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内容提要］欧洲一体化进程正面临以瓦解为特征的系统性危机。英国“脱欧”本应警示欧盟其过度扩张带来的内部问题已超过制度承载力，但德国和法国却将英国“脱欧”视为推进旧有一体化工程的契机。受制于欧盟条约的制度刚性，德法深化一体化的尝试未能有效化解矛盾，反而使欧盟内部冲突持续加剧，“反欧主义”日渐兴起。德国作为欧盟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国，虽受历史与现实因素制约，但仍因乌克兰危机被迫担当领导角色，且欧盟各国对德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期望呈显著增强态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借乌克兰危机将集权化作为实现欧洲一体化的新路径，该路径以美国操控并维系的与俄对抗为基础，本质上是在推进依托北约和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下的欧盟军事化。而特朗普政府政策路线的不确定性迫使欧洲在跨大西洋主义与多极化之间进行抉择。欧洲国家若想以独立身份对话而无需经由欧盟和北约总部中转，则需主动探索融入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之路。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 跨大西洋主义 多极世界 主权让渡 军事化集权
王文彬 于琬淇 编译
事后看来，历经漫长的拉锯式谈判最终于2020年达成的英国“脱欧”，或可视为欧盟实施系统性机制革新进而转型为实质性政治实体（即便无法成为真正的共同体）的最后机遇，但这一机遇已然错失。英国的退出并未被欧盟视为一记警钟——欧盟在领土与职能层面的急剧扩张，已使其内部多样性超出维系阈值。恰恰相反，欧盟“三巨头”中持“疑欧主义”态度的英国的退出，被安格拉·默克尔执政下的德国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领导下的法国视为契机——或佯装如此——以推进“欧洲各民族日益紧密的联盟”这一旧有的一体化工程。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德法两国实则别无选择：欧盟的实质宪法（两部各长达数百页的国际条约）几乎不可修订，因为任何修正案都必须获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部分国家甚至需要全民公投才能批准。完全有理由推断，这种制度刚性正是设计者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以下合称“《条约》”）签署之际所刻意追求的，旨在将彼时被奉为经济智慧终极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永久镌刻于制度基石之上。
与预想的情形相悖的是，英国“脱欧”后，欧盟内部冲突持续加剧，这种冲突既存在于南北之间（德国与意大利），也存在于东西之间（德国与波兰、德国与匈牙利）。与此同时，欧盟的政治表现急剧下滑：资本市场改革停滞不前；银行规模持续膨胀至“大而不能倒”的境地；应对新冠疫情和日益增长的移民潮的责任下移至成员国层面；成员国公共债务普遍攀升但经济增长疲软；美其名曰“下一代欧盟”的价值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收效甚微，即便在其重点扶持的意大利也未见实质性成效。凡此种种都在表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边界愈发明显，而面向世界的外部边界却未能有效确立或规范管控。
鉴于欧盟在输入型与输出型民主政治合法性上的双重衰退，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数年，欧洲一体化论调就已日渐式微。这一态势延续至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几乎所有成员国均出现“欧洲悲观主义”或“反欧主义”抬头迹象——使用此类标签的人将对欧盟的批评等同于对欧洲的敌视。伴随后一趋势而来的是，关于欧洲国家体系未来架构的辩论政治化程度攀升，焦点是国家主权在该体系中的作用与限度。
一、民族主义复兴：“反欧”与“亲欧”
由于一体化遥不可及且不再被列入议程，加之成员国以及在2024年选举后的欧洲议会内部反一体化势力空前强大，如今的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成为其成员国之间高度制度化的角斗场。从现实主义冷眼审视，当今欧盟政治本质上是一场民族国家与跨国政治潮流之间的持续性博弈，其中交织着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权力结构与能力等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区别于欧盟的正式章程，博弈规则大多是非正式的，因此当需要考虑新兴利益诉求与政治力量时，博弈规则是可以务实调整的。
欧盟成员国之间以往的各类冲突——无论是分配层面的利益纠葛，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通常都掩盖在“欧洲理念”之下。这使得成员国得以共同维系一种乐观表象，仿佛欧洲已进入后国家与超国家文明阶段，而这往往向公众掩盖了成员国彼此间深层的相互嫌恶与积怨。上述做法的预设逻辑在于：公众会期待“欧洲”践行一种全新、异质、更为清廉或去政治化的政治形态。如今，随着“欧洲问题”再度政治化以及国家本位“反欧主义”的兴起，传统上支持一体化的主流派与其反对者之间的公开论战已愈演愈烈，逐渐取代了昔日的隐蔽冲突。当前，“欧洲团结”的论调被用于构建一个“所有民主力量”的统一阵线，以对抗“欧洲”的内部敌人。“亲欧”成员国与匈牙利、波兰等“反欧”国家内部的“亲欧”反对派结成同盟，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则为它们将东欧和西欧的反一体化主义者指认为外部敌人俄罗斯的盟友（乃至附庸势力）提供了契机。
如果不是一体化，究竟是何种力量在维系着欧盟的存在？面对长期存在的政治痼疾与治理失效，欧盟体系为何仍未被其成员国抛弃？部分答案在于各成员国行政首脑共同的制度性利益。小国领导人因其被视为与德国总理或法国总统平起平坐（或近乎平起平坐）而获益，而大国领导人则可在国内树立起全欧负责任的共治者的形象。人们常常注意到，欧洲理事会的欧洲各国政府首脑会议总是被精心安排，传递出团结的氛围并营造出戏剧化的效果，务求让参会者在各自国内民众面前展现良好形象——营造出他们通过斡旋为国家争取核心利益的形象。直到近期，这些领导人共同塑造并受益于欧盟作为新型政治实体的独特形象：它摆脱了民族国家政治的日常堕落，就像一个特氟龙般的“不粘锅”政体，其所畅想的未来使可被观察的当下显得虚幻；它充斥着不可证伪、绝不会令人失望的承诺。这种新型政治实体过于宏大、遥远且分散，普通政治参与者难以从整体上把握。
至迟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正式转向新自由主义之际，作为彼时仍被称为 “欧洲工程”主导者的各国行政首脑，开始在“亲欧”话语编织的想象帷幕之下，玩起了复杂的政治层级的转移把戏。各国政府利用欧盟的多层级治理体系——具有相互竞争、重叠且时常相互冲突的广泛权限——逐渐形成策略性操作：将它们无力应对或不愿处理的政治议题称为“欧洲层面”的问题，主张这些问题不应在国家层面而应在超国家层面处理。在超国家层面，它们可以与其他成员国政府结成联盟，共同炮制欧洲层面的“解决方案”，并在国内将之包装为不可协商的、对所有成员国均具有约束力的欧盟政策来进行兜售。由此，国家层面的民主辩论便被超国家层面的技术官僚的指令所取代。这些指令由各国行政机构组成的跨国联盟制定，实则成为各成员国相互豁免民主问责的工具——既包括为他国开脱，亦涵盖为自身卸责。层级转移还包括责任转嫁：国家治理状况未达到预期，可以被归咎于欧洲层面政策的缺陷，其归因逻辑要么指向官僚无能，要么指向某些强势成员国从中作梗。然而，各方仍可寄希望于下一届峰会上的政治博弈能够使这些强势成员国收敛其越界行为。
近年来，随着一体化进程逐渐偏离预设的欧洲终极目标，欧盟的现实政治进一步拓展了各国政府的欧洲策略工具箱。当前，各国的战略制定需要在由27个成员国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下辖27名委员的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委会”）以及每五年选举产生720名议员的欧洲议会的复杂三角关系中运作。根据欧盟《条约》规定，欧洲理事会在与候选人原籍国政府协商后提名欧委会主席，随后，主席向其他成员国政府征求其余26位委员的提名。接下来，欧委会整体需通过欧洲议会的信任投票，方可就职，任期至五年后的下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为止。在此期间，欧委会是唯一有权提出欧盟立法提案的机构，提案需经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并由欧洲理事会最终批准。
欧盟政治最新形态的活跃期始于欧洲议会选举后的数月。在此期间，欧洲理事会遴选欧委会主席，各成员国提名本国委员人选；候任欧委会主席继而确定并分配委员们的职责领域；同时，欧洲议会完成组织构建——纵向组建各办事机构，横向整合形成跨国政党党团。此外，欧洲理事会依照惯例自行任命主席（通常由成员国前政府首脑担任）。欧洲议会则需选举产生一名议长以及至少14名副议长，同时，各政党党团选举领导人，并共同任命数量可观的下辖委员会主席。所有这些职位均需兼顾国家和政党的平衡。候任欧委会主席在为26名同僚分配不同权重的职责领域时，必须审慎行事，以确保各国代表和政党党团均能有令其满意的席位分配，因为各国代表和政党党团的意见对新一届欧委会提名能否获得批准至关重要。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反欧”议员数量已不可小觑，这使得欧盟政治生态变得更为复杂。在实质性政策层面，他们的影响力或许有限，因为欧洲议会不具备立法动议权，职权范围严格受到《条约》限制（《条约》的掌控者是成员国而非欧洲议会）。欧洲议会内部也不存在正式承认的法定反对党。2024年选举后，“亲欧”政党基本上将新当选的“反欧”议员排除在选举后的“职位分配盛宴”之外，这一举措实际上维持了“亲欧”阵营落选议员可获得的职位数量。此外，有人试图在“好欧洲人”与“坏欧洲人”之间构建德国式政治“防火墙”。从政治层面看，当新晋“反欧”议员与传统保守派之间显现出政治亲缘性时（无论是主观认知还是实际存在），这种做法就显得尤为关键。尤其是德国左翼自由派议员，他们运用反法西斯主义言辞，试图阻止其他政党党团接纳政治立场相近的“反欧”议员，但由于此举可能会削弱相关党团自身力量，实际收效甚微。
在欧盟实际运行的权力架构中，成员国（尤其是较大成员国）的政府首脑扮演着主导角色。除了在欧洲理事会行使投票权外，他们还可以借助本国在欧洲议会中的代表群体发挥影响力。例如，他们可能会向理事会同僚和候任欧委会主席施压，以阻挠新一届欧委会的任命为威胁，要求将具有更大影响力或与本国特殊利益密切相关的职位分配给其提名的委员。在欧洲议会日常事务中，他们亦可动员本国欧洲议会议员依据国家利益而非其所属政党党团的欧洲层面利益进行投票，或敦促本国欧洲议会议员向其所属的欧洲政党党团施压，以维护特定的国家利益，或所谓的“欧洲”利益（无论其具体所指为何）。在国家立场与政党政治立场间灵活切换，以及在国家层面与超国家层面间来回穿梭，虽然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但是往往也会带来丰厚的政治回报。2024年，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就巧妙展现了此类政治手腕：她不仅避免了其所属政党在布鲁塞尔被贴上“后法西斯主义”标签而陷入边缘化境地，还成功为意大利争取到欧委会中的一个核心职位，该职位管辖的事务与意大利的核心利益密切相关。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政治的一体化程度更高，这一点体现在：一体化推动形成了一个欧洲政治精英阶层，该阶层与美西方国家的全球政治精英阶层存在深度勾连。欧洲议会或欧委会的席位，已不再是留给即将退休的国家政客的“后路”，亦非赠予国内政治失意者的“安慰奖”。如今，欧洲议会议员与欧委会委员享有极为优厚的薪酬待遇——27名欧委会委员人均年薪约为31.2万欧元，另有住房、家庭、子女以及离任安置津贴。如果来自较小的成员国，欧委会委员的收入通常远高于本国首脑。他们也无需担忧提前选举或内阁改组导致自身职位不保。这使得布鲁塞尔的职位（包括欧盟官僚体系中的高级任命）成为各国国内政治中的重要筹码。此外，任职五到十年后卸任的委员（尤其是那些拥有合宜政治资本者），很容易在欧委会乃至欧洲议会周围庞大的游说网络中谋得高薪职位。至此时限，这些前委员们往往已形成某种“欧洲视野”或者说世界主义眼光，这使他们有资格在全球金融业、政治咨询公司、世界银行等机构任职——除非他们选择在欧洲南部某处海滨以退休身份安享劳动成果。
二、被迫担纲：德国既曾引领，亦在引领
谁来治理欧盟？欧盟的治理权归属于其成员国，主要由实力较强的国家单独或通过联盟主导。较弱成员国的利益能否得到考虑，取决于强国是否认可这些利益的合法性。换言之，这属于国际关系或政府间关系范畴，而非超国家层面的事务。当前，德国是欧盟最强大的成员国，拥有8470万人口，比第二大成员国法国多出1630万，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占欧盟总量的比例不低于24%。在欧盟主要成员国中，德国公共债务水平最低：2024年数据显示，德国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3%，远低于意大利（137%）、法国（112%）和西班牙（109%）。此外，凭借自默克尔长达 16 年的总理任期（2005—2021年）以来形成的政治高度稳定的声誉，德国似乎是欧盟理所当然的领导者。然而，直至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政界人士（包括政府内外人士，尤其是社民党成员）才开始公开主张德国在欧盟及欧洲事务中的领导角色。
这一切的根源可追溯至二战期间及战后岁月。早在二战期间，用大欧洲地区主义来克服欧洲民族主义这一政治构想就已经存在了。在纳粹德国设想的德国胜利后有关欧洲格局的一场辩论中，欧洲将不再是由主权民族国家构成的集合体，而是转变为由德国作为区域霸权维系的帝国“大空间”（Großraum），其形态近似于门罗主义主导下的美洲体系。对该构想的支持绝非仅限于德国。事实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法西斯运动、保守派运动和通敌分子，他们将欧洲实现全球霸权以及在国内建立反社会主义秩序的希望寄托于德国的领导。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不少来自意大利、法国以及比荷卢（Benelux）三国的主张欧洲联合的通敌者，在1945年后的欧洲一体化政治中担任领导职位，其中部分人士甚至跻身欧洲法院等核心机构。
相比之下，1949年由西方盟国建立的新政权西德，它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意义已不再与德国的区域霸权诉求相关联——实际上，意义恰恰相反。彼时仍处于军事占领下的西德，作为一个战败后分裂国家的西半部，乐于融入新形成的西欧国家体系的国际组织。这不仅被视为重建西德经济的契机，更被视为在未来某个时刻重新被认可，成为与其他国家平等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战略机遇。此后，西德政治领导人习惯性地淡化本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以避免唤起邻国对德国往昔帝国野心的历史记忆。德国的外交政策明确否认除泛欧利益外的任何国家私利，并极力强调：德国已彻底认识到，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而言，使德国成为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远优于历史上“欧洲作为德国势力范围”的帝国构想。
即便在1990年实现统一后，在彼时已成型的欧盟框架下，德国仍谨慎居于幕后。其中一个表现便是，德国坚持欧盟应该依据《条约》的成文规则来进行治理，而非通过成员国间谈判达成自由裁量式决策，以免诱使统一后的德国滥用其实力。同时，德国刻意维系其与法国时而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常被戏称为欧洲“双人自行车”：法国居前掌控方向，德国在后埋头蹬车。德国将自身定位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而法国则以“具备全球视野的大国”自居。此后，作为换取法国支持德国统一的条件，德国接受法国将欧元作为欧洲共同货币的提议。其背后逻辑是：货币联盟将终结德国对欧洲货币政策的主导（这一设想很快被证明成效有限），并将德国永久绑定在欧盟体系内，使其成为欧盟成员国之一，受欧盟理事会的多数表决机制的约束。再后来，随着英国“脱欧”，法国作为欧盟内唯一拥有核武器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成员国，拒绝与“欧洲”共享这两项特权——这里的“欧洲”首先指向德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对担当政治领导角色的顾虑逐渐减少，这既反映出代际更替带来的观念变化，也反映出德国与欧盟其余成员国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现实。当匈牙利、波兰等国国内政治转向背弃西欧左翼自由主义共识，欧盟政治文化异质性愈发突显之际，日益受绿党主导、塑造的德国欧洲政策，也开始宣称要承担类似道德领导的角色。绿党一贯将一体化视为“欧洲工程”的终极目标，并且有理由期待获得欧洲法院的支持。它们开始向欧盟理事会和欧委会施加压力，要求以《条约》中声明的“成员国共同奉行”的“欧洲价值观”为依据，对偏离轨道的东欧国家实施制裁，尤其是经济制裁。绿党关于道德权威的主张以及对民主的所谓正统定义，虽在德国国内获得广泛认同，却在其他国家助长了反德情绪。绿党主导的德国试图通过欧盟官僚机构对成员国进行“再教育”以实现欧洲道德层面统一的努力，不仅为欧盟政治增添了新的冲突维度，而且很可能构成了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反欧”选票攀升的直接诱因。
与此同时，德国不愿就欧洲“战略主权”提出自身构想（相比之下马克龙常以法国名义宣扬这一主张），主要原因在于其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即便在统一之后，德国境内仍驻有多达四万名美军，还有数量不明的美国军事基地、指挥中心和核弹头，这使德国长期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主义体系。在此情形下，谋划独立的国家安全学说显得毫无意义。德国政策认为，允许法国代表整个欧洲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可以避免与法国发生冲突。此外，通过将自身的国家安全交由美国负责，德国希望可以以此安抚其他欧洲伙伴，让它们相信德国绝不会再次寻求在欧洲国家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这种策略如今已显过时。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不仅美国，欧洲内部也开始出现呼声，要求德国挺身而出，承担与其自身规模和实力相称的国际领导责任——这一动向引发德国政治精英阶层的忧虑。对他们而言，要求德国承担更多领导责任的呼声，听起来更像是要求德国增加对他国的援助，而非承诺赋予德国更多的支配权。德国政治领导人深知，尽管欧盟在诸多方面表现不佳，但其他国家仍坚持留在欧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希望欧盟能将这个再次崛起的德国巨人约束在欧洲国家体系内，使其部分主权实现国际化。尽管二战结束后一段时期里可以通过束缚手段制约德国，但面对重获强大实力的德国，制约方式可能需要反向调整：在承认其领导地位的同时，依托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无论大小）的《条约》和“共同体方法”对其加以约束。必要时，可借德国“大空间”的历史过往警示它，以约束德国作为欧洲大国的行为，迫使它成为仁善而非掠夺性的霸权——愿意承担超出自身权利的义务，甘心接受霸权铸币收益（seigneuriage）远不足以覆盖其霸权开支的状态。
当下，要求德国承担欧洲领导角色的呼声渐起，而德国政府与其他欧洲国家政府一样，正面临国内严峻的经济和政治挑战。尽管如此，其他欧洲国家政府要求德国承担更多欧洲事务责任的期望正表达得愈发迫切。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指控，呼应着美国此前的诸多不满：德国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关系过度缓和、对俄罗斯油气过度依赖、国防开支过少、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迟疑不决以及抵制对华全面经济制裁。此类论调的短期目的，似乎是促使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引领欧洲阵营（即便不是整个西方阵营）；或者作为替代方案，推动欧盟在德国支持下，通过军事化路径实现集权，赋予欧盟举债支付战争费用甚至组建欧洲军队的近似国家主权的能力，以及在西方势在必得的“最终胜利”后支援乌克兰重建。
三、回到未来？战争的代价
对于那些一直在为阻止欧盟这个过度扩张的准国家实体加速解体而抗争（却渐显颓势）的人们而言，乌克兰危机不啻为天赐良机。这场战争为欧洲重回集权化道路提供了备受期待的机遇——或许是最后的机会，这种集权将会把如今欧盟最强大的成员国德国裹挟入一个超国家欧洲实体的约束机制，以此取代由民族国家主导的德国“大空间”构想。乌克兰危机爆发伊始，上任仅两年有余的欧委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便全力拥护西方战略，无论是否具备《条约》赋予的授权，她以欧洲（包括乌克兰）权威代言人的姿态向世界发声。危机爆发数日后，她即宣称乌克兰“属于欧盟”。
在赴布鲁塞尔任职前，冯德莱恩曾在默克尔最后一届大联合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同期奥拉夫·朔尔茨执掌财政部。冯德莱恩的机遇出现在2019年：马克龙拒绝支持曼弗雷德·韦伯出任欧委会主席。韦伯是默克尔所属基民盟的姊妹党基社盟的成员，同时担任欧洲议会中欧洲人民党的主席。作为妥协，马克龙提议由冯德莱恩出任这一职务，默克尔最终表示同意。此项任命仅以微弱优势在欧洲议会得到通过。德国公众对这一任命颇感意外，因为彼时冯德莱恩正因国防部管理不善面临联邦议院的调查，外界普遍认为她会被解除内阁职务。
在距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不足三个月前，德国政府完成换届，朔尔茨正式出任总理。各国政府通常会从本国政党中提名欧委会委员人选。委员在任期内不能因原籍国政府更迭而被召回，但可在下届欧洲议会选举后被替换。事实上，朔尔茨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已明确规定，将由绿党成员接替冯德莱恩担任下一任德国籍欧委会委员，这原本意味着后者无法获得欧盟理事会的连任提名。然而，冯德莱恩通过公开敦促德国政府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迫使朔尔茨不得不提名她连任。因为如果拒绝提名，朔尔茨将面临因党派政治原因而破坏欧洲战争努力的指责。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冯德莱恩便将首要任务确定为：依托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联合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制定欧盟政策，并组织动员国际力量对犹豫不决的德国施压，迫使其与欧盟政策保持一致。在首个任期内，由于绿党支持其倡导的“绿色新政”气候保护计划，冯德莱恩对绿党的亲近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所属的欧洲人民党。然而，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绿色新政”在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失去了稳固多数的支持，推进受阻。在此背景下，冯德莱恩转而凭借欧委会主席的身份，支持默克尔的继任者、基民盟领袖弗里德里希·默茨，以对抗朔尔茨。其策略预设在于：默茨更容易被争取到支持乌克兰的阵营中，且总体上更倾向于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以乌克兰危机为杠杆逆转欧盟解体趋势，需要敏锐的政治能动性。自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发端以来，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始终是一个民事机构，欧洲各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事务则专属于北约及其成员国管辖范畴，这正是欧盟得以将自身的一体化进程自塑为“和平工程”的原因。对冯德莱恩而言，如果要将乌克兰危机转化为欧盟的共同事业，首要之策在于诉诸符号政治——尤其以公开声明为手段，使欧盟对乌克兰及西方的事业作出远超其职权与能力范围的承诺，寄希望于成员国后续因道义枷锁而难以收回这些承诺。
战争可以成为整合社会、集中国家权力的有效手段。反对集权者会因害怕被贴上叛徒标签而受到钳制；如果他们最初选择沉默，日后可能就无力扭转最终会成为既成事实的结果。在冯德莱恩那套没有战争权却操办战争事务的手段中，最显著的表现是她频繁访问乌克兰（其访问次数远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政府首脑），并屡次邀请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出席布鲁塞尔所有与战争沾边的公开活动，其姿态俨然视乌克兰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事实上，为维系乌克兰军民士气，双方轮番邀约之际总是伴随着无休止地重复作出承诺：允诺乌克兰终将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确保战后欧盟将全面支持乌克兰重建，甚至重建工作在战事未歇时便会启动。至于乌克兰若提早加入欧盟意味着该国将跳过西巴尔干地区一长串已苦候多年的申请国这一问题则被刻意忽略；即便偶尔提及，也只是附带暗示：那些国家的等待时间或许也能缩短。
总体而言，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扩大欧盟成员国范围已成为建立反俄国际阵线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旨在拉拢俄罗斯以西的所有国家，通过经济支持为它们日后加入北约铺路。这包括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列为未来成员国——尽管两国政治民主化程度还不够，尽管（甚或恰恰因为）其境内存在相当规模的俄罗斯族裔或亲俄倾向群体。更近的事例是，2024年12月，罗马尼亚最高法院以所谓“俄罗斯干预”为由取消了本国总统和议会选举。欧盟机构对此几乎未置一词，这表明战争对欧盟“法治”原则的政治化扭曲程度甚至超过了欧盟此前在与波兰、匈牙利的冲突中对“法治”原则的政治化操弄。欧委会日益将现有及未来成员国的“民主”等同于一种政治忠诚，但此种忠诚的标尺并非自由价值观，而在于是否效忠于作为跨大西洋西方主义工具的欧盟与北约本身。正因如此，2024年末，欧委会谴责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和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访问莫斯科的行为是“背叛欧洲”。
此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不久，冯德莱恩便动员欧盟提供政治决策支持和技术经济专业知识，协助策划并实施西方对俄经济制裁。她承诺这些制裁将迅速摧毁俄罗斯的金融和工业部门，从而击败俄罗斯。然而，制裁严重偏离预期，且造成的损失大部分反倒落到了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德国）身上。然而，这从未成为辩论议题，因为冯德莱恩设法将西方的损失包装成“解放乌克兰、压制俄罗斯、拯救欧洲民主免遭普京颠覆”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的必要牺牲。当制裁未能达成目的时，冯德莱恩与欧盟转而寄希望于强征俄罗斯央行存放于西方私人和公共银行中的约3000亿美元的资金，意图将其挪用于战争支出。
综上，有理由认为冯德莱恩不仅在财政与制度层面过度高估了自身能力，更可能怀有深层战略意图。就制度层面而言，欧盟接纳新成员通常需经历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漫长程序。入盟条件严苛且原则上不容豁免，准入决议须获成员国全体一致通过。若要及时吸纳俄罗斯所有欧洲边境邻国以支援西方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需要对《条约》进行深度修订，而修约本身又需要耗费数年才能完成。此外，若成员国增至35个以上，依现有章程，欧盟运转将彻底失灵。欧盟理事会和欧委会（仍维持一国一席制）的“效率”将愈来愈低，而“虚有其表”的程度则会更甚。尤其当内部政治多样性与冲突加剧时，没有哪个成员国愿为提升治理效能而牺牲自身席位。另一个问题在于表决机制，无论是特定多数决还是全体一致制，大国都需要确保免受诸如摩尔多瓦等小国掣肘，使后者既不能阻挠决议通过，也不得借由放行之机索要补偿。在经济凝聚力等关键政策领域也需进行重大变革，尤其是在农业领域：乌克兰规模庞大且高产的农业部门将严重扰乱欧盟历经数十年精心调整的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的首要受益对象是法国农民和农村地区。
在财政方面，冯德莱恩构想的欧盟需要成员国缴纳远超当前水平的资金——目前成员国出资额占各自国家GDP的1.0%—1.6%，而当前各国财政已普遍陷入不同程度的短缺困境。即便是相对富裕的德国也是如此：默茨政府虽然无疑会比朔尔茨政府更具动武的意愿，但却也不得不斥巨资重整濒临崩坏的实体基础设施与制度架构。这需要在未来多年大幅增加公共支出，而与此同时，德国经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去工业化进程，部分原因在于德国自身附议的欧盟对俄罗斯和中国实施的制裁。雪上加霜的是，北约和美国还在无休止地要求各国增加国防预算，近期更是要求将国防预算提高到GDP的3%，且不太可能止步于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如果要提高对欧盟预算的出资，必然遭到强烈的政治阻力，即便是基民盟领导的政府也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
针对欧盟准战时状态下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成员国允许欧盟自行发行债务，但这也需要对《条约》进行修订。有理由认为，冯德莱恩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凭空作出的财政承诺，其目的正是推动成员国授予欧盟举债权，这项权力是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事实上，举债权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超国家集权化与一体化倡导者的诉求。如果欧盟具备了举债能力，成员国便能够绕过国家预算（因而导致选民监督失效），动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金短缺时最依赖的“灵药”——公共债务。允许欧盟通过债务融资支付部分开支，从而降低成员国的财政分摊额度，这实为另一种更高级的政治层级转移形式。过去，德国比其他国家更反对欧盟举债，其主要顾虑在于，一旦欧盟出现债务违约，作为欧盟内经济实力最强、负债率最低的国家，德国最终将被迫承担兜底责任。然而，对于由保守派主导的默茨政府而言，通过让欧盟举债来避免本国举债，这一方案或许颇具吸引力，值得认真考虑。但从长远来看，德国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其传统立场来为欧盟当前财政承诺提供担保的可能性很小。
冯德莱恩将重振欧洲一体化的赌注，押在“权威性承诺一经公开作出便难以撤销”的强制力之上。但让人质疑这一做法可行性的原因之一是，冯德莱恩的战略已深陷作为国际组织的欧盟与其最大成员国德国之间新近浮现的冲突漩涡。这场冲突可以被视为欧盟架构中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固有矛盾的最新变体。鉴于当前欧盟内部在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和利益诉求上存在巨大差异，德国似乎不太可能像冯德莱恩所设想的那样，将自己置于一个欧洲范围内超国家的准国家实体的约束之下。在战争推动下重回一体化与中央集权化的欧盟，其约束机制将要求德国展现团结——不仅仅要像过去那样扶持南欧，更要向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未来甚至可能扩展至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伸出援手。而这一切，都将在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下进行，且德国将越来越难以依赖其传统补偿机制，即出口驱动的繁荣。一个由战争塑造的欧盟将迫使德国接受在生死攸关的事务上被其他成员国否决的结果，还要求它信任欧盟官员能像德国自身所要做的那样保护德国的利益——而作为对其公民负责的民主国家，德国又不得不如此行事。
四、严峻抉择：跨大西洋主义与多极化之间的欧洲
当下欧洲多重不确定性的背后，潜藏着对1990年乔治·H.W.布什提出的“新世界秩序”（即美国主导的单极新自由主义时代）消亡后世界格局的追问，以及对未来“世界新秩序2.0”中欧洲国家体系地位与结构的探究。欧洲直至近年才开始探索单极格局结束之后未来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不仅揭示了欧洲在地缘政治上的方向迷失，也暴露出唐纳德·特朗普在第二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政治纲领的刻意模糊。这种情况在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赫尔穆特·科尔（1982—1998年）与默克尔（2005—2021年）长期主政时期，一厢情愿的亲大西洋保守主义始终是德国政治的特征。在短期执政的朔尔茨政府（2021—2024年）时期，上述亲大西洋保守主义表现为执政者固执地认为，随着拜登于2020年当选，特朗普主义已一去不复返。而在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后，此种信念旋即让位于一种期冀：四年之后，某个新版本的“拜登—哈里斯组合”会再度出现，将在恢复“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进程中，重新给予团结的欧洲应得的、安全的地位，使欧洲继续充当美国跨大西洋体系的延伸。欧洲人长期进行自我灌输，他们笃信这一秩序致力于对抗专制、护佑民主存世。
然而，随着特朗普再次登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意味着美国将转向内顾，专注解决国内痼疾而背弃国际承诺，那么其扈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将陷入孤立——“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将剥夺他们为本国社会争取各类美国红利的能力，进而动摇他们效忠“西方”的合法性基础。另一种可能在于，“让美国再次伟大”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时代的回归（尽管说辞会有所不同），即凭借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来捍卫并恢复其国际特权。在此情形下，其终极目标将是：首先重返冷战式的两极格局，以中国替代苏联作为主要对手，进而有望从这一格局出发，挫败全球多极化趋势，重现冷战后的单极世界秩序。遵循修昔底德 “在位霸权国应当及早打击新兴挑战者”之训谕，美国的这种战略极可能在亚洲引发某种形式的军事冲突，且爆发时间点很可能早于预期。
棘手的是，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纲领的两种路线之间作出明确抉择。如果丧失其帝国特权，去工业化的美国所面临的国内危机可能在有所改善之前先进一步恶化。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新盟友，原本多来自硅谷，如今则越来越多地来自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与振兴本土产业相比，他们或许更关注全球市场，这尤其体现在金融业上。同样，美国庞大的军事与情报机构可能不愿放弃其海外行动，包括遍布全球的750个军事基地以及那张可在任何需要的目标地区策划政权更迭的全球政治关系网络。此外，美军内部对是否即刻对华采取军事行动存在分歧，在是否联合北约行动的问题上也存有争议。更关键的是，以退出海外承诺作为要挟可能成为美国迫使盟友顺从其意愿的有效手段，美国可借此将全球干预主义的部分成本转嫁给盟友，从而削弱“转向内顾”路线的相对吸引力。美国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这将使其政策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对敌友而言都难以预料。
对于欧洲而言，普遍观点认为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如果想维持良好的跨大西洋地位，就必须增加国防开支，尤其是采购昂贵的美国现货装备（如F-16或F-35战斗机）。至于在乌克兰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上，美国允许欧洲拥有多大的发言权，目前谁也说不准。如果美国向集权化的欧盟及其成员国提出过多要求，如参与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军事行动，或者更可能的是，削减本国社会开支以维持乌克兰危机的支出，那么，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可能会迫于民众压力，抛弃美国的新帝国修正主义，摆脱跨大西洋体系的约束，转而寻求自主的欧亚解决方案，而非加入美国为重建单极霸权而发起的“十字军东征”。
无论如何，美国的战略动向必将影响欧洲乃至整个欧亚国家体系。冯德莱恩的复古集权主义，唯有在跨大西洋联合对抗俄罗斯的框架下才能得以存续，这场对抗由美国维系并远程操控。只有依托紧密的跨大西洋联盟，集权化的欧盟才能调和成员国在欧亚议题上的利益分歧，尤其需要确保将德国绑定在欧洲统一阵线之中。在此过程中，美国和俄罗斯则以不同方式扮演着“外部凝聚者”的角色。鉴于美国“重返亚洲”新战略的推进，美国必然要求德国承担其在乌克兰代理人战争中的大部分成本。乌克兰军事行动仍将由美国通过北约主导指挥，战斗和伤亡则由乌克兰人承担。显然，不会出现由一个欧洲政府统一指挥的欧洲军队，欧委会主席也永远不会成为最高统帅。然而，在布鲁塞尔的推动下，一个由法国政府协调、德国莱茵金属等企业配合运作的欧洲军工产业正在形成。它们正与美国的竞争对手在幕后激烈角力，以争夺欧洲激增的军费这块蛋糕的分配份额。此外，一个依赖美国支持、与俄罗斯对抗的集权化欧盟，很可能被纳入美国对华战略框架——其作用至少可以在欧亚大陆方向牵制中国，消耗中国本可以投入东亚战区的战略资源。
鉴于欧洲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多样性，若没有美国维系的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德国作为地区霸主绝无可能维系一个集权化的欧洲超国家实体。这意味着那些追求欧洲架构松散化的力量——它们所主张的是“菜单式”欧洲，“可变几何”欧洲甚或“祖国的欧洲”，一个不受德国通过布鲁塞尔代行北约与美国意志所主导的欧洲——必须寻求与俄罗斯和解而非对抗，从而消除军事化集权的必要性。除非共同盟友迫使欧洲各国联合对抗共同敌人，否则基于利益分歧，欧洲必将自然而然地催生出一个为各国主权保留空间的大陆国家体系。如果欧盟继续拒绝给予成员国自主空间，无视其职能与地理范围过度扩张所产生的强大离心力，那么在国际和平环境下，除非进行深度改革，否则欧盟将愈发运转失灵——这正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盟所呈现的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一个集权化的、联合形成超国家实体的欧盟——尤其是在它成为欧亚大陆上对抗俄罗斯的力量时——将难以被金砖国家所接受。金砖国家是由不结盟国家所组成的新兴全球合作组织，自其创始之初，俄罗斯就是其核心成员国，未来也将继续如此。但对于欧洲那些在贸易和产业政策等领域组建的自愿联盟而言，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但需重申：西欧若要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超国家实体，唯一的可能是作为北约的民事辅助体存在——在美国与俄罗斯重启欧亚对抗的背景下被团结起来，为美国提供“单一联络渠道”，这正是基辛格在担任尼克松政府外交操盘手时所渴求的。如果多极世界确实正在形成，那么那些希望以独立身份对话，无需通过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与北约总部中转的欧洲国家，就必须自行探索融入多极世界之路——要么单独行动，要么联合他国。
［译者单位］王文彬，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于琬淇，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