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系统探讨四个逐层推进的核心议题。首先，辨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及其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统一性，阐明其对战略思维的理论奠基作用。其次，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提升领导干部战略思维的基础性地位，明确其在能力培养中的必要性。再次，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阐释干部教育工作的战略意义，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干部教育体系中的核心价值。最后，围绕“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根本要求，界定新时代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能力，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与战略思维
杨春贵老师晚年集中研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战略思维”这一重大课题，我想就该课题说明“三个关系”：一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关系；二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战略思维的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
第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表达、中国创新，如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所贯穿、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
第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战略思维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就是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科学、最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它同时也就解决了如何认识一切事物的根本的、长远的、全面的、宏观的、辩证的战略问题。概括起来说，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认识和把握我们党所要认识和把握的战略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能力，就会具有战略思维的水平。树立战略思维，必须学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从理论基础、哲学高度分析和处理一切问题，才能具备战略思维的定力和能力。所谓战略问题，就是制定和实行什么样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举措来认识解决的问题。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和水平，就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就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必要性
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教育，是提高领导干部战略思维能力的基础环节，从这个视角看，对党的干部教育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恰好今年是杨春贵老师90寿辰，中国共产党不主张给个人祝寿。但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战略思维问题时，讲几句敬重杨春贵老师的肺腑之言，不算祝寿。杨春贵老师是我敬重的师长，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长辈，更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朋友，可谓亦师亦长亦友，即亦尊。
杨春贵老师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宣传、研究、教学和创新，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显著贡献，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韩树英同志担任主编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读物《通俗哲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担任过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作为教育长、副校长分管哲学部工作，担任过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为中央党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为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作出了卓越成绩。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领军人物。
众所周知，今年是遵义会议胜利召开90周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最具重大转折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遵义会议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在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实际的领导地位，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占据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统治地位。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从长征胜利到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胜利，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间断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到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再到展开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至理名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为了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90周年，我撰写了一篇论文《思想政治路线正确决定一切》，发表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2期；又在北京市政协常委集体学习会议上作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精神实质》的演讲，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3期。我在论文和演讲中阐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经验的高度总结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当然这条真理的成立，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才能成为现实的。
遵义会议是在长征路上召开的，当时主要解决了最紧迫的组织路线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在组织上，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实际领导地位，坚持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在军事上，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最终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包围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取得了长征胜利。中央又召开了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领导地位。我们党又成功地解决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却不占主导地位，致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毛泽东同志一直是党内正确思想政治路线的代表。关于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主张和战略策略。早在1931年，毛泽东同志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思想路线上高度总结了一“左”一右两条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认为无论“左”还是右，都是犯了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毛病。“左”跑到了中国国情前头，右是落在了中国国情的后面，一“左”一右制定和实施的路线都脱离了中国国情实际，因而“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同志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初期的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论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思想路线是最根本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思维、客观决定主观、实践决定认识的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思想路线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思想路线解决好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等就有了坚实的哲学依据。只有解决好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更进一步解决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等问题。
之所以回顾这段党史，无非是强调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学哲学、用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只有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才能站得高、看得远，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掌握和驾驭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树立战略思维、具有战略眼光，才能解决好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党顺利解决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之后，在延安发起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整风运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基础上解决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由于在全党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而奠定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延安，毛泽东同志亲自给党的高中级干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编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样本《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稿其中两章，可以说这是我党最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研读了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讲话》，给艾思奇写信肯定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把艾思奇请到延安中央党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哲学》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读物、通俗读本。也可以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的首创。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根据党中央指示，艾思奇主持编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这是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实践需求，韩树英同志主持编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和《通俗哲学》，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提供了精神食粮，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里当然也凝聚了作为这两本著述的重要撰稿人杨春贵老师的心血。杨春贵老师为加强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杨春贵老师无论是担任教师，担任哲学部、教务部和党校领导，还是主持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以及退休以后，始终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的理论建设事业，为了研究、宣传、发展党的创新理论呕心沥血，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著作。在杨春贵老师的指导下，我在哲学部、教务部工作时也参与了杨春贵老师主持的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和著作的研究与编写，这是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起一步。
三、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提高领导干部战略思维水平是十分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提高到战略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干部教育是极端重要的，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也是十分崇高的。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整个干部教育中举足轻重。
我是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留在党校哲学教研室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组副组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主任、哲学部副主任、教务部常务副主任、主任、校委委员、直至副秘书长、副校长，担任过民族班授课教师，培训部、进修部辅导员和主讲教师，一直都是在杨春贵老师的领导和指教下，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参与党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在从事教学工作时，我亲身接受杨春贵老师的教育与指导。我第一次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主讲教师时，从讲题的选定、讲稿的准备、到讲课方式方法的运用，都直接受到杨春贵老师的教诲，使我很快成长为党校讲坛上一名合格的教员。
在哲学部工作时，我亲身感受到杨春贵老师对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重视。他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教学，注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教风和文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安排精益求精，使我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增加了教学和管理能力。我记得每一学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设计、主讲老师选配、辅导员选择等，杨春贵老师都带领我们哲学部上下反复商量，仔细研究，努力做到教学质量第一。可以说哲学部的教学效果在当时的党校是位于前列的。
尤使我难忘的是，从1993—1996年在教务部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党校教学管理工作，学到了不少真正的本领。1993年杨春贵老师被校委任命为副教育长兼教务部主任，我被调任为教务部常务副主任。后来他担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担任校委委员、教务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从事全校的教学教务管理工作。毛泽东同志曾经要求从事党的教育工作，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的同志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我深切感受到，杨春贵老师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从杨春贵老师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以来，从他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来看，堪称党的干部教育家，这一点不为过。他无论是作为普通教师，还是担任哲学部、教务部和中央党校领导，从没有放弃过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始终执教于课堂，他的许多授课已经成为党校课堂的经典案例。杨春贵老师不仅师德、师风、师教堪称一流，对于党校的教学管理也是行家里手，称作党的干部教育的专家不为过。
我在主持教学教务管理工作时，在校委的领导下，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围绕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我以为，当时实施的教学改革取得成功，离不开杨春贵老师的谋划和指挥。回想起来，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情。
一是建立了“一个中心，四个结合”的教学体系。即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之后提法为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把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学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备的知识结合起来，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学习党的历史、党的基本知识、增强党性、加强党建结合起来。
二是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针对正在做的事情，改进教学方法，推进启发式教学，形成“两为主，一加强”“师教生、生教师、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所谓“两为主，一加强”就是学员以自学为主，读原著（包括党的文献、中央领导讲话）为主，加强对重大现实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讨交流。所谓“师教生、生教师、教学相长”就是教员和学员发挥所长，互教互学。
三是适合教学需要，加强教材建设。从1993年开始构建“中央党校教材”系列。选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选读》甲乙丙三种版本及其辅导材料、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辅导教材、编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大纲、编辑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编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知识系列教材等。
四是建立一套系统的教学管理制度。如民主议定教学计划制度，任课教师选聘制度，党校与教研部领导到课程第一线，主讲教员到学员中去、下班辅导员深入到学员宿舍的教学“三到位”制度，集体备课制度，教学考评制度，教学分析总结制度，教学评估及奖励制度等。
五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设立教学优秀奖、教学组织工作优秀奖，提高教师待遇、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实行《教师教学津贴奖励的规定》。
六是研究探索党校教育规律，全面推进教学改革。
1994年，根据校委的决定，在杨春贵老师领导下，由我具体负责组成教学改革工作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形成《中央党校在新形势下深化教学改革的实施方案》，在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完善的基础上，经校委讨论通过，1994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全面教学改革除了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以外，加强学科建设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校委通过了《中共中央党校面向21世纪学科建设方案》《师资队伍建设方案》和《加强中央党校分校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成立政法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是当时一个重要举措。这些教学改革的思路、措施以及全面贯彻落实都是校委领导下,在杨春贵老师亲自谋划、督导下进行的。
四、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斯大林有一句话：“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么，用什么样的标准和要求培养党的领导干部呢，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能力？
杨春贵老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干部教育家，更是模范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在担任过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副教育长兼教务部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我都是他的助手，直接受到他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言教身教。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时，指出：“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关于接班人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也是党的合格的领导干部的五个标准。按照这些标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对照我所熟悉的杨春贵老师，我认为，他是党的过硬的领导干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能够做到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敢于负责、肯干实干能干会干、关心下属、心系群众、不搞花架子和形式主义，不说空话套话，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领导干部人民会满意，党会满意。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