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思维和方法。就生成论逻辑而言，这一思想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践观和人民主体观，由此确证了文化的根本属性、来源和立场；深深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从历史纵深维度和“两个结合”维度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历史根基和发展路向，以厚重的中国历史和文脉进一步激活和提升了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就认识论逻辑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基石，揭示了文化的实践本性，以人民至上为核心，彰显了文化的人民主体性，立足“旧邦新命”的历史和战略高度，规划和锚定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就方法论逻辑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战略方案、具体思维方法和实践策略，确立了引领中华文明现代创新与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论；认识论；方法论

人类历史发展表明，先进的科学思想一旦出现，并为广大群众所认同和掌握，就会产生强大的理论吸引力、价值引导力和实践指导力，成为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在中国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2023年c）。考察其基本内容和内在逻辑不难发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守住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也守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让“魂脉”与“根脉”在当代时空中实现相融相通；既彰显了唯物史观视野下文化的实践品格和属性，又贯穿着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和指向，并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全局，达成了历史深度、理论厚度、时代锐度和未来高度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和确立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方向、价值引领、文化根基、战略任务及实践路径，是将概念、命题、思想、话语、方法融为一体的科学体系，是“体”和“用”的有机整体，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提供了文化发展、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机制和新方案，为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与科学的行动指南。

一、基于“魂脉”和“根脉”相契的生成论逻辑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都是历史的、实践的产物。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立足实践不断创新。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在不同的地域环境、生产方式和时代形势中都会发展成不同的形态，这是理论本身因地而新、因时而变、因势而动的过程，也是理论本身所内蕴的实践性品质的体现和生成论逻辑的展开。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习近平，2016年，第12页）。所以，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产生，无不是对时代之问的理论回应，都有着深厚的理论根源、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迫切的时代需要，都是在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的交互过程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也都是在发现和解决不同时期的重大现实问题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说过，“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第203页）。因此，认识、理解和把握时代，就必须从“问题”着手。从时代命题和时代之问看，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总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担负什么样的使命，这一问题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现实逻辑和需要回答的“核心之问”。从生成论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把脉时代之变，立足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和世界之问的科学思想。它的形成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忠实坚守，也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时代创新。

（一）坚守“魂脉”：以马克思主义“铸魂定向”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科学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习近平，2018年，第6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践观、人民主体观确立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立场和路向。

第一，立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证文化的内在本质和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世界”，指出“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39页）。随着人类社会诞生以及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深入，在客观世界中分化出主观世界即人类思想、信念和文化等，但人的主观世界始终受到客观物质世界的制约、塑造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精神不是悬浮于真空的“纯粹”的存在，而是具有历史性、实践性和具体性。“‘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人类生活中“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9页），但同时，精神对物质也具有能动性的反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出“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习近平，2016年，第11页）。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习近平，2020年，第125页），这进一步明确了精神和文化活动要立足客观物质世界，受物质活动制约。习近平总书记还从意识能动性和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法视角指出，“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习近平，2018年，第19页）。在现实世界中，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力，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润滑剂”和“黏合剂”。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点、内生动力和价值引领。文化繁荣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可以走在前面。“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5页），要“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习近平，2024年）。这些重要论述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视角阐明了文化的本质、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

第二，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确立文化建设的本源和根本遵循。“文明是实践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7页）。文化与文明都是人类生产和交往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上，第501页），人的全部实践活动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而文化恰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存在物，它并非绝对独立的存在，会受到社会实践活动的制约和规定，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出现新变化和新形态。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同上，第162页），人“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同上，第500页）。就社会实践来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由此可见，文化生成的根本源头在实践，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来源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深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本源在哪”“动力在哪”“坚持什么原则”等根本性问题。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16页），文化发展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最终也需要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来评判、来检验。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实践作为发展思想文化的基础和遵循，指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习近平，2023年d，第7页）。这些重要论述尊重实践，坚持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实践属性以及根本来源、根本动力和根本遵循。

第三，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明确文化建设的价值坐标和立场。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的人”，从人的价值和本质维度对人民主体的意义作了阐明。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具有思维意识和主体性，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409页），“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人不仅超越了动物“片面的生产”和动物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而且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参见同上，第57页）除了肯定人的主体意识和思维能力，马克思、恩格斯还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有生命且能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是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的社会实践的前提，“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深刻揭示了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确证了“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前提，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民是历史发展和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提出“文化创造核心在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习近平，2025年a，第6页），这就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明确了创造主体和根本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289页），而要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要，就必须坚持以文化人，面向和扎根人民生活进行文艺创作，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22页）。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进而明确了文化建设的人民立场和价值指向。

（二）坚守“根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根厚基”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旧唐书》）。人类文化的发展既有时代的创造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又有历史的继承性。从唯物史观来看，人们对思想文化的创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9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根脉”和“根基”来形象比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了中华文化的根源性功能和根底性地位，赋予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厚的历史底蕴。

一是基于历史纵深维度厚植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底蕴和根基，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根源之问。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深厚的历史文脉和文化自觉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发展“经线”。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236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2023年a，第2页），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习近平，2022年，第4页）。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结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想精髓，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形态，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是进一步读懂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思想指南。要读懂中国，就必须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蕴含着“为政以德、安民利民乐民、民为邦本”的政治伦理，“天人合一、敬畏生命、取用有节”的生态思想，“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治世理想，“革故鼎新、求同存异、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哲学理念，“守中致和、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以和为贵、讲信修睦”的交往之道等，这些优秀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智慧，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从文化基因上标识了中国人的精神智慧和特质，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以及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和秩序难题，都有着重要启示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习近平讲故事》第2辑，第196-197页），“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习近平，2023年a，第5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正是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有什么文化特色和优势”的最好诠释和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历史深处的文化自觉和“寻根溯源”，进一步厚植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根基。

二是从“两个结合”维度确立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路向，回答了“我们走向何方”的发展趋向之问。历史不仅承载过去，也启示未来。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条纵向“经线”阐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那么以“两个结合”为表征的时代“纬线”则标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品质和时代意蕴。从文化发生机制上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15页）这就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时代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就是要在“两个结合”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法的指导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深挖中华文化资源、探寻中华文化智慧、激活中华文化力量。由此看来，“‘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2023年a，第5页），“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密码”，是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根本方法，是当今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秉持“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明创新和发展的新形态，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谱系，同时为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引领与实践遵循。

三是以高度历史自信激活中华文脉，回答了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我们何以自信”这一事关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问题。文化并非凭空而来，它生成于历史实践当中和长期的时间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构成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底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脉传承、文化保护和历史赓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举措相继落地，中华文脉由此不断接续，中华文明智慧由此不断被发掘，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也被进一步激活，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意识和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同上，第1页），“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同上，第3页），“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283页）。中华文明历史悠久、贯通古今的文脉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的根基，历史的厚度决定了文化自信的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蕴藏着丰富的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和智慧，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人文魅力，体现了立足历史深处和时代前沿的文化主动。由此更可以看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彰显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层面“坚定的自我”的思想形态，内蕴着深厚的历史自信和深沉的文化自信，鲜明回答了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我们何以能够如此自信、何以有信心建设文化强国。

二、基于“本质”和“主体”相融的认识论逻辑

文化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存在，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接受评价。实践是认识文化本质与把握文化发展的唯一科学的视角。如果撇开人的实践活动，将文化视为抽象的纯粹的精神性存在，既是对文化本质的偏离，也没有把握与认识文化创造与建设的主体。文化的实践本性决定着任何文化都有其主体性，都是一定主体在特定的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任何科学的认识论，不仅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属性，更在于在认识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认知、理念和思维，来进一步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科学的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人的认识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但都是生成于人的实践活动，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构成认识的来源和动力。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和人的社会本质，认为“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页）。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全部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实践因素是制约和规定文化活动的首要因素，人的精神活动和文化创造建立在物质生产和实践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文化认识论是基于实践而形成的关于文化本质属性和发展逻辑的科学认识，是理解文化规律和内涵的科学指南和理论基石。

文化认识论是对文化“从何来、是什么、如何发展”的本质性回答，这其实也体现了一种文化叙事思维和方法。马克思说过：“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9页）这里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和“现实的历史叙述”其实意味着两种文化观。“观念的历史叙述”以观念逻辑来认识和评价文化，“现实的历史叙述”以人的社会实践和物质活动来认识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认识论认为必须立足社会历史和实践来认识文化本质，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阐明了文化的本质属性，同时又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本质、实践指向与实践主体，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立足唯物史观阐明文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规定。唯物史观主张从现实的社会存在出发认识社会意识。每一种思想文化都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但同时文化又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具体实践和主动性创造有着深刻关系。所以，如何从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和实践来界定文化属性和文化发展路径，就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文化认识论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唯物史观，立足中国实际，深刻概括了文化的本质规定，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和根本性问题。一是文化的根本性质规定，即从政党与文化的关系视角明确了文化的政党引领逻辑。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9页）。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归根到底由特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形态所决定，但在现实社会中，文化的性质、立场及作用也直接受到执政党政治属性、价值立场与根本使命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强调“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451页），“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2025年a，第8页），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党对文化发展的统领和导引作用，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与基本规定。

二是文化的创新逻辑，即从守正创新的角度揭示文化创新发展的主要逻辑和方法要求。坚持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思路，“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习近平，2023年a，第11页）。守正和创新的主题、内容和方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同上）。从这些论断来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历史、国情和文化传统，坚持“魂脉”和“根脉”的深度结合，实现新的文化创造。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时，不仅强调结合的结果是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还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上，第6页）。这些都是立足唯物史观推动文化创新的生动实践，展现了反对简单复制与附和、基于中国历史和实际推动文化创新的理论自觉和精神独立性。

三是坚持文化多样化发展，倡导文化包容共存。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世界万物是由差异性与同一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共同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并不是承认同一性就反对差异性，承认差异性就抗拒同一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5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从普遍与特殊、中国与世界的双重逻辑中把握文化多样性及共生共存性逻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和谐发展注入中国智慧和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43页），“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68-469页），我们要秉持宽阔的文明胸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48页）。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文化交流应尊重多样性，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宽广胸襟和包容气象，也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厚的人文关切及其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时代意义。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置身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大变局”，提出了新型文明观，为破解全球治理问题、创造文明和谐共存的美好前景提供了文化路径和中国思路。

第二，立足人民中心论高度概括文化的创造主体和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文化认识论的核心内容是强调文化的主体是人民，文化是人民实践的产物，文化由人民实践检验。唯物史观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同上，第669页）。在历史创造活动中，人是历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人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自己思想、意识和观念的“生产者”，是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能从事实际活动的“精神实体”和“文化存在”，唯物史观的这一要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实践主体和价值坐标，即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接受人民及其实践的检验。从这一理论要义和规定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人民性特质和价值取向。

一是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习近平，2025年a，第6页），深刻回答了文化发展“为了谁”的根本性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还是文化艺术和新闻舆论工作，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288页），“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同上，第288-289页）。

二是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固然也是文化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文化创新和繁荣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76页），要“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17页）。依此可以看出，人民是当代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主体。

三是人民及其评价是检验文化发展成效的根本尺度。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第195-196页）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成效如何，最终需要由人民来检验和评判。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了这一唯物史观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化建设时多次强调，“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 卷, 第 311 页)，“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20页），在这里，人民评价居于首位，也是最主要的。这些论述都鲜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人民性这一根本属性。

第三，立足“旧邦新命”的历史高度概括文化发展的战略使命和根本任务。科学的文化认识论不仅要阐释文化从何来、是什么，还要指明文化往哪去。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阐旧邦以辅新命”的高度，不仅阐明了文化的本质和发生逻辑，还确立了文化发展的使命和根本任务，即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确立了文化发展的新蓝图和新使命，面向未来制定了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遵循。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把创造和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重要使命。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应该“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把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历史任务。（参见同上，第663页）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依靠新的组织、新的力量和新的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扭转了近代以来文明蒙尘的局面。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持续激发和增强中华文明的力量，并郑重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2023年a，第10页），规划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根本任务。一方面，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进一步充实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内涵。另一方面，将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创新纳入“新的文化使命”的范畴，并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要求“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同上，第8页），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和目标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围绕“两个大局”对文化发展蓝图和实践举措进行谋篇布局，在把握古今之变、赓续历史之脉、顺应时代大势的基础上，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实践中逐步展开、逐步升华并形成了“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精神上独立自主”“新的文化使命”“人文经济学”“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新观点，确立了宣传思想工作“九个坚持”、文化建设工作“十四个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等战略安排，这既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的“理论之体”和“实践之用”，又是对促进文化繁荣、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根本任务、战略策略的理论回应，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道路、目标、使命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和规划了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图景、路线和任务，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主动、文化担当和历史责任感。

三、基于“战略”和“策略”相贯通的方法论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从认识论角度阐明了文化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方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和实践指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2023年b，第6页）。立足中国大地建设文化强国，没有“万能模板”可以套用，也不能亦步亦趋照搬西方文化发展思路，必须基于时代变化和自身实际推进方法论的自主创新，形成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融通内外的科学思维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思想和实践指导，不仅具有思想史创新的意蕴，也推进了文化建设的方法论创新，主要体现于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谋划和策略部署及其有机统一，体现在文化建设的宏观方略、中观方案和具体方法的实践运用之中。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论和认识论逻辑主要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源、本质、价值、原则和目标，侧重于“明体”；方法论逻辑是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怎么办”“如何行”和“如何更行”的理论解答，侧重于“达用”。没有“明体”，“达用”就容易偏离方向和目标；缺少“达用”，“明体”就容易流于空谈或形式。有了正确方法论，就能推动事物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设计、具体要求和策略、科学思维与方法，具有强大的方向引领力、实践指导力和问题解决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了扎实的成就，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精神力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这一切都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方案和策略方法具有强大的实践推动力和问题破解力。

第一，基于文化强国部署文化发展的总体实践战略。战略是重要的方法论，是一种关乎全局、长远和根本的“理性方法”，解决的是“向何处去”的问题，具有统领性、前瞻性、稳定性和导向性特点。策略是战略的细化与延伸，策略要服从战略；战略是策略的总导，但需要依靠策略来实施。策略具有阶段性、调适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关乎具体方法，解决的是“怎样去”的具体方法路径问题。一个国家任何一项事业的战略投入、战略部署、战略安排和战略布局，都需要通过具体的策略来完成。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战略是大的方法论，策略是小的方法论。从战略高度和深度规划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总体蓝图和路线，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理性思维和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统筹“两个大局”交织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目标、总任务和总方略，制定了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战略和总体思路。一方面，将新时代文化工作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和总体布局。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经济、政治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突出作用，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09-310页）。与此同时，还从战略高度提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上，第310页），并突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9页)。另一方面，在实践方略层面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凸显弘扬主流价值、壮大主流文化和构筑中国价值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实践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具体实际，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怎么做”的具体问题，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具体方略，包括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深化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探索文化与科技有效融合的机制、加强网络伦理和网络文明建设、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等。这些实践方略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和具体指引。

第二，基于科学的思维方法明确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具体方法论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同上，第341页）。进入新时代，为更好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原则和要求，坚持推本溯源、守正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并围绕“古今中西”的关键性问题，为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文化事业确立了重要的方法论策略。（参见习近平，2023年a，第5-8页）一是坚持历史思维。习近平文化思想表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要立足悠久的中华文明，要从传统中汲取思想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279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涵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泉。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习近平，2025年a，第6页）。这些论述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具备的历史自觉，以及需要遵循的实践策略。二是坚持系统思维。系统思维要求从全局和整体看待事物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科学把握文化和经济、文化和科技、文化和人才、文化和治理等方面的内在关系，把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工程”，强调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领域重大改革都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65页），“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不能畸轻畸重，也难以单刀突进”（同上，第67页），从而以系统思维对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作出整体安排，明确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路和方法，为中华文明现代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三是坚持辩证思维。辩证思维的核心要求就是把握事物之间及内部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中华文明发展层面守正与创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德治与法治、机遇与挑战、压力与动力的论述，充分展现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层辩证法。在谈到中华文化传承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承中华文化不能简单复古，也不能盲目排外，而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习近平，2015年，第26页）。在谈到中外文明交流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279-280页）这些内含辩证思维的文化建设策略，深化了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有利于充分挖掘本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又能积极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在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协调各方和辩证施策中推陈出新，进而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第三，着眼人类发展和前途制定体现中国智慧和精神的文明发展方案。文化多样性构成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底色。在文明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中，由于地域、环境、生产方式、理解思维等不同，出现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明形态。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滋生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不少西方学者推出了形形色色的文明理论，包括“文明趋同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其中，“历史终结论”的创立者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福山，第348页）。在福山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点”，这是典型的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外在表达。实际上，西方文明也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个“支流”，并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弊端。时至今日，西方文明理论也没有真正提供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的方案，特别是没有回答人类文明该如何和谐共存共荣这一关键问题，甚至在西方霸权主义文明观的影响下，国际秩序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当下，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401页）。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面向世界，提出了富有中国之理、中国智慧的文明发展方案，为人类文明平等发展、和谐共生、相互赋能提供了有效方法和路径，为破解“世界之乱”难题提供了治理思路。

一是揭示了文明多样性，提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底色和魅力，“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24页）。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文明的多样性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3年a，第12页）。这些论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认知、博大胸怀和积极担当。

二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倡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425页）。我们要推动文明平等交流，尊重其他文明的特色，摒弃文明霸权和唯我独尊心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68页）。这些论断坚持“为世界谋大同”的精神品格和“天下情怀”，为不同文明之间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实现和谐共生和共同成长提供了新方案。

三是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四个共同倡导”为内核的全球文明倡议，其宗旨就是尊重文明多样性、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习近平，2025年b，第8页）。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发展、如何构建各国人民普遍期待的文明格局提供了中国方略，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行“天下大道”，创造性地回答了人类文明“如何进一步发展”“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破解了“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理论陷阱和迷思，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战略导引、策略指引和中国方法。

总之，文化铸魂，精神立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蕴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实践智慧，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科学运用和现实转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赓续了“中华文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之理”，承载着“中国精神”，肩负着“中国担当”，展露着“中国气派”，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汇聚起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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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旭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