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生载体和基础文献，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原本，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范本。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经典著作的学习，不仅“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而且还倡导共产党人将学经典、用经典作为“一种习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生活方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围绕“为什么学习”和“怎样学习”经典著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体系完整的经典学习观。探析和体悟这一学习观，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涵养浩然正气、升华思想境界、转变思维方式以及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新时代“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至关重要。
一、自上而下式学习：坚持“率先垂范”与“广泛参与”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如何有效学习和精准领悟经典著作这一问题就一直备受关注。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主要领导人—各级领导干部—基层党员群众”这一顺序，通过“率先垂范”引领广大干部群众“广泛参与”，掀起的一场自上而下式学习经典著作的活动。这种学习活动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首先，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学习经典著作以发挥其“头雁”效应。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核心，始终坚持以身作则，发奋攻读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像《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名篇章，他都研读多遍，并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详细批注，记录学习时间和对文本的思考，不断提高自身理论素养，丰富和完善已有知识结构。他进一步强调，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高级干部，都应全身心地投入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中去。刘少奇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率先垂范，刻苦学习经典著作，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要踏踏实实、反反复复地研读经典著作，掌握学习马列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学习马列主义创始人的优秀品格，唯有如此，方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非常注重经典著作的学习，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应成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模范。基于此，陈云领导中组部学习小组不断革新学习方式，引导学员逐字逐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种学习方式充分调动了学员学习的热情，他们小组也因此获得了“模范学习小组”的荣誉称号。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带动下，全党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潮，而“坚持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则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动良好学风形成的成功经验。
其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系统学习经典著作以发挥其中坚作用。“干部决定一切。”干部是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否善于从经典著作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获得启迪和方向、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延安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比如，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地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基于以上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文件精神，多措并举促进领导干部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具体而言，通过专门的干部学校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马克思列宁学院等，广泛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组织演讲、竞赛等，引导和鼓励党员干部学经典用经典；通过成立互助学习小组，激发党员干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情；通过自主学习，深刻领悟经典著作的实质与精髓。在多种学习方式的推动下，各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实践论》《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名篇，思想觉悟、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再次，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学习经典著作以发挥其主体作用。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科学，是指导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诚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只有为群众所掌握，并与群众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为群众所用，成为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伟大思想武器。延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注重党员群众对经典著作的学习与研读，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要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并展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具体而言，广大党员群众通过阅读报刊、收听广播等方式及时了解党的基本理论；加入识字小组，利用空闲时间加强学习，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牢固基础；坚持一边生产，一边学习；积极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在娱乐中潜移默化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方式得到了党员群众的普遍认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学习理论的斗志，进而使理论武装群众、凝聚奋进力量成为可能，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筑牢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经典著作，“做学习和实践的表率”。延安时期自上而下式的学习经验表明，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但自己学习经典，而且还要当好表率，形成“头雁效应”，“带着他人”一起学习。具言之，第一，“带着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经典著作。中央政治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推动经典著作学习的核心力量，因此，中央政治局及中央领导要身体力行，不但要集体学习经典著作，而且还要当好表率，以政治局集体学习推动全党共同学习。第二，“带着普通党员”学习经典著作。普通党员是学习经典著作的主体力量，因此，党员干部在自身认真学习经典著作的同时，还要努力组织好广大普通党员对于经典著作的学习。如通过开列必读篇目、实施检查督促等措施以形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外部环境，保障预期学习目标的达成；在基层党校定期开设和完善经典著作导读课程，使普通党员能够系统了解经典著作概况；举办报告会、讨论会、辩论会等以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发普通党员学习经典著作的热情。第三，“带着人民群众”学习经典著作。“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群众在经典著作学习中发挥着参与性主体的作用，因此，党员干部应带领和引导广大群众学习经典著作。如党员干部可以通过积极参加理论下乡、理论宣讲等活动激发群众学习理论的兴趣；还可以通过线上理论平台，适时推送形式多样的经典短文，调动人民群众学习经典著作的积极性等。
二、由浅入深式学习：坚持“全面普及”与“不断提高”相联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需要循序渐进地学习研读，坚持运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推进的学习方式。延安时期，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志，“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对于理论基础扎实的同志，要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为主。当然，提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学习经典著作需要处理好“全面普及”与“不断提高”的关系。
首先，坚持基础性学习，这是全面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式。延安时期，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党中央不断吸纳新党员，党员数量迅速增长。然而，新发展的党员身上或多或少地带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印记，因此，亟须向其全面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持续提高其理论素养和应用能力。1939年12月，陈云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指出，学习要结合学员的实际情况，对于底子薄弱、各种知识都比较匮乏的学员，“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可以每天读五六页，一字一句都要读懂悟通，“不要一知半解”。唯有如此，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消化，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并将其用于指导实践；反之，不但无法从中获益，甚至可能会半途而废。1941年，张闻天在《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一文中指出，党员干部应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学习，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如果对“马列主义的某部门连常识也没有”，就“不要急于从事马列主义的专门研究”，否则会“因为嚼不烂而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灰心了”。由此可见，坚持基础性学习，全面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非常重要。这是培养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也是打造一支具有一定理论水准的党员队伍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会影响革命工作和党的事业。
其次，坚持重点性学习，这是有效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关键措施。为了更有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需要在基础性学习的前提下进行重点性学习，推动理论知识由全面普及向有效提高转变。毛泽东是坚持重点性学习的典范。《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毛泽东对其进行了重点性研读，“看了不下一百遍”。此外，《资本论》《反杜林论》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也是毛泽东重点研读的著作。毛泽东不仅自身坚持重点性学习，而且提倡其他有能力的党员也采用此种学习方式，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且能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党员干部。基于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确定了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五本著作作为重点学习的篇目，并强调全党若有五千到一万人读过了，便大有裨益。换言之，重点性学习经典著作对党的革命事业意义重大，它可以使广大党员干部比较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核心思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提升工作本领，将理论转化为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
再次，坚持体系性学习，这是领悟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途径。体系性学习是从整体上学习掌握经典著作的更高层次。延安时期，部分党员在学习过程中过于注重背诵名句以及单纯研究个别结论、观点，没有将经典著作当成“铁板一块”的整体进行研究，因而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更谈不上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应用。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只会原封不动地照搬或片面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而没有悟通弄懂他们的根本观点和思想方法。对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全面系统而非片面零散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将会大幅度提高全党的战斗力量。正是基于此，全党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性学习，坚持“进得去”和“出得来”相结合的原则。“进得去”是指从“横向”的角度读懂和理解经典著作本身，如写作的背景、原因、主旨等；“出得来”是指从“纵向”的角度将经典著作的篇目串联起来，了解作者前后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予以对比，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来要义。由此可见，体系性学习注重学习的整体性、宏观性和层次性，它是深化经典著作学习、真正体悟马列主义理论实质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大量思想史和学术史信息的有效渠道，因而成为经典著作学习中的高级阶段。通过此阶段的学习，我们党能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内核，进而能更好地引导其释放理论指导的巨大能量。
习近平指出，学习经典要“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水滴石穿”。延安时期由浅入深式的学习经验表明，党员干部学习经典要注意方式方法，只有方法合适，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党员干部要“带着方法”学习，切实提高学习的实效性。具言之，广大党员可以通过三种方法学习经典著作。一是“会议式”学习法。充分利用理论学习会、理论研讨会、党员干部主题教育组织生活会、理论交流会等场合和机会，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广大党员通过“会议”的形式学习经典著作，有利于交流彼此之间的学习心得，增强研读经典著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个性化”学习法。各级党组织要立足本单位实际，依据每位党员在文化水平、学习需求、理解程度上的差异，灵活选择具体的学习方式。如对于理论基础扎实且学习动力十足的党员干部，可采取短期集中与长期自主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对于文化水平一般且接受能力不强的党员干部，可采取长期不间断的培训模式；还可以根据党员干部的个性化需求，提供“订单式”学习服务，在学习的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方面提供更便捷、更个性化的安排。三是“智能化”学习法。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整合学习资源，利用微课、微视频、电子图书等帮助广大党员更形象、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蕴含的丰富思想；要广泛借助各种读书APP、“学习强国”“经典著作阅读微信公众号”“党员e家”等新媒体学习平台，推送短而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章节和选段，有效利用广大党员的碎片化时间，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更加便捷化、移动化和智能化。
三、由外及内式学习：坚持“外在约束”与“内在驱动”相协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注重自上而下、由浅入深的学习方式，还十分重视通过由外及内的方式学习经典著作，努力实现从“被动学”到“主动学”的转变。1939年5月，毛泽东提出“建立起学习制度”“有组织地学习”，并且要“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随着延安学习运动的深入推进，学员们对学习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和现实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学习动机和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学习经典著作成为党员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动，良好的学习氛围由此形成。
首先，制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规章制度。延安时期，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更加规范、科学、合理，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比较完善的学习制度。具体而言，中共中央明确制定“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并进一步强调“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如此便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保障；设置“五五学习节”，号召广大党员积极投身于经典著作的学习中来，以激发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情，从而使学习真正落到实处，取得成效；实施学习委员会制度，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其委派专门人员进行巡视、抽查，如此便形成了自上而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外部合力，从而促使党员干部不断学习，持续进步；建立健全检查考核制度，采用考试、鉴定、辩论会等检验学员学习成效的常用方式，督促学员保质保量地完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相关学习任务；实施奖励制度，一般以“集体奖励为原则”，对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如上所述，延安时期各项学习制度不仅日益健全完善，而且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建了“外在约束”的制度机制。这些制度是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外部动力，为经典著作的高效学习奠定了可靠的制度基础。
其次，建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组织机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学习组织，为顺利推进经典著作的学习“保驾护航”。一方面，创建各类学校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自1935年中共中央党校恢复后，党中央以延安为中心陆续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马克思列宁学院等二十多所学校，全方位、多层次、多方面开展干部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这些学校的必修课程，每日均有安排,课时长度约为三小时。广大学员借此深入研读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长期积累下，这些课程为党培育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深厚的优秀干部，积蓄了宝贵的人才力量。另一方面，创设各类学习小组以推动经典著作的学习走向深入。之所以建立学习小组这种组织，是因为“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相互帮助，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合理运用。学习小组往往采用讨论会、座谈会的方式，每月定期召开两次；对于具备一定理论修养的高级及中级干部，“采取高级学习组与中级学习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干部学校和学习小组这两种组织的建立，充分发挥了集中学习和互促互帮的优势，既有组织约束，又能激发学习兴趣，从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实效性，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效。
再次，激发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生动力。经典著作的学习不仅需要制度和组织等外部力量的保障，更离不开学习动力这种内部力量的驱动。因此，需要不断激发广大党员学习的原生动力，广泛调动其学习的热情和激情。延安时期，复杂的革命形势和繁重的工作任务使党员队伍里普遍存在着“本领恐慌”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不高，工作能力无法适应现实需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学习，通过学习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与此同时，通过创新学习方法增强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感以提高其自觉学习的主动性。一是将经典著作的研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确理解和科学运用，做到学中思、思中学，让理论真正“活起来”，进而获得新启示、掌握新方法，让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生动力持续“迸发”。二是通过召开研讨会、举办演讲会以及阅读报刊、收听广播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调动广大党员的学习能动性。伴随着党员理论素养的不断提升，其政治信仰更加坚定，奋斗目标更加清晰，学习热情更加高涨。此时的学习便不再是外力推动，而是内力驱动下的自觉行动。广大党员学习的动力、毅力、能力不断增强，勤于学习、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习惯逐渐养成，党的理论引领力和实践战斗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习近平指出，学习经典著作要“把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即使党员干部由外力约束下的“叫我学”转化为内力驱动下的“我要学”，“养成坚持不懈的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一旦形成，就会极大地提高学习成效。新时代新阶段，全党必须“带着习惯”学习经典著作。具体而言，一是带着“持之以恒”的习惯学习经典著作。广大党员每天挤出一点时间阅读经典著作，哪怕是半小时，一直坚持下去就会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愈发深刻，也会从经典著作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智慧和能量。二是带着“善思考”的习惯学习经典著作。学习和思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偏废其中任一。经典著作的学习贵在思考、有所体悟，重在学用结合，用有所得。只有将持续学习与善于思考统一起来，养成一面学习一面思考的良好习惯，才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懂弄通。三是带着“专心致志”的习惯学习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深刻，没有坚强的学习毅力、定力和自觉，是无法深入领悟其思想精髓和精神宗旨的。因此，要专心致志地学习，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静下心来仔细读、通篇读、反复读，才能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及真理价值。
四、由知向行式学习：坚持“理论认知”与“实践运用”相统一
唯有理论认识上保持清醒，实践行动才能坚定笃行。毛泽东指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共产党独具的显著特点。进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不是目的，促使其从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存在，释放出指导实践的磅礴力量才是其本质所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经典著作的根本旨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觉行动的指南，并将其用于指导革命实践。也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做到理论认知与实践运用相统一。
首先，要努力弄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含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载体，要真正掌握其主旨思想，必须下大力气、花硬功夫、勤奋刻苦地研读经典著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经典著作的文本学习，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党员干部应反复深入地研读经典著作，“一年看不通看两年”，“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为了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学习文本的积极性，毛泽东还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篇目，并对学习方法给予具体指导。毛泽东倡导的关于刻苦学习文本的精神要义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响应。学员们坚决克服浅尝辄止、好高骛远、形式主义的倾向和一目十行、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浏览，对文本认认真真地学习研究，反反复复地琢磨思考。有的学员还发扬“抠”的精神，一段一段、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地“抠”文本。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广大党员的学习热情不断高涨，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部分党员干部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达到精通的程度，为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坚实支撑。
其次，坚决反对对待经典学习的两种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由于许多党员自身理论水平不高，导致在学习经典著作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过分强调文本中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在解决问题方面往往遵从课本、经验以及相似事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总结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对待“本本”的态度和方式，改变了以往单纯研究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结论以及机械记忆经典语句的学习方式，转而对经典著作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和核心观点进行全面深入地探究。毛泽东指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背得烂熟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理论家，只有将书本上的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家。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对待经典学习的经验主义态度。经验主义者从自身狭隘的经验出发，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局部经验当作普遍性真理，不注重经典著作学习，不重视理论素养提升，办事只凭自己的经验，因而有着相当大的危害性。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经验固然重要，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样也很重要，因为“要领导革命”、克服“本领恐慌”以及“建设大党”。就必须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上可见，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待经典学习的两种错误倾向，将“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与“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才能把“革命事业做好”。延安时期，党中央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和学习运动，从根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经典学习的不良影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党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提供了根本指针。
再次，坚持将经典中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不仅要学习它、理解它、掌握它、精通它，更要应用它，因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理论只有用于实践才能发挥它的价值。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其中的基本原理，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因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其最终目的是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否则即使学了，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因此，必须重视书本知识的实际应用，善于在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实践活动，在实际工作中领会书本知识的含义和作用，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提高学习实效。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要“有的放矢”，用马列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用“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反对“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比如，党的领导干部和各类学校学员经常有组织地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调查，在亲身实践中深化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认识，促进了对经典文本的重视和研读，同时在实践中领悟理论内涵，真正做到理论认知和实践应用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把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作为学习的根本出发点”，因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延安时期由知向行式的学习经验表明，党员干部应“带着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将学到的理论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才能将经典著作学深悟透。具言之，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要“带着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学习经典著作。党员干部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实际上，许多问题的答案和解决问题的线索就在经典著作中，党员干部要“带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探寻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和答案。二是要“带着现实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学习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可以为伟大事业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力量。当下，我们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出现，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时代问题，就需要回到经典著作，从中汲取斗争智慧，汇聚磅礴力量。也正是基于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带着问题”，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实际问题，从经典著作中探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观点方法和依据，进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以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
重视学习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和宝贵经验。延安时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由浅入深、由外及内、由知向行学习经典著作的成功创举，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经典学习观，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和此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学深悟透经典的保障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秉承这种经典学习观，加强经典著作的学思悟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那样，要把学习经典“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做到爱学、勤学、善学，从而推动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大国建设，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