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是中国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家庭，具有生产、生活和人口再生产的三种职能，由此便有了农户家庭行为及其决策。我国的实践人们都看到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近30年里，无视农户愿望，对农户决策不予重视乃至误判，导致政策失误，强行推行集体化的后果极其严重；改革开放后，重视乃至正确判断农户家庭行为决策，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政策效应大显，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国家兴旺。由此，农户家庭行为分析，是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位要考虑的大事。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就不能不把它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农户的定义

目前国内外对农户的解释有以下三种：一是农户指的就是农民家庭（韩明谟，2001）。二是农户就是家庭农场。以恰亚诺夫为杰出代表人物的组织与生产学派所研究的小农家庭农场实际上就是农户，黄宗智（1986）也将中国解放前的小农户称作家庭农场。三是农户是社会经济组织单位（卜范达等，2003）。翁贞林（2008）认为农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农户是从事农业为主的户；农户是居住在农村的户；农户是自给性很高的户；农户具有生产和消费的两重性质；农户是农村最基本的微观基础；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户往往是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的户。

我们在本文中使用的农户，特指中国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家庭。这样的农户家庭，一是具有长期稳定的集体所有土地的使有权和流转收益权，政策规定流转收益任何人与组织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侵占；二是具有进城打工权和部分打工城镇福利权，同时不放弃农村承包土地，符合入市条件者还可以转为市民；三是目前农户家庭在老人和儿童抚养、义务教育、社保低保等方面的保障与城镇的差距还处在有待逐步缩小至完全消失的过程之中。由此，这既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我们正在奋斗的重要目标，更是中国发展学尚有待成熟的标志之一。

二、农户家庭经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长期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代名词”，是需要取代的对象，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化证明这种取代不但未能成功，反而教训深刻。国内学者研究农户家庭成果颇丰，以秦晖的“高度适应性的‘经济人’、效率未必低于大农场”，徐勇、邓大才的“社会化小农”，温铁军的“社会的稳定器”和陈文胜的“大国小农”为代表。

（一）秦晖认为小农户用最小的成本实现了“就业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秦晖（1996）通过对关中、华北等地土地调查及对俄国、拉美农业道路的比较反思，破除了人们对小农户的两种迷思——“集体化万能论”与“资本下乡救世论”，得出小农户不是一个固定的“落后/先进”标签，而是兼具“生存理性”和“发展困境”的矛盾体，是契合中国资源禀赋（人多地少）的“理性选择”——它用最小的成本实现了“就业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他赞扬我国小农经济吸纳超2亿农户（占农业主体98%），为城市化进程提供缓冲，避免大规模贫民窟化。

秦晖有关传统乡村的小农户具有“生存理性”的韧性，在资源约束下能通过精耕细作和多元副业维持生存，甚至在部分地区形成了“风险共担”的租佃机制。

传统观点认为小农“效率低下”，而秦晖的研究显示，小农户单位面积产出常高于大农场，论据在于精细化管理与劳动密集优势。农民用“血和汗”挣来的生存智慧，实为对扭曲制度的无奈适应。解构“落后”话语，本质是呼唤对农民主体性的尊重与发展权的归还。

秦晖批评了我国以制度性歧视加剧农户生存压力。例如户籍捆绑身份，农民即使脱离农业，仍被标记为“农民工”、“农民企业家”，难以享受市民社会保障。他批评有的地方搞土地权益悬置，承包权流转受限，农民“弃地需缴税”，让农户变相沦为“强迫劳役”；而城市工人下岗可获补贴，形成制度性不公。

他赞扬农户是生态与文化载体，如梯田维护、绿肥种植等传统实践，维系了农田可持续性与乡土知识传承。

秦晖主张：真正的现代化路径，必须承认小农经济非但不是“历史残渣”，反而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特殊稳态形态，在农业中的不可替代的适应性，并以保障农民交易权利、生产自主权、组织话语权为前提。

（二）郑风田小农经济的制度理性假说。

郑风田（2000）研究了“道义小农”、“理性小农”的缺陷，吸收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小农经济的制度理性假说，认为不同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有异质性，全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是家庭效用最高；在完全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下，农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是理性的“经济人”行为；在半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农户家庭既为家庭生产又为社会生产，此时的农民理性行为具有双重性, 不同制度变迁的结果使小农的理性行为也发生变化。

我国改革前的农户家庭处于半解体状态，并不是自给自足，仅仅是按计划生产农产品的劳动者，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以及消费都无决策权，可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也可以用制度不理性来概括。

（三）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的假说。

徐勇、邓大才（2006）依据中国农村处于一个社会化程度高、土地均等化、税费全免等制度安排下的现实出发，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农户行为理论假说。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按照人口均分土地，农户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二是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渗透到了农户生产、生活、交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小农约束条件由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小农经济伦理由“生存”伦理转为“货币”伦理，小农目标由生存、效用最大化转为货币收入最大化。传统经典小农理论对此变化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假定小农生存问题没有解决，假定社会化、市场化水平较低。对此，需要提出新的分析框架解释假定条件变化后的小农行为及其动机。认为判断小农动机与行为要因“户”、因“地”、因“时”、因“需求层次”、因“发展阶段”确定，并据此抽象出一个时期大部分小农的行为与动机。

社会化小农理论有一定的说服力，也应看到在税费全免的情况下，农户要受国家功能区规划的制约，例如大宗农产品国家的价格管控制度安排（非市场化）下，规划区农户必须按照计划种植食、烟草、甘蔗、橡胶等；资本下乡与政府安排特色农产品规模种植下的小农户“公司+农户”决策模式“服从”，当然这种服从与计划经济下的服从不同，这种服从带有平等成分，农户收入普遍增加，政府与企业又有扶持、产品统一收购而不担心销售不出去。

（四）晋洪涛等构建的农户家庭经济周期（贫困、温饱、小康、富裕四个阶段）理性。

晋洪涛（2015）在重新划分农户兼业类型的基础上，基于“农业外部兼业度随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先升后降”、“农业内部兼业度随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两个假设，构建了一个新的农民理性分析框架——家庭经济周期理性模型。该框架将农户家庭经济发展分为贫困、温饱、小康、富裕四个阶段，并将四个阶段的农民理性归纳为生存理性、生活理性、收入理性、经济理性，然后从农业外部兼业行为和农业内部兼业行为角度，分析农民在各种理性下的目标追求和行为特征。该框架将现有的主要农民理性假设纳入进来，为分析农民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五）温铁军把小农经济视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温铁军依据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未同步推进城市化，反而长期维持380万个自然村、2.4亿小农户家庭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格局，这并非落后，而是主动选择的制度优势。他将小农经济视为“稳定器”，是应对现代化风险的“压舱石”，在全球化危机中，小农经济的韧性能成为国家经济的“缓冲带”。他指出，小农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特有的制度韧性来源——既保障农民“小有产者”身份以规避无产化风险，又通过村社共同体承载城市转嫁的制度成本。这一判断并非怀旧，而是基于对东亚农业文明演进规律与全球发展陷阱的实证反思。

温铁军认为，小农经济本质是依托“村社理性”内部化外部风险。一是危机软着陆载体，当城市经济下行（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农民工可返乡务农，依靠“一亩三分地”维持基本生计，避免失业潮直接转化为街头冲突。二是风险内部化能力，村社集体拥有机动地、村办企业及多种经营资源，可在不依赖外部资本前提下组织家庭副业、互助合作，消化市场波动带来的负外部性，三是政治治理基础，“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小农村社制支撑自治传统，降低基层治理成本，防止“官本位治理”导致良绅变劣绅、良民变刁民。

温铁军强调，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并非源于低效率，而是因其嵌入乡土社会的多功能性（生产、保障、治理、生态）和风险内化机制，这是资本逻辑无法替代的制度优势。土地为农民提供最后保障，“有地则不乱”；失地农民无退路，易演变为街头冲突或暴动，小农经济延缓阶级政治激化进程。

李小云依据他的乡村振兴示范点西双版纳傣族河边村三年疫情期间客人大大减少的实际，重新恢复农耕的事实，印证了小农韧性的优点，保持了社会稳定。

（六）陈文胜依据我国小农户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创建“大国小农”理论体系。

2019年，陈文胜依据中国2亿多小农户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的迫切需要，提出“大国小农”命题并逐步将其系统化。他强调不能单纯用经济产值评价中国农业，而应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研判其价值，即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3.5%的人口，主粮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这是保障国家稳定的核心基石。农业的多功能性（生态、文化、社会稳定）远超过其经济功能，不能简单照搬欧美规模化农业模式，认为“大国小农是中国独特的悠久历史传统，更是难以改变的基本国情”。后来通过《大国小村》等著作，以十八洞村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直到形成一整套理论体系，通过多语种版《大国小村》向世界介绍中国经验。

与此同时，陈文胜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进行了深度剖析，总结出五大结构性矛盾：人地矛盾与耕地抛荒并存，劳动力外流与土地细碎化导致的资源错配；农产品短缺与过剩并存，结构性供需失衡，高端供给不足与低端产能过剩；农民双重发展困境，农业效益递减与城市就业挤压的双向压力；公共服务供需错配，部分服务供大于求与关键资源供不应求并存；乡村文化传承危机，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文明融入的双重挑战。

针对上述挑战，陈文胜提出六大核心对策：向大食物观转型，从“粮食安全”转向“食物安全”，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区域化服务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破解小农户现代化难题；完善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以农民实际需求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无效投入；重建乡愁文化传承，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乡村文化根脉；突破土地制度创新，深化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继续实施强县城战略：以县城为节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三、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农户行为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农户行为。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户家庭行为，适用于世界三大经典学派即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与生产学派、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等三大学派的诠释，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小农户、小规模、效率低、行为保守、有限理性等，充分说明三大流派理论观点的影响力。

（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户行为。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进9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机制下，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重塑农村社会，剥夺了农户家庭决策权，以土地、大型农具充公，集体化“大呼隆”生产，平均主义分配，导致农户家庭作为基本生产与消费单位的功能弱化，甚至半解体。

‌这里说的“一大”，是指人民公社规模剧增，单位异化，‌原来几十户、一两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四五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单位，通常是一乡一社。这种超大规模让管理变得困难，生产决策脱离实际，导致“瞎指挥”和资源浪费。“二公”指的是土地等公有化程度极高，剥夺个体所有与使用基础‌，办法是将所有财产上交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如公共食堂）。与此同时直接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剥夺了农户家庭作为独立经济单位的生存基础。

集体化下的农户家庭功能的弱化与半解体，生产功能被取代‌，家庭不再是基本生产单位，生产活动由公社统一组织、军事化管理（如“大兵团作战”）。农户家庭失去了对土地和劳动的自主权，生产决策权上收。消费与生活功能被集体化‌，公共食堂、托儿所等设施的建立，将家庭的消费和生活职能（如做饭、育儿）部分转移给公社。家庭成员在公共食堂就餐，不再是家庭内部的消费单位。

‌分配与激励机制扭曲‌，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家庭成员的劳动付出与收入脱钩，削弱了家庭内部的经济纽带。

在集体化经营模式下，农户的劳动付出与收益没有直接绑定，劳动权上农户没有自主安排生产的空间，收益权上集体统一分配削弱了个人努力的回报，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的低效困境，最终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农民生活的困苦。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户家庭行为的特点。

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土地流转后的农户家庭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被称为新时代农户，与传统的农户家庭行为有了很大不同，出现了新的面貌：

一是农户家庭青壮年在农村和打工城镇“候鸟式”来回居住。现在的趋势是老人小孩居住在农村老宅，进城打工的年轻人居住于打工的城镇，并享受当地城镇部分福利，重大节假日返回农村老家团圆，有的收获季节回老家帮助收割庄稼。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农二代”在打工城镇已经适应，没有了回乡愿望。

二是血缘和婚姻关系基础仍然牢固，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明显。男主人进城打工后的留守妇女儿童问题、年轻妇女进城打工后在城镇找对象成家后的农村男子找不到妻子的光棍问题，有待实践破解。

三是专业或兼业从事农产品生产。农户家庭保留着一般的农作外，普遍养殖鸡鸭牛羊；根据当地条件，有的饲养鱼虾龟鳖、蜂群等，而且商品化专业生产逐步普及。前几年国内学者一边倒地批评山东等地开展的合村并镇、强迫村民上楼的闹剧，在于这些发起官员并不知道农户家庭具有的生产功能需要院落摆放农具等。

四是独立的生产单位有所松动，部分被流转出的土地的经营决策权让出，成为“公司+农户”与公司结成生产或销售联盟的原料提供者与打工者。

五是原有的以自有或租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特征，随着土地流转发生了大的变化。被流转出的土地、林地、水塘等，成为承包农户的租金来源。

六是自身劳动力的使用不再局限于自家劳动。我国当前农户的家庭劳动有不少的不再依赖自身劳动力，如平原地区耕地主要依赖外来机耕队，收割交由外来联合收割机队；施肥、灭虫等有当地无人机专业组织承担。由此，许多学者惊呼农村剩下老年人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担忧大可不必！另外，几乎所有农村都存在着农忙时的换工，以应急需，延误生产时令者极少发生。至于有的家碰到盖房起屋、婚丧嫁娶等大事，则保留着全村人都来帮忙的传统。陈翰笙（1948）记述的西双版纳傣族社区某家盖房子，全村青壮年都来帮忙，从上山砍竹子、木料到搭建直到建成。这一协作在所有民族中都由来日久、光大发扬，并形成传统延续至今。

七是组织与生产学派定义的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消费的特征，在理性学派那里已被收益最大化取代。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民们就已知道并种植比较优势农产品、追求在市场上卖出高价钱，以代替价格相对较低的粮食作物等品种，已成为农户家庭决策的重要选择，并已成为社会共识，由此国家要保持粮食生产就必须考虑粮价的刺激作用。当前的状况是，地方政府参与促成土地林地流转到特色农产品公司，建设连片规模种植基地，产品全是外销，由此变成了非自给户，农户则成为收取租金和股金分红者，还得到一份基地打工收入。

八是鉴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农户家庭生产所需金融支持差距还比较大，特别是农民组织不得自己办金融，失去了依靠金融增加收入的平台与机会。

九是农户家庭目前还不得不在医疗、教育、社保低保方面有较多的家庭支出，这无疑影响了家庭在休闲娱乐等方面的人生享受。

十是农户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农户参与农村基层选举和农村事务决策甚至国家宏观层面的决策，国家农村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尊重农户的意愿，但是农户与城镇市民相比的政治经济地位，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十一是农户的社会地位已有一定提升，但是农民名誉权依然有待保护。例如社会长期流传、至今仍在部分城镇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农民散漫”、“农民懒惰”、“农民保守”、“农民素质低”、“农民不守信用”等评价，极大的损害了农民心灵，有待肃清。

       四、农户家庭经营的优势分析

农户家庭经营自奴隶社会诞生至今数千年间一直存在并长盛不衰的事实，证明了它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相对于集体大呼隆生产和公司式管理，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优势十分明显。

（一）组织管理层面的天然优势。

农户家庭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家庭成员利益一致，不存在矛盾隔阂：家庭劳动分工配合默契，内部沟通成本极低，决策效率高，不需要复杂的层级管理和流程审批，能快速应对生产中的突发状况，多数时候不需要会议安排，打声招呼就行；家庭成员之间信任度高，谁也不会偷懒耍滑，劳动监督成本几乎为零，每个人都会为了家庭利益各尽其能、全力以赴、任劳任怨，不存在规模化企业中常见的“为老板打工”、“出工不出力”问题。

（二）成本控制的独特优势。

农户家庭生产在成本控制上有着规模化农场难以比拟的优势，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农业生产形式。家庭各类劳动力都能得到充分利用，不会闲置和使用不当，而且不需要额外支付高额的雇工费用，尤其是农忙时节，能灵活调配劳动力，避免劳动力短缺或闲置。学界有的质疑农户家庭让儿童参加家务劳动是所谓“童工”

嫌疑，这是误解；至于有的指责“影响儿童上学”，也是无的放矢。农户家庭在生产资料的使用更加精细化，会根据家庭实际需求采购，减少浪费，特别是充分利用自家的有机肥、农家肥等替代部分化肥，降低生产成本，改良土壤，实现循坏经济，保护生态。

（三）农业生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优势。

农户家庭生产规模小，单个产品乃至全家生产的产品与规模调整起来更加容易、灵活，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比如当某种蔬菜价格上涨时，可以迅速扩大种植面积，而规模化农场调整周期长、成本高。小农户家庭对复杂地形和小地块的适应性更强，适合在山区、丘陵等难以开展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的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各类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创造着当今世界最高效的精细农业。

（四）农业文化传承与生态维护的载体优势。

农户家庭生产是农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很多传统的种植养殖技术、品种资源都是通过家庭代代相传得以保留。比如一些地方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技艺、传统畜禽品种，已成为不少地方发展体验农业的品牌，吸引着大批城镇中小学生来过夏令营冬令营。农户家庭经营更注重土地的长期养护，会采用轮作、间作、混作、休耕等传统方式保护土地肥力，避免病虫害蔓延，部分农户还会坚持生态种植、养殖模式，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五）适应自然、风险抵御的隐性优势。

在面对自然灾害等风险时，农户家庭生产有其独特的抵御能力。例如，农户家庭的生产安排普遍做到多元化，通常会同时种植多种作物、养殖多种畜禽，一种产品出现市场滞销或减产时，其他产品可以弥补损失，降低单一经营的风险。农户家庭庭院周围的树木，一般都是家人喜欢的适生品种，各家各户的树木加起来的村庄形成多样性，既可以起到对各家的美化、遮荫等作用，经济林果更既有经济作用，又有生态保护作用。家庭储蓄、亲友互助等非正式保障体系，能在遇到小的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困难时，为生产恢复提供支持，增强了家庭生产的稳定性。当然，大的投资需要金融机构、大的风险需要保险机构，这给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继续提供着空间。

（六）家庭财产的分配、使用与继承的优势。

私有制下农户家庭财产的分配、使用与继承由家长说了算，这是那时土地等财产在家长名下的必然。我国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责任制的平均分配土地等财产，实现了破天荒的社会公平，但是农户家庭内部的财产的分配、使用与继承，依然通行着公平和家长说话分量重的传统，以至于诸如教育、医病、低保等家庭全权承担的传统，这当然弥补了国家财力无法全力承担的现实。至于有学者批评老人接济年青人是所谓“代际剥削”，说明他们并不了解农村运行实际。

五、小农户怎样与大市场对接

我们在本文中肯定小农户家庭经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引用代表学者有关上述精辟言论，丝毫没有美化小农户家庭经营的任何意思，也没有主张“小农户万岁”。在此，我们非常赞同秦晖的名言：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着世界上7%的“非农民”。

（一）实践中农户家庭小规模分散生产怎样实现规模化的。

经典学派一致认为农户家庭生产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很难实现机械化、标准化作业，耕地碎片化严重，大型农机设备难以施展，很多农活还依赖人力、畜力，生产效率远低于规模化农场；缺乏统一的生产标准，不同农户的种植养殖技术、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农产品质量波动大，难以形成稳定的市场竞争力。

这一指责的事实已被我国实践有效克服，创造的办法与途径主要是“公司+农户”。公司负责提供优良品种、培训农户按标准种植，收获后公司按约定标准收购，统一销售。如云南名闻全国的大宗特色农产品中的烤烟、鲜花卉、蔗糖、咖啡豆、牛油果等，都是由农户分散种植而达到大规模、标准化、高档化的，也宣告人们长期形成的小农户分散生产不能达到大规模观点的破产。

（二）土地林地流转修补了严重的土地碎片化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刚实行时，由于家家户户按人口平均分配好坏土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土地碎片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的不便。聪明的农民很快便想出了在一个村庄里调换土地办法，把小块变成相对集中成片的大块。特别是不久政府引导的土地林地流转，有效地修补了严重的土地碎片化。

在流转中各地政府注重空间置换与连片整治。一是空间置换，主要是同等地的置换“小块变大块”形成规模、“林耕置换”形成连片农田，推动机械化生产。二是权属优化与市场化运作，通过经营权流转使耕地规模化，破解“小散乱”困局；有的地方鼓励农户组建林业合作社，整合碎片化林地，增强市场议价能力。与此同时，注重产业升级与生态修复协同，发展“农业+旅游”复合产业，土地利用率提升，带动周边村增收。

（三）美国大农场模式的实质仍是农户家庭经营。

“家庭农场”是全球最主流的农业经营模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全球约90%的农场属于家庭农场类型。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更高，且以规模化、专业化为特点；而在亚洲部分国家，则呈现小规模密集经营的特征。

我国社会上流传很广的欧美大农场模式就是家庭农场。美国约 86%的农场属于家庭所有，以个人独资企业为主。尽管农场平均规模达2800亩，但90%以上的农场生产者仅1—2人，主要依赖家庭成员劳动，雇工比例极低。粮食生产农场中，80%以上的劳动由农场主自身承担。60%以上的粮食农场需租用土地经营，完全自有土地的比例不足40%。

美国的家庭农场主要的特点是社会服务发达。美国通过《农业法》持续强化对家庭农场的支持。例如《2018美国农业提升法》明确补贴目标价格，并计划在2024年新法案中增加农业保险和科研投入。美国农场主都属于富人阶层。

美国农场虽大，但单产低于精耕细作的中国模式。例如美国小麦亩产约300斤，远低于中国的722斤，其优势在于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力成本低。

六、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农户家庭并没有“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

（一）实践证明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农户家庭并没有“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

分散的农民家庭当然是以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而实践证明，从前苏联、东欧到我国改革开放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我们曾经批判过的农户家庭养几只鸡、几只羊式的资本主义，其实与资本主义根本不沾边。这说明，那时在没有搞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都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考察的情况下，把那些他们认为不合心意的人和事统统说成资本主义，然后搞暴力压服。教训十分深刻。

（二）把列宁的论述教条化。

列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苏俄新经济政策初期，小生产者与投机商的矛盾）强调小生产的自发性，强调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的土壤。后来人们把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命题片面截取列宁对“自发性”的警示，却割裂了他对农民革命性的肯定。这一论述被教条化后，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也忽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对小生产的引导作用。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个体经营活力，又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宏观调控，避免了大规模两极分化。

但是，过去我们误认为以分散的小生产农民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许多人并不把农民意愿和利益放在眼里，随意侵害农民的权益而“心安理得”，特别是一次次的运动所批判的人和事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这里不再重复。

（三）这个命题的核心错误在于忽略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把小生产的经济特征绝对化、孤立化了。

小生产（如个体农民、小手工业者）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确实存在两极分化的可能性（部分生产者可能因竞争优势积累财富，少数人演变为资本家），但这一过程需要特定条件（如生产资料私有、市场自由竞争不受约束、劳动者自由出卖劳动力、缺乏社会保障等）。命题将“可能性”夸大为“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必然性”，忽视了社会制度对经济行为的规范作用。例如，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自觉自愿的合作化等形式，小生产可以被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这个命题还错在忽视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否定农民的历史主动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小生产可以通过制度引导和组织创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一认识对当前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具有重要启示——关键在于通过合作化、社会化服务和政策支持，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良性互动。

七、当前对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短板的修补

（一）利用期货合同弥补农户产品市场适配性的不足。

农户家庭生产乃至大多数村社的产品在市场面前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农户很难及时、准确地获取市场需求、价格走势等信息，生产决策多依赖经验，容易出现“跟风种植”、“滞销卖难”的情况；单个农户的议价能力极弱，面对收购商时没有谈判筹码，只能被动接受压低的收购价格，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

世界发达国家与社会早就通过订购合同特别是远期合同，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既有效保护了生产者利益，又保护了购买者、消费者的利益。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也逐步建立起合同特别是远期合同规则，包括具有期货功能的郑州小麦交易所等与国际接轨的规范交易，也有民间不太规范的合同交易。如亚洲第一的云南斗南鲜花交易所，占地1020亩，市场份额占全国70%，出口46个国家和地区。日上市鲜花400-600万枝，日成交额350-600万元（旺季达2000万元），日交易人次超万，直接从业者约7万人，间接带动就业超百万人，辐射云南省花卉种植户30余万户。

目前的问题是，除了大宗的粮食、花卉等交易品种，大部分农产品还没有纳入交易。原始的不规范交易很容易产生人们担忧的“多了看”、“谷贱伤农”的老大难问题。如云南曾多年多次出现的咖啡、茶叶“多了砍树”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纳入远期合同交易，但是有待有人去实践，并不断完善。

（二）破解资源与资金限制的出路在于放开金融过度管制。

农户家庭生产在资源和资金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土地资源有限，且受政策、流转难度等因素制约，要通过扩大规模实现效益提升，一是有大公司牵头带动，二是有畅通的融资渠道。我国长期来农村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国有金融机构建立“信用村信用贷款”、“互保贷款”等，缓解了部分农户贷款需求。但是农户融资渠道狭窄，缺乏抵押物、信用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数量少（一般在20—30%），许多农户在家庭经营时难以投入资金升级设备、改良品种、开展深加工。

多年来，国内有识之士曾为农户贷款方面进行过多方面尝试，最著名的有杜晓山教授首次引入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发明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GB模式”，2006年财政部出资、原国务院扶贫办运作的贫困村互助基金等，金融主管与监管部门推出的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合作基金等。问题是“GB模式”和贫困村互助基金等针对贫困人群、规模不大，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合作基金等由于准入门槛高、监管严等，难以推广。所以目前农村金融仍然是几个国有机构在主导，离农户需求完全满足仍有不小距离。解决办法只有开放，但有关政府机构害怕开放影响稳定。目前仍然处于僵持之中。

（三）农户家庭劳动力可持续性的隐忧。

当前农户家庭生产面临着劳动力断层的严峻挑战：一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问题严重；二是不少年青人因生育孩子成本高、孩子上学开销大等不愿以多生育而农村人口减少；三是以升学为目标的农村教育体系导致的职业教育短板一时难以消除，现有务农劳动者的体力和知识水平都难以支撑现代农业生产需求，农村年轻人对农业生产缺乏兴趣，农业生产技术、经验难以传承，长此以往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后继无人。

解决农户家庭劳动力短缺问题需要综合治理，一是城乡融合发展，逐步解决农村医疗、低保社保等基础性差距；二是实施鼓励生育政策，降低并最终解除生育夫妻生育成本；三是逐步改革以升学唯一目标的基础教育体系，加重职业技术教育比重等。

（四）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部分农户家庭生产模式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存在冲突：为追求短期产量，一些农户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导致土壤板结、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缺乏科学的养殖规划，部分散养户的畜禽粪便随意排放，容易造成农村环境污染，影响人居环境和生态平衡。

这里说的农村污染问题并不难治理。我们调研过的乡村振兴示范村都成功解决上述问题。

人们最担心的是我国农产品质量问题，这是个世人皆知的老大难问题，至今尚未破解的苗头。据我们看来，解决的难度也并不是很难，就看决心大不大。其实农户除了出售的外，自食的粮食及蔬菜、水果等都是很符合卫生标准的，不少大公司供应给国内市场外，供应跨国公司如沃尔玛、山姆连锁店的都毫不含糊的执行严格的欧美日等国际高标准。这里的关键在于政府监管。一是该是修订低于国际市场的国标了；二是在超市和农贸市场实行严格的进场检验，不合格者不得进场；三是破除超市不合理入场费，以控制超市销售成本；四是建立消费者监督举报制度等。

（五）数字技术赋能小农经济济韧性升级与抗风险能力。

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国内政策优惠推动，大型农业企业和乡村CEO已经率先引入实验数字技术，主要通过精准监测、智能预警、资源优化与市场对接四大路径，显著增强小农经济应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经营不确定性等多重风险的能力，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管理”，成为小农经济韧性升级的关键杠杆。

一是精准监测与环境调控。智能灌溉系统依据实时土壤湿度与气象数据自动调控水量，避免水资源浪费；温室环境调控使作物产量提升10—15%；AI病虫害预警可提前10—14天识别风险，帮助农户减少25—40%农药使用。

二是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卫星+无人机+地面传感器）、气象大数据模型，2025年夏粮丰收中，“天空地”网络实现农田“干渴”程度可视化，支撑精准滴灌；数字平台可提前预测极端天气，指导调整种植方案或启动保护措施。

三是资源与金融服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基于数据的信贷模型、区块链溯源，降低融资门槛，缓解资金短缺；区块链实现农产品全流程追溯，增强消费者信任与品牌溢价；电子账本记录交易数据，为无信贷记录农户提供授信依据。

四是市场对接与产销协同，主要是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订单农业、产业联盟，带动千万级销售额，实现优质优价，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有的形成品牌溢价。

应该指出，我国农业数字技术赋能小农经济济还刚刚开始，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数字素养有待提升，技术产品与小农需求错配等问题制约落地效果，部分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仍较低（如2023年种植业仅21.8%），需政策持续补短板，最终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供给—农民参与—市场验证”的可持续生态。

参考文献

1，翁贞林：农户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与述评，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8期。

2，陈翰笙：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1948年用英文撰写的《中国西南边疆土地制度》（太平洋国际学会1949年初打印出版）一书的校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

3，赵俊臣、范丽：云南农户家庭种植甘蔗是怎样实现规模经营的?中国智库2010年9月30日。

4，沐甜科技：云南2025/26 榨季：产量、开榨、销售关键信息预览，新浪财经2025-10-29 18:52。

5，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 月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再版。

6，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东方出版社2014年再版。

7，秦晖：耕耘者言：农民学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9，秦晖：秦汉史讲义（2024），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4年11 月版。

10，郑风田：制度创新与中国农家经济行为．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

11，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12，晋洪涛：家庭经济周期理性：一个农民理性分析框架的构建，经济学家2015年第7期。

13，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14，温铁军：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14年繁体中文版。

14，陈文胜：大国小农：中国农业现代化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月版。

15，陈文胜：大国小村：十八洞村的社会学考察，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月版。

16，陈文胜：中国农业何以强，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 年版。

17，贺雪峰：谨防城镇化进程中的代际剥削，学习时报2010年4月12日。

18，昆明斗南，小村庄蝶变“亚洲花都”，人民网2025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