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云南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改为经济研究所）创设所长袁德政已经离我们而去33多年了。期间，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作为他的学生、助手和接班者，已经于1991年把他的学术观点写成《致力于云南农村经济研究的袁德政》，刊载在我主编的《云南经济学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本文拟把他的学术贡献重新梳理，力图公正评价他在云南农经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弘扬他毕生献身学术研究的感人精神。
一、创设云南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毕生献身农经研究，直至临终住院仍在审读书稿。
我原在军队服役18年，后转业至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工作，1987年袁德政得知组织上拟变动我的工作，遂诚心邀请我加盟社科院农经所，做他的副手。我当时感觉是受宠若惊。因为我知道，袁德政当时是云南省内农经研究界三大权威名家之一。（另两名家是胡桐元，时任云南省经研究所副所长，代表作《西双版纳热区资源开发与保护》；徐敬君，时任云南民族学院经管学院院长，代表作《云南山区经济》）。
由于我当时在省委宣传部理论处，领导分工我联系社科理论与宣传，很早就认识袁德政，他1930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59年随西南农业科学院迁到云南，先后在云南省农科院和农业部门从事管理与研究工作。1980年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组建，为该所农业研究室负责人之一。1984年6月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农经所）并任创设所长。他呕心沥血，从科研人员的调进，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培养，到大量科研课题的选题、调查、课题组织、完成，所刊创办，都付出了心血，使该所成为省内有较大影响的农村经济研究单位，1990年被省政府确定为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之一，先后承担多项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多个咨询报告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之中。为表彰他在农业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1987年12月省政府授予他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88年荣获云南省劳动模范称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他约我见面，曾说，他还兼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以及省经济学会、省农村经济学会、省林业经济研究会、省畜牧经济学会、省供销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总干事、副理事长、副会长、全国畜牧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并受聘担任省委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学术顾问组副组长，农村经济刊授联合大学云南省分校校长等，社会工作实在太多，急需一个助手分担所里工作。他又说，他不是共产党员，所里党支部也需要一个负责人。我见他确实诚恳，遂爽快答应。
我来农经所后，他见到有的研究人员对我不了解，曾说出不大服气的话，就在所务会议上介绍说，赵俊臣是我选择的，经院领导考察任命才来的。他还具体说，赵俊臣曾在空军服役，参加79年对越作战立三等功，政治可靠。已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科学》上发表两篇研究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理论文章，又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学动态》、哲学所的《国内哲学动态》、求是杂志《内部文稿》、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云南社会科学、经济问题探索及省内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财贸学院、云南民族学院、云南教育学院等学报上发表多篇文章，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他直截了当的说，我在省人大兼任常委、在民盟云南省委兼副主委，两个单位会议等事物多，所里日常工作由赵俊臣多承担，要求大家务必支持。他的这番话，说的诚恳，更是对我的鼓励与支持。我当然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所里大事都向他请示汇报。那时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我经常利用晚上骑着自行车去他家里汇报。
袁德政的学术贡献我将在下文专述。这里仅举他敬业一事。1992年初，他体检查出肺癌和皮肤癌，但他仍按早已计划好的与郑宝华学术访问印度，和先后带领学术代表团访问印度的何耀华院长，成为云南省社科院南亚学术合作的“破冰者”。等他回来我去机场迎接，见他状况不好，即和他商量直接送去医院住院。不幸的是，目前医学尚未战胜这个病的法子，经医治无效不幸于1992年5月3日逝世，终年62岁。让我感动的是，在病房里，他忍痛坚持审阅完他和郑宝华、于小刚三人编译的《社会林业学概述》一书，我忍泪安排出版。因为该书初稿写出后，郑宝华、于小刚已经分别出国留学。袁德政住院3个多月期间，我安排全所人员排队每天有人在医院陪伴；袁德政去世后，我坚持从灵堂到灵车参与抬棺，送他最后一程，报答知遇之恩。
还有一事值得记述。袁德政住院后期，我去医院陪伴，偶然谈起国家正在酝酿恢复科研部门的学术职称评聘，他遗憾的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评上正高研究员，我随之答应帮助办理。从医院回来，我即向时任院长何耀华教授汇报。何院长很支持，并告诉我他在云南大学工作时就是被省政府特批的教授，遂立即指示院人事处办理申请。我当时由于正在主编《云南当代经济学者》，袁德政为入选者，且由我执笔他的学术贡献，材料是现成的。当我把省政府特批袁德政为研究员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省政府的特批，无疑是对知识界的职称期待的权威回应！不过几天，袁德政便在没有任何遗憾下驾鹤西去，走的坦然。
二、在全国第一次引进并本土化国际上先进的《社会林业》理论与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PRA）方法。
中国在林业发展体制上，长期流行的是政府林业、工程林业、木材林业等，而1980年代后世界上出现了新的理论即社会（区）林业，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村民自己的林业。袁德政和我们所的郑宝华及于小刚三人1992年出版的《社会林业学概述》，为全国第一本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并本土化的社会（区）林业学著作。之后，国内学者先后出版社会林业、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PRA）等著作24部，其中云南学者14部。
袁德政等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社会林业学理论与方法，源于国际基金会项目官员孟泽思先生和泰国清迈大学教授乌莱旺·泰其涌女士的推荐、帮助和亲手的传帮带。一是资助并与袁德政，郑宝华一起考察云南东南部社会林业状况。二是资助进行云南10个代表先县的社会林业大调查（袁德政去世、郑宝华和赵鸭桥出国留学后，由我和左停、宣宜接着补充调查研究，成果汇集成《云南社会会林业》（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4月版）。三是安排袁德政、郑宝华考察印度社会林业等，为写作《社会林业学概述》，收集了大量国内外资料，作了充分的准备。
《社会林业学概述》认为，社会林业的着眼点和目的，并不是全盘否定林业的木材功能，而是把人、社会、森林有机地联结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大系统，使林业发挥对人类的木材功能、生态功能、生活资料功能、高经济收入功能等，特别农户的生存功能。因而可以说，社会林业是人类为了获取生存、发展，而对森林共同进行营造、管理、利用、保护的行为。
《社会林业学概述》第七章、第八章，分别介绍RRA和PRA方法。在农村发展研究中，方法甚为重要。我们知道，传统社会科学调研有两大缺陷：一是别人不能重复；二是信息没有甄别，真假难辨。国际社会随着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项目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随着国际社会援助云南农村发展项目和云南学者利用国际奖学金派员留学，这种方法首先在云南引进与流传推广。
所谓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简单来说，它是在外来者（学者、志愿者或官员）的协助下，使当地人应用他们的知识，分析与他们自己生产生活有关的环境和条件，制定今后的发展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使当地人从中受益的一种理论、方法与实践活动。
在此应该感谢的是，袁德政所长还促成了国际基金北京办公室原项目官员孟泽思博士、泰国清迈大学的乌莱旺·泰其涌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南希·裴鲁索博士(Dr Nancy Peluso)、澳大利亚迪京大学乔·雷米尼博士等，先后应邀来云南省讲学，重点地介绍了国际上流行的农村社区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使包括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在内的云南省从事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专家学者、项目工作人员受益菲浅，我当然也在受培训之行。
与此同时，袁德政更促成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经所与云南省林业厅联合承担的“中国云南山地林业试验示范项目（社会林业项目）”，云南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实施的“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使农经所学者从这些行动研究项目中，运用所学理论与方法有了实践检验机会，又在实践中发展这些理论与方法，迅速成长为国家南方重要的从事国际合作农村发展项目最多的学术单位。可以这样说，袁德政、省林业厅造林处黄处长、乌莱旺·泰其涌教授和孟泽思博士四人，是中国引进国际社会林业理论与方法的“开创者”、“元老”。
这里有的小故事。改革开放后，德国政府分批援助中国15个省、市、区造林项目，每个省市区额度都是2000万马克。云南省德援造林项目排在第一批，前期与启动后的评估由云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评估组承担。我们在写评估报告时当然把推广应用社会林业、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作为建议之一。后来听说，四川省的德援造林项目的建议书，德国专家连续几次都不给批准，四川省林业厅的承办人员很纳闷，不明其理。后来当国际基金官员点拨、并把我们的评估报告送给他们看，当他们认真阅读云南的评估报告后豁然开朗，原来没有把推广应用社会林业、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写进去，于是马上加进去，德国专家便顺利通过了他们的项目建议书。
三、与郭正秉、胡桐元合作主持完成云南省第一部《云南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1987年，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郭正秉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同时带来了两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云南省社科院成立以来第一次接受省政府重大研究课题任务。其中《云南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由郭正秉、袁德政、胡桐元合作主持，《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由郭正秉、袁德政、赵俊臣共同主持。袁德政和我商定，前者由他具体负责，后者由我具体负责。郭正秉院长总负责、总协调、总审定，也参加部分课题研究。
经过广泛认真的调查研究，《云南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获云南省第三次（1990～1992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获云南省人民政府1990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
《云南农业发展战略研究》，除我们所学者参与外，袁德政邀请云南省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桐元研究员等共同承担。经课题组学者联合攻关，特别是把袁德政、胡桐元两位学者原在省经济所是合作好朋友，课题研究进展非常顺利，成果出版也很快，为全省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农业农村发展的巨著。书中反思了当时农业农村发展的计划经济残余，提出了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全新指导思想、发展途径、模式、结构调整、培育烟糖茶橡胶等高原特色产业、山区开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支农投入机制、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民增收、农业国际合作等全新的理论与对策，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我拜读了全书，受益颇多！特别是对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分析非常深刻，袁德政和课题组认为，在未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云南农业发展的希望和出路，只有在高原特色农业上打主意。课题组还逐一的分析了云南现有烟、糖、茶、胶传统优势产业产品，预测与建议仍有进一步做大做强的空间，于此同时，建议举全省之力，大力开发培育咖啡、核桃板栗等坚果、三七等南药、林下经济等。这些论证与建议，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变成了实践决策。例如，省政府先后成立的“18生物开发办公室”及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规划等。至2024年年底，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26.7万亩、产量14.6万吨，种植面积、产量双双位居全国第一，均占比98%以上；核桃板栗等坚果4300万亩，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位。
还需要指出，袁德政、胡桐元两位学者还把他们早在1980年代初期以来研究云南农业发展的成果，融入进课题研究之。袁德政在执笔的综合报告的决策建议中，把他研究的农村农业深化改革的观点，经补充修改，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说明，在一个课题立项时，研究者的现有研究经历与成果，对于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在全国最早一批关注与研究农村深化改革
与大多数科研人员一样，袁德政在十年文革期间也受到冲击，粉碎了“四人帮”恢复工作后，对农民创造的家庭责任制在敬佩之余，结合云南实际给予深入研究。1990年，他提议和我联合发起征文并主编《农村改革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该书广泛涉及农村土地林地产权稳定、流转和继承，宅基地问题，农村社会服务体系，村民自治，投入与金融、农业贸易、引进外资等。袁德政关注与研究农村深化改革，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全国最早一批揭露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弊端，呼吁废除人民公社旧体制。他与胡桐元、刘诚合作发表《试论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弊端》（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1期）。依据亲自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论证了人民公社旧体制违背了农村农业生产和发展的规律，违背了农户的意愿，助长了瞎指挥、“一平二调”、浮夸风，严重挫伤了亿万农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彻底抛弃。由于包括袁德政在内的学者们论证与呼吁，中央终于1983年把人民公社废除。
二是稳定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吃下一个定心丸。他针对有的学者时不时发出的调整土地的观点，认为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是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最基本的成果，也是今后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到要稳定农村责任制，不要轻易改变。给农民吃下定新丸，农民才能安下心，使用并爱护土地林地。他曾经多次在所里会议上说，一些地方动不动就要调整土地，搞得当地农民急功近利，农家肥也不施了，拼命施化肥，造成土地板结。地力下降。
三是通过扶持发展专业户形式，实现土地林地的规模化经营。他认为，土地平均到户后，确实出现了土地分散、不规模经营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决不能重回过去的集体化，而是通过扶持发展专业户，例如粮食专户、林业专业户、畜牧专业户、渔业专业户等，也可以实现规模化经营，为此，就必须把社会化服务搞起来，服务到户。
五、在全国最早一批研究扶贫攻坚
改革开放前的极左路线下，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缺衣少食，没有扶贫一说。粉碎了“四人帮”，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显神灵”，粮食连年增产，可以吃饱饭了，又经过城市的改革，短短几年，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发展，国家有了力量，扶贫攻坚提上了议事日程。1987年新院长郭正秉从省政府带来“七五”规划课题《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由郭正秉、袁德政和我联合主持课题组研究，成为全国最早一批省级大规模研究贫困和反贫困者；1989年他又指导我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获云南省1990～1992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我清楚地记得，课题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的红河县、广南县调研时，袁德政以饱满热情，深入最贫困农户访贫问苦，晚上汇总情况时，他总是能和课题组成员分享一些新发现、新问题，体现出资深学者很高的素养。我觉得，在他执笔的文稿中的很多观点，虽然过去了30多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这里我仅强调两点：
一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贫困理论，梳理了我国和云南的贫困、反贫困现状，强调了当前因国力限制，只能先解决绝对贫困和部分相对贫困，大范围的相对贫困和低收入者只能往后放一放，为此我们不能在解决绝对贫困取得一点成绩时就忘乎所以、以为大功告成，马放南山；特别是我们的贫困标准距联合国、世行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标准还差的远，不能盲目骄傲。
二是国家好政策到不了贫困区域和贫困户手里的问题。袁德政在执笔两大课题贫困状况分析时写到，由于条块分割，中间环节过多，有的优惠政策迟迟不能贯彻落实。如有的贫困县、乡、村粮食又购又销问题、国库券的减免问题等，到我们调研时尚没有完全解决；有的优惠政策执行中时断时续，或被一些条块部门私自取消，未能体现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有的扶贫物资、资金到不了贫困村，有的到村后又到不了真正的贫困户等。当然，这些问题后来都引起决策部门重视，先后得到解决。
六、与徐敬君教授一起开创《云南山区经济学》
袁德政开始研究山区经济较早，先后发表《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山区经济》（与刘诚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80年创刊号），《云南山区经济学术理论观点综述》（学习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0期），《试论山区生产发展中的资金与技术问题》（云南省农学会1983年《山区生产学术会议论文集》），《发展山区生产实现云南农业发展战略的重点转移》（经济问题探索1983年第3期），《念好山字经》（云南日报1983年3月13日）。作为课题组长，袁德政1989年又主持大型研究课题《西南四省山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农村经济研究1989年第3期）。他还应邀参与徐敬君教授编著的全国最早一本专门研究山区专著《云南山区经济》（198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执笔撰写《山区农业现代化的起步与准备问题》。
徐敬君教授的山区经济学理论，我在主编《云南当代经济学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中有详细介绍。袁德政的山区经济发展理论，我拜读后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是高度肯定山区经济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他论证说，云南丰富的资源绝大多数都蕴藏在山区，自然优势在山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在山区，由穷变富的物质基础在山区，如果占全省94%的大面积山区优势得不到发挥，这就不可能给全省国民经济带来质的变化，全省四化进程将是空谈。
二反思过去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套做法，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他特别强调全面恢复农户林户的家庭经营；农业发展的重点，应由坝区逐步向山区转移；山区农业经营的内容要在粮食增产的同时，向以林、牧业为主的多种经营转移；粮食发展的重点，应在水稻增产的同时，逐步向旱作农业转移；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应在搞好工程治理的同时，逐步向生物治理、建设绿色水库和搞好水土保持转移。
三是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他坚决反对“一刀切”，推崇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果则果、宜药则药、宜游则游等。
四是引进和本土化立体农业概念。他总结了云南山区农民合理地实行科学的间种、套种、混种、复种、轮种等配套种植，形成多种作物、多层次、多时序的立体交叉种植结构的模式与经验，呼吁这是提高单位土地产出量和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好途径，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五是充分尊重当地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的创造性。他曾深情地说，只要放开管制约束，相信农民的智慧不但不比我们差，而且比我们强好多倍。
六是加强山区智力开发。他强调，从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发展山区经济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强山区的智力投资。这是云南农业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也是发展云南国民经济的首要战略思想。他身体力行，利用自己担任农村经济刊授联合大学云南省分校校长的身份，要求多招收山区学生，特别是学费较少班要扩大招生，多培养贫困人家的子弟。
七、云南粮食问题的研究建议绝大部分被采纳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云南经济发展缓慢，特别是粮食不能自给，从省外调粮困难重重。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云南粮食生产与发展给与了应有关注。袁德政更是把云南粮食问题作为研究的主攻课题之一，从1980年连续发表10多篇有分量的报告，多数建议进入省里决策中。如《云南粮食发展问题探索》（经济问题探索1982年第5期）；《要注意研究和发展粮食专业户》（经济问题探索1984年第2期）；《云南粮食发展战略研究》（农业技术经济1984年第3期）；《重新认识农业、重新认识粮食》（云南日报1986年5月6日）；《实现云南粮食自求平衡的宏观思考》（农村经济研究与参考1987年第2期）；《粮食发展的历史波动规律及其经验教训》，《云南日报》1989年8月3日）；《云南粮食发展研究》（经济问题探索1990年第1期）。其中，1988年，与郭正秉、赵俊臣联合主持并主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云南粮食问题研究对策专集》，获云南省人民政府1991年2月颁发“云南省人民政府1979～1989年度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现实问题的优秀理论文章（著作）二等奖”。
袁德政研究云南粮食发展，涉及粮食的生产、储运、分配、消费等，全面剖析了建国以来云南粮食产需情况，历史资料宝贵；实事求是提出了云南粮食发展的战略目标、主攻方向和相关的决策和措施。许多建议进入了省里决策。这里仅举几例：
一是关于云南粮食发展目标，他综合分析了云南省情特点，论证了走基本自给自足的道路的可能性，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论断的科学性。
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明确发展高产田地，改造中低产田地。这一建议被决策部门采纳，省里制定了分批建设5400万亩高产田地规划，分布实施顺利。
三是从政策上调动农民种粮卖粮的积极性，包括提高粮食收储价格，建立连片商品粮基地、用当时农民急需而市场供不应求的化肥、地膜等挂钩收购等。
四是树立大粮食观。加强旱谷生产发展的综合研究，以补大米不足的供求矛盾；根据云南省情发展核桃、板栗等。后来省里做出了扶持核桃板栗等坚果规划，目前全省仅核桃已达4300万亩。显示出他建议的前瞻性。
八、在全国最早一批反思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早在1979年，袁德政便反思我国在生产中不注意环境生态保护问题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全国最早一批认识到发展经济重视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在《从大自然的严厉惩罚中醒悟过来》（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三期）中，他以大量调查资料表明，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故意歪曲以林业基础的方针是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相对抗，鼓吹林粮牧对立，使得几把刀子向森林进军。粉碎“四人帮”后，林业战线的同志为林业的大发展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遗留问题还很多，有关发展林业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未全面落实，重采伐轻造林、只造林不管林的思想相当突出，特别是乱砍烧柴，全省平均年耗烧柴约为1700万平方米，占年总消耗量的64.7%、占总生长量的120%，为国家计划采伐量的7—8倍；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等灾害，1963—1972年，全省平均每年毁于火灾的森林135万立方米，占年总消耗量的5%，相当于年计划采伐量的63%。1977—1978年，全省森林病虫害544万亩，进行防治的仅100万亩；毁林开荒，1963—1975年，年均损失59.5万亩，占年消耗量的2.65%。以上三项损失，已超出年总生长量的40%。他预测，如果加上每年必要的用材，60年后，全省森林资源势必枯竭。
袁德政大声疾呼，云南森林资源严重破坏，蓄积量急剧下降，残次林增多，有的已发生地类演变，自然生态严重恶化，给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必须“从大自然的严厉惩罚中醒悟过来。”
袁德政开出的相应药方，一是要高度认识并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森林法》；二是把生态环境治理纳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三是尽快改革林业管理体制，落实农户林权，调动林农爱林管林护林积极性；五是在农村提倡推广节材灶、沼气、太阳能等。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袁德政晚年，老伴先他而去，我曾建议他再找，他婉言谢绝，自豪地对我说，5个儿女都长大成人，事业有成。长子，袁原，原云南铜业集团就职。长女，袁玫，曾任昆明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次女，袁美，云南省社科院工作；三女，袁涛，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基因修改室主任助理：四女，袁佳，加拿大公务员。他满意的说，子女对他都很孝顺，次女在身边照顾，其他子女都经常打电话问候。所以，他一心用在工作上，直到驾鹤西去。
参考文献：
1，赵俊臣：致力于云南农村经济研究的袁德政，载赵俊臣主编《云南当代经济学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
2，罗荣淮：袁德政研究员学术之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 2010/11/16 20:48:00。
3，袁美：两代人的情结，我和父亲与云南社科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2010/8/16 9:4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