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小规模人群:国家不在场就没有政治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8 次 更新时间:2025-09-24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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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近日,起步习作《小规模人群:微观政治分析》得以为《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7期所刊载。论文提出小规模人群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盲点”,引起人们的关注,自然也有不解:政治学何以研究小规模人群?

写作此篇论文还得从田野调查说起。10年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独立建制,我发起了“深度中国调查”,举全院之力,将全国分为七大区域进行传统社会形态调查。这一调查的规模应该是少有的。过往的中国农村调查局限于一定区域内。比较大的一次调查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据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在《原始社会史》一书中介绍:“由全国人大民委主持,组织了上千人的队伍分赴十六个省区,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积累了一亿字以上的调查材料。”我们的调查规模从地域上看更大,覆盖全国,同样是十年,也积累了一亿字以上的调查材料。但我们调查后面临的任务有所不同。人类学“以调查始,以调查终”。我们做调查后还得进行研究,特别是要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当时的传统社会形态调查以村庄为载体。许多村庄远离国家,甚至不知国家为何物。为了让学位论文有政治学的学科属性,能够外审通过,学生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国家不在场”的概念,以将村庄治理与国家关联起来。这一想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没有从理论上解决根本性问题,这就是:国家不在场就没有政治吗?

这个疑问一直延续好长时间。去年,大规模的“深度中国调查”基本结束,上亿字的调查资料摆在资料室等待理论开发。不进行开发就只是“死”资料,只有理论开发才能变为“活”资源。要进行理论开发,必须构建学术概念。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从概念出发的。我们学校的政治学从事调查达四十多年,涉及范围有村庄、家户、企业、社区等。这些单位有一个共同属性,便是小规模人群。

当我将这一概念置于学术史上,发现不同学科都将小规模人群作为重要对象,只是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如亚里士多德将家庭称为“食橱伴侣”“刍槽伴侣”;将若干家庭组成的村落称为“同乳子女”“子孙村”。滕尼斯将因共同关 系而紧密结合的家庭、邻里、村落、行会等组织称之为“共同体”,以与社会相区别。马克思将公社、村社称之为“小共同体”“小集合体”,以与国家相区别。迪尔凯姆在其名著?自杀论? 中将“每个人都有可以辨别的面孔”的人群称之“小型社会”。美国学者库利提出“人类在亲密关系的简单形式或称‘首属群体’。”著名历史学家芬利将古雅典称之为“面对面社会”,并因此产生直接民主制。我国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

在学术史上,只有政治学少有小规模人群的术语。这是因为,小规模人群属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现代政治学从一产生起,便是以现代国家为基本单位和研究对象的。J·迦纳在其著名的《政治科学与政府》一书强调“政治学始于国家,终于国家。”国家作为共同体是通过政权将一定地域范围的小规模人群整合为一体,并以国民身份加以构建的大规模人群。具有普遍性的国民才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这就自然而然将小规模人群置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也成为一个政治学研究的“盲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兴起。这一领域的兴起就在于当时的政治学发现,除现代西方国家以外还有大量非现代国家的传统国家形态。传统国家的重要特征便是没有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公共权力大量散落在社会之中,未能为国家所垄断。比较政治学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并试图构建超越现有政治学的范式,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但由于传统政治学很少田野调查,这一学科未能深入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进行深度调查,未能摆脱既有理论框架的限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国家,大量权力散落在社会之中。当我国的政治学进入历史田野,可以切身感受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的政治学可以超越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的限度,直接进入田野现场进行深度调查,从调查中获得对政治学的新认识,将小规模人群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以国民这一大规模人群为对象的政治属于宏观政治,以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小规模人群为对象的政治则属于微观政治。

当然,小规模人群是否具有政治属性和功能,能否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论文发表后,我再上凉山看望在那里调查的学生,请教当地专家,并进行随机调查。这一调查样本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的观点。

由于地理阻隔,国家能力有限,新中国建立前,国家政权组织没有深入到大小凉山。当地的社会基本组织单位是家支。家支既是血缘单位,又是地域社会单位,还是因利益关系生成的政治单位,并因为习惯法形成普遍的行为模式,即“家支制”。在这一制度下,一切事务都以家支为单位解决。正因为没有超越家支之上的国家政权单位的直接管辖,经常会发生“打冤家”,失败方沦为“奴隶”。当地因此称之为“奴隶制度的活化石”。林耀华先生在其《凉山彝家》一书讲述他在1940年代进入凉山调查时差点被掳为奴隶。在这里,暴力在家支社会之中,没有为凌驾于家支社会之上的国家所掌握,国家政权组织一直以来都不“在场”。如果以公共权力定义政治,那么,家支制的小规模人群是有政治的。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国家政权进入大小凉山,家支制解体,家支不再是地域社会单位,更不是政治单位。“打冤家” 基本消失了。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家支作为血缘单位及其隐藏在这一单位中的等级观念仍然存在。我们随访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他属于历史延续下来的高等级,现在从事生产,也没有奴隶,属于平等的国民。但是他结婚成家,只能局限于同等级的人当中,是同属于某一“家支”的人。否则会受到从本家支开除的处罚,自己也觉得活在世上“没有意思”。处罚和价值是一种规范,规范人们的行为模式,其中内含着权力。只是这种权力不像国家权力是显性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有强制性机关支撑的,而是隐藏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特殊力量。

凉山曾经以“打冤家”而著名。但是,如果仅仅是无休无止的“打冤家”,必然导致社会的自我毁灭。为了让社会不至于自我毁灭,凉山产生出一种职位,即“德古”,主要功能是调解,化干戈为玉帛。这种社会内生的调解至今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与当地的一个调解人交流。他的最大感受是法院判决在形式上解决了问题,但当事人相互间的怨恨没有解决。而“德古”调解不仅仅在于形式,更注重调解后的效果,让对立双方和解。所以,经过创造性转换的“德古”成为当今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我国传统国家能够以数万官员治理数亿人,重要因素便是利用社会内在的力量治理社会。以社会治理社会的理念至今仍然有很大借鉴价值。这也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小规模人群的重要原因所在。我30多年前研究村民自治,对这一点没有自觉认识,如今总算有了点理论自觉。

当然,小规模人群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将小规模人群带入政治学,可以大大丰富政治学研究的内容。

论文作为一篇探索性文章,能够很快发表,要特别感谢刊物主编。我结识该刊已有30多年。今年4月,有幸与刊物主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主编特别热情,希望继续提供稿件。恰逢本文刚完成,提供给刊物后很快得以发表,并作了作者专门介绍,责任编辑特别用心。十分惶恐,也再次感谢!至于论文,还有待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本文是作者2025年8月就为什么写作《小规模人群:微观政治分析》一文发表的感想,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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