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主编、谭秋成副主编的《农村经济学》（2024）教材中，中国农村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建国前起步、建国后至1978年依附和停滞、1978——2002年的形成、2003年后的完善四个阶段。与此相适应，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发展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相应的四阶段。

我们大致赞同魏后凯、谭秋成的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四阶段划分，因为农村经济学是农村发展学的基础和一个组成部分，农村发展学的发展与农村经济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学界对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也是大体上是同步的。我们又认为，如果从农村农民作为现代人的发展的这一主线来看，第四阶段的起点应该后退20年，原因一是至今我国农民尚未享受到与城市人同等的就业、低保、医保、养老等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有待实践的探索与检验；二是学界对于农村发展学的讨论尚不充分。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同时显现出农村发展学的成熟。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农村发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就应该构建农村发展学。我们相信，中国一定可以基本解决农民享受国民待遇的所有问题，学界也一定可以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农村发展学。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起步阶段起点高，涌现出陈翰笙、费孝通、张培刚等世界级大师。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及乡村建设，更没有农村发展学。

据徐勇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第一个调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他在山东、河北等省农村布道四十余年的同时，兼作中国农村田野调查，1899年写成《中国乡村生活》，留下弥足珍贵的晚清中国农村社会的全方位镜像，是早期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经典之作。

另据王景新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中国最早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试验，始于民国前后。1904年，河北定县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发现当时农村落后，通过乡村教育和发展农业来推动乡村建设，创设国民初级小学校与女子学塾，简易识字班，半日学校，乐贤会、宣讲所等；制定看守禾稼、保护森林、禁止赌博等规约。

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精英开始关注乡村建设实践，开展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并在全国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与此同时，外国学者来中国任教，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非常显眼，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农村。而陈翰笙开创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调研农村经济社会，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做出的科学论证，已写入中共党史。费孝通、张培刚等成为世界公认的以研究落后国家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的大师。  

（一）乡绅们的农村改造与农村调查被称为技术改良派。

据王景新教授等的研究：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1920年代的高潮时期，全国从事乡村工作的团体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1000多处 。但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非常复杂，很多名不符实，大多中途夭折。其中成绩与影响较大者有九个：一是山西村政。二是彭禹廷与河南乡村治理学院；三是国民党元老沈定一与浙江萧山东乡自治区。四是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衡山和新都的实验，被称为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后创办菲律宾乡村改造学院。五是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实验——北碚模式。六是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实验。七是黄炎培、江恒源等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黄墟、善人桥、沪郊的实验区——徐公桥模式。八是高践四等人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北夏、惠北）的实验——无锡模式。九是陶行知和中华教育改进会创办的晓庄学校——晓庄模式。

民国乡绅们的农村调查与乡建，还通过讨论会相互交流。1932年，中华职业教育社镇江黄墟乡村改进试验区倡议召开乡村工作会议，1933年7月14日在山东邹平成立了“乡村工作讨论会”并召开第一次集会；1934年10月10—12日在河北定县召开第二次集会；1935年10月在江苏无锡召开第三次集会。讨论会的工作报告和论文都由章元善、许仕廉、江问渔、梁漱溟等分别编辑，结集经中华书局出版，留下了《乡村建设实验》（1—3集）。

纵观民国乡绅们的农村调查发现的问题与试验的农村建设主要集中在：一是强调农村经济落后，需要推广技术加以改良；二是农民文化素质低，需要帮助扫盲、举办学校；三是强调村民自治；四是改良不良生活习惯，等。

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但是，这些调查都没有抓住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抓住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调查，是由陈翰笙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完成的。

（二）外国学者的调查与实践引入了国际上的理论与方法。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也在中国主持过农村调查，通过实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以卜凯为代表。

1，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卜凯1920年开始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21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22至1925年间通过学生作业完成7省17个地区2866户（另一说22个省、168个样本点、38256个农户）中国农家经济调查，成为当时中国“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其成果《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学科经典。

2，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于1926年出版《中国农书》，以个人田野调查和观察为基础，详尽探讨了中国农村家庭农场的自然、技术、制度等若干特征。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土地占有在省际和省内的差异以及家庭农场经营的细碎化，并将其归因于中国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

3,美国社会学家Daniel Kulp（葛学溥，也有译作库尔普的，1913年来中国，任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宗族主义社会学研究》，是该领域较早采用个案研究的典范，发现了“宗族首领－房头－家长”构成村庄的权力链条。

外国学者的农村调查发现的问题与试验的农村建设主要集中在：一是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农村现状；二是大都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发现中国农村农户小规模土地经营，产出率低；三是农民识字少，素质低；四是加工业相对发达，农民收入低，处于贫困状态。但是，这些外国学者的调查引入的国际先进的农村调查理论与方法，还是值得称道的。如陈翰笙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调查，就曾引入这些方法。 

（三）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调查在主要论证农民运动的同时，也涉及村民自治。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调查集中体现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是中国最早从政治学角度，用政治学方法调查的。其中关于乡村民主自治，《视察》中写道：“湘中、湘南各县多数经过了一个烈风暴雨的农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乡村陷于无政府状态，应立即实现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具体的建立农村联合战线，以免去农民孤立的危险；农村中的农民武装、民食、教育、建设、仲裁等问题也才有最后的着落。目前湖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省民会议、县民会议非在完成乡村自治以后决无可言。”这些论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关于乡村民主自治的思想认识，切合当时的形势，也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四）陈翰笙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调查，开创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先河。

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学术界的宗师，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等多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被誉为中国“当代经济学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2004年1月25日上午，时任总理温家宝曾去病房探望陈翰笙，祝贺他108岁“茶寿”，代表中央要求学界认真总结陈翰笙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治学精神和学术经验，让他们的理论精髓得以传承。

陈翰笙农村调查的背景与起因：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党内外、甚至共产国际内曾出现争议，有种意见是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为论证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陈翰笙领导了大规模的中国农村调查。一是1929年7月至9月底实施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共55个村概况、8个市镇工商业，22个村、1204户问卷。二是保定调查，共调查了11个村，逐户调查共包括1770个农户，还对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村概况调查表涵盖60多张，各种问答题有130多道；分户经济调查表共有27页，分为41个表。三是1934年组织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3个烟草产区、127个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从中选出6个典型村429户进行挨户调查。四是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组织对广东农村的番禺10个代表村的1209户进行挨户调查，同时还进行50个县335个村的通信调查。五是1940年3月，带队赴云南西双版纳调查了66个村的概况和6个村168户，以及一些必要的访问座谈。此外还调查了山东、河南等地逃亡东北的难民等。

陈翰笙的农村调查，一是得出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二是发现当时傣族主要统治者车里宣慰使（召片领），都是世袭的，俸禄由老百姓贡赋或代耕田支付，“完全是个封建模式”；而领主们在傣族群众中还是有较高的威信，例如，1937年6月，猛宋的傣人和先闷（傣族官吏）举行秘密会议反对民国车里县练囱的附加捐，通过决议绝不承认当时政府县长派来的任何收税员，只同召片领下的傣族官员表示合作。这为我们党在傣族地区实行和平土改提供了论证材料；三是发现底层农民受剥削很重，土地改革很有必要；四是当时省政府官办的茶场失败，为以后官办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警告。五是他协助宋庆龄引进和举办合作社，找到成为中国较早引导小农户走向大规模生产的途径。

（五）张培刚，当代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张培刚（1913—2018）是当代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其对农村社会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调查、农村工业化理论及农业现代化路径探索等方面，尤其以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为核心。

张培刚在1934—1940年期间，受陶孟和指导，在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开展实地调查，足迹覆盖上百个村镇和数千农户，其成果包括《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广西粮食问题》（1937）、《浙江省食粮之运销》（1938）等著作，系统分析了农村经济结构、粮食流通及农民生计问题，为后续理论研究奠定实证基础。

《农业与工业化》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他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用英、法、德等文，翻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阅读了参考书200多本，涉及到的经济学家不下180余人，包括了当时经济学中有关的主要论著，写成《农业与工业化》，为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全面系统地剖析发展中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问题的著作，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书中他提出“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辩证关系，主张通过发展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基础，同时避免工业化进程中牺牲农民利益。他强调农村工业化需结合本地资源，而非简单复制西方模式，这一思想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核心内容。

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 “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 .Wells Prize），这也是迄今为止，华人在经济学领域所获得的最高级别奖项。

（六）费孝通的农村调查，创建出中国农村社会学。

费孝通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其贡献主要体现在田野调查方法的本土化、乡村社会结构的系统分析以及推动农村改革实践。

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原名《中国农民的生活》，依据他在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进行田野调查的梳理与总结，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提出“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概念，系统分析了乡村社会的运作机制，为理解中国乡土社会提供了理论框架。他还参与创办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推动农村工业改良，并在《乡土中国》等著作中倡导“志在富民”的学术理念，强调社会学应服务于农村发展。晚年，费孝通关注农村实际问题，主张通过社会学研究指导乡村建设，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城镇化的指导方针。 

二、1949－1977年是依附和停滞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边倒的引入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仿照苏联集体农庄做法，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建立起一整套集体化体制与机制，农村发展越来越萎缩，再加上闭关锁国，无人了解世界发展现状，社会科学研究被取消，农村经济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人知道当代发展学，更没有人能想起有中国农村发展学。

（一）苏联农村集体化的兴起与严重后果

集体化体制的兴起源于20世纪初苏联的农业改革，其发展经历了从自愿原则到强制推行的转变，最终形成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的苏联模式。

苏联1929年推行全盘集体化运动，旨在通过强制手段将农民土地和生产资料收归公有，以加速工业化进程。初期强调自愿原则，但因粮食危机和工业化压力，政府转向行政强制，导致农民强烈反抗。1930年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部分恢复自愿原则，但到1932年底，全国60%农户已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化的核心机制：一是生产队制度：以劳动日为分配单位，将土地划归集体使用，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二是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和政治部强化对农村的控制，确保生产资料公有制；三是国家统一调配资源，农产品统购统销，农民生产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四是强化土地公有化，限制农民个体经济自由。

苏联集体化的后果，初期因强制手段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产量波动：农民与政府关系紧张，部分人被划为“富农”并遭驱逐。集体化导致1933年牲畜存栏数较1916年减少50%，1932—1933年乌克兰等地爆发严重饥荒，农业生产总值下降30%，最终亡党亡国。

（二）中国并没有人去考察调研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与集体化，照搬仿制的教训深刻。

中国照搬仿制苏联及集体化的理论基础，在于改造小农经济及建立合作社的有关论述，苏联农业集体化构成了中国农村发展先验模式，从而在实践上走入了一系列历史的误区，最终没有逃出苏联农业现代化的巢臼。

世界学者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与农村集体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尤以哈耶克最为著名，早在1944年，哈耶克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便预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与解体，轰动了世界。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苏联的计划经济与集体化过程，而且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机制的弊端的暴漏有个过程，中国并没有人去考察调研过，加上那时苏联高压政策下报喜不报忧，影响了人们判断。

庆幸的是，经过反思，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抛弃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旧体制机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迎来了经济繁荣，农村发展，农民吃饱了饭，收入增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提供丰富案例与经验。 

（三）19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包产到户”及被批判。

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多地遭遇严重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叠加“大跃进”运动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导致粮食产量锐减，出现大规模饥荒，公共食堂、人畜共食的“供给制”等政策未能保障基本口粮，农村劳动力积极性受挫，进一步加剧粮食危机。

1962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作为恢复农业生产的临时措施，主张将土地按劳力分配，四年后再议调整，以避免阶级分化。包括安徽等多地的施行效果明显，但是被认为等同于“单干”，可能引发土地商品化、高利贷等旧式剥削，威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后，“分田到户”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倾向”，安徽等地的试点被迫中止。

尽管包产到户未被推广，但其经验为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提供了实践基础。1978年后，包产到户的争议被重新审视，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

（四）孙冶方和顾准的反思。

孙冶方与顾准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重要经济学家，他们对农村发展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批判“一平二调”分配制度（平均分配、无偿调拨）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强调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作用上。

顾准在1968年田埂笔记中记录：“平均主义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难以提高”，认为应通过等价交换和商品生产调动农民积极性。孙冶方则提出“不能对农民搞“一平二调”，主张按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提出“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并强调“价值规律是第一条规律”。顾准进一步发展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产品应视为商品，价格应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主张“用利润牵牛鼻子”。两人的反思与当时“大跃进”运动形成鲜明对比。

“价值规律”在今天听来，是一个连中学生也耳熟能详的名词。然而在50年代那样受传统思想禁锢的时候，却有人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冲破束缚，真正认识并且重视价值规律，的确是一桩惊世骇俗的事情，无怪乎受到各方面的无情批判与指责。

三、1978－2020年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形成阶段。由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学科扩张出来的中国农村发展学 

1978—2020年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形成阶段。与改革开放同步，通过学者们不懈努力和国际引进，由发展经济学发展出中国农村经济学、由发展社会学发展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机构逐渐增多，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各类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特别是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与由影响力的学术观点，以及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形成、兴起、相关教材的出版，一些大学还开设了农村区域发展学课程。当然，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尚有待构建与成熟。

（一）农村改革的最大成果是集体经济转向农户家庭经营，随之成为农村发展的基础。

农村改革，一是土地制度改革，普及家庭承包制，家庭经营从集体经济中独立，集体组织主要是服务职能。二是乡镇企业崛起，1998年营业收入达3.8万亿元，但后期因竞争力不足多数转为民营。三是集体企业通过产权改革提升活力，主要举措包括：股份合作制改革：量化集体资产，职工入股等；中小集体企业通过出售、兼并退出。四是政策规范；五是确权到户，保障农民集体资产权益；六是市场化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强组织竞争力。

（二）厉以宁教授、张培刚教授主办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讲习班，让国内学者开始认识世界，知道了发展经济学等理论。

1979年9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查组“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组长于光远教授，提议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讲座由厉以宁教授、张培刚教授主办主讲，1979年11月初开始，每周一次，共60讲，由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经济学家参讲，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厉以宁教授、张培刚教授的讲稿后编辑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厉以宁担任宏观部分，张培刚担任微观部分），于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在国内起到了引进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的先导作用。其中，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对现代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的介绍、引进并评述，为中国首次引入。

（三）杜润生农村研究与咨询决策团队的农村改革与发展理论与政策，主导了中国农村的快速发展。

杜润生是中国共产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建国以来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政策制定工作。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和合法权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积极探索，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润生外，翁永曦、王岐山、段应碧、陈锡文、杜鹰、余展、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周其仁、温铁军、以及赵树凯等，作为杜润生的学生、下级研究人员，团结在读的周围，主要在于杜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没有封官许愿和物质激励，而是给他们为农民办事、改变现实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投身改革洪流，在变革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后来都已成为中国农村发展政策乃至整个国家政策决策研究与制定的重要人物。

作为杜润生主政时期的秘书，赵树凯经历、见证了当时农村改革初期中央决策的全过程，及农民的意见与要求，可喜的是他晚年笔耕不断，以翔实的一手资料的回忆录，记下了这一时期的全貌，权威性强，史料翔实，细节生动，相对于其他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成为最全面、最权威的史料。

（四）林毅夫总结的“落后农业国发展”理论，对中国和世界影响都很大。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来中国讲学，对林毅夫现场翻译很满意，遂招收其为自己的关门弟子，攻读博士学位，毕业时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等，提出“比较优势战略”，后发展成“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林毅夫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但他一直研究以中国为代表的落后农业国发展成发达国家的规律，先后出版了多部研究著作，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1994年，1999年增订版），以及系列著作与论文，系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别是农村快速发展的经验。在中国农业生产组织与生产效率关系以及制度变迁两个领域对于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孙建波称他是：中国经济学献给世界经济学理论的瑰宝，对于指导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起飞堪称“圣经”。我们特别欣赏林毅夫通过数理模型，得出了农民家庭责任制的增产效果达到50%左右；还通过构建的博弈论模型,说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社员不可以退社来保护自己，并导致勤劳社员跟着偷懒，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的结论。我们若照此推理，农民有退社自由，那集体“大呼隆”一天也存活不下去。

（五）杨小凯的发展中国家“后发劣势”理论给人以启迪、警示。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被誉为“当代蔡元培”，力主选送坐过10年冤狱的杨小凯赴美留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杨小凯在梳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此基础上，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解读亚当·斯密建立的以分工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从而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先后出版《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中文教科书《经济学原理》、英文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两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评价他是“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是杨小凯所做的。”

2000年，在北京一次讲演中，杨小凯提请人们注意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即由于落后国家发展比较晚，有很多东西模仿发达国家。但由于模仿空间很大，使得落后国家在没有一个“良序”制度条件下，单凭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难以取得发达国家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六）农村遍地成长的乡镇企业实践着张维迎的“企业家带动发展”理论。

在农村家庭责任制普及的同时，农村遍地成长的乡镇企业成为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而乡镇企业凡是办的好的，无一不是有一个好领头人，即乡镇企业家。这正好印证着张维迎的“企业家带动发展”理论。

张维迎1990年考入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师从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一直研究中国的改革，创立企业家理论，将中国奇迹归因于制度变革释放的企业家套利活力，而非传统要素投入。他认为，企业家决策基于想象力和判断，没有唯一正确答案，多数人可能错误。改变约束条件：企业家通过创新改变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等既定条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超越利润目标：企业家追求建立商业帝国或实现个人价值，利润仅为衡量成功的手段。这一解释强调市场动态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地位，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独特视角。他把企业家的作用概括为：市场的“无中生有”功能。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包括农村发展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案例证明，正确评价企业家的贡献，善待企业家，保护企业家，是一个农村社区、县域、省域乃至国家得以发展的根本！多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开展引资竞争，实际上是引进企业家的竞争。

（七）杜晓山教授团队引进试验成功的小额信贷的扶贫的理论与方法，在解决农村贫困户贷款难题的同时，更成为农村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教授团队，是第一个引进试验孟加拉小额信贷扶贫到户GB模式，历经20年的沟沟坎坎，一而再地证明这个模式在中国是可行的，达到了试验前设定的目的与目标，即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贫困农户贷款难、还款难和和扶贫信贷机构自负盈亏难的“三难”的预期目标。

杜晓山教授及团队首先规范了小额信贷的扶贫功能和科学含意，把小额信贷的内涵界定为：以扶贫为宗旨，以信贷资金直接到户和信贷机构的持续性发展为目标，经济与社会功能并重的小额信用贷款。特别是他们以“行动——研究项目”的方法进行研究，把国际经验和理性设计放到试验点实践，再以实践中发生的成功和失败的各种现象修正理论设计，周而复始、反复进行，以便抽象和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括。这种研究方法为自然科学界普遍采用，但在社会科学研究界，像这种运用既自身设计、参与管理和操作实践，又自身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却所见甚少。

小额信贷的扶贫的理论与方法得到了领导肯定，进入了中央决策，已写入中央和有关政府部门文件。与此同时，造成了广泛社会影响。许多非政府和半政府机构包括妇联、工会、残联和国际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基会、人口基金会、香港乐施会、宣明会等）资助的小额信贷项目大量涌现，政府和金融部门开展小额信贷扶贫也随后跟进。后试点移交给中和农信后规模扩大、效益更明显。

（八）李小云教授及团队引进、宣传和实践微观发展学理论。

李小云是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多年来将源于西方的发展学理论和中国乡村发展实践相结合，成就斐然。一是在多地进行试点；二是总结实践经验形成了系列出版物，包括：《农村社区发展规划导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区域农村发展规划指南》、《参与式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参与式扶贫培训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技术发展与农民参与》（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等一系列应用性指导性图书，也成为国内后来从事发展实践最早的启蒙读物。三是为在国内高校设立发展学科积极奔走。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向农业部和教育部提出建立发展研究本科专业的支持，1998年中国农业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并成立农村发展学院，他成为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创设院长。2002年，农村发展学院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培养发展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李小云就任院长，一直到2015年。

五是带领团队先后出版了发展学最早的一批教材，包括《普通发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发展项目管理》、《参与式规划》、《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方法·实践》（与卢敏，成华威、罗尼·魏努力合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这些教材奠定国内发展教育基础。随着实践和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入，李小云又带领团队开展研究发展的核心议题，包括科技发展、发展援助、风险管理、减贫与发展、非洲农业等，带领团队出版的图书《参与式科技发展：在行动中改革中国农业科技体系》（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发展与风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发展：中国与非洲的比较分析》（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公益的元问题》（中信出版社2021年）等，这些著作至今仍是很多国内发展组织、公益组织的参考材料。

七是2013年，他开始建立国际发展援助知识系统，带领团队先后出版了《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国际发展援助—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国际发展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和《国际发展援助——援助有效性和全球发展框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等，随后，他带领团队开展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研究，出版了《新发展的示范——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2018年，他将个人这些年的实践和思考结集发表推出了《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他还致力于推动中国发展研究的国际化，领头著述的关于中非农业比较和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两本图书在英国出版，成为英国知名高校国际发展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九）徐勇教授及团队等的农村政治学的构建。

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徐勇及其团队，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被称为构建中国农村政治学“田野学派”。他强调以中国政治基础、中国政治问题和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推动学科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体系的整合性取向和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在先后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首版、2018年修订）、《关系中的国家》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020年）、《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等，从认识论、本体论和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回答了学科构建的核心问题。

在学术体系上，徐勇教授基于实地调查为特点，强调“顶天立地”的学术理念，即理论研究需立足田野实践，同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注重从微观政治分析（如小规模人群）中提炼普遍性理论，不仅为农村基层政治研究提供了新范式，更推动了中国政治学从“移植西方理论”向“自主知识生产”的转型，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自觉与自信。他同时尝试与西方理论对话。例如，针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东方自由主义”观点，以“家户制”对话西方“村社制”，以“祖赋人权”反思“天赋人权”，构建了本土化理论框架，提出“长周期政治”理论，以非线性史观重构中国政治演进逻辑，挑战西方线性史观。

徐勇教授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级奖项（如第七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其团队构建的“田野政治学”已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要流派。他培养了大批政治学人才，推动了农村政治研究的学科化发展，不仅重塑了中国农村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也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范例。

（十）陈文胜教授及团队构建的“大国小农”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陈文胜教授和团队在深入调查研究中，构建出“大国小农”理论，主要体现在《论大国农业转型》（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大国村庄的进路》（湖南师大出版社2020）、《论中国乡村变迁》（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大国小村》（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论道大国“三农”》（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中国农业何以强》（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中国乡村何以兴》（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中国乡村现代演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等著作。

陈文胜教授采用发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方法，以“两型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目标，探讨农业规模化、专业化与生态效益的平衡；通过“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乡土熟人社会等概念，揭示小农行为逻辑与国家政策的互动机制；提出以品牌强农、绿色强农、城乡融合、社会化服务等四大主攻方向的农业强国路径，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框架，也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参考。他的咨询研究报告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9人次，省部级批示57余人次，15项成果进入湖南省委省政府决策，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研究的重要成果，已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成为国内外“三农”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他们编写的教材《农村公共组织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24年）、《公共组织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24年）成为大学选用教材；特别是《新型农民能力培养》（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包含《保护与维权》、《理财与消费》、《求职与创业》、《交往与礼仪》、《学习与发展》五个分册，发行超60万套，覆盖20余省市，对农民教育产生广泛影响。

（十一）国际援华农村发展项目带入的国际农村发展学理论、方法与本土化。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自1990年代开始，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各系统、发达国家政府、大型基金会、著名慈善组织的纷纷援华农村发展项目，其中云南省的受援项目最早最多。在几乎所有的援华农村发展项目中引入当代世界先进的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合作的中国学者则将其本土化。我们作为参与项目实施与研究的学者，这里重点介绍永祥较大的几点。

一是社会（区）林业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区）林业是1980年代后世界上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理论。1992年，云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袁德政、郑宝华和东南亚研究所的于小刚合著《社会林业学概述》，为全国第一本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并本土化的著作。所谓社会林业，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村民自己的林业。它与传统林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理论指导思想上相信不相信农民愿意管理、能够管理和可以管理好林业。显然，社会林业是对于我国长期来实行的政府林业的一种反思与改进。

二是社区共管自然资源的理论与方法。相对于政府一家管理森林、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水、草原等自然资源，自1980年代起，国际上流行当地社区共同管理，简称社区共管。赵俊臣研究员主持的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的《云南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试验的社区共管，即以村民为主体、以当地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社区各利益相关者，对社区内自然资源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及生物多样性，共同做出决策，共同制定规划，共同开发利用，共同实施管理，共同进行保护，共同分享收益；共管组织运作的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一方面使贫困户有了创收的贷款支持,另一方面基金利息成为共管组织持续性的经济基础。项目经验已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以内参报中央领导参阅，三年后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财政部联合在全国推广村贫困村基金扶贫模式。

三是扶贫到户的理论与方法。例如我们参与的国际社会援华第一个大型扶贫项目《中国云南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YUM）》，曾开展多项试验：（1）中国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扶贫时，却是以扶持区域和扶持当地政府为主。YUM项目一开始就强调扶贫到户，特别是扶持贫困农户的妇女提升素质、增加收入，为中国扶贫到户做了示范。（2）找出致贫原因是社会没有给予贫困者公平的发展机会，而不是当时流行的贫困者素质差、“懒惰”、“愚昧”等标配语言。（3）扶贫不仅是一个同情穷人、帮助穷人的道德过程，更主要的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4）以人的发展为标志的“软件”建设，比以修路、造田、盖屋、买车等为标志的“硬件”建设更重要。（5）较早关注扶贫资源外溢，即到不了贫困者手里，而被非贫困者抢夺的问题，等。

四是参与性理论与方法。传统社会科学调研有两大缺陷，即别人不能重复和信息没有甄别，真假难辨。随着国际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项目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简单来说，是在外来者（学者、志愿者或官员）的协助下，使当地人应用他们的知识，分析与他们自己生产生活有关的环境和条件，制定今后的发展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使当地人从中受益的一种理论、方法与实践活动。由此形成了四个理论前提，即农民特别是穷人与城里人一样，也是聪明的、勤劳的，他们之所以处于落后、贫困，主要是社会没有给予他们与城里人一样的发展机会；广泛的参与是发展项目所制定的计划能够产生效益、并使当地村民公平地受益的保证；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和稳定持续的经济、政治及生态系统，是改善经济和环境的基础；通过社区自我管理途径和活动，可以实现真正扶续的自我发展。

四、2023年以后为完善阶段

对于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成熟阶段，我们主张从2023年开始算起，即比魏后凯教授等的主张从2003年开始算起，往后推迟20年。

（一）确认并实现农民幸福的目标任重道远

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奋斗的崇高目标，而农民幸福生活首先有个农村发展中农民享受国民待遇问题，至目前仍是差距不小，实践不足，或实践时间尚短，成功经验有待创造。鉴于城乡融合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农民社保、低保、医保、养老等享受国民待遇问题尚待顶层设计；至于宅基地改革刚刚启动，实践倒是出现不少经验，有待学界梳理、总结与归纳，更有待官方承认；农村服务化体系建设大家早已达成了共识，问题在于一件件落实的艰难。

我们认为，在农民尚没有与党政机构官员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保、低保、医保、养老等享受国民待遇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认定中国的农村农展成熟了、中国农村发展学成熟了。这里，套用孙中山先生一句名言：改革与发展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二）学界讨论农民享受国民待遇问题解决的理论、途径与方法有待充分。

目前，农民享受国民待遇问题，学界尚未就顶层设计进行研究，也没有人提出相应规划。例如，根据国家发展水平，特别是财政承受能力，保证农民能够与城里党政机构官员一样的社保、低保、医保、养老等国民待遇问题，大约要到什么年份？怕是至少得20年吧！而怎样分步骤实施尚待顶层规划。

目前学界对农村发展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差距、农业现代化等核心议题上，确实存在研究深度和系统性不足的问题，但毕竟不少。而农村发展学的理论体系、制度创新、可持续路径等仍需深化。部分学者呼吁建立更系统的学科框架。高校仅仅是承认区域发展学，尚没有把全国农村发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它下面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包括哪些，也有待构建。

（三）农村发展中企业家（乡村CEO）的培养、选拔、激励的短板有待补上。

农村发展中的最关键的资源是农村企业家（乡村CEO）的培养、选拔、激励有待破题。

就我们的调查来看，全国普遍存在一个村企业家（乡村CEO）奇缺问题，这首先是乡村人才外流引起的，即有头脑的人才持续外流，留下来的人才总量少、结构失衡、素质偏低、老龄化严重等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引入新业态，如餐饮、民宿、儿童研学娱乐以及老人康养等，村庄内部产业开发和运营、品牌打造和推广、市场对接与开拓，都需要懂管理和运营的人才，但大部分村庄都没有这样的人才。一些地方解决人才奇缺的探索，一是有的地方选择有经营头脑及经历的村干部充任，而村干部中的会经营也不过是个体户管理水平，再说村干部本职行政事务繁多，一般抽不出更多时间与精力。二是村里进城打工的那些有文化、有头脑的愿意回来创业的为数不多；三是引进的一些外部资金与公司经营，倒是有经营人才，但他们代表的是外部资金与公司的利益，也就是说产业利益的大部分由外部资金与公司占有，村民沦为出租者与打工者，获得利益不多，也没有体现村民是建设主体的宗旨。为此，培养、选拔自己经营管理人员势在必行。

我们很推崇李小云教授级团队在云南昭通学院启动的乡村CEO培训乡村经营管理人员（乡村CEO）培养做法。2021年11月，李小云教授及团队帮助下，云南昭通学院启动乡村CEO培养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招募55名乡村CEO学员进行培训。该项目旨在探索解决欠发达地区乡村经营性人才匮乏问题的有效模式和路径，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经验和创新方案，目前已经探索出一整套体系化的乡村CEO培养知识产品，包括一套培养乡村CEO的系统性方案、一个乡村CEO“由入到出”的规范性制度、一批先导性乡村CEO人才和一套乡村CEO典型实践案例。建议推广这一经验。

乡村CEO积极性调动，目前是一个难题，目前乡村振兴做法是除了通过帮扶专班一对一传帮带和大专院校培养外，实践中的具体选拔还必须根据市场经济通行的招聘方式。借鉴广东佛山、浙江奉化等地的经验，结合各地实际，探索招聘“乡村CEO”的计划，引入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专业人才或团队参与乡村经营和建设。招聘CEO的关键在于确定合理的报酬，工资如果过高容易引发乡村各方面矛盾，过低也吸引不到人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股份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精神鼓励、政治责任、高薪工资和股权激励中，对于CEO来说，股权激励的作用最大最明显。从理论上讲，乡村CEO的劳动是复杂劳动，按照马克思的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以及报酬与企业挂钩的要求来说，理应获得股权激励。俗话说,联股如联心；特别是经营看好的企业，通过股权尤其期权，就可以有效地长久地联接着CEO的心。此外还要充分考虑人才培养费用、风险性补偿、人才供给的稀缺性，其中并不包含对国家或集体财产的无偿占有、对村民劳动的无偿占有等因素。

社会为乡村CEO放手经营提供良好外部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学者的研究概括，云南创造宽松营商环境有很好的作法经验：一是服务优化的政务环境，二是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三是活力十足的创新环境，四是保障有力的法治环境，五是和谐优化的政商关系。例如为了保证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云南司法机关实施“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慎用涉财产强制性措施、涉企“挂案”清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破产案件“府院联动”、涉企生效裁判执行6个专项行动，并没有出现有的地方屡屡出现的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财产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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