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2.0时期的军事人工智能政策理念由拜登时期的“发展—安全平衡”转向“发展优先”，政企关系由“政府引导”转为“政府主导下的政企深度耦合”，在盟伴合作上从“多边价值观联盟”转为“美国优先型单边胁迫模式”。这种政策调整既源于地缘政治竞争的国际体系压力传导，也深受“技术加速主义”与“美国优先”叙事合流、“科工复合体”利益裹挟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然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制造业支撑能力不足以及盟友分歧等因素或将对其军事人工智能政策的未来发展形成制约。尽管如此，特朗普2.0时期的战略调整将加深国际军事人工智能能力鸿沟，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恶化全球安全困境，同时促使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加速显现，增加技术失控与战略不稳定的风险。
关键词：特朗普2.0；军事人工智能；美国政府；大国竞争
作者简介：文力浩，男，湖南长沙人，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治理、国际安全、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龙坤，男，湖南衡阳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2025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正值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迎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军事智能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关键节点。随着右翼民粹主义和科技加速主义在美国日益主流化，特朗普2.0时期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为旗帜，发布了多份行政令和战略计划，特别是白宫发布的《赢得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Winning the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和国防部层面的《人工智能战略》（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for the Department of War），加速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其军事应用，对美国军事人工智能政策进行了显著调整。相较拜登时期，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从“发展与安全并重”迅速滑向“发展优先”，从“政府引导”转为“政府主导下的政企深度耦合”，从“多边主义价值观同盟”转向“利益导向的单边胁迫”模式。这一系列转变不仅重塑了美国军事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更牵动了大国战略竞争格局，冲击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剧了技术失控与军备竞赛的风险。
目前，国内学界围绕军事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切入。一是聚焦美国军事人工智能战略与军备态势。例如有学者从内容、动因及影响层面剖析拜登时期发布的《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采用战略》、评估美国人工智能军备态势，揭示其以维护军事霸权为目标、在战略指向上服务于大国竞争、在获取路径上依赖“硅谷军工体”的核心特征，还有研究聚焦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战略最新动向并进行剖析。二是关注特定国家和区域的人工智能军事化实践。包括俄乌冲突中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军事应用、美欧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印度军事人工智能发展态势以及北约人工智能战略等。三是关注人工智能军事化对战略稳定与安全风险的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军事革命在态势感知、自主决策、后勤管理等方面对现代战争的赋能作用、探讨俄美军用人工智能竞争对首攻稳定性、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的影响等。四是聚焦军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规范构建，分析军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的现状、困境及其未来进路等。
上述研究为理解美国军事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理论视角和分析借鉴。然而，既有研究或聚焦于拜登时期的安全治理范式，或侧重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某一特定维度，对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调整中政企关系深度耦合、“科工复合体”（Tech-Industrial Complex）运作逻辑以及由此引发的战略变革的系统考察尚显不足。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政策理念、政企关系、盟伴合作三个维度，系统剖析特朗普2.0时期的军事人工智能政策走向、内在动因与制约因素，并尝试探讨其对全球安全形势的潜在影响。
一、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特点
相较于特朗普1.0时期和拜登时期，特朗普2.0时期的军事人工智能政策更趋激进，呈现系统性转向趋势。这种转向主要体现在政策理念、政企关系和盟伴合作三方面。
1.1 核心理念：从“发展—安全平衡”转向“发展优先”
拜登政府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寻求“发展与安全的平衡”，强调人工智能的“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确立了“负责任军事人工智能”（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理念。2022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战略与实施路径》，为“负责任军事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构建了基础框架与实施路径。2024年10月24日，拜登签署《关于推进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以及促进人工智能的安全和可信的备忘录》，同样强调“负责任和安全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特朗普2.0时期则大幅扭转了这一理念，转向“发展优先”的“人工智能加速主义”，注重推进军事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应用部署。《行动计划》表示“美国正处于赢得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竞赛之中。谁拥有最大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谁就能制定全球人工智能标准，并获得广泛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这一战略定位将人工智能塑造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变量和必争领域，摒弃了拜登时期对“负责任”与“可控性”的优先考量。
战略层面，美国国防部于2026年1月9日签发《人工智能战略》备忘录，旨在系统阐述在所谓“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军如何以“人工智能优先”原则全面加速军事智能化部署，确保自身的所谓“绝对技术优势”。该战略特别强调“速度制胜”（Speed Wins），提出将人工智能的迭代速度武器化，并将部署周期和作战循环时间作为战略落实的决定性指标，试图以“战时机制”打通数据共享、运行授权、测试评估、合同签订、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阻碍”，显著加速美国军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应用。
立法层面，特朗普于2025年12月签署《国防授权法案》，将《促进大学人工智能国防发展法案》（The Growing University AI for Defense Act）纳入其中。该法案旨在落实《行动计划》中关于加强军事院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号召，授权国防部在高级军事院校中建立并领导一个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与军事人工智能研究所”（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AI Institute）。这一立法举措将“发展优先”从行政指令层面延伸至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领域。
用人层面，特朗普2.0时期任命埃米尔·迈克尔（Emil Michael）担任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和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曾在多个场合明确阐述其“加速主义”的部署思路。迈克尔曾于2025年9月表示，“希望在未来6到9个月内，让300万‘战争部’（国防部）员工的每一台电脑上都拥有人工智能能力”。这一部署目标的落地时间极短，2026年2月9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将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整合进其官方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使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直接服务于国防部日常工作流程，体现了“发展优先”理念向执行层面的传导。
武器装备层面，特朗普2.0时期的“发展优先”理念集中体现为智能无人作战系统的加快部署。拜登时期曾推出“复制者计划”（Replicator initiative），计划在18至24个月内在印太地区部署数千套人工智能赋能的、涵盖海陆空各作战域的无人系统，但该计划“进展未达预期”。有鉴于此，特朗普2.0时期将部署重点集中于无人机采购与列装。2025年初，美国国防部计划在两年内投入260亿美元，为每个陆军师配备约1000架无人机，扩大其在美军中的装备规模。2025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支持发展美国无人机工业并要求用无人机武装美军。特朗普2.0时期还显著降低了无人机的设计与使用门槛，2025年7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释放美国军用无人机优势》备忘录（Unleashing U.S.Military Drone Dominance）指出，未来美军的小型无人机定型生产和列装验收不再受北约军事标准化协议相关内容约束，生产标准由生产商与军方共同商议。美军的上校级军官及海军舰长级指挥官将被赋予测试、训练和使用小型无人机的权限，无人机的战场操作权限进一步下放。
1.2 政企关系：从“政府引导”转向“政府主导下的政企深度耦合”
拜登时期，美国人工智能军事研发虽积极吸纳企业参与，但整体上仍遵循“政府引导”模式，强调通过法规框架、标准制定和伦理约束来确保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安全性与可控性”。一是集中标准制定权。2023年10月，拜登签署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制定“红队”测试标准，以衡量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可信度。二是通过预算分配控制军事人工智能研发方向。在2022财年的国防预算中，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投入获得重点保障，成为支撑美军“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oint All 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作战概念的基础性技术之一。三是为军事人工智能发展设置“安全护栏”。2024年10月，拜登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详细规定了在军事和情报领域使用人工智能的“护栏”，明确禁止人工智能系统参与核武器发射决策。拜登时期美国国防部与人工智能企业的合作范围与深度受到较多限制，政府主要扮演着需求定义者、标准制定者和成果验收者的角色。
与拜登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2.0时期大幅转向“政府主导下的政企深度耦合”发展模式。通过防务合同授予、硅谷精英吸纳和监管框架松绑等多种手段，将企业创新能力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进行深度绑定，打造人工智能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2025年7月，美国国防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宣布，向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安特罗匹克公司（Anthropic）等四家人工智能企业各授予最高2亿美元的开发合同。这些合同的核心目标是开发“智能体工作流”（Agentic Workflows），使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读取机密数据、自主推理并提供决策建议。政府通过合同条款直接介入企业研发方向的选择，同时加速推动硅谷科技精英向国防决策圈的流动，形成人工智能领域“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 的新型权力结构。此外，政府通过监管松绑，为科技企业开辟“创新空间”。特朗普上台后迅速废除了拜登政府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随即启动“星际之门”计划，联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及软银公司（softbank）等公司，宣布以5000亿美元规模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特朗普2.0时期政企关系的“深度耦合”特征，在安特罗匹克公司（Anthropic）与美国国防部的冲突中得到集中体现。作为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人工智能技术合作的科技企业之一，安特罗匹克公司（Anthropic）为国家安全用户定制的“克劳德”（claude）模型原本是其中唯一被允许接入国防部机密系统的商业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处理和分析美军最高级别的敏感情报。这份合同最初包含了使用限制，即禁止应用于自主武器和大规模监控等。然而，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战略》备忘录，指示所有人工智能合同必须在180天内纳入“任何合法用途”（any lawful use）条款，这与安特罗匹克公司（Anthropic）最初合同中的限制条款产生了直接冲突。2026年2月24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Peter Brian Hegseth）向该公司发出指示，要求解除模型使用的所有限制，并授予国防部用于“任何合法用途”的无限制访问权。对此，安特罗匹克公司（Anthropic）明确拒绝。隔日，特朗普旋即下令联邦机构停止使用“克劳德”模型，国防部将其列为“供应链风险”和“国家安全威胁”。
这一案例揭示了特朗普2.0时期政企关系的新特征。第一，美国政府通过合同强制条款介入企业的技术伦理边界，形成“国家安全高于科技伦理”的权力结构，企业的伦理考量与自主性不得不遵从军事部门的强权压制。第二，国防部对安特罗匹克公司（Anthropic）采取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展示了特朗普政府如何通过行政权力以“发展优先”和“国家安全”名义深度干预企业自主性。值得注意的是，安特罗匹克公司（Anthropic）的竞争对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迅速接受了合作条款，美国政府通过对科技企业的“极限施压”依然实现了其政策目标。这一案例标志着特朗普2.0时期政府通过强制条款、安全审查和行政命令等手段，将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深度整合进国家战略轨道。
1.3 盟伴合作：从“多边价值观同盟”到“美国优先型单边胁迫模式”
拜登时期，美国试图将大国竞争与技术伦理两种安全取向融合于价值安全理念之下，构建价值优先安全叙事，更加强调盟友合作和国际规则运用，努力打造“负责任军事人工智能价值体系”，在国际规则制定上发挥主导作用。2023年2月，美国在首届“军事领域负责任人工智能峰会”（First summit on Responsible AI in the Military Domain）召开期间发布了《关于在军事领域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的政治宣言》（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Responsible Military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nomy），试图就“负责任行为”建立国际共识，并指导各国开发、部署和使用军事人工智能。2023年10月，美国又与“七国集团”盟友一同制定了《国际人工智能行为准则》（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AI）。2024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以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备忘录，要求与广大盟友及伙伴国合作，共同制定一个“稳定、负责任的框架”来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现在军事人工智能方面，由于此时盟国对美国技术依赖高且利益分歧小，美国采取制度约束方式进行联盟管理，通过北约标准化协议（Standardization Agreement）体系将技术霸权嵌入北约制度框架，管理方式具有隐蔽性和持续性。
特朗普2.0时期则摒弃了“负责任军事人工智能”的治理理念，加速转向以美国技术霸权和单边施压为核心的“美国优先型单边胁迫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利用技术优势和市场准入作为施压工具，迫使盟友在不对称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中接受美国设定的合作条件。
在全球治理层面，放弃拜登时期的“负责任军事使用人工智能政治宣言”，转向“速度优先”的大规模人工智能军事应用。2025年9月联合国启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Global Dialogue on AI Governance），倡导在全球范围内以国际法、人权和有效监督为基础，帮助建立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但这一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倡议招致美国的强烈反对。在对话启动前一天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辩论中，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认为，“人工智能将在战争与和平领域产生革命性应用”，以“妨碍国家主权和美国价值观”为由，明确拒绝对人工智能进行“集中控制和全球治理”，试图依托技术霸权推行其“放任”型人工智能治理模式。这表明，特朗普2.0时期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对全球多边治理框架持系统性的排斥态度。
在技术出口层面，特朗普政府将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出口作为胁迫盟友服从美国战略的工具。2025年7月23日，特朗普签署第14320号行政令《促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出口》（Promoting the Export of the American AI Technology Stack），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采用美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并在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和全球供应链中“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该行政令要求向美国的全球盟友提供“全栈式”（Full-Stack）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涵盖用于人工智能优化的硬件设备、数据管线与标注系统、人工智能模型与算法体系、模型安全与网络安全机制和面向特定行业的应用软件五个层面，表面上是“技术分享”，实则通过“全栈式”技术输出，将盟友从芯片到应用、从基础设施到算法模型的整个技术体系锁定在美国主导的生态系统中，形成结构性的技术依赖。
在监管施压层面，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Paris AI Action Summit）上敦促欧洲国家放弃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过度监管”，认为这“可能会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行业”。随着《人工智能法案》（E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的通过，欧盟建立了全面的法律框架来规范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其监管范围涉及任何军民两用的人工智能系统，无疑会给当前以科技企业为支撑的美国军事人工智能开发国际合作带来“不便”。鉴于此，峰会后10天，特朗普政府发布所谓关于“捍卫美国公司免受海外敲诈和不公平罚款”（Defending American Companies and Innovators From Overseas Extortion and Unfair Fines and Penalties）的备忘录，明确警告如果欧洲继续“通过高额数字罚款或歧视性税收压榨”美国企业，美国将考虑采取包括报复性关税在内的反制措施。这种以监管施压换取技术放任的做法，非但不能弥合美国及其盟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因为“去监管”模式的单边强推，从根本上侵蚀盟伴间军事人工智能深度合作的制度基础与战略互信，给双方军事人工智能领域体系协作效能带来阻碍。
二、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变化的动因
特朗普2.0时期的军事人工智能政策强调优先考虑“国家发展和大国竞争需要”，呈现出系统性加速和强化态势。
2.1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压力传导
随着人工智能从单纯的技术和经济领域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美国围绕人工智能这一关键技术领域的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自特朗普1.0时期开始，美国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主要挑战者”，并把科技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由于其独特的军民两用性，被美国视作取得大国战略竞争优势地位的关键技术领域。拜登政府延续并升级了特朗普1.0时期对华高科技的遏制政策，认为科技竞争力关乎美国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并将人工智能纳入其国防科技战略要求重点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中。
特朗普2.0时期与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战略上存在显著的延续性。两届政府均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把人工智能作为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并采取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等措施遏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但在具体的竞争策略上，两届政府仍存在差异。拜登政府奉行“小院高墙”策略，突出政府主导、盟友协作、精准定位等特征，强调在关键领域实施精准遏制，同时在国际层面通过盟友体系和规则制定构筑对华技术壁垒。而特朗普2.0时期则转向“大院铁幕”式的全面遏制策略，在更大范围、更短周期内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以“速度竞赛”取代“规则竞争”作为战略核心。
然而，在“大国竞争”的安全叙事下，特朗普眼中的“美国人工智能全球主导地位”正面临“来自竞争对手更强有力的挑战”。2025年初，具有低成本、高性能、开源免费特点的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一经问世便轰动全球。2025年1月，特朗普表示：“一家中国公司发布的人工智能‘DeepSeek’应该给我们的行业敲响警钟，我们需要专注于竞争以赢得胜利”。“Deepseek”的出现还加速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国体制”的转型，其力推的“创世纪计划”将人工智能竞赛的战略高度直接对标“曼哈顿计划”，并影响了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的升级。将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更快、更广泛地融入军事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以增强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领先优势”，成为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2.2 “技术加速主义”与“美国优先”叙事的合流
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的激进转向，还深受“技术加速主义”等思潮与“美国优先”叙事合流的影响。“技术加速主义”主张通过极致地推动并引导技术发展来突破现有社会结构的桎梏。在特朗普2.0时期，这一理念与“美国优先”叙事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国优先型技术加速主义”。这种政策取向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具体表现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将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强关联、强绑定。特朗普签署的《行动计划》开篇即指出，“美国正处于取得人工智能全球主导地位的竞赛当中，谁拥有最大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谁就能制定全球人工智能标准，并获得广泛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问题塑造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变量和必争领域。
其二，在具体政策上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服务于“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政治议程。美国国防部在《人工智能战略》备忘录中提出，将人工智能的迭代速度武器化（weaponize learning speed），以“战时机制”打通数据共享、运行授权、测试评估、合同签订、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阻碍。同时，美国国防部还大力推动“无人机主导地位”计划，优先采购美国国内无人机厂商的产品和服务，这也体现出美国推动军事人工智能政策落地与推进“美国优先”并行不悖且相互强化的战略意图。
2.3 “科工复合体”的利益裹挟与政治塑造
掌握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大型科技企业不再是单纯的创新推动者，而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这使他们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前所未有的强势地位。美国科技企业的商业利益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企业发展路径与国家战略目标在军事人工智能发展领域形成高度契合。美国企业界和政界、学界等领域的多个核心主体，基于相似的技术理念和政治立场，构建起紧密的人脉关系与商业利益网络，即“科工复合体”。
“科工复合体”这一概念因2025年1月拜登在告别演讲中首次公开警告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形成“科工复合体”而进入公众视野。与传统的“军工复合体”以国防承包商、军方和国会之间的利益交换为核心不同，“科工复合体”通过技术嵌入取代产品嵌入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新兴支柱，并以远超传统军工复合体的游说方式来渗透与左右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议程，同时，在利益分配上构建起“集体分肥式”的复合体结构，并且以相互嵌套的“堆栈”产业形式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产业的捆绑，形成了由白宫、国会和科技企业共同主导的协作机制，赋予其超越单纯经济动机的战略视野。
在构成上，从事前沿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科技企业及技术精英是“科工复合体”的核心力量，它一方面包括英特尔（Intel）、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等数字科技企业，另一方面包括斯凯迪欧（Skydio）、赛罗（Saildrone）等新兴的智能制造企业。这两类企业利用前沿技术和生产能力，参与军事系统的优化、边境巡逻、情报收集和作战部署任务，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美国军方日益依赖科技巨头掌控的数据资源和网络空间能力，并将其视为战斗力赋能的主要来源。
“科工复合体”的兴起对特朗普2.0时期的军事人工智能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科技企业的商业利益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推动国防采购、技术出口管制乃至人工智能伦理法规的制定更多向“科工复合体”的商业与战略诉求倾斜。其次，“科工复合体”内部形成的“技术精英—政策制定者—军队需求方”三位一体的决策网络，加速了军事人工智能政策从战略规划到执行落地的传导速度。再次，这种政商一体的运作模式模糊了公私领域的边界，可能将国家能力私有化为服务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拜登在告别演讲中警告“权力危险集中”的深层忧虑，正是对这种趋势的前瞻性警示。
以上三类动因中，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构成了美国军事人工智能战略调整的主要背景，“技术加速主义”与“美国优先”叙事的合流为军事人工智能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科工复合体”的利益裹挟则是特朗普2.0时期独特的驱动力。与拜登时期以安全治理为核心的模式不同，特朗普2.0时期的军事人工智能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科工复合体”驱动下的“美国优先型技术加速主义”，三者的共同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性和系统性。
三、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的制约因素
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具备较强的战略决心和执行基础，但这种激进变革的做法可能招致多方面的阻碍。政治“极化”加剧政策的不确定性，制造业短板限制了装备列装能力，盟伴疏离则削弱体系协作效能，政策动因与制约因素之间的张力决定了美国军事人工智能政策推进的非线性走向。
3.1 政治“极化”加剧使政策落地迟滞
美国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预计将对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的推行带来持续挑战，特别是随着“科技右翼”在特朗普2.0时期快速崛起，对“技术加速主义”与“监管松绑”的盲目推崇，加剧了共和、民主两党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领域的理念分歧。
民主党持续强调人工智能的安全和伦理风险，共和党则更加强调创新自由和市场自主性。特朗普政府的《行动计划》追求“去监管化”和“基建扩张”，发布后立即招致了美国国会人工智能核心小组主席唐·拜尔（Don Beyer）及核心小组民主党成员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政策破坏了人工智能在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损害了各州保护公众、建立消费者信任的努力，并且可能导致能源成本上升、电网负荷增加，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这种意识形态分歧直接反映在政策偏好上，导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人工智能治理出现严重对立。例如，民主党主导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美国首部州级人工智能安全法，对高风险人工智能开发进行审查，试图借助州立法填补联邦立法的空白。而这种“棋盘式”立法导致企业需应对多重标准，增加了合规成本并阻碍跨州业务扩展，与联邦政府的人工智能监管宽松化导向相悖。监管差异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更是可能导致技术标准的不统一和装备间协同作战能力的下降。政治“极化”导致的资源分散和政策不一致，削弱了美国军事人工智能发展的持续动力，或使美国难以协同整体资源有力推进政策落地。
3.2 制造业短板制约智能无人武器生产列装进程
《行动计划》指出，人工智能、机器人及相关技术为制造业与物流业创造了全新能力，其中部分技术更可应用于国防与国家安全领域。联邦政府应优先投资这些新兴技术，引领新一轮工业复兴。同时，由于芯片之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行动计划》要求将半导体制造业带回本土，以恢复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然而，美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空心化程度注定了其制造业振兴将会是一个长期过程。
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整体仍呈下降趋势。2026年第1季度，该比重为9.4%，甚至低于2017年特朗普初入白宫时的10.7%。相比之下，从2017年第1季度到2026年第1季度，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7%增长到21.7%，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2.3%增长至13.1%。这表明美国经济“虚拟化”问题依旧存在。在国防工业领域，产能短板尤为突出。美国国防部2024年1月发布的首份《国防工业战略》（National Defense Industrial Strategy）指出，美国国防工业的能力优势正不断缩小，产能不足、人员短缺、过度依赖海外供应商等问题突出。美国国防工业长期奉行“精益制造”策略，为追求效率而压缩冗余产能，导致在应对大规模军事物资需求时缺乏必要的生产弹性。该战略虽提出构建弹性供应链、加强劳动力准备等举措，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美国霸权野心与国防工业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特朗普2.0时期，决策者在军事技术发展路线上的摇摆以及政治“极化”等现实困境，进一步制约了美国国防工业振兴的前景。
与此同时，美国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自给性不足还可能引发“供应链安全风险”。根据美国内政部地质勘探局发布的2025版《矿产概要》（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美国100%依赖进口的关键矿产有12种，进口依赖度超过50%的关键矿产有28种。美国在关键矿产等核心原材料上大量依赖海外，导致美军在高端装备的持续生产方面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同时，对于高度依赖先进芯片、精密传感器、稀土永磁体等核心装置的智能无人作战系统而言，供应链脆弱带来的风险更为致命，任何关键材料的供应中断都可能直接瘫痪生产，给美军智能无人武器的列装带来不利影响。
3.3 盟伴疏离倾向影响体系协作效能
在特朗普政府的《行动计划》中，“引领国际人工智能外交与安全”是其中的三大支柱之一，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人工智能系统、计算硬件和标准，将人工智能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全球联盟。然而，特朗普2.0时期全面否定拜登时期规则约束下的人工智能稳健发展路线，推行以“去监管”“创新至上”为核心、具有“技术加速主义”特征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与日本、韩国等主要盟友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形成系统性冲突，其影响正在转化为盟伴体系协作的实质性阻碍。
在技术标准层面，特朗普2.0时期全力推广全栈式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产品，试图以技术输出锁定盟友依赖。但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对包括美国闭源模型在内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审查日益严格，强制所有试图进入欧盟市场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披露其训练数据，并对闭源模型进行“域外”管辖。即使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只要人工智能模型或其输出结果在欧盟境内使用，就必须遵守该规定。这种“标准主导权”之争，将导致美国生产的军事人工智能系统难以在跨大西洋市场间无缝流动。对于北约这样的多边军事联盟而言，标准割裂意味着构建统一作战体系的成本急剧上升，协同效能大幅下降。近年来，美军一直致力于“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军事改革，而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分析能力使其成为这场变革的核心。在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上的割裂，对试图依赖人工智能实现“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美军及其盟友而言是致命的结构性缺陷。
在战略层面，特朗普2.0时期将盟友关系“工具化”的做法，正在削弱盟友对美国的长期战略互信。美国利用欧洲的安全依赖，施压欧盟在人工智能监管领域松绑，使得美欧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具条件性和胁迫性”。而日本与韩国在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领域的战略目标，均强调要强化自身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自主性，而非完全追随美国的地缘政治议程。美国“交易主义”的外交政策与日韩盟友追求“战略自主”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导致其人工智能合作的稳定性受限，或将给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盟伴体系协作制造更多阻碍。
四、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2.0时期的军事人工智能政策可能给应用层面的技术失控、大国间军备竞赛态势、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国际安全形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4.1 人工智能技术失控风险加速累积
当前，军事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框架在实质性和可操作性层面的指导方针和路线图缺失，军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的整体有效性不足。尽管《行动计划》也重视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可控性和稳健性，要求国防部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与应用上采取“基于安全的设计”，但特朗普2.0时期更多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以及“前任政府监管过严造成的创新效率损耗”，其行政班底并未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法律责任、伦理道德与技术安全等社会影响及配套政策予以足够关注。
特朗普2.0时期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已在实战中暴露出严重的安全和伦理问题。2026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行动开始后，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了伊朗南部米纳布市的女子小学，造成160余名女童死亡。根据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这所小学距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设施距离较近，但早在2016年以前该区域就已逐步从革命卫队驻地分离出来，学校已建立多年并在互联网拥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和独立网站。攻击发生时，帕兰提尔科技公司（Palantir）的“Maven智能目标分析系统”借助安特罗匹克公司（Anthropic）的“Claude Gov 模型”半自主标定了打击目标。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削减了那些对其实现“致命性”目标“没有帮助”的机构，包括将“平民保护卓越中心”人员削减了90%，并将“中央司令部”平民伤亡评估团队从10人裁减至1人。该案例表明，当军事人工智能系统以“速度制胜”的名义压缩决策时间、减少审查环节时，可能增加美军在全球军事活动中的误判行为，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并加剧战争领域的“问责空白”风险。
此外，人工智能赋能下的美国新型导弹防御系统同样面临严峻的技术可控性挑战。2025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启动“金色穹顶”（Golden Dome）计划，旨在搭建一个以数据为中心的导弹防御系统，将传感、监视、拦截和指挥系统整合到多层开放式的网络防御架构中。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金色穹顶”系统提供数据处理与决策支持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自主决策减少人为干预的时间窗口，帮助系统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目标识别、轨迹预测和拦截方案优化，在高强度冲突中增强决策优势。然而，这种将导弹防御决策深度委托给人工智能的做法，在“速度至上”的逻辑下压缩了人类判断、决策的空间，一旦出现误判，就可能触发不可逆转的连锁反应，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4.2 恶化军备竞赛态势与国家间安全困境
特朗普2.0时期针对人工智能出台了密集举措，以“发展优先”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要求放宽美军对人工智能的使用，进一步释放其在军事领域的“颠覆性影响”，希望以更快的发展速度在“人工智能全球主导地位竞赛中获胜”，进而塑造新的军事优势，这不仅会刺激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快速部署各类军事人工智能系统，还会导致其他国家不得不采取针对性举措，进一步加剧螺旋式上升的“军备竞赛”以及“安全困境”，给全球安全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2025年11月，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组建无人系统部队并将其列为独立兵种，纳入国家武装力量体系，标志着俄军以无人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质作战力量加速成形。俄罗斯的军工部门陆续推出多款人工智能赋能的自主武器系统，包括搭载了人工智能目标探测识别系统的“鲁伊-PE”（Rus-PE）巡飞弹等，反映出世界主要军事强国致力于以人工智能加快决策速度、提升打击效能的技术发展趋势。
欧洲与北约同样呈现出军事人工智能研发与部署的加速态势。在大型武器平台层面，德国防务公司赫尔辛（Helsing）于2025年9月推出“CA-1欧罗巴”（CA-1 Europa）自主作战无人机。该机集成了先进的软件平台，可在人工智能的控制下自主执行侦察、电子战和精确打击等任务。在小型无人机层面，德国莱茵金属公司（Rheinmetall）于2026年4月获得德国联邦国防军价值数十亿欧元的FV-014巡飞弹框架合同，首次采购金额约为3亿欧元，覆盖五位数数量的自主侦察与打击无人机。在制度建设层面，欧盟委员会于2026年3月启动总额为1.15亿欧元的“敏捷”（AGILE）国防科技计划，用于支持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人、网络安全和太空系统领域的初创及中小企业。欧盟国防专员安德烈乌斯·库比留斯（Andrius Kubilius）强调，该计划的初衷是因为欧盟“需要更快、更灵活的行动者，以更好适应现代战争的速度”。该计划将资助20至30个项目，预计1至3年内推出作战系统原型。2026年1月，北约公开了“东翼威慑防线”（Eastern Flank Deterrence Line）计划，拟在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边界上建立大规模无人化防御区，部署自主地面平台、武装无人机、半自主作战车辆和自动化防空反导系统，并由多层传感器网络和人工智能实时分析系统提供支撑，预计于2027年底完成。
此外，美国的亚洲盟伴同样在推进军事人工智能部署。例如，印度陆军于2026年4月发布了《无人航空系统和巡飞弹技术路线图》（Indian Army’s Technology Roadmap for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and Loitering Munitions），计划未来五年内部署数万套国产无人飞行系统和巡飞弹，需求涵盖80种不同类型的无人系统，用于情报、防空、后勤、水雷战和精确打击等任务。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日本防卫省在2026年4月宣布陆上自卫队新设“无人防卫能力推广办公室”和“无人系统办公室”两个专门机构，分别负责无人装备作战概念制定与研发，以及无人平台的采购与后勤维护，以实现“新的作战方式”。
上述各大国和地区性联盟几乎同时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推出一系列发展举措，反映了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加速趋势。在美国以“速度制胜”推动军事人工智能部署的压力下，其他国家出于对技术突袭和国家安全的担忧，纷纷将军事人工智能列为国防建设的重点。这种“以速度换安全”的集体行动逻辑，正推动全球军事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级，使国际社会陷入更大的安全困境。
4.3 侵蚀战略稳定性，增加对抗升级风险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战略稳定性不再只限定于核武器，而是关涉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特朗普2.0时期加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作战力量体系，不仅会给全球军备发展带来颠覆性影响，还将冲击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性。
首先，人工智能融入美国新型导弹防御系统，或将威胁首攻稳定性（first-strike stability）。例如，对于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金色穹顶”计划，特朗普表示，“一旦完全建成，‘金色穹顶’将能够拦截从世界另一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由于首攻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之间的收益—风险对比，如果“金色穹顶”系统成功部署，人工智能技术对该系统的加持或将改变战略平衡、动摇基于“相互确保摧毁”态势的稳定性，对大国战略稳定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对此，中国和俄罗斯已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金色穹顶”计划正在动摇国际核秩序和全球战略稳定。
其次，伴随特朗普2.0时期逐步扩大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规模、下放无人武器使用权限，人工智能深度参与战争指挥和控制，其复杂性和脆弱性增加了危机爆发的不确定性与危机升级的不可控性。帕兰提尔科技公司（Palantir）和安杜里尔公司（Anduril）正在开发的新型战场通信网络将连接士兵、传感器、车辆和指挥官并实现实时数据共享。然而，美国陆军内部备忘录警告称，该系统存在“根本性安全”问题和漏洞，应被视为“极高风险”，因为“任何用户都有可能访问并滥用敏感的机密信息，且没有日志记录来追踪他们的行为”，其中包括25个严重的代码漏洞和数百个未经评估的代码漏洞。这些安全漏洞在危机情境下可能被对手利用，导致指挥控制系统的瘫痪或被误导，增加对抗升级的风险。
最后，特朗普2.0时期以激进方式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或将加剧全球军备力量失衡的风险，不利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构建。《行动计划》明确将“在国际人工智能外交和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列为三大支柱之一，这种对技术优势地位的追求直接反映在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该法案投入专项资金支持研发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无人系统等先进技术。此外，2025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新增1500亿美元国防开支专门用于高科技无人机生产和“金色穹顶”系统建设。2026年4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其总额约1.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42%。该预算将无人机及相关技术的投资增至目前的3倍，达逾740亿美元，“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预计将获得180亿美元拨款。
五、结语
特朗普2.0时期的军事人工智能政策从拜登政府强调“负责任军事人工智能”、平衡“发展与安全”，转向“美国优先型技术加速主义”的发展优先路径，是美国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的一次激进转向。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强制合同条款、行政令和监管松绑等手段，将科技企业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力整合进国家战略轨道，形成了“政府主导下政企深度耦合”的新型权力结构。同时，特朗普政府以技术优势为胁迫工具，将盟伴关系从“价值观同盟”重塑为“美国优先型的单边胁迫模式”。
本文主要提出了三个核心观点。其一，特朗普2.0时期军事人工智能政策的本质是“美国优先型技术加速主义”，即以国家主权名义否定多边治理框架，以“速度制胜”替代“安全可控”。其二，“政府主导下的政企深度耦合”模式标志着美国的“科工复合体”已从传统的利益交换机制演变为国家战略驱动的权力结构，通过政商“旋转门”、监管松绑和国防采购上的倾向，形成了“技术精英—政策制定者—军队需求方”三位一体的决策网络。科技企业不再是被动的技术供应商，而是与政府形成了“主权—技术”双螺旋的权力共生关系。其三，特朗普政府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的激进政策加剧了“技术失控—军备竞赛—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正在冲击全球战略稳定性的基础。
鉴于此，中国需加强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同时，支持联合国在加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中的主渠道作用，坚决反对利用人工智能谋求军事霸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推动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安全共同体。与此同时，还要积极与美国就军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展开战略对话与合作，促进双方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和交流，带动更多国家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带来的全球安全威胁与挑战。
原载于《太平洋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