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个重大历史决议进行学理性研究，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界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作出历史决议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回顾党史、总结和提炼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两种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样态”。面对“时空压缩”的时代新格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百年党史进行了多维度的梳理和总结，将革命和现代化两大主题结合起来，提出了唯物史观新的中国化样态——革命的现代化史观。以“革命的现代化史观”梳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最根本的要求是以革命的视角把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党的自我革命继续推动社会革命，既要利用社会形态特征重叠、全球空间联系不断加强所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又要打破市场原教旨主义横行、资本无序扩张、自然经济保守思想限制、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国家内顾倾向抬头等不利因素，从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宽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度，以塑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唯物史观；革命的现代化史观
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样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聚焦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身历史进行过经验总结，先后作出了两个历史决议。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因此，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深刻内涵和逻辑关联，就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理解中国共产党梳理和总结历史的方法论，进而形成正确党史观。
史观属于历史学本体论范畴。所谓史观，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观点与理论体系，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以来，在批判古代史学“天命-神学史观”和近代史学“人性-理性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唯物史观将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归结于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在这种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形成了生产关系。在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又形成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关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整个社会形态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趋势，也就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由“人的相互依赖”向“物的相互依赖”再向“自由个性”演进的趋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分析和总结历史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早在1921年就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习近平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唯物史观只是提出了分析历史、看待历史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将唯物史观一般化、绝对化。唯物史观提供了分析历史演进规律和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基本工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答：经济、政治、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和文化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和体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应该怎样评价和看待精英人物和普通大众在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考虑国家或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人口结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把唯物史观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跨越性和不可跨越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从而科学地提炼和总结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经验，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形成唯物史观的“特殊样态”。
在灵活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先后形成了唯物史观的三种“中国化样态”，即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体现出的革命史观、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体现出的现代化史观、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体现出的革命的现代化史观。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革命史观
1945年4月，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决议》)，重点总结了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党的历史，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第一个《决议》蕴含的历史观主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史观。革命史观可以被用来泛指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历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历史观。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直面考验、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革命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第一个中国化样态，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出发，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对象和根本动力。
实际上，“经济基础变化-上层建筑改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们所开展的相当一部分救亡图存运动。譬如，在近代中国，洋务派、维新派人士都提出要在维护现有政治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良，辛亥革命尽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面貌；而从20世纪初开始，“实业救国论”主张通过国家工业化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从生产力发展入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可以被视为旧中国救亡图存的第一条思路。同时，还出现了救亡图存的第二条思路，也即着眼于“文化革命”——通过兴办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从而改变中国。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都在这条路径上进行了努力和尝试。譬如，晏阳初提出了“平民教育”理念，梁漱溟兴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更是闻名于世。不难发现，救亡图存的第二条思路把目光集聚到文化和教育层面，试图将思想上层建筑的变革作为导火索，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但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都无法实现中国救亡图存的目标。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苦探索，把唯物史观真正地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第三条思路——首先在上层建筑领域发动政治革命，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进而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改变旧中国的经济基础，最终实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史观是在与“教条主义唯物史观”的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的。教条主义唯物史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教条化理解，二是对俄国革命经验作教条化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史观既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之所以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于中国革命所选择的道路是从上层建筑革命到经济基础革命的顺序，与那种经济基础变革引致上层建筑革命的路径存在很大差异；与苏联模式的不同，则在于中国革命的逻辑是从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出发，从而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与“托陈取消派”之间的斗争，就是革命史观与教条主义史观交锋的经典案例。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认为，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沉重打击了封建残余，在政治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带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其革命策略应调整为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起来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观点只是在表面上遵循了唯物史观原理，根本没有看到中国社会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重灾难之中，因此也就无法作出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问题的正确判断。
中国革命模式与俄国革命模式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譬如，王明本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以“左”的面目示人的，其授意博古等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照搬照抄俄国革命模式，几乎葬送了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而1937年返回延安后，王明又表现出右倾姿态，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反复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的著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再一次提出要按照所谓“国际路线”制定政策，这都使得毛泽东愈发意识到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影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当天，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观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教条主义唯物史观”的破产。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现代化史观
十年“文革”结束后，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要把党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对相关的重大事件和领导人物进行历史评价。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必要的思想先导就是重新审视以“革命”为核心的历史观、党史观。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重点考察了唯物史观有关社会形态演进的“三形态论”，进一步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业已形成的“现代化史观”。
在多处阐述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一大历史阶段反映了自然经济社会的特征。自然经济社会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而出现，其发展横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随着这三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在不断削弱，人与人之间由于血缘、宗族和地缘因素而结成的依赖关系也在不断削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特征。由于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人们生产活动的成果已经超出了满足自身和家庭生活生产需要的限度，开始出现剩余产品。此时，将这些剩余产品拿去“交换”，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和交易市场。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宗族以及由地缘因素而结成的依赖关系转换为商品交易关系，并由此产生了“商品拜物教”——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人自身劳动相对立。而只有到了第三大历史阶段，也即共产主义社会，才可以实现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基础上的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完成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否定之否定”。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生语境的“现代化”是在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时出场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人类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发展阶段后，人类才真正走向“现代化”。14、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整个人类社会被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从而进入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意识到传统的“革命史观”已经不能完整地概括中国近现代以来党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开始以“现代化”的视角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譬如，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应该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中心，同时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这本书的题名采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而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表明该书已不是纯革命史，而是兼顾了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发展状况，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更全面的近代社会发展史。同时，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逐步形成了自身对“现代化”的一整套看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并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但是，作为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中国对待“西式现代化”的态度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对立局面的影响。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这本身是“前三十年”积累的重要经验之一，但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客观现实又使得我们与现代化的世界潮流隔绝开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的重大意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里的拨乱反正，最核心的含义，就是重新回到“现代化”这条主线上观察历史、思考历史，进而重新出发。换而言之，现代化史观重新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纳入发展目标中，并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出发赋予其以中国特色的内涵。
在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相结合的基础上，第二个《决议》重新审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并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出发，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重新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相比，第二个《决议》改变了“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这是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我国在实践中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变了落后的农业国面貌。但是，第二个《决议》形象地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基本国情——落后的社会生产、低下的消费水平、贫瘠的文化生活。
第二个《决议》中表现出的现代化史观，与唯物史观和革命史观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与唯物史观的联系来看，现代化史观强调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变革在社会形态变迁中所扮演的“第一动力”角色。恢复了唯物史观本身的内涵与逻辑：首先改变上层建筑，再改造经济基础，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并且，与文本意义上的一般性的“第二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史观的引领下，作出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第二大历史阶段是无法超越的、我们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重大判断。从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关系来看，现代化史观并没有取代革命史观，改革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仅如此，现代化史观包容了革命史观。与革命史观不同，现代化史观的中心议题不是单纯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通过发展来巩固和保护政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决议》又一次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史观的成熟。也正是通过运用现代化史观，第二个《决议》客观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四、第三个历史决议与“革命的现代化史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党的百年历史，特别是2012年以来党的奋斗历程进行新的提炼总结，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决议》)。从学理上来看，第三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准确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有机结合起来的产物。对于站在“两个百年”目标交汇点的中国共产党而言，第三个《决议》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时空压缩”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14、15世纪开始，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现代化”时刻，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力水平。同时，由于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国家，因此，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间被不可避免地画上了等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附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也被视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人类文明形态。譬如，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指出：“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与殖民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尽管一些后发国家作出了独立建设现代化事业的探索和努力，但大部分都遭遇到挫折，甚至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东欧国家的现代化尝试也均半途而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质就是一条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接受西方现代性实际上就要承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独立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也即“扬弃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独立不等于封闭保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完全可以避免“独立-贫困”“发展-依附”的二分法，在开放的基础上实现独立自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摆脱贫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选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时空压缩”格局更为突出地呈现出来。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共时性”特征，这种“共时性”是指人类三大社会经济形态的某些特性在现时代的中国并存共生。在唯物史观看来，在人类社会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通过血缘纽带结合起来开展生产活动，由此形成了“人的依赖关系”；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资本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第三大社会形态中，“自由人联合体”自觉地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联系起来开展生产，个体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人类也由此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历史，作出了我们仍处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也即我们仍处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历史时期。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中又呈现出很多与一般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就在于：在现时代的中国，“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大历史形态的某些特征是并存共生的。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看，之所以不同历史形态特征能够并存于同一时空，在于“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譬如，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既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根本原则，但同时又强调政府所实施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特质——不仅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长期远景展望以及各种具体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发展战略，体现出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面。与此同时，政府管理中的“人治”特点还比较明显，这不仅表现在上下级官员之间存在着裙带关系和政治攀附，而且在基层治理中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宗族、血缘和地缘关系处理一些公共事务，如此种种现象，都是“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残留。
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面临着空间压缩和空间撕裂双重叠加的境况。一方面，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一再压缩，社会交往更为密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进程造成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民族产业和劳动就业等各种动机，国际金融市场异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潮流，对全球化发展带来了负面冲击，而中国也走到了与美国及其他传统强国发生更加深入和更加复杂的全方位碰撞接触的历史关口。这就在空间层面形成了融合与对抗并存、压缩与撕裂同在的特殊时代场景，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特殊国际环境。
(二)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以“革命的现代化史观”梳理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要求必须以革命的视角把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要利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大社会经济形态特征并存、世界各国空间联系日益紧密所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又要巧妙地打破“时空压缩”所引致的不利格局，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宽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度。
仍然以市场与政府关系为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打破社会形态特征重叠的限制。由于我们仍处在第二大历史阶段，因此，就必然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途径，同时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但是，由于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底层逻辑的，这就决定了不能把政府作用仅仅定位在实施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的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发挥其保护经济基础的作用。因此，我们还需要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历史定位来看，我们还处在第二大历史形态向第三大历史形态过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因此，与第二大历史形态中“一般性”的市场经济相比，我们的市场经济不仅仅包含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容，还涉及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一方面，国家是公有制经济的出资人、控制人和受益人，国家可以把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作为宏观调控的微观抓手，实现国家调控经济的目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根本上体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决定。譬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起草，都是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牵头成立起草小组编制，并直接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并正式对外公布。在《建议》正式公布之后，再形成“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的初稿。从这一角度而言，构建中国特色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过程，就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物质文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建设政治文明的过程。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产物。我国拥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历史，以科层制管理为特点的中央大一统体制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始终占据了主流，这也造就了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人的依赖关系”。在自然经济历史时期，市场与政府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领域，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保证中央的绝对权威和统一决策，同时又注意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央和地方通过官员的任免、流动和交流，形成了具有凝聚力和整合力的科层治理网络。这种结构性的科层治理网络，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为推动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市场和政府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来源。从这个案例不难发现，走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方面要深刻把握和理解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总方向，通过推动社会革命突破“第二大历史形态”的种种局限；另一方面，又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髓，推动“第一大历史形态”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体制层面的革命，同时也是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
从打破空间割裂的限制来看，必须把握“世界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性，厘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征，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着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要准确认识我们仍处在“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定位，立足于本国国情开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前，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单边主义和内顾倾向愈演愈烈，但这实际上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个“危中寻机”的历史窗口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开始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出口导向的粗放型低水平发展模式，推动技术革命，开展管理创新，着力开辟一条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同时，在区域和对外开放层面，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建立，改变了长期以来单向融入海洋文明的开放思路，描绘了一个更为长远的全方位开放场景。
总之，要通过深刻的社会革命，变“时空压缩”的不利格局为“时空拓展”的积极姿态，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百年未有之大新局”。既要利用社会形态特征重叠、全球空间联系不断加强所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又要打破市场原教旨主义横行、资本无序扩张、保守思想限制、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国家内顾倾向抬头等不利局面。不仅要避免被禁锢在自然经济的“世外桃源”，还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挣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朝着更高层面的“自由个性阶段”发展。唯如此，才能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宽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度，塑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三)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掌握“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到“继续革命”再到“改革就是革命”，革命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从自我革命来看，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百年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是不犯错误，而是敢于直面问题，改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在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无数次从重大挫折中走出来，从八七会议到古田会议，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运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始终把自我革命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开展自我革命，重典治腐，强力肃纪，纠正了一些长期以来未能得到纠正的沉疴痼疾，党的面貌和形象得到极大改善。
从社会革命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从建党伊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包括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灭社会阶级等。后来，社会革命的含义得到拓展，成为一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根本性变革的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革命的概念拓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社会革命。这些新概念都极大地拓展了社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来看，第三个《决议》用“十个明确”精辟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深刻揭示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伴相随、互促共进的辩证关系，充分表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等改革措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在党的建设方面，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坚如磐石的意志正风肃纪反腐。在文化建设上，秉承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以革命文化淬炼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为政清廉的文化土壤，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是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的动力源泉，是党百年来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制胜法宝。我们党正是依靠自我革命，成功消除了党内重大隐患，破除了利益固化的藩篱，有效提高了自身战斗力、凝聚力和组织力。这些“自我革命”的举措，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接受。这恰恰是第三个《决议》揭示出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最后，以“革命的现代化史观”梳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无论是开展自我革命、社会革命还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第三个《决议》明确提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两个“确立”，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树立了思想旗帜，提供了理论武器与科学行动指南。
五、结语
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丰富内涵和逻辑关联，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党史观是一个“规定性”不断增加的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最根本的唯物史观出发，结合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过程形成了“革命史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出发，把党的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纳入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继续推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业已形成的“现代化史观”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结合起来，对党史的回顾与总结从单线条的“平面梳理”逐渐转变为多线条的“立体梳理”，这极大地增加了党的历史经验的厚度，有力地增强了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开创未来的启发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决议》，运用“革命的现代化史观”，对百年党史作出了新的总结和梳理。当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时空压缩”的时代背景，三大社会形态的特征重叠交织，全球化格局与逆全球化浪潮共生并存。为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拓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倡导和建设的现代化必定是覆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方位的、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五大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开展经济增长模式革命、政治管理体制革命、文化形态创新革命、社会治理机制革命、生态文明环境革命等五大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要推动这五大社会革命，又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这就是运用“革命的现代化史观”总结百年党史、提炼历史经验对现时代实践的重大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