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对展览题目的理解
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大道之行”展是个用文物讲孔子的展览。展览题目出自《礼记·礼运》，这个题目取得好。
《礼运》说，孔子喟然长叹：“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他说，他很遗憾，大同之世，他没赶上；三代圣王，他也没赶上，但他向往“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中国式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叫“大同”。“大同”是孔子的最高理想，有别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世，即所谓“小康”。小康以降，进于文明，特点是“天下为家”。古今中外的理想国都是人类对其“当下文明”的批判。
中国词汇，“家”代表“私”，“国”代表“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三位一体。贫富不均靠国家调节，公共事业靠国家兴办，“礼义”也好，“制度”也好，全都跟国家有关。国家是小康时代理解的“公”。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小康时代，“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国家是以暴止暴的暴力机器，这种“大事”也是小康时代的“公”。
西方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喜欢说，暴力起源甚早，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很暴力，比后来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更加暴力。这种说法太笼统，未能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暴力。我国古书常以“公战”与“私斗”对举。“公战”是国家暴力（战争与刑罚），与“私斗”（决斗、打群架、血亲复仇）有别，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叫sanctioned violence，意思是被批准和被允许的暴力。国家有个重要职能，倡公战而禁私斗，使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早先没有国家，当然也就没有这种暴力。
孔子生于乱世，是个非常务实的政治家。他有个梦，叫“周公之梦”。他说“周监（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他说他想挽救东周，再建西周初年的天下一统。
在他看来，大同虽好，但过于遥远，西周是小康盛世，退而求其次，回到西周才更为现实。
二、历史上的孔子有多种面孔
孔子是思想家，用文物讲思想，难度很大。此次展出是个很好的尝试。
展览在故宫午门上展出，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凡与孔子有关的文物，举办方尽量搜集，并不限于“三孔文物”（曲阜孔庙、孔林、孔府的文物），还包括年代较早的文物。孔子关注的问题是“三代异同”。研究这类问题，少不了“三代文物”，故前孔子时代的文物占了相当比重。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现代人写中国古代思想史，无不盛美“百家争鸣”，但孔子本人并不这样看，近代以前的人都不这样看。他们说，这是个“天下无道”的时代、思想混乱的时代。
春秋战国，诸侯异政，百家异学，“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一词明见于《庄子》《荀子》，前者如《秋水》《天下》，后者如《儒效》《解蔽》《正名》《成相》。当时，有很多思想家，很多学派，孔子只是其中一家。孔子是“之一”，不是“唯一”。
百家有哪些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学派，《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各有总结，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班固《汉书·艺文志》又进一步分类。这些分类，原其初心，只是根据当时人的理解，提炼概括，方便使用而已，没必要求之太深。有人喜欢玩解构，讲什么先秦无六家，甚至什么家都没有，只有其说各不相同的个人，一人一家，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家，非常公孙龙。我想，个体差异并不能抹杀学派的存在，立场多元，甚至极化，使亲人反目，朋友割席，古代和现在并无不同。
汉代，孔子被圣化，儒学被独尊，进入经学时代。孔子的影响是通过六艺之学，通过文本和文本的阐释而传流后世，难免留下歧解和争论。官方作为裁判，总是力图“定黑白于一尊”。展览对历代石经、钞本、刻本均有所表现。
历代“尊孔”有各种各样的“尊”，因此有各种各样的“孔”。孔子有多种面孔。一是百家时代的“孔”，二是独尊儒术的“孔”，三是宋以来以“道统”为名的“孔”。宋以来的“道统”，从三代圣王到孔孟之道到程朱陆王，据说一脉单传。这一说法当然是历史建构。
利玛窦初入中国，他一眼就看出，儒学不是宗教，而是儒生治国，统摄释道二教，如车有两轮的国家意识形态。可笑的是，罗马教廷还是把儒学定为宗教，视为异教。
我想举两个人，讲讲他们对孔子怎么看。一位是王国维，一位是陈寅恪。这两位先生都是大师级的历史学家。他们也生活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面对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冲击，他们也有类似苦恼。借这篇短文，我把他们的想法介绍一下，或有助于大家对展览的理解。
三、王国维眼中的孔子
王国维推崇孔子，看重的是他的制度思考。
孔子喜欢讲“三代异同”，夏礼是正题，殷礼是反题，周礼是合题。关于夏、殷，文献不足征，他不太敢讲。他没去过山西，也没去过陕西，夏、殷是借杞、宋而知，周是借鲁而知，足迹从未出于山东、河南二省。儒家盛称周礼，《诗》《书》《易》，主体是西周经典，其他书比较晚，他最熟悉还是西周以来。
王氏1917年写过一篇文章——《殷周制度论》，名气很大。当时，殷墟甲骨发现只有十来年。拜甲骨之赐，他得以略窥殷礼，这是他研究三代古史的起点。1914年王氏帮罗振玉抄校《殷虚书契考释》，1915年作《三代地理小记》，1916年作《殷礼征文》，1917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全是此文铺垫。他治甲骨，关注点是“殷礼”。罗、王流寓日本京都时，罗曾自题其居，曰“殷礼在斯堂”，并称王氏为“礼堂先生”。王著此文，论周礼对殷礼是一大超越。他说的“礼”是什么？是制度，即他认为最合乎“东方之道德”的社会秩序。1917年，战争与革命（一战和一战引起的革命）让他对西政、西学完全绝望。他替周制辩护，是为几千年的中国制度辩护，并非孜孜于一姓兴亡，专为满清王朝辩护。
王氏认为，中国制度，关键是六个字：尊尊、亲亲、贤贤。尊尊是尊君，有一套严密的君位继承制度，这是立国之本；亲亲是孝养父母，有一套维系家庭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贤贤是选贤举能，有一套发达的选官制度，为国家造就管理人才，维系社会运转于不坠。
王氏是帝制拥护者，认为官一定要选，君一定不能选，选则大乱。今天，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一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讲的中国制度完全是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他更关注中国帝制本身的历史合理性，而不是宗教。比如早在1905年，他就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批评康有为，说“氏（指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批评康氏以教主自居，志不在学，而在政治，不过以学术为政治之手段，“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
康氏保皇。辛亥革命后，皇上没了，他就保教。1912年，他和陈焕章创立孔教会，想把儒学立为国教。西方文化是传教文化，“打遍天下无敌手”，让国人深受刺激。立教，表面是维护中国传统，其实是模仿西方。1937年，国民政府为什么改孔教会为孔学会，原因之一是日本人乐于扶植此类活动。1932年日本人已经把溥仪偷运到东北，1937年正谋划把孔德成也劫往东北。中国形势危若累卵。
立教违背国情，难免遭致失败。
四、陈寅恪眼中的孔子
1934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附三份审查报告，报告一和报告三是陈寅恪所写，报告二是金岳霖所写。报告三有这样一段话：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陈氏说的“新儒学”是指宋代儒学，“及其传衍”则指近人提倡的新儒家。冯氏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新儒家“旧瓶装新酒”，试图折中中西，类似宋儒杂糅释道，很对陈氏胃口。陈氏提倡“不古不今之学”，主张“三教合流”，对冯书评价很不错。
读报告三，其因缘说带有目的论的预设前提，我未必赞同，但我欣赏的是，其关注点不在天理心性、仁义道德，而在制度。
通常，学者总是拿秦始皇当孔子的死对头，势若水火，陈氏反而以秦制之立为儒家理想之终得实现。其言初闻令人骇怪，细思却不无道理。
第一，孔子推崇周制。西周，周、秦共处一地，与周最为亲近。东周，平王东迁是秦襄公护送。周人弃土东逃，留下一句话，“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秦人是西周的“遗嘱继承人”。他们收周余民，不断东扩，完全是追随周人的脚印，亦步亦趋。秦人在制度、礼俗方面，受西周影响最大，就连文字都很相似（难怪西周文字比六国古文好认）。
第二，战国晚期，各国相王，齐、秦甚至一度称帝。孟子、荀卿提倡“王道”，孟法先王，荀法后王，先王是死人，后王是坏人，怎么办？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王”早已不是那个曾经号令天下的周王，而是割据称雄、兼弱攻昧，非常“霸道”的“今王”。最后，儒家再造天下一统的梦想倒是实现了，但他们万万想不到，那个再造天下一统的人正是攻灭周王室的人。
第三，自汉以降，学者对秦朝批评最多，主要集中在一点，即专任刑罚，刻薄寡恩，令六国伤心，儒者抱恨。前人说，秦始皇“毁先王之典，制挟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但实际上，汉律比秦律只多不少。众所周知，汉制是阳儒阴法、王霸杂用，以儒术缘饰吏治，与秦制相比，只是不那么赤裸裸而已。汉承秦制，受秦之惠最多。
过去有一种看法，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大谬不然。语云“出于礼者入于法”，中国如此之大，怎么可能没有法治？中国法律，遗产很丰富，如晋有范宣、赵鞅铸刑鼎，郑有子产、邓析著刑书，李悝作《法经》，商鞅制六律，自秦以降，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法制是礼制的延伸，互为表里。陈氏强调中国制度的法典化，说“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这点还是很有启发。
五、孔子遗产的再认识
受王、陈二氏启发，我有几点感想，附记于此。问题太大，不能展开讲，只能点几个题目，简单说几句。
（一）存亡继绝
中国史分前后两段，前一段，我用三句话概括：唐虞夏归于夏，夏商周归于周，周秦汉归于汉。第一句讲“大夏”的形成,“大夏”包括唐、虞、夏，只能算“小一统”；第二句讲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整合东土和西土，从“小一统”进于“大一统”；第三句讲东周陷于分裂，秦、汉再造“大一统”。王国维关注三代异同，陈寅恪关注秦汉的法典化。中国大一统的特点是以国统族，以国统教，包括“车书一统”，与西方大异其趣。西方传统，宗教大一统，国家多元化，教在国上，教比国大，大到可以超越国界。我国，世俗国家异常发达，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正好相反。
以往，学者论殷周异同，往往强调殷人残暴，周人仁慈。秦之取亡，主要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汉之取胜，也在道德优越。这是历代统治者吊民伐罪的老生常谈。
《论语·尧曰》有段话，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是西周制度的重要遗产，也是儒家治国的绝活。
古代民族融合，特点是“不打不相识，越打越相似”，有容才能有融。中国之所以能成其大，关键在于采用比较宽容的政策，正所谓“有容乃大”，古人叫“柔远能迩”。
传说，武王克商，有“下马之封”，周人不光访求遗逸，封上古帝王之后，还接收殷遗民，收编旧军队，启用旧官员，尊重被征服者的信仰和习俗，就连殷王的儿子都可保留，不绝其祀。汉取天下，为秦始皇、秦二世、六国君王和项羽、陈涉置守冢，世代祭祀孔子，也是类似举措。故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等同帝王，把陈涉、孔子列入世家，比于诸侯。
（二）重见七十子
先秦诸子，孔门弟子最多，书最多，这是它的突出优势，其他派别比不了。司马迁据孔门《弟子籍》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列传》提到77人，号称“七十子”，他说，《弟子籍》是古文本。王鸣盛推测，该书出自孔壁中书（《十七史商榷》卷五），很珍贵。
这批学生，29人见于《论语》。其中16人，配享孔子于大成殿，名气最大，号称“四配十二哲”。宋人为了建道统，试图以子思、孟子直接接续孔子。但孟子没有见过孔子，根本不在七十子之列。他接孔子，是跳过七十子。《汉书·艺文志》总序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如果缺了七十子，恐怕难窥全貌。
过去，有人从传世文献勾稽散佚的七十子之文，这一工作很有意义。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简帛古书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孔子和早期儒学的认识，一是《诗》《书》《易》古本的相继出土，如安大楚简《诗经》、清华楚简中的《书》类文献、上博楚简《周易》；二是与“七十子”有关的简文不断发现，尤以上博楚简最突出。这些发现更凸显了这类工作的重要，并对破“道统”大有帮助。“重见七十子”，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当然，研究这类问题，恐怕还应从制度入手。比如我们可以从考古角度研究一下西周的分封制度，看看他们如何对待被征服者。我相信，这些材料中肯定会有很多生动的例子。
（三）追踪孔迹
读书重要，走路也很重要。走路可以看地上遗迹。比如曲阜鲁国故城，比如“三孔”，就是这类遗迹。孔门弟子，在曲阜和山东也有类似的庙、宅、林。孔子周游列国，到过很多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古城。这些古城往往还有残留的城墙，虽然是断壁残垣，却是孔子当时的古迹，不是后人发思古之幽情，晚期修造，借以凭吊。我曾沿着孔子的足迹，把他走过的地方走过一遍，留下一部电视片，题目叫《大地上的〈论语〉》。古人把传说大禹治水走过的地方叫“禹迹”，我把孔子走过的地方叫“孔迹”。
（四）焚书坑儒
秦始皇背负骂名，莫过“焚书坑儒”。
第一，秦始皇在位37年，26年打仗，天下初定到死11年。所谓“焚书坑儒”只是他生命最后四年间的“黑天鹅事件”。在此之前，他与儒生、方士关系并不坏。秦置博士官七十余人，叫“文学士”；身边还有一大批擅长占星候气、寻仙访药的“方术士”（简称“方士”或“术士”）。这些人都深受重用。
第二，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聚秦博士为寿，发生争吵，始皇不知如何是好，交李斯处理，于是有“挟书之令”。所谓“焚书”其实是禁书，禁书范围是“《诗》《书》百家语”，禁书标准是不许“以古非今”，诋毁现政权，不光针对儒籍。文网，自古就有，网眼可大可小，从未断绝，直到晚近仍如此。
第三，始皇三十五年，坑“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直接起因是卢生等人携款逃跑。卢生与侯生私议，谓始皇专任狱吏，虽置博士官，只不过是摆设，占星候气者不敢讲真话，求仙访药者只能选择逃跑。始皇大怒，主要是冲卢生等人，被坑者主要是求仙访药的方士，而不是占星候气者，更不是秦博士。
近年，出土秦简使我们认识到，秦简不光是遣册和官文书，还有字书、数书、日书、占卜书、道里书、酒令、官箴和文学作品等。我相信，秦设博士官，肯定有儒籍，只是还没发现而已。如伏生就是秦博士，一直活到汉代。特别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并无挟书之令，其后有挟书令，博士官亦不废。我们不能用“焚书坑儒”概括秦始皇的一生。他与汉武帝在历代帝王中相似度最高，差别并不大。
余论
我国学者，说起孔子，总爱讲“枢轴时代”（Axial Age），认为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把孔子与世界各国的宗教先知一同列入“枢轴时代”，是中国的一大光荣。因为列入其中者都是“世界圣人”。许倬云、余英时、杜维明对这本书极为推崇。
然而我对此说却一直有保留。
第一，雅斯贝尔斯的书，《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有多种译本，所谓“目标”，其实是“归宿”，是“事后诸葛亮”，从结果倒推原因造成的印象，属于目的论预设。“人类创造自身”，历史是人类选择的结果，哪有“目标”？
第二，这个时代，据说是个先知并出的时代，时间范围是公元前800前200年，关键是公元前500年。时间怎么那么巧，这帮“世界圣人”全都凑一块儿了？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和孔子年龄相近，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前5世纪，苏格拉底（希腊哲学家）比他俩小一点儿。摩西（犹太教创始人）是公元前13世纪左右的人，太早。耶稣（基督教创始人）和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是公元以后人，太晚。琐罗亚斯德（祆教创始人）的年代有各种说法，很难定下来。
第三，作者说的“突破”主要是宗教突破。但孔子与这批“圣人”有很大不同。儒学不是宗教，孔子不是教主，儒生不是教徒。中国没有西方式一神独大、绝对排他的国教，此中国之幸事。西方，经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基督教早已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宗教，而是宗教多元化下的众教之一。中国本来就没有“国教”，何必再造？我看，这是中国传统的优点，非常现代甚至有点超现代。
2025年9月1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