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化进程趋缓与颠覆性技术革命快速演进的背景下，欧洲经济正深陷多重结构性挑战的漩涡。自由主义全球化共识瓦解、大国博弈加剧与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重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危机与技术滞后的双重困境。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使得欧洲传统经济模式逐渐丧失竞争力，尤其是在通用人工智能等战略性领域。尽管欧盟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其在产业化应用的转化过程中还是面临明显的瓶颈，未能有效驱动经济结构的深度转型。面对全球竞争格局的深刻演变，欧盟虽将“战略自主”确立为未来发展的核心目标，但其在政策协调与资源配置上存在掣肘，凸显出欧洲战略实施乏力与可持续发展前景的隐忧。在全球颠覆性技术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态势下，欧洲经济的转型需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构建更加灵活的政策框架与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内外部资源的高效整合。
作者简介
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翌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
引 言
在当下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中，欧洲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一转折不仅是全球化逆潮和地缘政治重塑的直接产物，更是欧洲经济内生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明确指出：“在今天这个‘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的世界里，欧洲正在走向衰落。”欧洲央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则警告说：“除非欧洲采取某些措施，否则它将失去存在的理由。”这些言论揭示了欧洲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里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和挑战。
从全球层面来看，推动全球经济数十年繁荣发展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正在显著减速，取而代之的是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区域化整合的趋势。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与参与者，逆全球化趋势直接冲击了以开放市场为核心竞争力的欧洲经济体系。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的区域化重塑削弱了欧洲经济在全球分工中的传统优势，也加剧了其面对贸易壁垒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时的脆弱性。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爆发带来的欧洲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天然气价格飙升显著削弱了欧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当前的能源危机不仅是俄乌冲突的直接后果，更是欧洲长期依赖外部能源供应，特别是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结构性弱点所致。因此，能源供应链的中断以及关键资源短缺正持续对欧洲经济构成系统性风险，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从欧洲内部来看，技术停滞和创新乏力正逐步侵蚀欧洲的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衰弱的困境。在全球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欧洲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新能源等战略性行业的表现日益乏力，竞争力显著下降。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的报告清楚地揭示，欧洲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市场份额正持续萎缩，而这些领域正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源。同时，制造业的空心化使欧洲失去了经济韧性的传统优势。德法作为传统工业强国，尽管在新能源汽车、核能等技术研发上取得了进展，但其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化成果。技术商业化速度的落后叠加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产业政策执行效率低下，使欧洲传统制造业面临被新兴经济体挤压的困境。经济学家尼尔·谢琳（Neil Shearing）明确指出：“如今情况与当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不同，因为欧洲最紧迫的问题不再集中在像希腊这样的小型经济体上。相反，欧洲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正在挣扎。”同时，更有学者警告：“不要把欧洲变成一个曾经工业辉煌的露天博物馆。”
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复杂交织的内外因素不仅使欧洲经济的转型步履维艰，还为其未来发展方向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与战略挑战。从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到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加剧，欧洲经济面临的困境究竟源于哪些深层次原因？在新的全球化和技术革命背景下，其未来将如何调整以重塑竞争力？本文拟从战略视角出发，通过系统性的多维度分析，对欧洲经济转型这一重大议题进行剖析并尝试给出战略判断。
一、欧洲经济现状认识与分析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欧洲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陷入长期低迷的观点已成为广泛共识。这一结论不仅来自欧洲学者的集体判断，同时也是全球知名经济研究机构和学者基于长期观察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
（一）欧洲经济现状分析
众多欧洲经济学者敏锐地察觉到，欧洲正逐渐滑向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相似的长期增长停滞深渊。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欧洲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与收入不平等、资本分配失衡密切相关。他警告称，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欧洲经济可能长期陷于低增长的泥潭。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则表示，欧盟应该专注于经济增长，而不是陷入关于财政规则的争论中，欧洲不仅要致力于为“下一代”带来前景，更要为这一代人带来前景。具体而言，欧洲经济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经济增长动能持续疲软，复苏前景不容乐观；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形成明显抑制；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这些问题的叠加效应正在重塑欧洲经济的发展轨迹，也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经济增长动能持续疲软，复苏前景不容乐观。与20年前2.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相比，如今欧盟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降至1.5%以下，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4年，欧盟生产总值持续放缓，全年环比增长仅微幅上扬0.3%，这无疑凸显出欧洲经济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对欧元区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也持谨慎态度，预计2025年的GDP增长率仅为1.3%，这一增长预期同样在全球平均水平之下。
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的经济表现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数据，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0.4%和0.2%。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的2025年经济增长预测已下调至0.3%，持续走低的趋势表明德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德国仍保持着“欧洲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其工业能力持续吸引着欧洲范围内的产业集聚。但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德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竞争优势正被逐步削弱。这种“制造业中心”地位与全球竞争力下降之间的悖论，凸显出德国经济正陷入技术性衰退的困境。有研究显示，尽管在汽车、机械等传统领域，德国还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化学、电气等新兴领域，德国已经失去了其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德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还预示着整个欧洲经济复苏的艰难。
其次，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形成明显抑制。在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欧洲的通胀形势持续恶化，呈现出顽固性和广泛性的特征。2022年欧元区通胀率攀升至8.4%，创下历史新高。虽然2023年以来通胀有所回落，但仍远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水平。数据显示，欧元区2025年的通胀率预计将达到2.5%左右。从欧元区通货膨胀的主要组成部分来看，服务业的预期通胀率最高（3.7%），其次是食品、酒精和烟草（2.7%）、非能源工业品（0.6%）和能源（0.2%）。高通胀不仅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以德国为例，2021年11月至2022年11月期间，食品价格上涨了约21%。这一现象在随后几年中依然存在。2025年1月，德国食用油价格上涨了15.1%，乳制品和鸡蛋价格上涨了2.7%，都明显高于整体通货膨胀率。
为应对持续高企的通胀压力，欧洲货币当局与各国政府正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组合。自2022年7月起，欧洲央行已连续多次上调基准利率，旨在通过收紧银根来遏制通胀攀升的势头。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也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工具，以缓解高通胀对民生的冲击。其中，德国推出了总额高达2000亿美元的能源补贴计划；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则针对食品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相继实施了价格管控措施。然而，这些短期政策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善欧洲经济面临的困境。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其研究中明确指出，寄希望于通过增加预算赤字或调整利率等简单措施来解决欧洲经济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欧洲在全球化浪潮中未能及时推进政策创新和经济结构改革，导致其难以适应国际贸易格局和资本流动的新变化，最终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地位。
最后，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在过去十年中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应对新冠疫情和能源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大幅增加了财政支出，导致政府债务水平持续攀升。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0年欧盟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由2019年的77.5%跃升至90.0%，欧元区的该比例则从84.0%升至98.0%。截至2024年9月，欧盟国家政府债务总额已达1.6万亿美元。其中，部分南欧成员国债务负担尤为沉重，如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率接近160%，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债务高企意味着政府在未来需要更大规模的财政收入来偿还债务。然而，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仍然较高，导致债务规模难以削减。例如，法国2024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6.2%，比前一年增长了约1.1%，远超欧盟法定的3%上限。未来，如果欧盟各国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债务增长，则可能需要大幅提高税收或削减支出，而这两种手段都将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
另外，在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欧洲各国普遍加快了防务战略调整步伐，国防预算呈现出系统性增长态势。作为欧洲防务体系的核心国家，德国2024年国防开支达到906亿美元，占该国GDP的2%。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实施更为激进的防务预算扩张计划，预计国防支出将提升至GDP的3.5%，这意味着法国每年将新增30亿欧元的军费开支。在欧盟层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实施“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该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内调动8000亿欧元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这些巨额国防投资意味着各国财政支出负担将持续加重。在通胀仍未完全受控、利率维持高位、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债务风险持续累积，进一步拖累了本就缓慢的经济复苏进程。
（二）文献视角下的欧洲经济困境解释
前述数据清晰地展现了欧洲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然而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学术界围绕欧洲经济困境的成因已经展开了广泛讨论。整体而言，可将相关研究解释框架归纳为制度约束论、结构失衡论、技术滞后论与政策失灵论四大范式。
制度约束论关注的是欧盟和欧元区在制度设计上的内在缺陷。相关分析普遍揭示了欧洲治理模式与政策协调的局限，这些问题导致成员国间缺乏协调性和灵活性，从而削弱了欧洲应对危机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的研究中指出，欧盟成员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导致各国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力度不一，效果参差不齐。此外，欧洲的监管环境还被描述为“全球监管霸权”，繁琐的监管障碍使得企业面临巨大挑战，导致生产率增长停滞，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活力。
结构失衡论从产业结构、人口趋势和区域不平衡等方面探讨欧洲经济衰退的深层次原因。意大利经济学家蒂托·博埃里（Tito Boeri）将欧洲的经济问题归结为“劳动力短缺”。他警告称，欧洲老龄化问题不仅削弱了消费需求，还增加了公共财政的压力，使政府难以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中国学者丁纯等人认为，俄乌冲突加剧了欧洲内部的经济不平衡，对俄能源依赖的国别差异是造成欧盟内部经济表现分化的主因，东欧国家受能源危机影响更大，复苏更为缓慢。
技术滞后论强调技术革命与欧洲经济转型的脱节问题，特别是技术创新低效扩散所导致的生产率增长停滞。这类观点普遍认为，欧洲在技术创新成果向经济红利转化的过程中显现出明显的结构性滞后。例如，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阿加特·德马雷（Agathe Demarais）认为，欧盟在研发方面的低支出是美国和欧盟经济体之间生产力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而欧洲智库的研究更明确地指出，欧洲在关键技术投资、统一的资本市场、创新技术的商业化推广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在政策失灵论视角下，欧洲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成为广泛探讨的议题。一方面，欧洲央行（ECB）在应对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新冠疫情等经济冲击时采取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部分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上升，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不稳定性。另一方面，政策协调性不足构成欧洲经济治理的核心制约因素，成员国财政政策和执行效率方面的巨大差异，影响了政策的及时性，限制了财政工具在经济周期管理中的作用。
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已成为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普遍共识。虽然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仍存在着显著局限性。首先，研究视角受区域内政治中心范式主导，缺乏战略性竞争视角。尽管现有研究对地缘政治竞争、全球价值链重构等因素有所涉及，但大多局限于单一维度或局部层面的分析，未能将这些因素置于全球战略竞争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系统性考察。其次，颠覆性技术的决定性作用被严重低估。以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版图，而欧洲在这些前沿领域的相对落后并未得到充分探讨。最后，政策研究局限于传统经济学分析，主要关注宏观经济调控工具，而对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技术竞争力综合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不足，因此并未能突破传统经济学框架。而引入大国战略博弈和颠覆性技术竞争视角，则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欧洲经济衰退的深层逻辑。
二、欧洲经济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当前，欧洲正处于多重危机的交汇点，其经济困境并非传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所致，而是深嵌于全球秩序转型与技术创新浪潮中的结构性挑战中。随着自由主义全球化共识的式微，欧洲特别是欧盟赖以繁荣的单一市场体系和经济治理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冲击因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变局而加剧，而能源安全困境更是暴露了欧洲供应链的脆弱性，凸显了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对外依赖。与此同时，在全球新一轮颠覆性技术革命中，欧洲的滞后态势日益明显，创新成果的商业转化瓶颈制约着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这些相互交织的挑战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困境：欧洲既要在重构的全球秩序中重新定位，又要在颠覆性技术革命浪潮中实现突围，而其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和经济治理机制正面临效能瓶颈。多维度的结构性压力，正在重塑欧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一）自由主义全球化共识的式微与重构
欧洲经济的转型过程是内部与外部环境深度交织、互动的复杂过程。自由主义全球化共识的式微与重构是欧洲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这一趋势涉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资本流动的受限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也直接冲击了欧洲作为全球化领导者所长期依赖的经济模式，使其原有的制度性优势持续流失。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原则以及“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政策处方，成为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策略上的指导性原则，并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显著放缓，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挑战，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共识正在逐步瓦解，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1）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无疑是自由主义全球化共识破产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近年来，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关税壁垒、产业补贴、出口管制等措施保护本国产业，以维护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在这一过程中，WTO的作用被边缘化，全球贸易规则呈现出区域化、双边化的特征。例如《美墨加协定》（USMCA）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为亚洲地区的主要贸易框架，而美国则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亚太地区构建新的贸易秩序。（2）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产业链的本土化趋势逐渐增强。驱动全球化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优化资源配置，形成高度复杂且效率极高的跨国生产网络。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愈发突出，各国开始重新思考对单一供应链的依赖风险。美国从霸权维护的战略角度出发，推行“近岸外包”（near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政策，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回本国或盟国，减少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依赖。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明确要求半导体产业回流，并限制高端芯片对中国的出口。（3）资本流动的受限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衡。在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高峰时期，资本流动自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各国近年来加强了对外资的监管，并在关键领域设置投资壁垒，特别是对涉及基础设施和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审查更加严格。例如，美国分别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对外投资行政令》，强化了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的审查。
欧洲作为西方国家的腹地，曾长期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的经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拥趸。然而，近年来美国自身却积极转向经济民族主义立场，否定它曾经坚持的全球主义政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新动作更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自由主义全球化共识的破产直接导致了欧洲“布鲁塞尔效应”的衰退，其影响不仅体现在欧盟全球规范塑造能力的下降，也反映在其外部影响力的整体式微。正如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全球化三难困境理论中所指出的，全球市场、国家主权与民主治理之间存在内在张力。欧盟在过去依赖自由市场的全球化来推动其规范外溢，而当这一模式受到挑战，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自然也随之衰退。
在自由主义全球化退潮的大背景下，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布鲁塞尔效应”的衰退。在人工智能技术大爆发的背景下，欧盟努力的核心是“欧洲制造”的人工智能概念，即符合核心人权价值观和民主原则。欧盟表示，这一概念的附加值在于利用欧盟强大的监管和市场力量，即所谓的“布鲁塞尔效应”，在“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的旗帜下将人工智能转化为竞争优势。由此，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在通用人工智能（AGI）竞争的新时代中，欧洲所倡导的“布鲁塞尔效应”是否仍然有效？随着特朗普政府陆续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及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治理逐渐被美国视为次要议题。特朗普政府秉持“实用主义”原则，将包括通用人工智能在内的颠覆性技术视为“国家硬实力”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欧盟的“布鲁塞尔效应”显然无法与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快速迭代特征的科技力量相抗衡。有观点指出，未来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少的国家会自觉遵循欧盟的规则，而美国的行动主义及其治外法权将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要驱动力。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全球化实践将由技术强国的经济利益所主导，并受到一种潜在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力量即正义”，并主张在全球治理中“最好的规则便是没有规则”。
（二）大国博弈加剧下的地缘政治因素外溢与泛化
有别于过去几十年欧盟“商业利益优先于地缘考量”的思维模式，欧盟正被动转向更加强调地缘政治的新经济模式以确保自身的经济韧性与战略自主性。从能源安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再到内部分歧呈现，地缘政治的博弈贯穿其中，成为影响欧盟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
第一，能源的地缘属性日趋明显。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马文·科南特（Melvin Conant）就指出能源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能源自带的地缘属性将会通过供应储备、加工、消费和能源技术革命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引发地缘政治冲突。欧盟的能源政策长期强调多样化和低碳转型，并与俄罗斯保持了长期大规模的深度能源合作。然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欧双方合作彻底破裂，欧盟的能源政策愈发呈现出以地缘政治为导向的安全化构建趋势，欧盟各成员国的能源政策正在从“依赖市场”转向“国家干预”。具体而言，一是在能源领域扩大筛查并降低外国投资的力度与广度；二是采取定向能源外交，聚焦于与精选伙伴构建的技术联盟；三是采取诸如（临时）国有化外国能源资产或紧急规划增加可再生能源产能等特殊措施。尽管欧盟的文件一再强调地缘经济工具并非首选方案，但欧洲能源危机爆发后所采取的短期能源应急机制与常态化能源安全治理注定难以共存，地缘安全导向与市场优先理念的对立已经成为欧盟在能源被地缘政治化后的结构性矛盾。
第二，欧盟供应链和价值链面临全球范围的再配置。首先，俄乌冲突、中东危机、与美国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欧盟对中国的战略竞争等地缘因素加剧了欧盟供应链、价值链的脆弱性。一项由欧洲投资银行与内部市场、工业、创业和中小企业总司（DG GROW）合作开展的研究表明，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性干扰的加剧，37%的欧盟企业表示获取大宗商品和原材料是主要障碍，而34%的企业受到物流和运输中断的影响。有鉴于此，欧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如《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欧洲芯片法案》以及REPowerEU计划以增强欧盟共同市场的供应链韧性、谋求稳定的核心矿产供应链、布局未来产业生态等。然而，即使存在如“FDI筛查法规”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法规，欧盟成员国仍基于各自国家利益采取分散化策略。例如，德国供应链与价值链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与波兰对美国的单向倾斜并存。其次，欧盟的蓝图规划与具体落实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例如，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所需的矿产供应链重构需要巨额投资与地缘政治支持，但欧盟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最后，外部环境的制约也不容忽视，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如印尼的镍矿出口禁令）与美国的补贴竞争（如《通胀削减法案》）进一步压缩了欧盟的战略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企业加速了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与数字化转型，试图通过分散风险和技术升级来应对地缘政治冲击，但同时也带来了包括文化差异、法律法规不一致以及物流成本上升等新挑战。因此，欧盟在供应链韧性建设方面采取的措施，因外部环境制约而效果大打折扣。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导致政策执行缺乏一致性，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变化则使欧盟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收窄。
第三，地缘政治与规范逻辑间的矛盾与对立。欧盟始终强调自身是一个价值观联盟，其扩大政策依赖于一体化成效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以及外部行为体对其价值、标准与规范的认同，并由“哥本哈根标准”进行裁量。然而在2019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将自身定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欧委会不仅明确表示要成为一个地缘政治行为体，同时还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具地缘政治色彩的欧洲，以提升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这一矛盾的表态是欧盟的规范逻辑和价值标准在地缘冲击下失范的表现。以欧盟扩大政策为例。历史上，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吸纳曾成功融合地缘战略与民主化议程——通过入盟条件设置推动法治改革，同时巩固东部边界安全。欧盟东扩本身是地缘政治驱动和价值观规范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且具有双重标准。以克罗地亚2013年入盟为例，欧盟虽将司法改革谈判前置，却对克罗地亚国内腐败指数恶化进行了选择性忽视。目前，欧盟向欧洲西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明显缺乏政治动力和效果，这种停滞不仅是由于西巴尔干国家内部改革动力不足，更是由于欧盟政策中地缘政治紧迫感与规范性要求的双重缺失。俄乌冲突虽促使欧盟重新审视西巴尔干的地缘战略价值，但其政策调整仍显乏力。2023年欧盟—西巴尔干峰会虽承诺加快推动入盟进程，但匈牙利以乌克兰教育法“歧视匈牙利裔”为由冻结谈判资金，暴露出成员国利益对共同战略的绑架。欧盟内部分裂削弱了欧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使其难以应对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逐渐扩大。
（三）颠覆性技术革命滞后的困境
在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技术因素被视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例如保罗·罗默（Paul M. 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内生化，并将其与生产要素直接等同。然而，这种理论范式是将经济系统简化为技术的被动“容器”，技术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背景性因素，而不是作为独立变量对经济系统产生复杂作用。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以“经济是技术的表达”来阐释“复杂经济学”需要的所有制度与方法，并论证其内在关系。他认为，“众多的技术集合在一起，创造了我们称为‘经济’的东西。经济从它的技术中浮现，并不断从它的技术中创造自己……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着这些技术进化而进化”。因此，如果采用布莱恩·阿瑟的复杂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审视颠覆性技术的影响，就会发现技术作为自变量的独特属性。随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快速发展，技术的自创生（autopoietic）能力将呈现指数级提升。这种能力表现出“超高的技术期望值与不可预知的演化路径”的双重特征，既打破传统的生产函数边界，也导致产业结构的非线性跃迁，成为重塑经济系统的基础性力量。这种多层次的复杂影响关系，恰是理解当代欧洲经济困境的关键所在。
欧洲在技术创新领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汽车曾经是欧洲尖端技术的代名词，但在如今世界销量排行前5名电动汽车制造商中却没有欧洲汽车品牌的身影。在新能源汽车技术模式下，动力系统实现了从内燃机向电驱动系统的根本性转变，其中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充放电效率及循环寿命等关键性能指标，已成为决定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工业范式的转变，使得欧洲汽车制造商面临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更是产业链核心竞争力的重塑。正如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创造了“颠覆性创新”一词来描述这样的时刻：“当一项完全改变一个行业工业结构的新技术出现时，现有企业很难做出反应和适应。它们根本不是为之而设立的，想想数字摄影如何取代传统胶片，或者智能手机如何取代传统计算机。”而欧洲的汽车工业恰是遇上了汽车工业的电动化时刻。
如果说汽车工业的衰落意味着欧洲工业体系在硬件制造层面的优势式微，那么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后则更预示着欧洲在当下颠覆性技术竞争中的系统性被边缘化。从算力、算法和数据三个核心维度来看，欧洲的不足尤为显著。在算力层面，与美国Meta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拥有高达60万个Nvidia图形处理单元（GPU）的算力相比，欧洲的计算机算力中心仅拥有几千个GPU，这意味着其无法训练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或大数据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如ChatGPT），算力进一步凸显了欧洲在这一领域的劣势。在算法层面，欧洲人工智能研究机构长期专注于伦理研究和基础理论探索，虽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观和理论框架构建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应用算法的快速迭代与实际部署方面暴露出明显的滞后性。例如，2023年美国推出的大模型Claude和2025年中国全新发布的开源大模型DeepSeek，均展示了在跨领域问题上的突破性应用，而欧洲尚未推出同等水平的技术产品。数据资源匮乏与治理分割进一步加剧了欧洲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困境。欧洲的数据生态因严格的监管框架而受到显著制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该条例虽然确立了欧盟在全球数据保护领域的领先地位，但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企业在大规模数据采集与处理方面的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据的自由流动。同时，数据的分散化管理则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以自动驾驶领域为例，美国Waymo和中国百度Apollo等企业依托其庞大的道路数据资源和先进的虚拟仿真平台，在提升自动驾驶系统精准度和可靠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相比之下，欧洲汽车制造商如戴姆勒和宝马则面临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中德语语料数据资源不足，在数据共享协议的制定上受制于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差异，难以形成有效的数据协同效应。
有关欧洲人工智能技术落后的研究往往将创新的不同阶段——研究、开发和产业化混为一谈，而要深入这一问题的讨论则需要按环节进行拆分。欧洲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确实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如以德国亥姆霍兹协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为代表的顶尖科研机构，持续产出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前沿技术成果。在人工智能专利方面，欧洲的申请数量排名全球前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然而，“一国实力更多取决于将新技术广泛应用于自身社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技术的研发水平上，更关键的是将创新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新技术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广泛应用程度和产业化水平。从现实看，颠覆性技术遵循的指数级增长规律较传统技术更为显著，呈现出更为突出的“类摩尔定律”特征，其带来的经济转化效率也呈现出更为深刻的范式变革与价值重构。OpenAI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其文章“Three Observations”中指出，线性增长的智能所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是超指数增长的，AI Agent（智能体）的广泛使用，将会渗透到各个领域并重塑世界经济。纵观当下的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欧洲在颠覆性技术这一关键领域的竞争力显著落后。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欧洲在科技公司规模、高端芯片制造、AI应用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存在不足，更为突出的是，欧洲的创新体系存在显著的“实验室－市场”转化断层，大量创新成果未能跨越“死亡之谷”而形成有竞争力的商业产品，不仅未能充分释放创新的经济价值，也未能形成有效的产业化和技术构建生态。因此，技术转化困境不仅制约了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释放，更导致欧洲难以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和技术创新闭环。现状既反映了欧洲在创新资源配置、风险投资机制、市场规模效应等方面的结构性短板，也凸显了欧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三、欧洲经济转型的前景展望
过去的十五年里，欧洲的增长指标停滞不前，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担忧。美国《纽约时报》用“欧洲的情况很糟，而且只会变得更糟”来描述欧洲经济前景，并称“随着特朗普卷土重来，艰难的时期或许才刚刚开始”。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未来欧盟不仅需要应对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和政策分歧，还要面对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贸易关系变化以及技术竞争的加剧。这些内外部的挑战交织在一起，使得欧盟的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欧盟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新发展方向与旧有经济结构、传统观念的深刻冲突。尽管欧盟提出了许多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和口号，如“数字单一市场”“欧洲绿色协议”和“战略自主”等，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目标的实现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显著差距。行动与效果之间的脱节进一步凸显欧盟在经济治理和政策协调上的困境。就欧洲经济转型前景而言，以下关键点显然是问题分析的基础。
（一）欧洲如何应对技术变革中的一体化红利被削弱
一体化经济模式在未来通用人工智能竞争时代的局限将愈发显著。欧洲一体化曾是战后经济复兴的成功范例。这种模式曾在信息化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充分整合的背景下，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然而，已经开启的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依赖于底层技术创新，如算力突破、算法优化和数据积累。快速的技术创新和高效的技术转化与欧洲当前的市场整合模式存在根本性矛盾，并非单靠一体化政策就能简单获得。
如果欧洲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发展持续滞后，其引以为傲的一体化经济模式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局限性将愈发凸显。欧洲的一体化经济模式依赖于严格的统一政策框架和规范性法规，这种思维方式也已经深入至欧盟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体系中，使得欧洲在人工智能方面逐渐落后于美国和中国。一直以来，欧盟都致力于塑造“可靠的人工智能”的概念。通过欧洲的人工智能战略和各种举措，确保满足公平性、可解释性、安全性和责任性等标准。然而，安全与透明性要求的过度统一或将妨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以欧盟2024年3月推出的《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为例，该法案为高风险AI系统设定了严格的合规标准，包括透明性要求、技术审查和算法可解释性等。但在创新性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先进AI系统通过多层次的非线性变换和自主决策过程实现其功能，内在机制往往呈现出“黑箱”特性，即便对开发者而言也难以完全追溯和解释每个决策的具体形成路径。因此，如果为了满足解释性要求而强制简化模型则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模型的技术性能下降，进而使欧盟在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欧盟的措施更多地是为了确保AI技术的道德性和安全性，而对于处于实验阶段的技术创新来说，过度的审查和合规要求可能也会直接扼杀创新。同时，过高的合规成本对于AI初创型企业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巨大负担。欧洲的思爱普（SAP）、爱立信（Ericsson）等科技公司曾对此联名警告：“欧洲过度的官僚主义和人工智能监管意味着欧洲在创新和竞争力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科技公司这种担心正在成为现实。2023年3月，意大利隐私监管机构以“涉嫌侵犯隐私”为由禁止美国大语言模型ChatGPT，随后又以同样的理由于2025年2月封锁了中国大模型DeepSeek。而在此前，Meta、苹果也因 “监管不确定性”推迟了在欧洲发布新的人工智能应用与相关功能。
统一市场曾是欧洲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基石，然而一体化红利在信息化时代已达到巅峰。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应用场景的爆发式增长，欧盟过度强调制度统一和伦理安全的监管模式，正在日益制约技术创新活力与发展速度。欧洲想推动AI规则的制定，却又无法挣脱美国科技公司和美国政府的枷锁；想通过AI监管框架规范和保护本土市场，却又无法从算法、算力的根源上展现出能够匹敌谷歌、Meta、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的竞争力。未来欧洲能否在确保数据隐私与伦理安全的前提下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构建灵活且动态的监管框架，以实现技术创新与合规要求的有机平衡，将成为决定其能否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突破的关键。
（二）欧洲如何厘清地缘政治冲击所重塑的经济逻辑
首先，能源压力、供应链重构以及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共同构成了欧洲经济转型的“不可能三角”。俄乌冲突后，欧盟被迫抬高经济成本以加速能源供应多元化。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欧洲各国能源进口总量增加7.8%（2021年全年进口能源总量约为6520万吨，2022年为7030万吨），支出却同比上升了121.3%（2021年全年能源进口支出约为258亿欧元，2022年约为571亿欧元）。同时，用以衡量欧洲能源供给多元性的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仅由0.41下降到0.39，仍然呈现过度集聚的现象，欧盟能源供给的危机远未解除。能源因素的地缘政治化在短期内直接推高工业生产成本，削弱了欧洲在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长期而言，以REPowerEU为代表的绿色能源转型计划和相关政策虽能降低对外依赖，却面临技术路径依赖等挑战。欧洲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光伏、风能等多元能源产业全面落后的问题，其倚仗的恢复和复原力基金（The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欧盟创新基金（Innovation Fund）、英国脱欧调整储备金（Brexit Adjustment Reserve）等用于应对能源危机的大规模资金可能存在“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隐忧。若欧盟无法通过技术突破和区域合作降低关键环节的对外依存，能源转型的经济效益将被外部风险持续侵蚀，其能源的结构性弱点更是难以弥补。
其次，全球产供链的不稳定趋势迫使欧盟在效率逻辑与安全逻辑间的权衡中遭受经济阻力。广义来看，自2022年以来约有37%的欧盟企业表示原材料获取是商业活动的主要障碍，同时约34%的企业表示受到物流和运输中断的重要影响。对此，欧盟积极推动《关键原材料法案》等顶层设计，旨在评估供应链风险、促进关键原材料循环产业发展并构建本土化产能，但这一战略面临成本劣势与技术追赶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产供链博弈呈现由上游资源端至加工端和应用消费端的蔓延趋势，市场准入限制和关税等宏观干预方式将进一步冲击内外部供应链和上下游分工格局。另一方面，欧盟寄予厚望的关键原材料供应链监控和压力测试、战略库存协调、大公司风险准备义务协调等工具箱尚处在蓝图之中，其成效有待检验。供应链的“友岸外包”虽能降低地缘风险，却可能割裂原有的全球分工网络，导致欧洲企业丧失规模经济优势。与此同时，成员国在产供链政策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内部市场分割，延缓了共同供应链战略的落地，还可能引发区域内产业空心化与就业市场波动，最终拖累整体经济增长动能。
最后，规范逻辑与地缘现实的矛盾则凸显了欧盟经济治理的深层困境。欧盟长期以价值观为导向来制定贸易与技术标准，试图通过“布鲁塞尔效应”塑造全球规则。然而，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严格的伦理监管与缓慢的商业化进程已使欧洲企业处于竞争劣势。例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对算法透明性的强制性要求，虽然看似契合了欧洲隐私保护价值观的传统，却与技术创新所必须要求的试错空间形成冲突。这种价值导向、规范优先、事后协调的治理模式，在全球化退潮和技术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可能进一步压缩欧洲企业的市场适应性。若欧盟无法在监管框架中嵌入必要的灵活性，其技术标准的全球影响力将随经济实力的相对下滑而衰减。
（三）欧洲如何解决战略自主缺乏技术能力支撑难题
现实而言，欧洲在战略口号呼喊与实际成效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凸显出其宏伟目标与有限能力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其未来的经济转型之路充满不确定性。2016年欧盟出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EUGS），第一次正式提出欧盟要追求“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战略自主思想已由最初指代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减少对美依赖，拓展至贸易、投资、金融、科技等广泛领域，并逐渐演化为欧洲当前的统领性战略思想。除此之外，近年来欧洲也开始意识到长期基于“自由市场竞争”的软性经济政策已不足以应对当今的国际挑战，其主要成员国均不同程度地调整了经济政策并倾向于在经济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如法国的“新工业法国”计划（La Nouvelle France Industrielle，NFI）、德国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和《时代转折下的产业政策》、意大利的“国家能源战略”（National Energy Strategy）纷纷出台。尽管欧盟在战略自主的目标设定上展现出宏大的愿景，且各成员国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也迅速响应，其实践过程与结果却凸显出深层次的矛盾与结构性挑战。例如，欧盟在关键技术领域（如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数字基础设施）仍高度依赖外部供应链，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技术积累和创新生态建设明显滞后等。欧洲在战略愿景与现实成果之间的鸿沟，暴露了其雄心与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究其根本，“没有更大的创新能力，就没有真正的战略自主”，而这也成为欧洲未来经济转型面临的核心挑战。
内生性、原发性矛盾与技术落差直接导致欧盟在全球AI竞争博弈中的摇摆状态与滞后反应，进而开始疏离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导致欧美双方的合作动力有所减弱。2025年2月9日，在法国和印度联合主办的人工智能（AI）行动峰会开幕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1090亿欧元的AI投资计划，希望法国和欧洲能借此抢占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机遇，并通过投资推动自身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但欧盟的人工智能强监管立场仍未改变，欧盟希望通过《巴黎人工智能宣言》签署来建立AI伦理和透明度标准。为此，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峰会上的发言敲击了欧盟，万斯声称“特朗普政府将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黄金标准。如果过度监管，阻止创新者承担必要的风险来推进发展，那么它永远不会成为现实”。随后，美英两国便以“AI监管可能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为由拒绝签署共同宣言。AI技术未来的发展确将遵循“强者生存、赢者通吃”的竞争逻辑，而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与技术产业发展模式差异目前已日益显现。美欧发展路径的分歧不仅反映了两者在技术理念上的根本差异，也暴露出美欧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深层次矛盾。与此同时，美欧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双方的经济摩擦，使合作空间受到挤压。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美欧关系的未来走向愈发晦暗不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传统基石不仅因技术理念分裂而松动，同时还因价值观的分歧而面临考验。因此，缺乏核心技术和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欧洲将如何独立自主地依靠本土技术实现“战略自主”，不仅是一个政策口号与现实融合的问题，更是欧洲经济将以何种模式、何种定位面对全球激烈的颠覆性技术竞争问题。
应该看到，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的背景下，与许多需要数十亿美元投资的美国人工智能巨头不同，中国DeepSeek的成就已经证明，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用比美国技术路径更低的成本开发出来。中国DeepSeek开源的技术路径不仅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加速AI技术突破与应用落地的重要契机，也为欧洲现有产业链低成本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可能。这既有助于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缩小与全球领先者的差距，也为中欧双方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DeepSeek开源大模型的进步及其附带机遇，标志着中欧关系可以从传统的技术交流与产业合作，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协作，如携手参与全球科技规则制定、话语权分配以及治理体系的构建，共同探索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塑造更加公平、包容且可持续的国际秩序。
结 语
基于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显示，欧洲经济的未来图景确实难以令人乐观。然而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的突破性进展，比美国主流的闭源大模型提供了更好的透明度和数据控制，使其成为欧盟在严格的隐私法规下使用的理想选择。中国的技术发展现状与现实不仅为欧洲技术革新提供了具有实践价值的范式参考，更通过验证非美技术路径的可行性，为欧洲的战略转型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中国DeepSeek所倡导的开源理念，符合了欧洲在数字世界创造“数字公域”的想象，即维护互联网的最初愿景，建立一个由欧洲推动的多样化、非垄断和非私有化的互联网。因此，对于欧洲的初创企业来说，开源是构建兼容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最快途径，意味着公司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获得技术，并将有可能推动其他人工智能公司改进其模型并进一步降低价格。技术路径的变换可以打破集中化和封闭模型的危险反馈循环，并使其更适应欧洲制造业优势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DeepSeek的成功是否能够在欧洲被广泛复制，欧洲是否愿意与中国在产业链、技术链等领域加强合作，进而放弃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思维？欧洲能否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框架下，真正实现颠覆性技术发展和经济转型融合，并重塑欧洲的全球竞争力？对这些问题的研判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与经济适用性本身，而是关乎技术政治和战略选择判断的重要决策——欧洲是将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视为权力工具，还是将人工智能视为通用技术普及下的普惠合作机会。在全球政治经济大变局和欧洲内部的政治剧烈波动的当下，欧洲是选择传统上对跨大西洋技术的继续依赖，还是与中国携手共建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经济模式，这才是决定欧洲经济前景的真正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