被塑造为美国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整体战略组成部分，迫使国内政治对手在“国家安全”的旗帜下难以对其安全化逻辑进行根本性质疑，从而达到巩固对华强硬政策的国内政治基础的目的。
其次，美国国内完备的“政治—媒体—智库”话语运作机制，为特朗普政府成功操控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提供了结构性支撑。这套话语运作机制确保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能够穿透繁杂的信息环境，有效传导至目标受众。自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开始在不同的场合频繁使用和炒作“对等关税”概念后，美国媒体和智库也紧跟其后进行造势。作为政府舆论宣传的“助推器”和“急先锋”，美国媒体在报道渲染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时往往有特定的传播技巧和惯用套路，如刻意使用一些具有消极内涵的词汇来影射中国，给国内受众造成“中国即威胁”的先入为主印象。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内主要媒体被少数财团垄断，在“对等关税”等涉华议题上容易形成带有倾向性的信息生态。美国国内90%左右的新闻媒体基本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康卡斯特电信公司、华特迪士尼公司、新闻集团和派拉蒙全球等六大财团垄断。长期浸染于此的美国公众与政策界人士，其对中国经贸政策的认知难免受到系统性的影响，从而更易接受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逻辑。美国智库同样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是一些依赖政府资助或本身带有政治倾向的美国智库，为了迎合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往往会以发布研究报告、举办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观点、向政府建言献策等形式来引导社会舆论，这无疑会加大中国进行话语反驳的难度。总之，美国国内这种“政治决策层—舆论媒体层—政策研究层”三位一体高度协同的话语运作机制，为特朗普政府将对华“对等关税”政策成功安全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支撑。
最后，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操控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与其独特的个人政治风格、话语动员能力及其娴熟的话语策略运用密切相关。在“后真相政治”日益凸显的美国社会，政治话语的可信度有时并不取决于其与现实相符的程度，而更多地取决于其是否与受众的情感预期相契合。特朗普的话语风格具有显著的“对抗性”“绝对化”和“简单化”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美国国内部分选民群体对“政治不正确”的期待以及对既有政治话语体系的厌倦。此外，正如前文分析表明，特朗普在“话语突显”“话语框定”“话语定位”三个环节均展现了高度的策略性和针对性。在话语突显层面，特朗普通过词汇突显、修辞突显和语气突显，系统性地构建起“中国威胁”的紧迫叙事；在话语框定层面，通过框架桥接、框架放大、框架扩展和框架转换，为对华“对等关税”政策提供了多层次的合法性辩护；在话语定位层面，通过凝聚国内政治力量、重新定义中美权责关系，为推进对华关税打压行动扫清了障碍。这些策略并非孤立使用，而是相互强化、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安全化话语操控策略链条。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在操控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时，还往往将美国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隐藏在冠冕堂皇的“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纠正不平衡”等旗号之下，从而赢得国内受众的认可、附和及追随。这种将政治意图包装为公共利益的话语操控策略，极大地增强了安全化话语的迷惑性和说服力。
五、结论及中国应对
“话语”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协调、合作抑或斗争、冲突、对抗都需要借助特定的政治话语来进行，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话语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通过引入话语操控理论分析框架来剖析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政策的安全化建构过程，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政策的安全化，本质上是通过精心设计的话语操控策略完成的。“话语突显”用以构建“中国威胁”的紧迫感知，“话语框定”为对华“对等关税”提供合法性辩护，“话语定位”则界定各方权责以推进对华“对等关税”政策实施。三者相互衔接，共同推动对华关税议题从常规经贸领域滑向国家安全议程。
第二，特朗普政府成功操控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根源在于其利用了美国国内既有社会矛盾所提供的话语土壤，借助一套完备的“政治—媒体—智库”话语运作机制，并通过极具个人特色的表演性政治风格、话语动员能力及娴熟的话语策略运用加以放大，从而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群体中成功建构了“中国威胁”的安全化叙事。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操控具有高度的韧性与延续性。即便“对等关税”和“全球临时进口关税”先后在美国国内遭遇司法否定，特朗普政府也仍未放弃安全化的核心逻辑，而是试图通过切换法律工具延续威胁叙事与话语操控策略。这表明，安全化话语是贯穿各类关税工具的深层主线，法律形式可换，但威胁叙事长存。
特朗普政府操控对华“对等关税”安全化话语给中国国际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其话语策略的跨工具转换能力更应引起高度重视。鉴于此，中国可做好以下应对：第一，对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安全化话语的危害和本质保持清醒认识，在正确引导国际舆论的基础上促使国际社会形成话语反操控的共识和氛围；第二，需化被动为主动，跳出“刺激—反应”的被动应对模式，主动加强自身话语权建设以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第三，全面提升话语国际传播效能并深度参与全球话语治理，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建国际舆论新格局；第四，积极开展话语实践，通过向国际社会持续释放善意和践行中国承诺来从根本上破解美国对华关税安全化话语攻势；第五，针对特朗普政府频繁变换法律工具的策略特点，中国应建立动态追踪与前瞻研判机制，及时识别美国关税话语安全化的新形式与新载体，做到见招拆招、先手应对。
总之，面对美国强大的话语霸权优势及其不断翻新的对华关税政策安全化话语实践，中国应时刻保持密切关注并做好应对。唯有让话语回归沟通之本、凝聚合作之力，才能彻底打破安全化叙事的闭环，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消弭话语霸权、重塑话语共生的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