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高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5年第5期。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底蕴。在本体论方面，其立论基石是坚持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突出中华文明的意识能动性，在赓续精神脉络中铸就文化主体性；在方法论方面，其探索逻辑是坚持从普遍联系与变化发展的视角，以三大规律探析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走出意识形态的理论迷阵；在认识论方面，其内在机理是坚持实践与认识统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发挥认识的能动性，在“两次飞跃”的指导下科学评价历史经验，面向未来发展。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三论”视角进一步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助于从学理性、革命性、系统性上把握这一科学思想的精粹要义，为继续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国事业提供科学指引。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实践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建设文化强国、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实践“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肩负文化使命、践行文化“两创”、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等一系列重要命题进行了科学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的时代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又一次重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表里相依，是在文化领域贯彻与丰富辩证唯物主义的典范。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落脚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多维特征、价值内涵等方面，涉及哲学层面的研究也着眼于综论分析，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做出特定切入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中进一步探求“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大命题的意义，以期从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的视角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
一、本体论中固基：厚植辩证唯物论原理根底，赓续精神谱系的血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表率。习近平指出：“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习近平多次强调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的协调发展，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现并进一步丰富了关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体现为在物质统一性原理、实事求是基础上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在运动变化的视野中推进守正创新，在赓续精神谱系中保持文化主体性，最终在实践中开拓新的“文化空间”。
第一，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文化产生的基础，坚持物质统一性原理，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习近平牢牢把握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承担“新的文化使命”，推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实事”，集中表现为坚持“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必须肩负的文化使命，以及党的文化事业面对的问题、挑战、机遇等客观实际状况。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全民族的文化使命，在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历程中，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英勇奋斗，文化领域的斗争同样激烈。面对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继往开来，习近平文化思想要回答如何承担“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之问，就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文化领域存在的挑战，总结文化建设规律，在此基础上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系列重大判断，在文化领域内发掘推动现实发展的精神力量，实现对现实物质世界的科学反映和精准应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将精神性力量与现实性问题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第二，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之中，文化也要紧跟时代变化而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双创”的精神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中，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换言之，文化领域内坚持物质运动原理，既要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做好文化传承工作，更要在原则性、规律性的基础上，创造出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推动中华文明与时俱进。同时，辩证唯物论认为，坚持物质运动原理，必须认识到物质运动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文化建设要坚持“突出的连续性”和“突出的创新性”的统一，做到守正创新。中华文明有“突出的连续性”，就是文化建设要紧握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守住深厚的历史根脉和人心根基；中华文明有“突出的创新性”就是文化建设要坚持运动的观点，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时间、空间和客观情况，调整思路、制定计划、做出决策。习近平非常注重动态发展的文化事业，认为“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要求在不同文化发展阶段、面对不同问题要有针对性策略，以时代的问题为导向，审时度势提出新的办法，力克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的僵化思维、懈怠倾向。
第三，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要辩证认识物质与意识、精神的关系，立足中国精神和文化品格，赓续精神谱系的红色血脉。意识是物质发展的产物，对物质具有依赖性，但也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这突出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主体性”“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等关键论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重申邓小平同志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关系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新观念，特别强调发挥“文化主体性”，发挥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对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推进作用。习近平指出：“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带领”说明党的精神成果是党面对接连不断的困难时，在奋斗和抗争中凝练而得，呈现为璀璨无比的伟大精神，织就薪火相传的精神谱系。“中国人民”是指将党的精神成果广泛推广，在赓续党的精神谱系、夯实党的精神根底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反响，在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中实现人民群众的“精神富足”。“中国大地”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吸收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激发意识的能动作用，深刻认识到“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的道理。总之，只有立足于文化主体性的建设，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精神力量。
第四，物质和意识是在实践中实现统一的，要在实践中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实践作用的深化，集中体现了基于“第二个结合”提出开拓“创新空间”和“文化空间”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创新空间”，是在理论与实践统一中，凭借“第二个结合”的赋能而开拓发展空间的过程。一方面，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基石，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文化思想致力于打开“创新空间”，最重要的是立足于“第二个结合”，在把握中华文化史的基础上，关注中国实践、把握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文化领域的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有独特的“文化空间”。文化立足于实践，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特定领域，需要总结文化建构、发展、提升的独特经验，创造自己特定的空间和语境。为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空间”概念，尊重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在此规律中实现“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所蕴含的无止境的创造过程。
意识具有能动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创新的意识能动性是服务和依托于实践的文化理论创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刻诠释：“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工作不能脱离实践基础，而是面临没有止境的实践，不断地面对新的客观情况，探索新的规律性认识，最终为实践服务。同时，意识要有自觉性和方向性，文化创新坚守严肃的政治立场，坚持“创新自觉性”的要求。创新是自觉的、有方向性的，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好、运用好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地体现为以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为落脚点的“六个坚持”，创新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告诉我们，无论是“创新空间”还是“文化空间”，任何“空间”都是在自觉的奋斗中争取到的，要勇于在文化领域的风险和挑战中，不断开拓创新空间，巩固文化空间，坚持创新自觉性，才能一次又一次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
综上所述，习近平文化思想集中体现了坚持辩证唯物论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突出发挥了精神的力量，在实践基础上以意识的能动性不断开拓创新空间和文化空间。
二、方法论中坚持：熔铸唯物辩证法原理基础，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范本。习近平指出：“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着复杂局面和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直视文化领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把矛盾和冲突当作文化成长的必要条件，指出中华文化就是在“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成长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唯物辩证法，主要体现为坚持矛盾的观点，以对立统一的视角看待问题、以质量互变规律为切入点、以辩证的否定观为突破口，在文化领域树立了应用和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第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分析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判断困局。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是“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的文化体系，这其中饱含辩证矛盾思想，“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世界文明多元发展，确实存有不可忽视的差异，在表现形态、认知方向、表达形式等方面都有一定不同，在特定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习近平多次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聚焦到文化领域，就是抛弃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坚定化解冲突的价值指向，在矛盾的普遍性中寻找凝聚共识之路。矛盾的普遍性还体现在习近平对文化力量广泛性的判断中。早在2007年，习近平就深刻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七个着力”，强调文化领域的问题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广泛的意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思想文化的赋能，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文化领域的传统问题进一步得到更好地解决，在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时引出新的思维方向，思想文化领域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一隅三反之效。
矛盾的特殊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关键体现，凸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既与世界各民族文明的方方面面广泛联系，又有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要求我们在文化事业中要尊重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弘扬中华文化。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期，社会中就流行着彻底否定中华文明的各种论调。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历程中，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事业中要坚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 ，避免画地为牢的窘境。历史进入到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文化领域的特定规律，核心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在攻坚克难、筚路蓝缕中创造的独特的、突出的、具有辨识度的文化特性，主要体现为“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是在秉持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辨识点。坚守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中华文明就可以在以我为主、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中，寻找面向未来的两个创新之路，自立自觉地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道路。
第二，唯物辩证法坚持量变质变规律，体现了矛盾运动中质、量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文化建设正是在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中逐步走向胜利的。首先，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突出体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质。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并将“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五大特质的第一个，着重申明了这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量变之路。这一论断，既体现出中华文化在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渐进性，又体现了三个分期阶段之间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为考察量变向阶段性质变奠定基础。其次，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突出体现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质。质变不是文化脉络的简单延续，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不是物理时间的简单推进，而是以积极有为的姿态待时而动，促成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成长。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研判与奋进精神引导下，在一个个历史转型期，把握机遇、调整战略、跨越台阶，新时代正是这一拼搏的最新阶段，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这一跨越的思想引领。再次，质变不是发展的最终归宿，而是在进一步发展中不断进行新的量变和质变。习近平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中华文明正是在继承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展示生命活力的。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时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特质，强调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统一性，在保持文化根脉的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而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这正是在新质上开始新的量变原理的深刻运用。但是，应当警惕，在发挥主体性和精神力量的同时，要避免盲目急躁情绪。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因此，质变不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质变应有量变做基础。最后，量变不是自然而然地走向积极一面的，辩证唯物主义中的量变是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走向的，文化建设要弘扬主旋律，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要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这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底线思维，是量变质变原理与文化建设的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启示我们，突破文化与文明的底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忧患因素的积累，对渐变的适应和习惯，往往是温水煮青蛙的结果。
第三，辩证的否定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和发展的环节，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辩证的否定观，坚持守正创新，承担新的文化使命。马克思认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辩证否定观，突出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担新的文化使命、开放包容等论述中。首先，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提出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重要论断，反对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内的非此即彼式的全盘继承和机械否定的倾向，这些错误方向都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因为，辩证的否定不是机械的非黑即白，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下的联系与发展的环节，应该以对照自省、发展超越的姿态对待不同时期的文化遗产，如若反之，都有滋生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危害党的执政基础。其次，辩证的否定观，是事物的自我否定与突破发展，特别呈现为承担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扬弃、发展与变革的凤凰涅槃之路，守正创新是党在文化领域不断引领推陈出新的文化使命。承担文化使命，就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习近平在庆祝建党百年重要讲话中指出：“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新的文化使命就是将党的自我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推陈出新结合起来，让“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与文化领域的双创工作共同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文明现代化。再次，辩证的否定观，突出体现为“扬弃”的方法，在甄选优秀文明要素的过程中继承与发展中华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在文化建设领域，要科学地学习继承各种优秀文化成果，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风范，实现各种文明互鉴，共同成长，为人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习近平指出，文化建设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实现保持文化方针政策一贯性与文化建设拓展发展前景的统一。辩证的否定观肃清了“祖宗之法”“故步自封”的狭隘思想，批判了“偶像崇拜”“本本主义”的固化思想，支撑了“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的先进思想，证明了中华文明迈入新时代的必然性。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确证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是自身否定和自身发展的统一。
总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诠释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辩证的否定观。这启示我们灵活而务实地将辩证法应用到新时代的生活工作中，把握唯物辩证法在现实状况变化中的动态运用，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工作实际结合。
三、认识论中提升：耕耘实践认识论沃土，激发再实践与再认识的动能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键。实践与认识经历两次飞跃的辩证运动：实践决定认识是第一次飞跃，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是第二次飞跃，而文化是基于“两次飞跃”的一种社会样态。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抓住理论工作的实践面向，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科学论断，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的实践论，重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在文化建设中凸显两次飞跃的双重引擎，继续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逻辑起点是实践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在物质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了人的精神活动领域，实践对认识活动具有优先地位。习近平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具体而言，实践为文化建设提供两种“底气”，突出问题意识。第一，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占有基础地位，文化建设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才有“自信的底气”。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自信的思想，将文化自信作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第一个要点，其首要任务是解决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的问题。因此，文化自信不是仅仅从文化领域内部就可以建构的，文化自信需要实践中成就的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自信归结为“自信的底气”，并进一步将底气归结为中华文明数千年迭遭忧患又奋起向前的实践。因此，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才能从根本上回答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的问题，成为文化自信的底气。第二，实践要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文化建设提供“底气”。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必须依靠人民，要在广泛的群众实践中获得支撑。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文化建设的滋养来源。习近平指出，在新时代的文艺工作中，文艺创作要“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立足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才能为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提供不竭源泉，为在新时代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提供沃土。另一方面，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文化建设的目的。习近平指出，文艺作品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 。文化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哺实践是文化继续提升、发挥力量的关键，也是文化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通衢。第三，实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培育文化建设的问题意识，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一针见血。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纲挈领地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并从文化角度推衍到党的执政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等，为思考和解决以上广泛的问题进行文化赋能。文化建设中的问题意识，推动我们深度思考国家社会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文化建设中突出问题意识是党坚持问题导向这一思想在文化领域的突出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将问题意识进一步聚焦为现实实践、改革开放、民生急难、国际变局、党的执政等方面，做出了问题意识对理论创新提出新要求的重大判断。文化领域的问题意识不仅有普遍的赋能机制，而且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在新问题导向的新话域中，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应用于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提出新方案的伟大实践。要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观，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理念，让文化建设底气充盈，在问题导向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践基础上支撑主体的自我实现，即在贯彻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中，积极发挥文化的认识能动作用，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发挥文化的认识能动作用，首先体现在“明体”，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才能抓住文化建设的根本，指正实践活动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多次对国家民族命运规划过未来路线图，下达过攻坚克难的任务书，这就是贯穿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本体。“达用”，就是文化建设不断服务于这一根本，明确和服务于党的路线图与任务书，与扰乱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作斗争，在文化领域警惕和应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些社会思潮对党和国家正确方针的挑战。习近平提醒我们，“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认识的能动作用，集中体现在文化作品教育人们、甄别意识形态思想、提升人们思想战斗力当中。在近年来的文化思想领域中，一些西方社会思潮，以隐蔽的方式实现渗透和全球性迁移，对大众特别是青年造成消极影响：西方国家散播所谓“普世价值”，实则固守冷战思维，缺乏对社会意识的深刻反思；西式政治理念缺乏顶层设计，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社会意识走向反建制甚至反智的方向。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等思想，回应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在这场没有硝烟又交锋激烈的战争中坚持文化领导权的根本，紧抓“路线图与任务书”之体，提出一系列文化领域的措施，理直气壮地占领思想高地，做到“六个必须坚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最终达到“体用贯通”的境界。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脉络，是在“两次飞跃”螺旋上升中体现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过程，这要求我们科学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从而辩证地思考文化建设中的成就和挫折。文化事业中体现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的螺旋式和波浪式过程，必然是成就与挫折统一的过程，对于文化建设的反思，不能套用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习近平多次引用毛泽东《实践论》中的相关表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证明了党的几代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一贯思考。党领导的文化建设，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四个自信”的第一个，就是“道路自信”，任何成就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任何挫折都不应是对道路的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道路探索历史中，文化建设遭遇了很多实践和认识上的困难，既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等重要论断，也遗憾地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打倒孔家店”等文化挫折。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援引毛泽东的反思，申明“打倒孔家店”是过于简单的“一概否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两个不能否定”，科学地指出实践与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反复和挫折，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承认历史中的曲折，汲取实践与认识的经验，以更加积极的精神面貌建设文化强国。习近平特别强调在文化建设不可避免地曲折前进的过程中，要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都要围绕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而螺旋上升。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才能实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文化建设目标，在文化建设中做到追本溯源、本立而道生，让文化建设始终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要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中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以端本正源的姿态守正不移，以开拓奋进的面貌创新创造，登上了党的文化事业的又一个高峰。
四、结语
习近平强调，“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厚重的哲学底蕴，特别是在文化建设这一独特领域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多重向度。本文主要从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三个方面，即以辩证唯物论的实事求是与精神谱系相统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阐释、实践论与创新观相辅相成为切入点，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系列重大论断，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底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贯穿线索、证成基石，本文探讨的深度和广度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拓展、丰富。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包含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在进一步研究中，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多层次展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最新发展。把握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深刻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从而更好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中，投身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的事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