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发展与深入，乡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与此相适应的乡村企业家（CEO）也随之涌现出来，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引领农民增收的作用。这样，在中国农村就形成了党支部书记是党的核心，村委会主任是村行政管理核心，乡村企业家（CEO）是村经济发展核心的伟丽画卷。由此，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就不能缺少了乡村企业家（CEO）这一浓重篇章。

一、乡村企业家（CEO）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一）企业家理论的提出、演进与乡村企业家（CEO）。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由政府机构的官员计划与执行，没有包括乡村企业经家（CEO）在内的企业家存在的必要、条件与土壤，也没有乡村企业家（CEO）之说，由此，我国的农村发展从形式上看，有时也表面“轰轰烈烈”，事实是农民连饱饭都吃不起，更没有农村的真正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涌现的乡村企业家(CEO)，在有的地方也称乡镇企业经理、农业经纪人等。本来，CEO即首席执行官，是现代化的企业负责日常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乡村CEO这个概念，首先是由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在云南主持35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时使用的概念，他说：“乡村CEO是一个比喻，指的是懂乡村产业管理和经营服务的职业经理人。但实际上，乡村CEO和城市中的企业CEO，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在城市中，职业经理人只对他自己份内的工作负责，而且他的工作内容非常明确。但在乡村，面对的是整个乡村社会，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处理，因此，做一个好的乡村CEO，可能不比在互联网大企业中做总经理更容易。”

2025年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作为17个新职业之一，俗称为“乡村CEO”，规定其职能是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负责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运营等经济活动的经营管理。与传统村干部不同，他们专注于市场化运作，职责贯穿产业规划、品牌塑造、资本引入等全链条，目标是推动乡村从“输血式帮扶”转变为“造血式发展”。

显然，人社部所称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个概念相对来说比较宽泛，可以让更多的乡村人才得到官方认证，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必须看到，人社部所称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乡村CEO”，充其量乡村企业家（CEO）领导下的一个中层经理。因为他仅仅是个经理人，尚不能独立做出自己的雄心壮志的决策，还没有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理所当然地处于“核心”地位。

大家知道，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一般得有自己的企业，所以他才敢于冒险。企业家这个词，从16世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冒险者的身份。而在这之后到现在的若干个世纪里，企业家先后被赋予了经营者、资本家、经理、革新者等身份。这些身份的赋予，反映了在时代更替、生产力发展、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对企业家的不断思索。但是，在这段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社会化生产的先行者和执行者，企业家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企业家理论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企业家这个名词的诞生，到企业家在经济实践中地位的确立；从经济学理论中确有人对企业家的论及，到系统的企业家理论的形成，企业家和企业家理论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雨。

在主流的经济学和发展学里，企业家的地位并不突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认为，劳动价值是由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决定的，忽视了企业家的地位作用。中国几千年传统里把企业及经理称为商人，列入“士农工商”最底层，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多数朝代规定商人不得穿绫罗绸缎、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为官等等歧视。

（二）张维迎教授的企业家理论适用于乡村企业家（CEO）。

张维迎教授是现代企业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按照资本雇用劳动的逻辑，剖析了古典企业中经营者—企业家—资本家合三为一的现象，建立了企业家的一般均衡模型,把经营能力、个人财富和风险厌恶作为三个变量函数,说明了均衡状态下企业家、工人、管理者和资本家的特征,认为显示企业家才能又同时拥有足够资本的人才能够被认为是合格的企业家。他假设不同个人的经营能力至少部分的是天赋的，无法全靠后天培育，因此，一开始就是水平不一的。正是个人间经营能力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相互合作建立企业创造了机会。

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在企业中处于核心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通过创新和判断力驱动企业发展，其决策基于想象力和直觉而非单纯的数据计算。二是这种非共识的决策能力使企业家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三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无中生有”的创新创造力，即通过改变约束条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种创新精神不仅限于商业领域，还可延伸至政治、学术等领域的“政治企业家”或“学术企业家”。四是企业家与职业经理的本质区别在于，企业家是主动找事做、自己说了算的决策者，而职业经理人仅执行管理职能，企业家的核心地位源于其自主性和对变革的追求。五是市场经济的创造性依赖企业家。市场通过企业家精神实现“无中生有”的创造，而非仅靠优化资源配置。企业家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是市场活力的源泉，无法被大数据或人工智能替代。综上，张维迎强调企业家通过创新、自主决策和改变约束条件，成为企业及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张维迎的现代企业家理论也完全适用解释我国乡村企业家（CEO）的地位。我国改革开放后各地农村涌现的乡镇企业，凡是搞得好的，都是由于有一个合格的企业家（CEO），反之则是没有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或是企业家受到种种限制，蜕变为经理。

为便于研究，本文所使用的乡村企业家（CEO），特指自己所有或在企业里有个人股份，独立经营或合资经营、个人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经营人。

（三）乡村企业家（CEO）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

中国发展要顺利，就必须有富裕的农村经济，而富裕的农村经济就必须有众多的乡村企业家（CEO）。因为乡村企业家（CEO）是先进生产力的推动者。乡村企业里的生产力的主体，机器、设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只有经过乡村企业家（CEO）的整合、调配才能变成现实生产力。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实际上是企业家在指挥着以人为群体的一种合作。乡村企业家（CEO）是我国农村市场运行的主体，农村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本质上是乡村企业家（CEO）制度的建立；没有完善的乡村企业家（CEO）制度，就决不可能有完善的企业制度，也不可能有农村经济、农村的发展。

乡村企业家（CEO）更是团结企业职工共同创业奋斗的核心。在乡村股份合作制企业里，员工既是劳动者，需要接受管理者的管理，但又是股东，是企业所有者之一，这是股份合作制优于股份制的制度设计。村民股东可以在股东会议上享有发表意见和表决的权利，因而他们与管理者的意志、目标是一致的，需要围绕乡村企业家（CEO）这个核心，共同创业奋斗，那种打工崽式的对立心态是不对的，不应该有的。

（四）乡村企业家（CEO）与股东和董事会的关系。

乡村企业家（CEO）首先是村民为主体的乡村企业发展里的股东和董事会重大决议的具体执行人。这里讲的重大决议，指的是企业在一定周期（通常为一年）的盈利能力。人们都会看到，许多乡村企业家（CEO）的动力和目标远不止于赚钱，在追求企业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享受着创业的乐趣和兴奋感，还追求改变家乡面貌、实现着受人尊重的自身价值。在此，作为股东会、董事会以及村两委要注意放手让他们施展才华，而不是日常经营决策和管理的干预。

由于乡村企业家（CEO）在企业里持有一定的股份（自己投资或者激励股份），他在股东会或董事会里也具有一定席位，他的决策想法需要向股东会会、董事会充分说明，以获得理解支持。

（五）乡村企业家（CEO）与村党支部书记的关系。

乡村企业家（CEO）与村党支部书记的关系，主要在分工不同，乡村企业家（CEO）负责的是乡村企业的经营，而村党支部负责的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党员的管理。村党支部书记与乡村企业家（CEO）的关系中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政商互动和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上。党支部将企业家视为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通过座谈会、调研等方式听取意见，解决企业困难；通过执行政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支持企业发展。例如，云南省通过“融信服”平台、每年落实“10件惠企实事”等措施，强化对企业的服务。党支部强调与乡村企业家（CEO）保持“亲清”关系，既要求干部主动服务企业，又需遵守纪律界限，避免利益输送。

乡村企业家（CEO）需主动对接党支部的政策，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并通过合法合规经营，回馈村民。

（六）乡村企业家（CEO）与村委会主任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设立，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主要负责办理本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反映村民意见，向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其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三至七人组成，任期五年且可连选连任，成员中必须包含妇女代表，多民族村应有人数较少民族成员，下设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机构。

村委会不应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但应为乡村企业家（CEO）提供政策咨询、信息服务、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帮助解决企业与企业家的实际困难。

一是通过政策明确乡村企业家（CEO）、村“两委”和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职责与利益分配。村两委遵循适度放权原则，让乡村企业家（CEO）有管理权的同时对其在重大事项上进行监督，并建立容错机制。乡村企业家（CEO）专注于全面经营管理村庄产业资源，确保经济事务的专业化处理；村“两委”负责行政工作与项目监督；村民则参与决策，并监督各方工作，维护乡村公平和民主氛围。

二是乡村企业家（CEO）应与村“两委”、村民等制定合作规则或建立合作框架，明确合作目标、原则、方式和流程，并通过定期沟通和联合行动促进信息交流和问题讨论，建立适当的监督机制，赋予协同主体相互提醒和监督的权力，对不遵守规则者进行处罚，以确保活动符合政策规范。

三是建立乡村企业家（CEO）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评估体系，定期评估其工作表现和贡献。

四是村民以村组织成员权和新经济组织股份权的民主监督权的正确行使，是预防村干部和乡村企业家（CEO）有可能贪污腐败的最有效措施。国际上廉政的通常做法和我国反腐败的经验，就在于对腐败分子与行为，无一例外地都是依靠本单位人员的监督揭发。具体到乡村企业家（CEO），要使每位村民都具有监督的能力，并为他们监督提供机会与平台。

由此看来，本文开头引述李小云教授定义的乡村企业家（CEO）“面对的是整个乡村社会，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处理”的定义，似乎需要实践再验证。因为乡村企业家（CEO）决不能越权，把属于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本职工作都包办了。

二、乡村企业家（CEO）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的组织、引领作用

（一）乡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的组织者、粘合者与指挥者。

传统经济学把价值的创造归结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但是它不懂得乡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都是“死要素”，没有企业家把他们聚拢在一起，进行要素合理配置，那他怎么能创造价值。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现实是，现有土地和大量劳动力，缺的是资本，于是招商引资一直是各地党委、政府发展经济的最重要工作，以致被张五常教授称之为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之竞争。而招商引资的本质是引进企业家，企业家来了，他就会带着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市场。我国乡村更是如此，最不缺的是土地与劳动力，最缺的是资本，而乡村企业家一般都年轻、有文化、懂市场、会经营、善管理、有理想，这正是乡村人才中最缺乏的。

（二）创新型的商品和服务的“无中生有”作用。

“无中生有”是张维迎研究企业家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传统经济学将市场视为资源配置工具，但忽略了其更深层的“发现”和“创造”功能。市场通过企业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例如新技术、新产品或新商业模式。这种“无中生有”的能力是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是传统经济学难以完全解释的动态过程。

企业家的“无中生有”功能理论非常适合解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农村家庭责任制普及的同时，农村遍地成长的乡镇企业成为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而乡镇企业凡是办的好的，无一不是有一个好领头人，即乡村企业家（CEO）。

张维迎认为，创新思维是企业家精神的鲜活灵魂。任何成功的企业都是在创新中产生、发展、壮大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无孔不入的，有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归根结底是思维创新。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不是思维创新的“大师”，不仅要启其端，更要善其事，而且灵魂深处始终有“一波未了一波生”的创新亢奋。企业家只要滋生出“创业易，守业难，推动企业不断创造重生的奇迹，更加难上加难”的感叹，就说明他的创新思维枯竭了，创新灵魂黯淡了。只要创新的步伐不停顿，企业家就能够发现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机会，就能够调动一般人不能调动的资源、就能够寻找到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绝招。企业家就会像是一棵大漠中不倒的胡杨，永远有昂首挺立的顽强生命力。

（三）套利型的“无中生有”作用。

张维迎企业家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企业家“套利”。所谓“套利”，就是在给定已有技术的情况下，发现市场机会来赚钱。企业家赚钱了，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了，老百姓生活得到满足了，这也是创造财富的。人们都已看到，我国包括农村发展在内的发展现实，许多地方的许多企业采用的避开劣势、发挥优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少我多、人早我晚的策略，赚取了钱。

相对于其他人员，乡村企业家（CEO）的特殊之处在于能够发现市场机会，识别市场中的潜在不均衡（如供需差异、资源闲置或使用不当），通过资源整合和价值转换实现盈利。例如，企业家可能发现未被满足的需求或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从而组织生产或服务以填补市场空白。

（四）乡村企业家（CEO）的家国情怀。

一个成功的乡村企业家（CEO），无不具有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敬业，是企业家的道德底线；遵纪守法，是企业家经营发展的底线；艰苦奋斗，是企业家的初心也是事业长青的秘诀。

我们在梳理云南乡村企业家（CEO）的事迹时发现，他们全部都有强烈的责任担当、认真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他们不仅自立自信，实现推动自身价值，更能饮水思源，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担服务社会的使命。

诚信是乡村企业家（CEO）的立身之本，他们在修炼领导艺术的所有原则中，都把诚信视为第一位的原则，也是乡村企业家（CEO）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之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没有诚信的商业社会，将充满极大的道德风险，显著抬高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正是由于乡村企业家（CEO）的诚信经营，也才实现引领全社会风气的的健康前行。

三、把乡村企业家（CEO）纳入管理

（一）加强乡村企业家（CEO）队伍建设既势在必行又意义重大。

到2023年底，我国已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98万个，成员数量9.3亿人，资产达到9.6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资产的保值增值、效应发挥，是我国乡村经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已进入更加注重乡村经营的新阶段，专业的经营人才可以在资产保值增值、提升品牌价值、挖掘乡村功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加集体经济收益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据《农业经理人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经理人从业人员已超过286万人，全国“乡村CEO”仍有150万的需求缺口，加强企业家（CEO）队伍建设既势在必行又意义重大。

（二）乡村企业家（CEO）的培育

乡村企业家（CEO）当然是在实践中涌现和成长起来的，教育培训可以事半功倍。遗憾的是，过去我们的高校并没有这门专业与课程。李小云教授团队是较早认识并培训的行动者。

2021年,李小云教授团队与腾讯公司共同启动“中国农业大学—腾讯为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在云南昭通学院启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55名乡村CEO学员进行培训，旨探索出的解决欠发达地区乡村经营性人才匮乏问题的有效模式和路径，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经验和创新方案，目前已经产出一整套体系化的乡村CEO培养知识产品，包括一套培养乡村CEO的系统性方案、一个乡村CEO“由入到出”的规范性制度、一批先导性乡村CEO人才和一套乡村CEO典型实践案例。其中国内首个针对专业性、职业性乡村经营人才的的系统化培养方案，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结合培训，注重乡村数字化经营的赋能，依托微信生态的视频号、微信小店、云服务和云认养小程序等数字工具，提升乡村职业经理人的数字化经营能力，挖掘乡村品牌价值、推动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发展。

2024年，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业大学、腾讯公司共同启动了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在全国搭建了包含1个全国培训中心、10个分中心和76个实践村的三级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通用性人才培养方案，为全国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该计划在全国启动后，预计将在2025—2027年培养1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

云南高度重视乡村企业家（CEO）的培养经验，制定《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规范》，近3年累计培育超400名农业经理人。曲靖学院、云南农大、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联合当地党委政府已举办数起培训班，包括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乡村振兴骨干人员，以及部分乡村产业振兴“头雁”得到培训。

（三）乡村企业家（CEO）的选聘。

乡村企业家（CEO）的选聘，采用全省公开招聘，考核小组考察，“揭榜”搞定。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昆明市农业农村局及相关行业部门还定期组织乡村企业家（CEO）进行业务培训。对表现突出、带动效应明显的予以奖励和政策支持，在项目申报、资金支持、人员培育等方面给予倾斜，为乡村企业家（CEO）营造优质的就业创业环境。

前述的呈贡区万溪冲社区的“乡村CEO”何永群，原是云南香格里拉的民营企业家，负责的项目“小猪豪豪”代表云南大学，于2019年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上，获得全国金奖，后因豪猪为国家保护动物而停业。2021年，何永群通过昆明市“万名人才兴万村”计划被跨区域引进。

前述昆明市安宁市雁塔村的“乡村CEO”赵全康，大学毕业后在云南丽江就业，2021年3月5日雁塔村委会通过现场和远程视频连线方式，举行乡村职业经理人（即“乡村CEO”）招聘会通过面试，成为回乡人才。

（四）把乡村企业家（CEO）纳入地方党委的管理。

昆明市是我国首批把乡村企业家（CEO）纳入地方党委的管理的区域。2019年以来，昆明市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共建6个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验村，把培育乡村经营管理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实验内容，并在全国首次开展乡村CEO招聘、培育、使用等创新实践工作，为解决乡村人才短缺问题提供了先行示范。经过前期分类分批培训，全市已培育29名乡村CEO，在示范村等开展工作。2024年2月27日，昆明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昆明市强村富民乡村CEO培育实施方案》，计划于2024年至2025年在全市范围内选择50个行政村（涉农社区）开展乡村CEO培育，每村至少培育1名乡村CEO或1支乡村CEO管理团队。

昆明市的这些做法，意味着党委部门介入乡村企业家（CEO）的管理，进入乡村经营的新阶段，更好地发挥乡村企业家（CEO）在农村资产保值增值、提升品牌价值、挖掘乡村功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加集体经济收益等方面的更大作用。

（五）建立乡村企业家（CEO）市场。

建立乡村企业家（CEO）市场，作为国家人才市场的一部分，可以起到促使乡村企业家（CEO）有序流动，使有为人才得到用武之地，以免人才闲置浪费；更使急需人才单位得到所需人才，降低引才试错成本、提升用才效率。在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低谷、用人单位减少、大学生就业困难，二乡村整形有急需人才的时期，通过乡村企业家（CEO）市场，在全国形成一个跨地区服务乡村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扩大年轻人的就业渠道，创造新的职业群体，更具有现实意义。

人才市场能够及时发现人才价格。在市场中，价格发现与价格实现，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功能。这两个功能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人才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

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招聘程序中的供需双方的讨价还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价格波动，来探寻包括人才价格与价值在内的市场合理价位。这一功能受市场供求关系与流动性影响。

市场价格实现功能远比价格发现功能更为复杂且体系化。它受到人才流动性、流通成本以及需求方成本和产出要求的共同作用。价格实现功能的完善有助于保障市场人才供需平衡及经济发展。因此，价格实现功能不仅关乎市场人才价格的公平性，更在于保障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与畅通。

（六）以有效制度来监管乡村企业家（CEO）。

对于包括乡村企业家（CEO）在内的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管，一直是困扰我国国企、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个难度不小的难题，乡村企业家的监管也不例外。实践中的监管，需要多管齐下。

一是通过政策明确乡村企业家（CEO）、村“两委”和村民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职责与利益分配。村“两委”遵循适度放权原则，让乡村企业家（CEO）有管理权的同时对其在重大事项上进行监督，并建立容错机制。乡村企业家（CEO）专注于全面经营管理村庄产业资源，确保经济事务的专业化处理；村“两委”负责党的工作、行政工作与项目监督；村民则参与决策，并监督各方工作，维护乡村公平和民主氛围。

二是乡村企业家应与村“两委”、村民等制定合作规则或建立合作框架，明确合作目标、原则、方式和流程，并通过定期沟通和联合行动促进信息交流和问题讨论，建立适当的监督机制，赋予协同主体相互提醒和监督的权力，对不遵守规则者进行处罚，以确保活动符合政策规范。

三是建立乡村企业家（CEO）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评估体系，定期评估其工作表现和贡献。

四是村民以村组织成员权和新经济组织股份权的民主监督权的正确行使，是预防村干部和乡村CEO贪污腐败的最有效措施。国际上廉政的通常做法和我国反腐败的经验，就在于对腐败分子与行为，无一例外地都是依靠本单位人员的监督揭发。具体到乡村企业家（CEO），要使每位村民都具有监督的能力，并为他们监督提供机会与平台。

四、善待与保护乡村企业家（CEO），是一个农村社区、县域、省域乃至国家得以发展的根本！

实践反复证明，乡村企业家（CEO）企业家的涌现和施展才能，需要一个善待与保护他们的合适环境。

（一）为乡村企业家（CEO）放手经营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首先是良好的制度环境。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学者的研究概括，云南省委为企业家创造的良好宽松营商环境的作法，一是服务优化的政务环境，二是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三是活力十足的创新环境，四是保障有力的法治环境，五是和谐优化的政商关系。例如为了保证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云南司法机关实施“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慎用涉财产强制性措施、涉企“挂案”清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破产案件“府院联动”、涉企生效裁判执行6个专项行动，并没有出现有的地方屡屡出现的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财产的冤假错案。

其次，良好的文化环境也比可少。整个社会都应倡导尊重财富、鼓励创新、保护人才的文化舆论氛围，避免社会中的仇富心理和嫉妒情绪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我国大众中对能干的人有着一种羡慕妒忌心里，特别是对一些人获得较高报酬不服乃至妒忌、仇视的风气要及时制止，决不能任其蔓延。

（二）股权激励是调动乡村企业家（CEO）积极性的国际通常做法。

云南在培育调动乡村CEO积极性方面，除了通过现有帮扶专班一对一传帮带和大专院校联合培养外，实践中的具体选拔还根据市场经济通行的招聘方式。借鉴广东佛山、浙江奉化等地的经验，结合当地实际，探索招聘计划，引入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专业人才或团队参与乡村经营和建设。

招聘乡村企业家（CEO）的关键在于确定合理的报酬，工资如果过高容易引发乡村各方面矛盾，过低也吸引不到人才。最理想的是利用选培招结合的市场化选人才机制，突破本土性人才返乡的传统思路，开辟鼓励人才下乡的思路，也可以从村级组织中选用专门人员着重加强培训学习，回本村运营工作，也可以在现有农村创业或者农业企业中选拔优秀人员加以培养发展。

推行股权激励，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高度认识股权对于乡村企业家（CEO）的激励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股份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精神鼓励、政治责任、高薪工资和股权激励中，股权激励的作用最大最明显。从理论上讲，乡村企业家（CEO）的劳动是复杂劳动，按照马克思的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以及报酬与企业经营挂钩的要求来说，理应获得股权激励。俗话说,联股如联心；特别是经营看好的企业，通过股权尤其期权，就可以有效地长久地联接着乡村企业家（CEO）的心。此外还要充分考虑人才自己付出培养费用、风险性补偿、人才供给的稀缺性，其中并不包含对国家或集体财产的无偿占有、对村民劳动的无偿占有等因素。

二是合理确定乡村企业家（CEO）股权占比。结合各村实际，从按劳分配等理论出发，简便科学、合理确定乡村CEO在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股权占比，一般来说，乡村股份合作制中的高管所占企业股份大约在20%左右。当然，对于外来资本投资者，可以大股东身份选派总经理代表自己的利益。这是因为，资本投资大，责任与风险占比也大，而且企业经营人才多。至于外来投资有两种情况，首先是在建设期间来的外来资金，以及本村村民的少量投资、民房等实物投资，当然应和政府投资一并评估界定确认；其次是通过招商引资进来的资金，可通过股份合作制企业扩股的形式计算，这也是股份制通常惯用的做法。

此外，既然要采用股份合作制，那在其中劳动的村民的劳动也需要界定股份。根据云南村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到政府投资移交村民的公平性，凡本村村民依据成员权都应界定股份，以体现村民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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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昆明市着力培育新型“三农”人才——“乡村CEO”留得住干得好，云南日报2024-04-02 08:50:00。,

10，钱立功：“乡村CEO”大有可为，《群众》杂志2025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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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你好！“乡村CEO”，“云岭先锋”微信公众号2022-05-27 09: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