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东 邹赛:以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推进共同富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8 次 更新时间:2023-11-01 23:44

进入专题: 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  

周绍东   邹赛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但也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劳资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共同富裕面临着严重障碍。从生产分工深化、市场规模扩张、分配结构优化以及消费需求提升四者之间的互动增强机制出发,提炼概括了“马克思—斯密—杨格定理”,提出要把发展的着力点转向“国内大循环”,通过国内市场扩张促进分工深化,把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将通过技术劳动报酬提升效应、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效应以及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效应等四种效应,有效缩小劳资、行业、区域和城乡的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关 键 词: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1]在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

为此,本文着重考察了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推进共同富裕。本文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过程,分析了粗放型低水平经济增长模式阻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基于“马克思—斯密—杨格定理”,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揭示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提炼总结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四种收入分配效应:技术劳动报酬提升效应、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效应以及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效应,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意见和建议。

一、“马克思—斯密—杨格定理”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也即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3]从理论上厘清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理解和把握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分配结构是由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4]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把生产和分配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将其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因为,“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仿佛离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5]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表明,分配之所以是与生产密不可分的,是由于经济主体在生产过程中,首先就要进行生产工具的分配。并且,各经济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经济关系,并在经济关系中占据各自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配“历史地”决定了生产。而对狭义的“分配”——产品分配而言,生产过程结束后,参与生产的主体就会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进行分配。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初次分配中能够获得多少份额。事实上,古典经济学使用“分工”概念得出了与马克思相近的结论,只不过与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同的是,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概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对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提炼,提出了分工起因于受市场范围限制的交换能力、劳动分工决定国家财富增长的经济进化论断。[6]11,161928年,阿林·杨格继承了斯密有关分工的分析思路,提出了市场规模与分工深化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分工深化将通过产业配套和迂回生产机制扩大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分工深化,由此形成了强调分工与市场规模互动增强关系的“斯密—杨格定理”。一方面,随着企业内部分工的深化,生产产品的中间步骤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企业,这些企业围绕着产品生产形成产业链条和产业配套,生产的“迂回性”不断提高,原本全部集中在一个企业内部的产品生产活动,现在分布到各个不同企业中去。而产业链上的企业通过“投入—产出”联系形成供求关系,市场交易规模得到有效扩大。另一方面,当市场规模扩张时,原本无法达到最低“技术—经济”门槛的某些中间产品和重要零部件就可以独立出来生产,这又将进一步深化企业间的分工,提高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7]为此,可以将生产分工、收入分配、产品消费与市场规模这四个概念联系起来,统筹考虑四者的互动机制,表现在理论上,这种互动机制可以被称为“马克思—斯密—杨格定理”(见图1)。

图1 马克思—斯密—杨格定理

“马克思—斯密—杨格定理”不仅强调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也重视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8]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生产分工包括生产与交换环节,是分配的前提条件,而分配结构又决定了消费水平。产品消费作为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保证了劳动者可以把劳动力再生产出来,以便投入下一轮生产活动。这一过程与市场规模也是一种互动关系,产品消费对市场规模的扩大有推动作用,市场规模的扩大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产品成本、促进消费;当市场规模跨过中间品生产的技术门槛后,生产分工便进一步得到深化,这又反过来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张。需要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对消费进而对市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配结构上,也就是说,共同富裕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小,则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便会越高,市场规模更易得到扩展。[9]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调整。一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的体量和规模迅速扩张,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大。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初次分配关系上存在很大差异,民营企业的劳资分配关系改革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很大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一个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忽视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主体在全球价值链(GVC)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其在初次分配中所处的地位。这一机制不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但对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主体而言,仍然深刻地体现着生产对于产品分配的决定性作用。

二、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引致的收入分配失衡

(一)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可以在“马克思—斯密—杨格定理”的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由于将目标市场定位为国际市场,我国本土企业的分工决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本“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转变为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部分环节进行生产活动。本来,由于国内市场比较狭小,如果企业仅从事产业链条中某个环节的生产活动,那么产品产量根本无法达到最低的盈利门槛。但是,当本土企业以世界市场作为目标市场后,可以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甚至包装环节,专注于产品系统中某个模块、部件或增值环节,企业可以利用较低的本土劳动力成本优势,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在出口贸易中获得不菲的利润。[10]很显然,将产品销售目标定位在庞大的世界市场是实施这种分工决策的先决条件和前提基础。

反之,当本土企业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之后,由于企业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投入和产出关系,这就形成了企业的“相互需求”。随着企业间迂回生产程度的提高,一方面,生产制造的工序和步骤更为复杂,各道工序和步骤对原材料、能源、中间产品、零部件、半成品的需求也更为庞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制造环节的体量不断提升,这就需要上游研发设计、下游营销品牌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支持,继而引发这些产业的规模扩张。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整个产业链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分工和市场规模的交互增强机制。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市场不景气,出口需求显著下降,单纯依靠“外循环”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普遍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大量本土企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者在生产活动获得的收入份额出现下滑,导致一段时期内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拉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和供给饱和,企业利润率受到很大压力,倒逼资本流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显著推高了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拉大了制造业与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从业者收入差距。不仅如此,从西部地区、北方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居民涌入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的务工人员,收入增长也比较乏力。这一串连锁反应导致我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调,劳资、产业、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都有所拉大,成为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二)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阻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和次贷危机席卷而来,全球经济进入一个缓慢的复苏期,国际市场需求总体上走势疲软。我国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经济中高速增长后,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开始受到挑战,先前集中于制造环节的规模效应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中高速增长也逐渐被中低速增长所取代,经济新常态接踵而来。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尽管目前已经缓慢复苏,但国际市场萎靡不振的状况将持续很长一个时期。

由于长期集中在生产加工、制造、包装等价值环节,本土企业习惯于依靠简单的模仿、加工和低价营销模式占领市场,无暇在核心技术和原创性产品上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金。这种路径依赖机制使得大量本土企业被锁定在价值链条的中低端环节,长期从事原材料粗加工、非核心部件供应、配套服务供应等业务,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利润率不断下滑的态势。譬如,我国纺织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由2010年的6.76%降至2018年的4.99%,农副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制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等中低端制造业的利润率同样有明显下降。①

此外,大量新兴经济体加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近些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基于成本考虑,把原本位于中国大陆的生产工厂向东南亚、南亚等地转移。为了应对这些经济体的竞争,维持一定的利润率水平,本土企业不得不压低劳动力成本,这使得制造业工人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数据表明:我国劳动报酬占总产出的比值,从2002年的18.8%下降到2010年的15.2%,近几年虽有所回升,但直到2015年,仍低于21世纪初的水平,这就在微观层面造成劳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当然,产业转移也在国内区域间发生。近年来,由于我国西部和北方地区承接了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而来的产业链低端环节,东—西部、南—北方、沿海—内陆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产业链分工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一方面能够比较好地发挥承接产业转移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不同区域产业附加值的巨大差异,由此扩大了区域发展差距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仅以全国城市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为例,2010年,天津和青岛尚能进入全国城市GDP排名前十,而到2020年,GDP前十城市中已没有北方城市。从居民收入来看,2010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147.2∶101.0∶100∶100.9,到2020年,变为141.0∶100∶100∶92.9,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仅有微弱减小,而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差距反而有所拉大。②

由于利润和工资两方面都受到巨大压力,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进入那些增长更为迅速、盈利空间更大的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前十年,制造业资本大量流入金融和房地产两大行业。从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长率来看,2006-2011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5.51%,2010年投资增长率更是达到惊人的33.16%。③地方政府一轮又一轮的房地产业市场调控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房地产行业特别是大中城市房地产行业吸收资本的强劲趋势。从从业人员收入来看,2003-2010年城镇金融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值由1.64快速上涨到2.27,之后才开始缓慢下降。总的来看,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十分明显的行业收入差距。

除行业差距外,城市和农村也在这种增长模式中形成收入鸿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务工,农村居民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得到大幅提升,199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达32.49%。但是,由于进城务工人员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职业技能也比较匮乏,当本土企业受到劳动力成本压力时,遭受冲击最大的也正是这类工人。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日渐疲软,年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6%的水平,直至近年也再难实现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幅增长势头。③由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收入一般都是农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这部分收入的长期停滞,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迅速拉大,就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看,1985年城镇居民收入为农村居民的1.86倍,至2017年已上升至3.14倍的历史高点,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稍有缩小,但直至近5年,也基本维持在2.5倍以上的水平。③不仅如此,由于农村仅仅依靠务工收入“输血”,并未发展起完整的产业体系,缺乏发展的“造血功能”,城乡之间在经济体量、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的差距都在拉大。

因此,以“外循环”为主的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对推进共同富裕产生了多重不利影响,这也体现了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刻含义(见图2)。

劳资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都出现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国内消费需求必然是乏力的。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来看,对高收入者而言,其消费能力较强,但由于其基本生活需要都已经得到满足,消费动力不足,导致这个群体更倾向于储蓄。而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其消费倾向较高,但缺乏消费能力,消费绝对值不可能很高。因此,在一个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经济体内部,其总体消费需求往往不足,很难在这种低迷的消费需求基础上打造“国内大循环”。相较而言,美国2010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58.7%,日本为50.8%,德国为40.1%,而我国2000年居民消费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为39.1%,到2010年进一步下降为27.8%。[11]在这种局面下,启动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也必将面临很多困难,迫切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

图2 出口导向的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引致发展差距的内在机制

(三)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促进共同富裕:简要的模型说明

生产规模决定收入分配的总规模,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能够通过分工的深化来优化生产与分配的互动机制,这与马克思主义生产结构升级改进分配方式的观点相符,“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12]粗放型低水平经济增长模式只有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才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为展示这一过程的实现,建立一简单数理模型进行说明。

本文设有一本土制造产业,生产两种产品A、B,其中,A产品(高端产品)供应国际市场,B产品(低端产品)供应国内市场,生产两种产品只需要一种投入品C。在初始状态下,企业自行生产C,但将C加工成A和B的工艺具有一定差别,A产品使用C的量相对较大。此时,由于对投入品C的需求量不足,达不到单独生产C的规模门槛,因此,供应C的企业数量十分有限,行业规模很小。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商品价值量由三个部分构成,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因此,货币形式的产品价格可以表示如下:

 

为了响应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政策,企业决定调整产品结构,扩大A产品产量以供应国内市场,同时减少B产品产量,但A、B两种产品的总产量不变。此时,由于A产品使用C的量相对较大,C的使用量增加。企业决定将生产C的业务外包出去,更多地集中在自身主业上。对C的需求量的增加,突破了生产C的“技术—经济”门槛,C的生产规模扩大,其带来的规模效应会带来投入品C价格的下降。

由于投入品C的质量得到提升、价格有所下降,产品A和B的质量都将得到改进,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对于A产品而言,由于其初始价格较高,原本难以被国内市场全部吸收,实现产业链分工后,A的价格水平也下降到国内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水平,逐步得到国内消费者认可,销售量提升,行业发展进入一个良性轨道。不仅如此,B产品价格也会下降,销售量同样得到提升,因此,包括A、B和C在内的整个市场规模都实现了有效扩张。

可以发现,国内大循环形成的初始条件是产品的市场结构调整,从初始的“高端产品供应国外、低端产品供应国内”转变为“高端产品同时供应国内外”,市场结构的改变引致产业分工的细化,最终促进了整个市场规模的扩大,形成了市场规模与分工深化的良性互动,由此促进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体现了鲜明的共同富裕导向。这一过程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机制发挥作用:第一,当生产C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时,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增多,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需要雇佣更多的技术劳动力和研发人员,通过技术创新活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13]这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特别是提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缩小劳资收入差距。第二,产品C的生产规模扩大后,将吸引更多资本进入该行业,这有利于缩小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发展差距,特别是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收益率差异,扭转经济“脱实向虚”趋势。第三,从区域角度来看,原材料C的产地主要位于我国北方和西部等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当生产C产品的企业独立出来时,必然面临选址问题,此时,选择邻近原材料产地将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与原本那种北方地区和西部地区只供应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方式不同,生产C的企业面临着日益增大的下游产品需求,市场竞争也日渐激烈。为此,必须开展相应的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工艺改革,这就为当地带来了产值提升和员工收入提升的双重机会,加之实施主体功能区等区域分类发展战略,有助于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打造“国内大循环”。

三、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四类机制

推动我国经济由出口导向的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朝着“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将通过技术劳动报酬提升效应、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效应以及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效应等四种效应,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一)技术劳动报酬提升效应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生产力提升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非公资本以最大限度赚取利润为目标,劳资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在粗放型低水平经济增长模式中,由于利润和劳动力成本受到双重压力,劳资矛盾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此,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调整劳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政治经济学把“价值”界定为“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凝结”,因此,从价值生产来看,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劳动本身也分为多种类型,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简单劳动。严格来说,复杂劳动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劳动,与普通劳动相比,技术劳动理应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更高的份额。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要不断提高技术劳动报酬。为此,要协调好生产过程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间的关系、普通劳动力和技术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完善工资形成和增长机制,严格遵守最低工资制度,保护普通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鼓励劳动者提高受教育程度,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突围”,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技术工人、研发人员和创新人才的劳动收入。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还要特别重视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功能,鼓励劳动者通过创造和生产数据、信息等方式参与分配。

(二)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载体在产业。只有缩小产业发展差距,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才能从根本上缩小从业者收入差距。“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四个协同”中,实体经济被排在第一位,突出了壮大实体经济的鲜明导向。我国经济从低水平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进行切换,将通过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协调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就是要吸收和引导各种资源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向制造业流动,推动本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升级,提升实体经济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缩小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特别是金融业、房地产业之间的差距,推动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针对我国制造业核心零部件和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现状,要加大高附加值零部件环节的进口替代力度,构建本地化的产业链配套。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核心技术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能力提升,促进我国制造业从简单组装、辅助零部件制造等向高级组装和核心零部件制造的产业链节点攀升。围绕集成电路、关键电子元器件、操作系统、核心工业软件、高精密数控机床、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等技术开展集中攻关,力争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新建扩建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新兴行业实现突破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制造业本土企业向营销、品牌、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打造自主品牌,积极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营销网络和流通体系,利用高端产品服务和高溢价品牌,提高制造业利润率,增强实体经济实力。[14]

推动实体经济资源集聚,并不是抑制金融产业发展,而是要促进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实效,要着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完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创新,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通过建立健全产融对接常态化机制,支持实体经济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升级,促进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良性互动,缩小两个行业的从业者收入差距。

(三)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效应

区域是开展生产活动的载体,也是分配结果最终落地的空间。当前,我国仍存在着东西部、南北方、沿海内陆、平原山区等多种形式的区域发展差异。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生产活动来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根本上来看还是要协调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在出口导向的粗放型低水平经济增长模式中,本土企业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局限在最基本的制造、包装和加工环节,而构建“国内大循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在本国区域内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具体来说,各区域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占据产业链条的不同节点,开展差异化的分工协作,由此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15]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区域能够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区域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从而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以集成电路产业(芯片产业)为例,我国东中西部已形成了一条比较成熟的产业链条。其中,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大城市发挥技术研发力量雄厚、服务配套条件优良的条件,聚焦芯片研发设计等上游环节。中部地区的武汉、长沙发挥制造业基础好、技能劳动力资源丰富、高教科研资源集中等优势,聚焦芯片制造、封装、测试等产业链中游环节。西部地区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集中在产业链下游的应用设备设计和制造环节。东中西部地区发挥各自的资源禀赋特色,深耕产业链细分环节,相互之间形成了“原材料—中间品—最终产品”的需求链条,初步构建了比较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条。集成电路产业“国内大循环”的形成,较好地体现了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也将在初次分配层面为缩小东中西部收入分配差距提供契机。

从政府角度来看,要发挥其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采用各种政策推动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协调。一方面,要着力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东北全方位振兴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在符合其资源投入要求的区域进行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各行政层级的平行对口帮扶、都市圈和城市群的产业协调等政策手段,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区域间顺畅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不同区域都能获得相对合理的报酬,以此促进区域共同富裕。

(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效应

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粗放型低水平经济增长模式中,农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仅仅停留在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和普通劳动力的层面。随着国内制造业所面对的国际市场萎缩,出口需求减小,各经济主体都受到影响,其中,缺乏技术能力、劳动力替代程度高的进城务工人员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由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收入长期得不到显著提高,仅依靠务工收入“输血”的农村地区发展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城乡收入鸿沟急剧拉大。

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对城乡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改变“农村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城市吸收农产品和劳动力”的单向资源流动路径,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走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和城乡共同富裕道路。[16]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制定部门应着力促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村回流,大力发展两种产业。一是技术劳动密集的新型农业。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广泛应用以互联网为核心媒介的信息化技术,这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有效打通农产品销路,同时,农村劳动力的经济自主权显著增强。农村劳动力通过专业化技术培训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并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形成了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载体,特别是大力发展以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把农民增收建立在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二是重点发展品牌农业。品牌农业是以品牌化方式体现特定农产品特色,突出竞争优势。在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带有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具有极高的品牌价值和竞争力,因此,“品牌”战略不仅将农产品“品牌化”,也是将地域“品牌化”,即发展具有农村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以提高其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实现农村各产业整合升级。由于城市居民对绿色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向往体验农耕文明,农村地区可因地制宜,突出文化特色,促进传统产业朝着品牌化、个性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在着力发展技术劳动密集的新型农业和品牌农业的基础上,城乡关系发生新的变化,表现为中心城市带动大量三四线城市、县级市、县城、中心镇的发展,城乡之间经济来往更加频繁,城乡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城市和乡村两个地域实体连接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状且相互渗透的区域综合体,有望形成城乡共同富裕的良好态势。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核心问题。在出口导向的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中,经济增长速度是第一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收入分配差距本身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表现。为此,重新思考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项重要议题。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只有转变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前提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口导向的粗放型低水平经济模式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本身就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过程,这将通过技术劳动报酬提升效应、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效应以及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效应等四种效应,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从制度条件来看,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妥善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需求侧管理,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具体来说,要实施共同富裕导向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长期远景目标纲要,深入推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老工业基地振兴、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共同富裕示范区等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要促进市场和政府的协同配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①数据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得来。

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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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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