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下简称外交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外交与国际关系话语，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等多种话语的有机统一。外交思想学理化的主要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其中的政治话语进行学理化阐释；二是对其中的学术话语进行再理论化；三是在前两者基础上推动概念化与系统化建构。在当前条件下，外交思想学理化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并了解其在整体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从实践上看，由于外交思想学理化具有特殊性，其方法论呈现出政治性、多层次性、交叉性等特点。在居于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层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总方法，用以把握立场和方向；在居于中观层次的学科方法论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用以界定研究领域与问题；在具体的常用方法层面，诠释法、概念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发挥着经常性的骨干作用，支持着路径与操作。总体而言，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方法只有在相互补充、相互交叉中形成合力，方能发挥应有效能。此外，学理化方法论还受到研究者的主体性、认识论、实践论等因素的影响。

关 键 词：习近平外交思想/学理化/哲学方法论/话语分析/学科方法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VRC136)，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ZDA007)的最新成果。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上海 200083）。

原发信息：《国际观察》(沪)2026年第20261期 第1-32页

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下简称外交思想)于2018年被确立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①近年来，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发展，逐步获得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认同。但要使包括全球南方的国际社会能够更广泛、更准确、更持久地理解和认知外交思想，并形成更大范围的读者群，就有必要以更具通用性的学理形式加以呈现和传播。基于此，外交思想以学理化的方式进入教科书、学术界以及公众舆论领域等，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外交思想学理化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它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学习贯彻外交思想的深入程度，也体现了中国学界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构建能力，更是直接影响了外交思想的系统化、实践化和国际化的水平。当前，外交思想学理化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②但与此同时，学界对外交思想学理化的理解并不一致。如何在学理化过程中寻找研究规律、避开误区？学理化过程中采用哪些主要方法？③进而能否构建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方法论体系？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辨析和探索。本文拟作初步探析，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外交思想学理化的内涵及其方法论需求

顾名思义，外交思想学理化就是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容以学术表达的方式加以表述，使其意思更具通用性、普遍性和清晰性，让其内涵被更多更广的受众所了解。

(一)外交思想学理化是将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

要研究好外交思想学理化，就不能避开话语这个概念，外交思想学理化归根到底与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转化有关。

1.政治话语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性。话语的本意是言说或言语。一般认为，话语是指在特定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语言、符号和实践构成的具有特定意义和效果的系统性言语表达。其中，政治话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话语是一种政治性建构”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流行语。④与其他话语相比，政治话语更加强调统一性、动员性、排他性、模糊性、共情性等要求。一是统一性要求。这类话语要贯彻国家主权原则和政治统一理念。政治话语具有高度的抽象化特征，其用语所指具有政治影响范围内的适用性，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公平正义。二是动员性要求。政治话语必须在纷乱的政治变化中提供引领作用，或者赞同一种已经指明的方向。这种话语是基于自身正在成长的政治力量及自身使命判断而进行的话语实践活动。三是排他性特点要求。政治话语中要明确，哪些是当前要反对的，哪些是当前要赞成的，哪些则是可以暂时搁置的。排他性体现了政治斗争性，是政治话语较为突出的特点。四是模糊性要求。这类话语从特定的政治目标和背后的政治力量的根本利益出发，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旨在最大程度上吸引更广范围的受众，试图在语言表达上保持模糊性，使那些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政治背景、不同国际身份的行为体都能从中找到自己认同的含义，因而留有多种解释的空间。五是共情性要求。政治话语不仅追求以理服人，还努力以情感人，用合情合理的综合表达方式，吸引不同偏好的受众来相信政治动员和政治理论。

2.外交思想是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融合。外交思想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是一种对中国外交有着指导功能的理论体系。政治话语与权力高度结合，对其他类型的话语产生深刻而重要的影响，因而在社会话语体系中常常居于核心地位。外交思想又具有学术话语的品质，这是因为它具有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的属性。⑤外交思想中的不少概念、论断、命题——如全球化、世界体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国际主义等——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具有一般理论的鲜明特征；外交思想也借鉴了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比如全球治理、相互依赖、全球南方、国际共同体等，从而使外交思想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理论对话和文明互鉴。从本质上讲，外交思想的主要方面是政治话语，次要方面是其他话语。但从理论化程度的角度讲，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又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运动，包括但不限于政治话语学理化以及学术话语政治化。外交思想学理化大体上属于政治话语学理化的范畴。

3.外交思想学理化指的是，将有关政治话语普遍化、抽象化。政治话语学理化是将特定政治语境下满足特殊要求的政治话语作普遍化抽象化的学术阐释，把一种话语赋予学理化的形式，在表述上更符合学术表达的规律。一种话语的传播越广，就越需要学理化。政治话语发生在特定的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语境下，由于其意思表达受到多重语境限制且以跳跃、含蓄、隐晦、曲折、概括等方式表达，置于其他语境难以被充分理解。从这个角度上看，政治话语若要在更广的异质受众中传播交流，就必须加以转化。转化的方式正如翻译学一样，⑥要么转化为另一种特定的语言、文化、历史、政治语境，要么转化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知识体系(在不少国家称之为专业知识或学科知识)。后者常常称之为学理化过程。这种活动的特性是普遍化或抽象化，外交思想学理化也如此。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经过学理化解释，可以称之为某种形式的“社会民主”“协商民主”。再比如，“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学术角度来看，从性质上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可能和正在危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种种外部风险和内部挑战进行的斗争，实际上包含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相应的国际政治活动以及相关的国内政治活动；⑦从目标上可以解读为大变局下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以引领全球南方国际团结、推动全球性国际合作和促进大国间的互惠共赢等为具体目标，将主动、进取、灵活的战略与有理、有利、有节的战术相结合⑧的综合性竞争。在这里，斗争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斗”和“争”相加，而应当解释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与竞争。斗争是政治话语，而学理表达可用合作、竞争、冲突这类基本的国际关系学概念。

(二)外交思想学理化的三个路径

外交思想学理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或路径。一是将外交思想中的政治话语作学理化的解释；二是将外交思想中的学术话语作必要的辨析并进行学术梳理；三是将学理解释和学术梳理加以整理，进一步概念化系统化。

1.将外交思想中的政治话语作学理化的解释。将外交思想中的政治话语进行学理性转化，有初级学理化和再学理化的问题。初级学理化，往往表现为通常讲的进行学理阐释。外交思想是在大变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较大调整而提出的政治化表述，涉及外交方针、外交立场、外交出发点、外交关键、外交文化、外交要求、外交原则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使命要求和时代内涵的新表述宣讲与介绍。外交思想，最初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党政干部，性质是对外工作的思想政治动员，因而使用了具有中国政治语言的特有风格。因此，若要将之向广大学界及国际社会传播，有必要进行学理上的转化。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概念。然而，这个理念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素，内涵十分含蓄，并不容易被国际社会理解，有必要将它作学理化解释。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理论作理论解释，也可以将之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或“安全共同体”等理论加以对比分析。

2.将外交思想中的学术话语作必要的辨析并进行学术梳理。外交思想包含了丰富的理论思考与理论创新，但常常寓于充满情感、立场的政治话语之中。我们需要将它们先剥离出来，辨析哪些表述大体上属于政治话语，哪些话语大体上属于有学理特征的理论表述，重点对后者进行学术梳理。这种学术梳理有多种方式：一是用学界通用的概念与之对照互鉴，明确其学理属性；二是用功能分析法将其应有的学术内涵还原出来，并加以解释；⑨三是对话语作进一步的归纳或演绎，形成更加抽象的表述。上述过程正是再理论化。以新型国际关系这个概念或理念为例。自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不少学者和政治家都批判权力政治或强权政治，并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权力政治或强权政治。当前，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需要重点对“新型”两字的政治背景和理论内涵加以解读，并进一步解释其中关于公平正义、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等核心价值的具体内涵。比如，对于公平正义，可以从国际政治伦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对于相互尊重，可以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对于合作共赢，可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解释。由此，“新型国际关系”这个具有政治话语色彩的学术话语，就得到了较为透彻的学理化阐述，⑩并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中国外交学或国际关系学自主性知识概念。

3.将学理解释和学术梳理加以整理，进一步概念化系统化。概念化是将学术话语以若干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确认其概念的性质及其内涵、相互关系。正如现有研究所指出的，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个理念进行概念化，既需要重视“共同价值”这个基本概念对“全人类共同价值”概念化的支撑作用，又要将全人类意识、天下情怀、世界历史关怀等政治含义和情绪表述作为政治话语部分加以辨析；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起“全人类共同价值”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全球治理”概念等概念的关系，辨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从而在一种系统化的概念体系中找到它的确定位置。这既是再学理化的过程，也是系统化的过程。系统化是将不同的学术话语以知识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确认不同学术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辨析话语系统的大致的结构、规则与功能。近年来，外交思想系统化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11)系统化与学理化是密切联系的理论化过程，深度的学理化必须以系统化为前提或条件。

(三)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方法论需求

方法是指观察、研究和分析一个事物的方式或手段。方法论与认识论、价值论、存在论(本体论)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科学和适当的方法反过来能够辅助认识主体进一步优化认识、校正价值观，并使一个理论学说或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全面准确。目前方法论研究成为学理化的关键之一。

1.开展外交思想学理化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一是方法论本身就是国际关系理论或外交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围绕着这一薄弱环节作了深入反思，(12)在科学方法、规范方法之争及“中国学派”建设等议题上持续发力，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方法论研究成果，为推进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二是关于外交思想的本体、价值和认识等，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学界已围绕外交思想的产生背景、思想来源、本质特征、价值取向、主要内容等作了权威的解读。(13)当前难点不在于共识本身，而是在于如何运用多样化方法，将这些共识及其正确的理解以学术化或学理化表达方式有效传达给国际社会。(14)三是问题导向必然引至方法导向。外交思想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当今世界乱象纷呈，是因为发展、思想、治理出了问题”的判断，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牢牢把握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不断研究和解决国际关系和我国对外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5)进而提出了相应的中国方案。“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要找到问题的最佳答案，有的要通过定量方法，有的要通过定性方法，有的要通过历史学方法，有的要通过哲学的、解构的以及谱系的方法，而有的则需要巧妙地通过两种或多种方法的组合。”(16)我们对外交思想的学理化应当从方法上下功夫，从方法找回问题，从问题中揭示政治话语深处的理性认识。

2.外交思想学理化有特殊的方法论。外交思想学理化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在保留其民族内核和政治意蕴的前提下，对其普遍性、世界性加以彰显，并将中国理论话语与世界理论话语相衔接的一种高度理论化的学术活动。正因如此，这种学术活动在方法上有其特殊之处。一是强调抽象化。对这种活动本身进行研究并找出特定的适合的方法，是一种再度抽象化的过程。二是把握政治性。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外交思想研究，包括学理化研究，要求理论工作者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中，首要要求是坚持原则，“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17)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站稳立场，服务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注重国际通例。学理化致力于在中国理论与世界理论之间架起桥梁，使中国理论具有开放性和普适性。四是关注传播效果。学理化的方法选择要考虑到受众对外交思想的接受可能性。总体来看，我们似应采取较为宽泛的意义来理解学理化研究方法，而不是自缚手脚地恪守较为传统的方法论立场，(18)影响了关于学理化研究的视野界定。

3.有可能存在一个学理化研究的不同层次方法组成的方法论体系。若采取较为宽泛的视角来看待方法论，便可以将那些表面上差异较大的方法论观念加以集中梳理，从而有可能形成一种关于学理化方法论的新的系统性认识。笔者曾于2003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关系方法论研讨，并在会中提出过国际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三层次理解。第一层次是哲学方法论；第二层次是学科方法论；第三层次是具体的方法论。“三层次方法说”应用到外交思想学理化之上，大体上是适用的。哲学方法论是方法的第一层次，它从哲学的高度为某类事物的研究提供最根本的方法指导。(19)其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恰当哲学方法论。学科方法是研究外交思想及其学理化的第二层次的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外交思想及其学理化在现有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最为贴近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级学科，以及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外交学(或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20)故而我们简便地称马中化学科方法和外交学学科方法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同时，考虑到外交思想及其学理化是在国际社会合作与斗争并存、国际沟通任务十分艰巨的背景下展开的，具有特定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因此，我们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学和国际政治传播学也具有重要的学科方法价值。第三层次的方法是较为常用且行之有效的具体分析方法。就外交思想及学理化而言，突出的有诠释法、概念化分析、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等方法。诠释法是解读外交思想常用的方法之一，其要点是讲解其理论来源与实践背景，分析其核心命题的主要内容。概念化分析是当前梳理外交思想的基础方法。只有对那些重要判断、理念、倡议等进行了概念化分析，使之具有理论化特征，才能为外交思想向外交理论转化提供坚实基础。案例分析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某些命题、判断和概念的解释工作，只有通过元首外交等案例分析，结合对外交实践后果的考察，才能讲清其内在逻辑，并还原其深层意涵。

综上，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方法论总体上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方法论体系。(21)在居于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层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总方法，把握立场和方向；在中观层次的学科方法论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学、国际政治社会学、国际政治传播学等学科方法发挥基础性作用，控制领域与问题；在具体常用方法层面，诠释法、概念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发挥着经常性的骨干作用，支持着路径与操作。

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哲学方法论

在方法论体系中，哲学方法论居于顶端，处理与哲学思考密切相关的方法论问题，并对其他层次的方法产生影响。

(一)哲学方法论的内涵及其类型

关于哲学方法论，有不同的表述。有人指出，如果某种学术研究的“途径”得到广泛认可，取得支配地位，就可以称为该领域的“范式”。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等争论，实质上就是范式之争。(22)范式之争从根本上反映了关于认识论、方法论乃至本体论的哲学争论，因此可以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来说，就人文学科而言，有方法论人文主义与方法论科学主义的区分与争论，人文主义历史悠久，但科学主义后来居上。自然科学方法论严密、精确的优点，这就“诱使”人文科学家向自然科学靠拢，力图以自然科学为范型，建立起严密、精确的人文科学。(23)其实两种哲学方法论相互影响、各有优长。就社会科学而论，有整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区分，这种区分有时也称之为社会学方法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区分。个体主义或经济学方法论，侧重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而整体主义或社会学方法论则从社会高于个体的视角来分析人类社会现象。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上的，还有一种总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克服了旧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分离、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矛盾的缺陷，建立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的科学体系，并正确地指出，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一定社会观念和思想的现实基础。(24)显然，在研究大变局下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外交思想学理化时，首要的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在此基础上有条件地借鉴其他有用的哲学方法论。

(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主要哲学方法论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正确运用方法论研究外交思想的内在要求。第一，外交思想蕴含了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集中体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比如，在处理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关系上，中国“以人类前途为怀，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愿意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为众多企盼实现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助力，推动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正道，共同实现世界各国现代化。”(25)这些思想方法既坚持了唯物史观，也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精神。第二，外交思想学理化需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外交思想是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定思想体系，必须从中国独特的发展阶段、政治环境、国际关系等历史结构中加以认识。与此相对应，外交思想学理化也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于政治话语色彩浓厚的学术话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初级学理化，作具体的、力所能及的理论解释，也是有必要的。第三，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转化关系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外交思想由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运动。两者既有话语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有中美大国叙事博弈的关系。中国与美国关于世界秩序、多边主义等话题的论战，有显示对抗与竞争的一面，也有促进合作与妥协的一面。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思维解读外交思想，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原则与方法来把握外交思想的整体思维、底线思维和辩证思维。

(三)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四个概念或命题的辩证分析

在阐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的多边主义”“总体上看机遇仍然大于挑战”等基本概念或命题时，要特别注意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

1.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称不上大国，但已经具有一定的大国外交形式，那时的外交也有中国特色，但那时的外交并不是今天所指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因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不是中国特色与大国外交的简单相加，而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体现一定的国力基础的外交实践形式。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世界排名稳居第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之后，才获得了真正的比较完整的内涵。未来有朝一日，当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完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任务，即使奉行大国外交路线，也会保留中国特色，但是从届时的实力地位、政治语境和国际话语权等条件看，已无须像今天这样从政治话语中突出强调“外交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相称的外交实践。这样的认识本身就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2.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阐释。总书记先是指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来又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近期多次强调百年变局加速演变。这些政治上的判断及其政治话语，必须先从新时代以及中美力量此消彼长等角度加以理解。对百年变局的研究，如果不从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国力相对增长的角度去阐释变局，就谈不上坚持唯物主义；如果不从21世纪初世界秩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去分析变局，也算不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去联系冷战结束、“9·11”事件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政治斗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治理全球化等事变，而把百年变局看成突发而至的事情，更不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3.关于“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概念阐述。“真正的多边主义”体现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统一。本来，多边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通用概念。“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提出，极大地塑造了多边主义的新内涵。要阐释“真正”的含义，不能不应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而应当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把“真正”理解为“真正代表联合国宪章精神和最大多数主权国家利益的多边主义”的概括性表达。美国奉行的多边主义也是真实存在的，也有其适用范围，但是美国的多边主义日益背离公平与正义，日益走向封闭与保守，代表性越来越差。中国用“真正的多边主义”来强调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公平正义的多边主义。这样的解读，基本能够满足释疑解惑、国际传播的需要。

4.关于“总体上讲机遇仍然大于挑战”论断的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总体上机遇仍然大于挑战”的判断。要在学理上说清楚它的道理，不能仅仅看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世界变乱交织、国际政治中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挑战的一面，还要看中美关系仍然可控、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等战略机遇的一面，特别是要立足于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作出的关于国际大势的战略判断。后者实际上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了机遇与挑战这对矛盾的性质判定。只要我们深刻理解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些判断，就在哲学方法论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三、学科方法论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依托

哲学方法论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中的总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存在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把握外交思想的历史构成性、客观实在性和发展变化性，但在解释外交思想是如何从不同的问题与领域进行理论构造时则需要学科方法论的支持。

(一)学科方法论对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的适用性

绝大多数的研究方法是因研究的问题而产生的。围绕一个研究领域会形成多个相联系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群则需要建构一个学科，凝练成系统化的学科方法。

1.学科方法论的基本内涵。有什么样的学科，就会有与之相应的方法。(26)每一个学科都具有相应的核心研究方法及相关研究方法，统称为学科方法论。学科是按照“学问”划分的门类，是研究者所从事专业的定位。(27)人们为什么要划分学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形态千差万别，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极为多元、极其复杂，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路径加以分析。一个学科总有一至几个核心研究方法，它构成了学科方法论的核心方法。比如，就法学而言，传统法教义学方法可以被视为法学方法论的首要研究方法。(28)就历史学而言，实证与考证方法可以被认为是其较具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属于史学方法论的核心方法之一。就军事学而言，经验归纳法、战争理论研究等则可称为军事学方法论的核心方法。至于外交学，由于它是从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因此，它的核心学科方法是利益分析法和外交谈判案例分析法等。(29)从学科方法入手，对属于这个学科重点关注对象的基础理论或社会事实进行研究，有助于便捷地把握这些理论与事实的某些重要特征。

2.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适用外交思想学理化。原因有三。其一，外交思想主要是为处于国际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提供理论回应，总体上归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其二，外交行为是发生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受到国际规范限制、国际法制约和国际格局影响，具有关系规律性和社会实在性。其三，外交思想及其表达形式属于一种国际关系事实。“领导人的讲话、政府声明、国际条约、组织章程等属于国际关系事实”，各种权威的“研究性文本”本身即为国际关系事实。(30)由于外交思想多数情况下以领导人讲话或国际倡议的形式提出，其话语表述均为国际关系事实，可以运用历史性解释、理论诠释等方法加以研究。学科方法又可分为基本学科方法和交叉学科方法两类。前者基本上划定了外交思想的主要学科领域，而后者则源于外交思想学理化的主要应用场所，即国际互动与国际传播活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外交学方法是基本学科方法

外交思想主要依托哪些学科？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基本依托学科，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外交学。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指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作为一种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出并体现出一系列方法论要求。(31)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对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具体实践，它蕴含的方法论立场是，各国共产党人要根据本国的实际与本民族的特点，独立地探索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二是要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经对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高度理论化的概括。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进行符合实际情况和时代要求相结合，则是高超的政治艺术和有效的工作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外交思想与外交战略调整，实质上都涉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与方法问题，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立场。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来洞察外交的思想理论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32)其中，“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观点与方法，是当前研究外交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切入点。伴随外交思想的不断丰富发展，出现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和民族色彩的话语表达。对其进行理论解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民族文化分析，而应当进一步提升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方法高度加以更为全面的理解。

2.外交学学科方法对于外交思想学理化的基础性。外交学是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中各行为体通过调停、谈判等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关系、实现本国利益的一门兼具科学与艺术的学问。(33)近代以来，外交学研究深受政治学的影响，将国家权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并吸收了政治学关于国家中心、政治强制性等理论主张。(34)外交学与政治学(理论)的高度结合，有利于将外交与内政作统筹化分析。外交学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尽管外交在国家政治中的全局性日益凸显，但它仍然是内政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内政与外交不能割裂。外交学学科方法对于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具有多方面作用。其一，国家利益分析法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其二，系统集成法也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重要方法。要深入研究总体国家安全、新发展格局、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等理念和命题，都得从内政外交统筹、国家外交与地方外事统筹的角度加以分析。其三，共享价值理论方法也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重要方法。共享价值理论在当代社会政治学中具有普遍性。(35)追求价值共享与利益调和既是外交艺术，也是外交方法。外交思想中充满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各类追求共享价值的理念，为方法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切入路径。

3.应当注意借助外力来克服两种学科方法的局限。两种学科方法各具其局限，为克服其内在的局限性，需要借用外力，合作共赢。一是借鉴国际政治学的方法。外交思想就世界秩序重塑提出了独特的理论思考，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思想的范畴。外交思想中关于新兴国际组织、全球南方、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论述，不是外交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关于世界之治和全球治理的深度思考。国际政治学强调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规律和特点，重视国际政治文化包括国际社会化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对于阐述国际体系或世界秩序的特点更加擅长，这些方面都值得外交学加以借鉴。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方法要注意具体的条件限制。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分析工具，需要将之严格限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定条件下加以考察，不可任意发挥，防止学界经典文献解释中普遍存在的那种以实质解释代替纯粹的形式解释的做法，既不能扩张其外延而导致扩张解释，也不能缩小其外延而导致限缩解释。(36)比如，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外延作较大的扩张，将之解释为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这就超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允许的限度。同样道理，也不能用限缩解释的方法来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高级的国际体系，是一种世界性公共产品，中国只是倡导之、推动之，不能将之解释为中国主导或拥有的公共产品。三是要重视外交学方法与法学方法相结合。法学注重维护行为者的权益，并强调国际法治。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极地治理、网络空间治理、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等议题，涉及和平、发展、安全和治理的“四大赤字”，既是外交学与法学的共同研究领域，也是外交思想重点关注的对象。外交思想学理化过程中，研究者需要特别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读重要观点和命题。

(三)国际政治社会学发挥独特的交叉学科方法作用

除了以上两个基本的学科方法之外，还有多个比较突出的自成一体的交叉学科方法。这里以国际政治社会学为例。

1.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的独特作用。国际政治社会学既是理论，也是方法。作为理论，(37)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制约它们的国际社会、国际规范、世界舆论等之间，应当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规律，以推动国家之间形成国际共同体，为普遍安全和永久和平创造条件。作为方法，它强调要从整体的角度(即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研究个体身份与认同的变化，并注重研究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变化过程中的文化、规范等因素的基础性作用。美国学者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言国际关系学应当包含国际关系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这种学科交叉研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社会建构主义学派等的持续发展已逐渐自成一体。21世纪初，中国学者敏锐地指出，应当出现一种类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方法或新理论，强调文明与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38)后来，人们将这种学科称之为国际政治社会学。(39)近年来，在国际关系学界提出应当建设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照样可以担负类似的功能。(40)这显然是殊途而同归。历史社会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角度研究国际事务变化及其本质，当然有着深刻性和厚重性。而国际政治社会学则在重视国际政治与社会学交叉的基础理论包括国际社会化、社会学习、国际政治文化、逆社会化等概念的同时，强调当下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斗争、共同体建构、文明交流等实践活动，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从国际政治社会学出发，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可以理解为，中国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社会并引领国际秩序。外交思想从根本上也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中国如何为人类进步做贡献，如何营造有利于大国成长的和平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因此，国际政治社会学与外交思想学理化存在较多的共同话题和立场、方法上的高度相关性。我们可以运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解释比较突出的至少四个理论领域：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方向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比较问题；全球文明倡议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和伦理分析问题；国际倡议所涉及的国际领导权问题。

2.以国际政治社会学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思想学理化最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核心理念的学理化、理论化、系统化问题。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以下的角度可以向国际社会作好学理化解释。一是它的本质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国际体系的“进化版”，其内涵要比西方的国际共同体理论更加丰富。二是它的社会进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既有国际政治体系的改进，是国际社会社会化在国际体系上的体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化多样性、国际关系合理化等先进国际政治文化、国际政治理念都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到体现。三是它的历史发展性或历史建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已有的国际体系或世界秩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即充满曲折的国际政治斗争，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同时，它本身也在中国倡导、全球南方团结支持和联合国改革等诸多社会互动中不断发育，将经历相当长的时期。综合所述，运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共同体等理论进行适当比较，并在比较的基础上赋予新的理论内涵解读，不仅有利于畅通学理化道路，也有利于国际政治传播。

3.国际政治话语分析从方法上要注重国际政治社会学与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结合。要深入地研究国际政治话语，必须将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与国际政治传播学、国际政治语言学等学科方法相结合。一是以多元文明叙事分析作为重要交叉点。上述三种交叉学科都重视文化国际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明叙事知识体系是两者的共同之处。(41)外交思想学理化的对象较多，包括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理念。对上述学理化对象进行理论解读，不能只讲文化多元主义而不讲文化国际主义，因为那样会使得共同主义逻辑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无法立足，全球文化治理就无从谈起；也不能只讲文化国际主义而不讲文化多元主义，否则容易使得不同文明体心存疑虑，不利于团结起来驳斥“文明冲突论”。二是以中国文化框架作为新的策略。框架理论是政治传播学的公认理论，西方反华势力通常运用“价值框架”“冲突框架”“民族框架”等呈现中国议题以攻击中国，中国政府也在这些政治传播领域通过框架转换以及中国文化框架等方式进行了理论上的回应与反击，外交思想就是这种理论反击的最高指导。要深入研究外交思想政治话语，有必要从反框架、框架再造、中国文化框架等角度加以挖掘。三是以高水平政治话语翻译作为新的学理化视角。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话语表达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艺术性和民族性。将这种政治话语进行学理化，一个紧迫的且不可回避的路径，就是及时通过高质量的外语翻译将其传播到国际社会。而做好政治话语高水平翻译，必须在注重政治语言的特殊性的同时，充分兼顾国际社会的规范性以及国际传播的规律性。

四、诠释法、概念分析与比较研究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经常性方法

如果说哲学方法论是奠基之石，学科方法论则构成了外交思想学理化方法论的“四梁八柱”。进一步讲，在基础之上和梁柱之内，还有很大的方法论空间，多种具体方法正是在这个空间内，针对外交思想的不同内容，在其学理化研究发挥着经常性的作用。这里，重点介绍诠释法、概念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

(一)诠释法的内涵及其使用特点

诠释方法，又称诠释学方法或诠释方法，是在解释经典方面最为普遍运用的一种方法。

1.诠释法的基本内涵。这种方法中外皆有，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大致而言，可以区分为“中国式诠释法”和“西方式诠释法”。所谓中国式诠释法，是指自古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方法，对传统经典中的原理性与原则性内容进行注释、解释和梳理，使之符合逻辑要求、时代理解和大众阅读需求。所谓西方式诠释法，则是对经典文献乃至一切社会现象进行理解、翻译和解释，以图揭示文本含义、理解作者心理以及探求世界真理的一种科学与艺术。(42)虽然中外诠释方法都将解释经典、还原本义、传达真理等作为主要目标，但是由于历史和民族文化不同，在侧重点上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传统的诠释法侧重尊重传统、服务集体记忆、服从主流认知、重在传承文化、注疏还原真相，通过注疏来发挥诠释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但不能逾越一定的界限，更不能以颠覆经典说法为目的。西学中的诠释法则强调诠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注重揭示经典对象的主观世界、强调诠释行为的再造功能，并致力于将诠释学问化、普遍化等。也就是说，西方的个人主义在诠释法中充分体现。在当下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在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中，既要发挥个体诠释的积极性，又要防止对外交思想权威文献作“篡改式”的诠释，(43)应当将中外诠释法中的优秀传统加以有机结合。

2.外交思想学理化的重点就是对概念和命题进行理论诠释。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中最常用的就是诠释方法。我们常常把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解读活动分为政治宣讲、理论学习、学理阐释等。由于诠释方法应用于上述各种宣传解释之中，因此并不总是能容易地辨析出某一类解读是外交思想政治宣讲，还是外交思想学理化解读。不少政治宣讲活动，也是由专家学者承担的，他们往往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科方法出发作较为深入的解读，这类宣讲既有政治宣示，也有学理解读的成分。而在学理化解读过程中，同样必然讲述特定的政治背景，阐明特定的政治要求，并在理论化解读中贯彻立德树人的要求。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中梳理出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思想内容的若干诠释特点。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对概念的诠释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概念的历史由来、概念的词典含义，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概念(本文则指外交思想中的概念)的基本界定；对理论观点的诠释，则可以是对单一观点的理解与解释，也可以是对多种不同的观点的比较；对于文化因素的诠释则是最为复杂的，由于文化因素不易观察且十分重要，对文化因素的说明只能经由理解与解释的方法加以完成。(44)具体到外交思想学理化而言，诠释法可以运用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外交思想形成背景与理论来源的学理介绍，包括关于国际格局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外理论斗争新动向等方面的理论化介绍；二是核心理念的确切含义及其历史由来的解释，这是理论解释的重点部分，也是最为困难的部分，需要对理念的内涵演变及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三是外交思想基本判断和命题的理论内涵解释，包括关于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作出的“三个不会改变”(45)的判断等；四是中外关于外交思想某些判断的不同认识及其理论剖析等。

3.诠释法与案例法、文献法等方法结合使用。诠释法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很少单独使用，往往要与文献分析法、案例法、比较研究法等结合使用。比如，在诠释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战略机遇期”时，就不得不采取上述几种方法相结合的思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使用了“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不少学者认为在当前国际政治语境下，由于外部世界的战略挑战越来越大，“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丧失了原有的含义和分量，逐渐弱化为一种概念符号。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战略机遇期”并不是在新时代才提出来的，但是在新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可是，这种内涵是什么呢？就必须对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演变过程进行完整梳理：包括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人对历史机遇期的判断，到世纪之交中国领导人对其内涵的丰富和确定，再到分析新时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的多次相关论述，最后落脚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所作的最新阐述。这个概念从提出、内涵演变、冷落、再启用、赋予新内涵等过程的描述及其解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诠释案例，也体现了案例法与诠释法的完好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显然需要充分利用不同时期最为权威的文献，同时将不同时期文献内涵与政治内涵加以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内涵的比较，从而为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内涵界定提供参考。如果我们重温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对历史机遇的深刻洞察，再科学地分析当下中国领导人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精确把握，就不会得出关于当前“战略机遇期”内涵理解上的悲观结论。

(二)概念分析法的基本要求及其运用特点

概念是学理化的基本单元之一。所谓概念，是对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对多个同类事物的共同点的高度概括。其中，概念的内涵是该概念所反映之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而外延则是概念所确指的范围。

1.概念分析法的基本要求。概念与理论有着密切的互为建构的关系，不同的理论会导致使用不同的概念，因此，概念分析一定意义上就是理论分析或理论解读。本文提出的所谓概念分析法，是指从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出发，以概念内涵及概念间关系为线索，对某个文献或思想体系的属性与特征进行分析的方法。对概念进行分析，需要明确概念的基本要求及相互联系，指出某个概念或某些概念的基本属性，确定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外延，辨析概念的层次性以及概念间关系等。为了更好地理解理论，有时需要对概念进行分类、比较、计量或价值判断。(46)当人们基于某种形势，为表达自身主张而提出一种判断或理念时，我们既可以视之为理念，也可以视之为概念。当视之为概念时，就必须明确上述关于概念的基本要求及内涵外延的界定。概念对于学理化的作用至少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一个概念反复在类似的语境里使用，便成了一种常用概念，从而具有某种标识性意义；第二阶段，由于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稳定内涵认识趋于稳定，且认可度不断提高，该概念可以在原有语境之外使用，由此获得更加普遍的意义，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第三阶段，当不同的此类概念在语用上发生联系，开始形成某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建构起一个针对某种理论的概念体系。如果我们从以上关于概念的基本要求，以及对于概念作用的三个阶段的角度，对某种思想体系或其他研究对象进行相应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概念分析。

2.近年来外交思想学理化中的概念分析。对外交思想进行概念分析，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央权威机构对相关理念或概念作出权威的解读。2021年中宣部、外交部共同编写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简称为《纲要》)，为外交思想概念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权威指引。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等机构于2022、2023、2024年出版了研究文集，对阐释外交思想的重要概念发挥了引领作用。笔者曾于2023年专门运用概念分析法写了一篇长文，对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作了较为初步的系统性梳理。(47)该文在当时是基于几个理论上假定所展开的。其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有机统一；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词汇既是理念，也是概念，而只有完成概念化才能支撑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其三，外交思想文献丰富、博大精深、结构丰富，已具备了学理化、系统化的特征。基于这些假定，文章指出了外交思想包含了一个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可分为基础概念亚体系、核心概念亚体系和延伸概念亚体系。这些概念亚体系之间既存在上下位关系，也存在交叉关系，这是由外交思想所反映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错综复杂性所决定的，也体现了基础概念、核心概念与延伸概念之间的关系现状。基础概念是指那些外交思想具有构成意义的基础性概念，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外交思想就不再成为我们所讨论的外交思想。比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个概念与“习近平外交思想”两个概念具有意义互赋关系：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了指导对象；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了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与“习近平外交思想”同样具有意义互赋关系：没有前者，整个外交思想就没有了总体目标；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了建构的方向及精神内涵。习近平外交思想通过其基础概念指引了核心概念，并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国际社会的国际关系基本概念相联通。文章还研究了核心概念和延伸概念。核心概念主要是指与“十个坚持”核心要义相对应的一组引领性关键概念。延伸概念则是由基础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衍生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丰富的重要新概念。与基础概念和核心概念在2018年时就形成了基本的形态情况不同，延伸概念群体处于相对变动之中，它们或是反映了面对国际形势风高浪急的新思考，或是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新总结，或是新近吸收人类政治文明新成果的新进展。三类概念具有上下位关系，再如，核心概念是基础概念的下位概念，又是延伸概念的上位概念。又如，外交思想阐述外交工作体制时，运用了“新时代对外工作”“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等概念，显然，作为基础概念的“新时代对外工作”是核心概念“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上位概念，而延伸概念“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又是“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下位概念。外交思想在阐述时代问题新内涵时，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动荡变革期”“战略机遇期”等概念，大变局是基础概念，动荡变革期是核心概念，战略机遇期是延伸概念，其中动荡变革期是大变局的下位概念，又是战略机遇期的上位概念。(48)上述对于外交思想的概念化系统化分析，是站在特定时期观察外交思想学理化的结果，有其合理性，其方法也必须随着外交思想发展而不断优化。

3.要重视外交思想概念分析的限制条件和变化条件。外交思想是指导中国对外工作的主流政治话语，对其进行概念分析，要科学准确、慎之又慎。一是要将思想认识统一到总书记本人对其界定以及党中央关于外交思想的权威解读上来。具体地讲，就是要根据2025年版《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答》等中央指定的学习材料的权威解读来判定核心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密切重视概念内涵会随着外交思想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比如，2025年版《纲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新的阐述，把2023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关于此概念与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全人类共同价值、四大全球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概念关系作了系统化的厘清，并在这些概念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内涵。(49)三是要重视延伸概念的产生及其地位提升。近年来，外交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一批新的重要概念相继提出。与此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已有概念在外交思想概念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已经上升为核心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概念可以相提并论。

(三)进一步重视外交思想中的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将其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发现其中的规律。这不仅有利于外交思想学理化，也有利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化情况。此外，还有必要将外交思想与外国的相近政治话语在学理化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二者在理念内涵与理论表达上的异同，这种比较有助于扩大我们关于外交思想的普遍性认识。

1.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外交思想学理化作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外交思想，与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有内在的一致，也有较大的不同。较大的差异之一在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党尚未成为执政党，其革命话语虽然充满政治斗争的激情和尖锐的社会批判语气，但无疑深深根植于欧洲社会所熟知的哲学批评和政治经济学术语，其学术话语在其学术著作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外交思想基本上不需要作特别的学理化转述。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下的苏共虽然成为执政党，其外交思想的政治话语成分也有急剧上升的现象，但与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相比，其学理化难度仍然要低得多。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列宁、斯大林等参与或领导了第二国际或第三国际的国际政治组织中，其政治用语十分注意与第一国际的理论衔接，高度关注与第二国际中右派作理论斗争，并注重在指导第三国际等世界范围内革命运动时的普适性，从而具备了较高的话语通用性；二是俄语属于拼音文字，与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之间的转换相对便捷，在发达国家知识界和外交界使用上比汉语更加广泛，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其学理化表达；三是中国领导人外交思想的表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字的影响，蕴含东方智慧与含蓄文化意蕴，向外翻译时困难较大。中国领导人外交思想表述中运用中文之美，体现东方思维，注意文字排比，偏好“言有尽而意无穷”，言外之意十分丰富，给了外交官充分理解的空间，也给了外交决策者很大的回旋余地。这种风格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外交思想的深邃性，但也给外交思想学理化和向外译介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2.与毛泽东外交思想学理化、邓小平外交思想学理化进行比较。显然，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等的继承与发展，三种外交思想学理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三者都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大范围之内，都处于中国与美国、苏联(俄罗斯)等大国的周旋之中，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都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外交路线。然而，三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需要进行深入的比较。一般而言，毛泽东外交思想更加重视世界革命话语的表达、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论方法，语言风格上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征；邓小平外交思想更加重视和平发展话语的表达、唯物辩证法中的问题研究方法，语言风格上呈现出务实平实的特点；习近平外交思想更加重视全球治理话语的表达、唯物辩证法中的系统集成方法，语言风格上注重平易近人。由于国内广大知识分子和国际学术界对于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比较熟悉，因此，通过学理化比较可以更好地讲好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故事，使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之前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其在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发展道路、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使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政治承诺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从而使国际社会深化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真实内涵的理解。

3.与其他国际政治话语学理化的比较。这里所说的其他国际政治话语学理化，主要是指除上述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的外国政治领袖外交思想学理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理化，发生在古今中外政治话语学理化的多维复杂框架之下，有着多种比较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然而就可行性而言，主要是指在当代条件下开展国际政治话语学理化的比较研究。何谓“当代条件”？这里所指的当代条件，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国际政治新时期，即政治上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竞争及相互作用，大量原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解放；军事上出现了多个大国之间能够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武器，军事议题不再是国际议事日程的首位；社会沟通与交往上出现了普遍的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传媒大众化甚至自媒体化；外交方式上出现了元首外交、公众外交和人民外交等非职业外交官形式，秘密外交、职业外交已经成为过去。哲学、文学和历史的学科虽然在学术界仍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但社会科学进入了迅猛发展、细化分工、交叉融合等大发展时期。在政治多元、学术细化、信息爆炸、大众传播等为特征的当代条件下，国际政治话语的学理化及其国际传播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实现了国际地位的跃升，国际身份发生了重大转型，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不管这些国家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会以国家领袖的名义公布其剧变中的外交思想调整，而这些不同国家的外交思想或政治话语及其学理化努力，均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比如，纳赛尔主义(Nasserism)是一种代表阿拉伯世界诉求、以中东新兴大国身份提出的阐明地区联合的政治话语，其学理化特点值得关注。它既体现了反殖民反以色列的外交立场，具有鲜明的政治话语特征；又有地区一体化(主要是指泛阿拉伯主义)的现实思考，并通过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一政体创新实践予以推进；还有关于现代化与宗教文明相融合的深层思考，强调伊斯兰教传统与社会主义原则的兼容性，等等。其学理化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政治学、外交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从其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国际社会影响而言，纳赛尔主义为埃及成为地区性大国作了理论引领，为阿拉伯世界的区域合作指明了道路，取得了学理化国际化的较大成功，产生了积极的国际传播效果。与埃及立志成为地区性强国类似，当前的中国立志成为全球性大国，两国同处于全球性大国或地区性大国成长关键期，有着对外交政策进行国际传播的近似需求，因此，有必要在某些方面将习近平外交思想与纳赛尔主义进行适度比较。

五、外交思想学理化方法论的制约因素

外交思想学理化对方法论有较高要求，然而，仅仅提供方法意识和方法论能力，并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外交思想学理化，只是解决了工具和手段层面的部分问题。“对方法的明智使用提升了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经验和理论分析，但方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方法论标准的过度重视可能会阻碍特定领域的研究”，(50)外交思想学理化正属于特定领域的研究。全面的学理化，需要主体性、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诸方面的综合研究。

(一)需要重视主体性问题

主体性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研究者类别、研究者自觉、研究者自信，以及研究者的主动性、能动性等因素。外交思想学理化的主体性问题，包括如何吸引研究者的加盟，提高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形成研究者的合力，首要的是明确是什么样的人参加学理化的队伍。我们认为，从事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五批人。一是直接从事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外交思想研究和阐释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宣传理论文化政策研究部门的工作人员；二是高校中进行有关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三是有关科研机构进行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的研究人员；四是从事外交思想对外翻译实践和对外传播实践的理论工作者等；五是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中从事外交思想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目前，第二批人员数量较多，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三进”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因此，从事外交思想学理化工作的紧迫感更强，进步也较早，任务也较重，往往处于向本国学生和国外受众讲授外交思想的最前线。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第四批人在外交思想学理化方向有着特殊的作用，正是他们将外交思想传播到国际社会，他们对于学理化的理解和推进水平直接影响了国际传播效果，反过来也影响了外交思想本身的发展。对于第五类人员，目前国内研究相对较少，但不难通过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容易发现，他们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一定与中国学者相同，甚至走向了相反的道路，但其学理化研究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与他们的理论交流，一方面可以促使我们不断校准自身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回应并纠正其中不正确的观点与方法。

(二)需要重视外交思想中的天下观、历史观、人民观念

认识论与方法论密切相关。需要找出那些与方法论密切相关的认识论因素，天下观、历史观、角色观、人民观念等都是对方法论有重要影响的认识论因素。天下观的核心是胸怀天下，把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为自己从事外交工作的终极目标，通过对天下观的深入分析，可以把握外交思想所蕴含的国际主义底色。世界格局发生了对中国有利的急剧变化，中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交汇的窗口期，正确的历史观有助于把握历史主动性。中国目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大国，在和平发展上必须体现大国担当，通过这样的角色观可以更好理解外交思想中的国际战略定位。外交思想强调外交为民，这种人民观念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宗旨意识，而且还涉及大变局下的外交观念革命：外交工作不再由少数职业外交官“包打天下”，而是更加依托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民意基础。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民心相通”、中外人文交流、文明交流互鉴等环节，充分发挥世界各国人民在当代外交中的主人翁作用。

(三)需要重视实践论因素

外交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升华，也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51)在对一些重要概念、判断或命题进行解读时，往往要结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例加以说明。与此同时，也不能过分强调方法论，以致束缚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思想学理化本身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正确地指出：“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窒息科学僵化思想。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52)从理论上解读外交思想，必须在大国外交实践与外交思想之间，找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内在线索。我们认为，外交思想中的理论创新追求、斗争精神提倡、底线思维坚持以及战略定力坚守等，都是理解这种“结合线索”的重要切入点。以斗争精神提倡为例，我们认为，斗争精神是理解外交思想丰富意蕴的一把钥匙，其前提是忧患意识：只有具备足够的、积极的忧患意识，才能提高前瞻能力、坚守底线思维、做到未雨绸缪。斗争精神的贯彻则是从发现问题、化解矛盾冲突入手，并持之以恒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敌人，坚持斗争的战略定力；斗争精神的最高境界则是要合理斗争，把握时、度、效，以斗争促进合作、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和平发展。外交思想中充满了斗争精神和实践取向，重视对斗争精神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和生动地解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别是元首外交中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案例。2025年上半年，中国在反击美国“对等关税”战中取得重大胜利，成为国际社会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支撑力量。这就是解读斗争精神的一个典型案例，并可从中可以较为生动地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

六、结束语：以系统的、多元的方式推进外交思想学理化研究

当前，习近平外交思想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系统化学理化的关键阶段。要破除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因素，必须推动外交思想学理化上台阶，首先要搞清楚何为学理化，以及学理化依托哪些学术学科资源。作者在既有研究中曾作出若干基本假定，一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有哲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二是外交思想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有机统一；三是外交思想研究的学科方法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本文在此基础上加以沿用并进一步论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采取了方法介绍与方法理论介入相结合的做法，并将2025年出版的《纲要》作为最新的权威依据，大量摘引其中相关内容，以支撑作者关于外交思想学理化方法论的认识。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认为，外交思想学理化的主要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即将其中的政治话语加以学理化的阐释，对其中的学术话语进行再理论化，以及基于上述理论转化之上的概念化和系统化。将外交思想学理化，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并准确把握其在方法论体系中的位置。外交思想学理化因其特殊性，其方法论呈现出政治性、多层次性、交叉性等特点。在居于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层面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总方法，把握立场和方向；在居于中观层次的学科方法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控制领域与问题；在具体的常用方法层面上，诠释法、概念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发挥着经常性的骨干作用，支持着路径与操作。总体而言，外交思想学理化的方法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应当形成互补、交叉与配合，进而产生合力。

同时也应当看到，学理化方法论并非万能。学理化过程不仅需要方法论层面的设计和运用，更需要本体层面的思考、认识层面的深化以及价值层面的自觉探索。比如，价值论问题。习近平外交思想较其他中外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它对国际伦理或全球伦理给予更为充分的关注。公平正义是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无论在界定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还是在提出引领全球治理的理念，抑或在判断世界多极化的基本特征时，均强调公平正义或平等有序，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立场。更重要的是，总书记不断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概念的理论地位，反复重申正确义利观，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深厚价值基础。这对于科学把握和充分解读外交思想中的国际关系伦理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再以定量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例，这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议题。作为文本事实的外交思想是国际关系事实，自然可以进行定量分析，也可以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行辅助研究，以更快、更准确地发现外交思想在概念、理念、判断等用语上的规律，并对各种理念、概念、命题提出的场合、时机、对象等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在定性分析中更加重视历史背景、语境条件与意义所指，避免不必要的疏漏，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然而，定量分析和“人工智能赋能”同样存在边界：特别是人工智能难以深入把握作为政治话语的外交思想所内含的政治立场、政治语境、隐喻修辞、文化意蕴；数据的真实性以及数值的准确性本身也是影响学理分析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同时对人工智能在此类严肃政治话语学理化研究中的适用范围作出严格约束，以避免政治失误与学术失范，确保外交思想学理化工作以合乎规律的方式进行。

本文试图就外交思想学理化过程中的方法问题作较系统的梳理，但在收束全文之际也深感力所不逮。方法论如同一片深海，与本体论、认识论等紧密交织，难以分解。外交思想具有多元属性，并不是简单的国际关系事实，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外交话语、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融合体。对这个融合体的学理化作方法论上的切入是可行的，而在短时间内实现完全系统化的、穷尽式的方法论总结则并不现实。换一个角度看，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早已深度交融，哲学方法论与学科方法论并无绝对的界限，而诸如历史分析、诠释学等常用方法既有操作性又有学科性，并非如在我们理想中所设想的那样泾渭分明。基于此，或许只能作出一个相对朴素而稳妥的建议：应当在坚持系统性与多元性的前提下，持续推进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化研究。

感谢202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党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校智库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院等机构给我提供了就外交思想学理化专题发言或大会发言的机会，使我能够在交流讨论的基础上写成此文。

收稿时间：2025年11月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5年版，第2-3页。

②这些成果集中在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资深学者身上，包括杨洁勉、吴志成、曹泳鑫、郭树勇、徐步、徐坚、王帆、栾建章、于江、于运全、王洪波、王存刚、任晓、刘宏松、陈须隆、刘昌明、赵磊、赵可金、邢丽菊、阮宗泽、王文起、王公龙、李滨等；研究著作主要是由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2022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3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等；内部刊物也有一些，上海高校智库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院于2024年、2025年连续编辑印制了8期《习近平外交思想文献研读》季刊，刊登了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

③方法是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方法论则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二是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66页。

④[澳]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英]邓肯·斯尼达尔编，方芳、范鹏、詹继续、詹朱宁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江苏：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

⑤2025年版《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后简称：《纲要》)明确指出，外交思想不但“实现了中国外交理论的重大飞跃”，而且“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境界”。对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外交思想的不少内容具有学术话语的内在品质。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第10页，第12页。

⑥对经典文献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翻译。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解释学的原始意义即翻译；解释学通过路德特别是通过梅兰希通才获得了其对于对《圣经》研究的一个新的功能，也就是说，解释学是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才得以说明的。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解释学走进了新法学中条文解释的领域。与现时代之科学建构及其数学建模不同，解释学作为在理解句子和文本时所普遍使用的解释工具是与阅读文化的人文主义扩张而一道发展起来的。参见[德]伽达默尔·杜特著，金惠敏译：《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3页。

⑦郭树勇：《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初探：一种类型—关系—功能的概念分析》，载《国际观察》，2023年第1期，第26页。

⑧我们从2025年版《纲要》中可以看出，这种伟大斗争主要是国际政治斗争，但又不是简单的对外斗争，它是综合性的，将合作与竞争融合在一起，将团结与斗争整合在一起，将伟大征程与伟大斗争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政治斗争还包含了自我革命、奋发有为、民族复兴的丰富意蕴。要进行完整的学理化，是比较困难的，只能进行近似意义上的多语句的释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第81页。

⑨有些概论或命题是将学术话语赋予了政治话语的功能和表述特色，以起到特定时空条件和国内外政治条件下应有的作用，它的表述采取了几个词语组合的方式，让读者感到话外有音、意犹未尽。将之学理化就是把话外之音用完整的学术话语说出来，把意思尽量补全。这种做法与概念的功能分析法比较相近。参考郭树勇：《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初探：一种类型—关系—功能的概念分析》，载《国际观察》，2023年第1期，第11页。

⑩郭树勇：《新型国际关系：世界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载《红旗文稿》，2018年第4期，第17-19页。

(11)2023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体系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系统阐述，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系统化的较大成果。关于学者对系统化的研究，较为代表性的论文包括：杨洁勉：《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探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19页；吴志成：《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4期，第28-36页；吴晓丹：《理论体系》，载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五洲出版社，2023年版，第97-109页。

(12)秦亚青、阎学通、张文木、时殷弘、冯绍雷：《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78-93页。

(13)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著：《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

(14)王存刚：《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及其实践价值》，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6期，第1-22页。

(15)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第202页，第215页。

(16)[澳]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英]邓肯·斯尼达尔编，方芳、范鹏、詹继续、詹朱宁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第10页。

(17)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第198页。

(18)关于研究理论时要不要采取宽泛的意义上的方法论立场，尽管仍然存在狭义上的科学方法与宽泛意义上的多元方法之争，但是，似乎面对日益复杂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联系，以及相互交织的社会现象，学界有一种趋势是采取多元宽泛意义来研究方法论问题。坚持科学方法立场的代表性学者是阎学通，他指出，理论、范式等都不是科学方法，研究方法是工具，不具有主观性，他实际上反对将具有主观性的方法划入科学方法的范畴。而很多的学者认为，一些诸如不能说明因果关系的社会学方法也属科学理论。参见阎学通：《科学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81-85页；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92页；[澳]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英]邓肯·斯尼达尔编，方芳、范鹏、詹继续、詹朱宁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第10页。

(19)本文所称的哲学方法论，与有些学者讲的“哲学研究方法”有联系也有区别。哲学方法论主要是指从哲学的高度对方法的概括和分类，而“哲学研究方法”则主要是指用于国际关系规范研究的演绎方法等方法，比如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主要是使用哲学方法来研究。参见邢悦编著：《国际关系学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20)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一般把外交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混同使用，因为它们都有着相似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当新时代中国把全球治理作为外交主要任务时，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本文为了方便研究，将三者作混同使用处理，外交学只是三者的代表称谓而已，但并不代表三者没有区别。

(21)将方法与方法体系性等同研究的学者不乏其人，早在近代就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对一门科学或其理念按照合乎这门科学之本性的法则进行深入彻底的思考，那么我们的方法将会走向体系化。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杨代雄译：《法学方法论：萨维尼讲义与格林笔记》，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19页。

(22)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23)蒋永福、吴可、岳长龄主编：《东西方哲学大辞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24)赵曜、王伟光、鲁从明、蔡长水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版，第11页。

(25)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第200页。

(26)邢悦编著：《国际关系学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27)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28)[荷]杨·斯密茨著，魏磊杰、吴雅婷译：《法学的观念与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第208页，第209页。

(29)我们选取谈判案例分析法作为其核心方法的一个理由是，不少学者认为狭义上的谈判是广义上外交的最重要的功能。参见[英]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30)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第9-12页。

(31)《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版，第250页。

(32)同上，第250-251页。

(33)俞正梁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8页。

(34)唐士其：《论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属性——兼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在缺陷》，载《学术前沿》，2024年第1期，第9-16页。

(35)[美]珍妮特·M.博克斯-史蒂芬斯迈埃尔、[美]亨利·E.布雷迪、[美]大卫·科利尔编，臧雷振、傅琼译：《牛津政治学研究方法手册》，第37页。

(36)[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杨代雄译：《法学方法论：萨维尼讲义与格林笔记》，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85-89页。

(37)郭树勇：《国际政治社会学初探》，载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文献选编(1987-201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8-279页。

(38)时殷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评判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3页。

(39)刘中民等人早在1998年就出版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著作。21世纪初，郭树勇、袁正清、方长平、范和生、郑先武、章前明等学者除了明确提出较为系统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学科倡议之外，还共同创建了“国际政治社会学专家论坛”(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Forum，IPSF)，至2025年11月22日已在长三角地区召开了七届。

(40)唐士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载《学术前沿》，2024年第1期，第17页。

(41)吴瑛、孙蔚航：《国际政治传播的中国学派：历史、理论与战略》，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5期，第100-101页。

(42)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第206-208页。

(43)西方有哲学家认为，作为“方法”的解释学和作为“哲学”的解释学不一样。依据“方法”，解释的目的是求得对文本对象如其本身即客观的理解；依据“哲学”，解释就是对文本对象的主体性参与。后者容易被认为是篡改了经典的原本意义。参见[德]伽达默尔、杜特著，金惠敏译：《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8页。

(44)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第216-221页。

(45)三个不会改变，是指“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向前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第15页。

(46)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第32-36页。

(47)郭树勇：《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初探：一种类型—关系—功能的概念分析》，第1-38页。

(48)郭树勇：《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初探：一种类型—关系—功能的概念分析》，第1-38页。

(49)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第57-67页。

(50)[澳]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英]邓肯·斯尼达尔编，方芳、范鹏、詹继续、詹朱宁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第31页。

(5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第12页。

(52)秦亚青、阎学通、张文木、时殷弘、冯绍雷：《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