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理论。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经历了初步形成、走向成熟和持续发展的演进过程。在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四新三高两保障”的体系架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新质生产力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进路。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抓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健全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安全保障。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理论体系，会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新三高两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肩负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党的二十大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入，习近平经济思想持续完善，动态优化，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的趋势走向，制定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部署，特别是提出了要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为此，应科学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发展历程、逻辑进路、体系架构和实践旨趣，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进而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科学指导。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发展历程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实现了又一次飞跃。整体上看，习近平经济思想经历了酝酿提出、丰富发展、走向成熟并不断完善的演进过程。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创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规律为主要内容，经由各国政治领导人和专业学者不断发展而形成多种样态的政治经济学。其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即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即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逄锦聚，2022）。当然，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经济思想也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有益成分，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内容。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说的系统集成。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展开了深刻剖析，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形成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代表性著作。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出了很多有关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方面的构想和思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编写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专门围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展读书活动和研讨，并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 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弊端，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根据中国具体实践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正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经济理论创新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对其评价道：“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4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我们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陈清，2017）。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理论结晶，是指引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新的经济理论的诞生是新的经济实践发展的结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来自中国发展实践，又引导着中国发展实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胡鞍钢、杨竺松，201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政治经济学说，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指南。这一思想既源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厚土壤，同时也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优秀成果（匡列辉，2018）。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成就，在理论方面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高培勇，2023）。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毛泽东同志先后四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集全党智慧，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举措上升到理论层面和科学高度，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逐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习近平经济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总的来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至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关系演进和经济形势变化作出科学判断，对经济发展思路进行及时调整，逐步形成了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制度体制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理论体系（顾海良，2022）。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也是中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此外，会议还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从明确提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到《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的出版发行。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基础上，以“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做出进一步概括，其中第七条指出：“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相较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炼的“1+7”逻辑体系，“第七个明确”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再概括、再提炼，特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战略的提出，体现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022年6月，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出版发行。《纲要》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对于正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纲要》将习近平经济思想概括总结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等13个方面，完整勾勒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之纲、思想之要，实现了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全貌的体系化呈现，这也在文本上标志着习近平经济思想走向成熟的理论体系。
第三个阶段是2022年至今。随着全球逐步走出新冠疫情阴影，以大数据、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而来，推动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这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战略、新思路，明确了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时代任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2025年3月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系统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创新性贡献，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中又一标志性成果。
二、在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下实现“四新递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必须在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下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遵循。为体现这些本质特征，落实基本遵循，在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一系列新发展理念，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呈现出层层递进的逻辑进路，新发展阶段阐明了发展的现时代背景，新发展理念点明了发展的根本遵循，新发展格局指明了发展的具体路径，新质生产力澄明了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在新发展阶段应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经济增长迅速发力。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10%的年增长率。2010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高起点和高平台上进入新时代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研判经济发展趋势，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体现出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发展样态，这也可以被称之为“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起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宏观经济治理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方面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阶段提供了基础资料，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2020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迈入成熟阶段，同时，在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干扰下，国际经济大环境持续恶化，我国国民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这表明有关经济新常态的判断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同时，也提出了在更为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继续保持发展势头的重大命题。基于“两个大局”的历史汇合点，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具体而言,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砥砺前行的新阶段（刘元春，2025）。应当说，“新发展阶段”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四新联动”中的第一个“新”，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参考价值。
（二）新发展理念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根本遵循
在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深刻转变，不仅需要从各项具体政策发力，更重要的是转变理念，更新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要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等一系列问题，在理论上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南。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深入理解、把握和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从根本宗旨上把握新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这些发展理念都要落在“共享”之上，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是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和困境，某些关键性技术“卡脖子”、人口出现负增长、部分区域发展差距有所拉大、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增加等。为此，要以问题导向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更为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把发展和安全统筹起来，把新发展理念的落实建立在更为安全的基础上。
（三）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构建新发展格局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了深度调整。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中东动荡等因素也不同程度上加剧了不稳定局面和逆全球化趋势，导致各国内顾倾向上升，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遇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形成的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要求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拓展了中国特色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理论的视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旨在通过加强国内市场的主导作用,推动国内国际市场联动发展,进而增强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和韧性。新发展格局并非简单的低水平循环,而是高质量发展的综合体现（张兴祥等，2024）。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需要在供需两方面同时发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一方面，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在宏观上就会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在微观上就会表现为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因此，要打通堵点、接续断点，最重要的就是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两项工作，通过高质量供给打通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
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难点问题。就当下而言，破解难点问题的着力点在于需求侧。尽管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超过4亿，内需潜力巨大，但目前有效需求尚未充分释放，因而庞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金梦迪等，2024）。有效需求长期不足会弱化经济社会的供给能力，甚至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因此，扩大内需不仅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经济良性循环的客观要求（丁任重等，2024）。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形成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格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黄群慧、杨耀武，2023）。
（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经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也衍生出产业结构失调、创新动力不足、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等各种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面临有效投资不足、内需消费乏力、外部循环不畅、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等内忧外患，经济社会亟待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创新发展动能明显增强，协调发展扎实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开放发展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然而，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还有很多，诸如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国内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等。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亟待通过生产力革新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张旭，2024）。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重要着力点”，并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蒋永穆，2025）。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化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优化组合而成的先进生产力系统，通过三大效应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即：产业效应——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结构效应——科技创新引领区域结构优化；增长效应——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王艺枞、吕可达，2025）。就内在机理而言，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颠覆式变革，通过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对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塑造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要加强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培育孵化新兴产业，塑造内需市场优势和把握外需市场机会，注重培养高素质人才，充分开发利用数据等新质生产要素（张夏恒，2024）。
三、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抓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为抓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的目标导向和政策抓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内来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形成强健的市场主体、统一高效的国内大市场，并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开展“高水平”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活动（赵峰、段雨晨，2024）。对外来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把国内大市场和国际大市场有机结合起来。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导向，需要通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保障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需要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制度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全面完善制度体系，充分释放治理效能（乔晓楠、王奕，2024）。由此可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国家创新体系逐步成熟的经济体制；是协调成为内生特点，市场主体之间协同配合的经济体制；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经济繁荣和生态保护相得益彰的经济体制；是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体制；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体制。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指在现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高效配置资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更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袁培，2024）。从目标定位来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不断提升，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来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各主体获得充分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要求和市场评价结果的报酬和收入。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供需动态平衡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是在供需动态平衡的前提下持续扩张规模、提升质量的过程，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于社会总供需的动态平衡（周绍东，2023）。党的二十大明确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供需结构恢复平衡，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进而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供需关系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结构上处于不断调整变化的动态过程中。供需动态平衡意味着供给既要根据需求侧要求去适应和调整,也要通过供给侧转换升级形成更多的有效供给以引领需求,进而拓展有效需求的规模及结构,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平衡（程民选、冯庆元，2019）。从供给来看，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林木西、王聪，2025）。从需求来看，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和不断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需求又不断引领供给改革。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生产要素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顺畅流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需要各类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进而实现循环流转（谢地，2024）。生产要素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顺畅流通，离不开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保障。一个高水平的经济体制，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总体平稳，不出现大起大落的经济体制。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对宏观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处理好新发展阶段的市场和政府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新发展阶段的变化实际，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和市场在动态过程中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格局（常庆欣，2021）。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塑造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条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在于改善供给质量,完善流通体系,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破除妨碍要素流通的体制机制因素（任保平，2021）。这要求以更为完善的制度规则畅通国内大市场，遏制因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不正当竞争（周绍东、刘阳，2025）。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各国开放合作提供新机遇。”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选择，也是中国面向未来发展自己、惠及世界的光明大道。2024年，中国进口总额为18.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进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此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全球化的资源支撑体系。为此，要从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以及优化区域布局三个方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要扩大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概念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错综复杂，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规则差异性很大，这既提高了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也不利于稳定各国对外经贸形成稳定统一预期。更为严重的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过程往往被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十分有限。传统的贸易规则主要是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边境措施上下功夫，而新一代经贸规则延伸至边境后措施。因此，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需继续深化深层次改革，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二是要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等方面都要深化体制改革。在外贸体制方面，要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全球集散分拨中心，支持各类主体有序布局海外流通设施，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和贸易救济制度。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离岸贸易发展，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
在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方面，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三是要优化区域布局，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和南南合作。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高水平对内开放。要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等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载体和实施路径。一方面，要完善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南南合作”。通过外贸、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等多种方式，加强中非合作、中拉合作、金砖国家合作。
四、为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制度保障和安全保障
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四新递进”，系统谋划，统筹协调。不仅如此，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行稳致远，必须有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安全保障。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践行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因而基本经济制度对于政治、法制、文化制度，包括意识形态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形式，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这实际上指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方式三个方面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不断形成的，其独特优势已经而且还将被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事实所验证（刘伟，2020）。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于我国实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刘灿，2023）。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一，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普照的光”,深刻影响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周绍东、刘阳，2025）。我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两者统一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缺一不可（黄凯南，2025）。此外,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而“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基础与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一般特征和以人民为中心等中国特色的必要条件（李政、周希禛，2024）。
第二，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即物质资料生产直接决定着分配的物质要素（周绍东、张毓颖，2023）。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我国还必须承认并保护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要素所有权获得报酬的权利。这一分配制度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和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杨新铭，2024）。这一分配制度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充分释放各类生产要素的价值,有利于从局部和整体角度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以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葛扬、丁涵浩，2024）。
第三，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共产党创新性地把“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分而置之,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有力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周绍东、邱博昊，20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者重新归为一体。把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就实践指向而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保障（卢哲凡、余静文，2025）。
（二）践行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济安全保障
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是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从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经历了三个历史演变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8年，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以“综合平衡”为理论硬核的宏观经济管理科学纲领1.0版本。第二阶段为1978年至2008年，中国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收借鉴各国理论和政策中的有益成分，最终形成以“总需求调控”为理论硬核的宏观经济管理科学纲领2.0版本。第三阶段为2008年至今，中国出现了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2.0版本难以解释的“反常问题”，因而对“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干预社会总需求达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由此推动形成了以“新综合平衡”为理论硬核的宏观经济管理科学纲领3.0版本（周绍东、刘健，2023）。在此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创新和标识性概念，经历了“综合平衡-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治理”的演进历程（程霖等，2023）。把宏观调控调整为宏观经济治理，是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中蕴含着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的深刻转变与科学创新。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对宏观经济领域经济规律的新探索，它在形成过程中，虽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但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宏观调控理论（黄群慧、周倩，2023）。
第一，践行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要科学界定国家的经济职能角色，不断优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与“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强调，要构建“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从之前的“调控”向如今的“治理”转变，意味着治理主体和目标的优化，以及治理效能的增强。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这明确界定了国家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战略性角色定位，即“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指出“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在此须说明，“宏观经济治理”的提出，并非意味着对政府作用的弱化，而是对政府作用的综合化和系统化，是对国家治理具体领域的细化和深化（周文、司婧雯，2023）。
第二，践行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要建立健全市场-政府-政党三维一体的国家治理经济新架构，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宏观经济治理的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要在系统观念的原则下统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因素，构建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完备系统（魏琪嘉等，2024）。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范畴，而决定这个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何自力、岳欣，2020）。基本经济制度构成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并为宏观经济治理明确方向、设置底线。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宏观经济治理具有市场-政府-政党三维主体、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独特优势。在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中，政府对于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力成为决定后发国家现代化命运的关键变量，而宏观经济治理是政府意志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尤为关键、不可替代（周文、司婧雯，2023）。
第三，践行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要以完善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保障中国经济综合平衡运行，以便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经济发展阶段逐步跃迁，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宏观经济治理要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现代化。中国宏观经济治理须尊重经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尊重本国经济的初始条件（汤铎铎，2023）。基于此，一是建立完善加强党对宏观经济治理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而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则是核心领导力量（周绍东、刘健，2023）。党的领导有助于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政府失效”造成的局限性，进而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统一（黄旭、卢江，2024）。二是建立完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促进宏观上的供需平衡。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促进供需平衡，供需平衡依赖于经济活动各环节运行畅通以及稳定的宏观环境。有效市场是经济顺畅运行、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有为政府是经济稳定运行、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走向“善治”的内源性动力（安翔宇，2020）。三是构建更为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组合体系及其落实机制。宏观经济治理是一个涉及多元经济主体的系统工程，其经济学意义在于动态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可能仅靠单一的供给和需求调节政策，而是需要一个由多种类型政策系统组合而成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逐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说的系统集成，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经济理论创新成果的创新发展，是指引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说。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党的十八大至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初步形成阶段、从明确提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到《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的走向成熟阶段，以及从2022年至今的持续发展完善阶段。总体来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动态演进，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呈现出“四新三高两保障”的整体架构。从逻辑上看，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构想，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抓手，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制度，构筑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和安全保障，不断推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仿生机器人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催生了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世界经济一方面处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缓慢复苏期，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仍在持续，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发展仍面临着较强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博弈和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迎难而上，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实施，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现代化经济体系加速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一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将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持续发展，其标识性概念将更为丰富，框架结构将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也将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为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客观规律提供更多洞见。
周绍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00031959@ whu.edu.cn。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5年第9期，注和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