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体系化建构与实践创新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过多维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传播的核心舆论阵地。对延安时期《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三大机关报中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报道文本进行筛选和梳理分析发现，该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书写层面，呈现出政治赋权、抗战动员、经济赋能、文教浸润、批判压迫、制度保障等六个维度的多元内容特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策略层面，主要通过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话语融合、传播符号的本土化重构与大众动员、以蒙回民族为枢纽的区域聚焦以及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结合的双重观照等，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有效转化。整体而言，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与传播实践，在紧扣党的民族政策内核、深耕民族情感共鸣、拓宽多元参与渠道、创新立体传播形式等方面，能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的成效提升提供有效的历史镜鉴。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书写与传播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理路，需要立足中国历史、中国情境、中国经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魂脉中寻找答案［1］。延安时期（1935年10月19日至1948年3月23日）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实践阶段，也是中华民族观探索形塑的关键历史时期，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础工程中不可或缺［2］。地处民族交汇区的延安不仅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也是民族团结的示范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摇篮。这一时期的党报事业繁荣，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不仅是革命动员的舆论工具，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重要载体，是构建、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媒介。红军主力长征至陕北后，《红色中华》于1935年11月25日复刊，仍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3］。1937年1月29日，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1939年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4］。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与新华社《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发刊，报头标示为中共中央机关报［5］。在日本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国内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话语交织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媒介话语构建超越阶级、地域、民族界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可以深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实践机制的理解，亦能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提供历史镜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古今之变，分析时代趋势，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位置及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特征。在继承我们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基础上，他创新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的原创性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中。近年来党的民族工作历史回溯也正成为学术研究重大热点之一，关于延安时期的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民族政策［7］、理论建构［8］和民族工作经验梳理［9］，但对党报如何在文本中具体书写与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缺乏系统性分析。本文对延安时期《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三大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报道进行梳理分析，旨在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媒介实践将抽象的民族理论转化为具象的意识形态动员工具，进行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书写与传播。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以“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为基础，时间跨度设置为1935年10月19日至1947年3月27日（延安时期起始日至《解放日报》停刊日），检索出全文中包含“民族”关键词的报道共计9 864篇，而后进行数据清洗，筛选出具有典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特征文本。主要筛选标准和步骤如下，首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内涵进行概念操作化，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解构为两个容易标识和筛选的主要维度。在主体维度上，文本须明确指向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群体或其聚居区域；在内容维度上，文本须至少体现包括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的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的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内的任一共同体建构要素。其次依据其内涵要点，对相关文本进行层级化筛选，利用数据分析软件找出其在延安时期报刊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后，再进行以下两个步骤。一是人工剔除“两大类非目标性文本”，主要包括国际民族议题（如希腊民族解放、缅甸民族独立等）与泛化民族话语（仅包含或提及“中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工商业”“民族危亡”等复合词，但未实际关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内容）。二是对剩余文本逐篇全文精读，保留满足主体维度与内容维度的报道，并建立案例档案。经过上述系统化筛选流程，最终筛选出其中具有典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特征的报道542篇，作为本研究分析的核心文本样本。基于对这542篇典型报道的逐篇分析后，初步提炼和归纳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六个内容维度及其数量分布（一篇报道可能涉及多维度内容），即：政治赋权类（60篇）、抗战动员类（156篇）、经济赋能类（69篇）、文教浸润类（157篇）、批判压迫类（113篇）、制度保障类（247篇）。

二、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书写特征

通过对典型报道的系统梳理解读可见，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书写建构中呈现出多维且鲜明的内容特征，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话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谱系。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每个内容维度的肌理，并结合典型文本案例，逐一探讨各维度的核心子议题构成与相关话语的策略运用，以发现和阐释相关内容书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作用。

（一）政治赋权：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建构

民族自决自治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怎样解除民族压迫及建立怎样的民族国家的理论观点［10］，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实践意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本土化调适，经历了从主张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到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11］。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丰富的实践探索，诸多报道记录下重要的实践成果。

一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法理性建构。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一份在边区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献［12］，以法律文本形式赋予少数民族聚居区“自治区”地位。1941年《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明确：“纲领第十七条写道：‘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将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纳入边区宪制秩序。《回民自治乡》一文则以回民参议员马生有的视角，展现了纲领在基层的活化实践［13］。这篇报道通过少数民族代言人的直接引语，实现了话语主体从“他者叙述”向“自我言说”的转变。法律文本通过媒体话语实现合法性再生产的案例，让“民族平等”从政治承诺转化为可感知的制度现实。

二是实践性政治参与机制。1936年10月，《红色中华》报道的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14］，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来组织中华各民族共同建国的实践探索［15］。1941年《解放日报》刊载报道《将团聚着全国更多的回民》，其中陇东三岔回民乡成立回民乡参议会和乡政府，使回民在基层政权中实现了直接参与。这既彰显了超越阶级、宗教差异的政治包容，又通过选举仪式的媒介展演，使“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成为可触可感的集体记忆。这种具象化传播让抽象的民族政策转化为鲜活的政治实践，培育了各民族对新型国家形态的认同。

三是跨层级赋权路径。中国共产党通过军事解放与政治协商的双重路径，推动了多个民族地区实现实质性区域自治的实践开展。其中1946年《解放日报》刊载的《东北政委会批准呼伦贝尔区蒙民自治》等一系列报道显示，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呼伦贝尔后，通过军事管制稳定秩序，并召开政委会批准成立自治政府；中共在察盟组织各旗蒙汉人民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军事解放开辟制度变革空间，并以内部政治协商实现民族地区的秩序重构，通过媒介话语将民族诉求与国家命运的符号相缝合，使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价值共振。

（二）抗战动员：抗日救亡的命运共同体叙事

在中国各民族共同承担民族危难的抗争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趋觉醒［16］。在这一进程中，“救亡共同体”形塑着“命运共同体”，不同社会阶层和族群在抵抗殖民暴力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化建构。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也围绕“抗日救亡的命运共同体叙事”，形成了多层次的意识形态整合与动员机制。

一是统战话语的媒介生产。1938年《新中华报》刊登了大量相关报道。《今日的宁夏》中回族地方军政领袖马鸿逵的表态打破“回汉对立”的殖民主义叙事，凸显“回汉共赴国难”的统一性。《抗战中的新疆现况》则强调新疆十四个民族在“各民族一律平等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消除隔膜，将多民族协作具象化为“共同抗日”的实践。这一时期的党报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满蒙回藏独立论”等分裂理论，以事实报道为武器，揭露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本质，通过符号化内容生产，将分散的族群整合为具有共同归属感的政治共同体。

二是情感动员符号系统。这一时期的党报通过塑造跨民族英雄群像、构建危机隐喻与情感共鸣机制，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化为可感的情感符号，形成强大的救亡动员力量。《解放日报》刊载了大量相关报道，1941年《战中的回民青年》中记录了回民青年在刘文正领导下组建“回民支队”，将其塑造为“中华民族血肉长城”的组成部分，激发各民族对“共同英雄”的情感认同；1944年《延安回胞及各界代表追悼回族英雄马本斋》中，吴玉章高度评价了马本斋“发挥了团结御侮的优良传统”。这些媒介实践本质是通过媒介叙事将“中华民族”从政治概念转化为情感共同体，激活了各民族的救亡情感共鸣，在历史层面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赋权。

三是跨国共同体联结。诸多报道将海外华侨的抗日行动纳入中华民族救亡叙事，构建起跨越地理边界的“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媒介话语将海外侨胞的爱国实践与国内抗战整合为统一的救亡图景。1942年《解放日报》所载《中华好男儿马来侨胞请缨杀敌》中，以“中华好男儿”的称谓将海外侨胞的参战行为定义为“中华民族抗日版图”的有机延伸。另有多篇报道则记录了纽约、越南、马来亚、荷印、新加坡等全球各地的华侨汇款情况，以“全侨共筹”［17］等表述，将侨胞的捐款行为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责任。

（三）经济赋能：生产共建的共生关系塑造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奠定了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援助的政策基础，为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通过党报宣传等形式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证。这些报道不仅是政策实施的真实写照，也是理解当代民族工作共同富裕理念的重要历史注脚。

一是生产资料的再分配机制。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性的生产资料再分配机制，消除封建剥削，打破民族经济隔离，构建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经济公平体系，为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奠定基础。1942年陇东专署规定回民公粮起征点提高至7斗，贫苦回民免征［18］。1946年《解放日报》刊载的《长治回民的新生》则记录了长治解放后，回民通过反奸清算收回了被霸占的皮毛作坊、公产及合作社资产。延安时期的生产资料再分配机制，本质是通过政治权力介入经济结构重组，构建起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各民族协同共生的经济新秩序，实现了阶级解放与民族融合双重目标。

二是跨民族经济协作网络。1944年盐池骡马大会通过系统性政策优待，构建起蒙回汉民族的常态化贸易平台［19］。1946年多伦城设立“庙会市场筹委会”，举办蒙回汉民族的年度贸易盛会，蒙民以牛羊、皮毛交换汉商的盐、布、粮食［20］。这些贸易并非单纯经济行为，而是通过市场互动培育出跨民族的信任基础，这种经济互嵌使民族关系从“隔离”转向“依存”。这些措施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并非抽象无形的，而是由制度性利益联结到常态化交往实践逐步实现的。

三是基础设施的普惠性供给。苏维埃政府开发花定盐业时，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先手棋，投资修建汽车路及牛骡车路，形成跨区域运输网络［21］。此外，1956年《解放日报》刊载的报道《东北的新天地》也提到，东北民主政府在蒙汉共居的查哈阳地区修建水闸，使蒙汉民族在水资源利用、农田管理中形成共建设共受益的协作模式。这种基础设施搭建的流动空间打破了地域封闭状态，让不同民族在物资流通、人员往来中直观感受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使经济协作的现实利益升华为共同发展的价值认同。

（四）文教浸润：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培育

共同的文化特征是民族认同的基石，共同的历史记忆构成民族凝聚的精神内核。强化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须增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22］。延安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阶段，中国共产党以文化自觉的主动姿态，在整合多元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构建起引领民族复兴的思想文化坐标系。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重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激活传统文明基因，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各民族文化精华，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联结各阶层、各民族的精神纽带。作为这一文化建设工程的重要载体，延安时期的党报不仅记录了延安精神的生成历程，也在各民族群众中培育出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

一是民族干部的培养工程。《解放日报》刊载的《边府设立民族学院》（1941年）、《记民族学院》（1941年）、《民族学院努力学文件》（1942年）等一系列报道显示，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民族学院系统推进民族干部培养工程，以“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招收了多民族青年，并且学院十分注重思想教育与文化教育的融合。同时，学院举办公祭成吉思汗等文化活动，1943年公祭活动中，蒙籍参议员那素滴拉盖号召“蒙汉团结打败日寇”，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家国责任感［23］。通过系统的教育实践，民族学院不仅为边区输送了大量民族干部，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的成功范式。

二是教育空间的扩展实践。在这一时期，边区政府将教育空间的扩展与民族文化保护深度融合，形成了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扫盲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立体网络。边区政府在回民聚居区建立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校。1940年《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回民代表大会的开幕》，其中明确提出“建立增设与充实各回民小学”。抗战胜利后，这种教育扩展模式辐射至全国解放区，1946年晋绥、察省等地相继建立回民中学及大学［24-25］。这种教育空间的扩展不仅体现在物理校舍的营建，更在于教育内容的重构，实现了教育空间从地域性场所向文化认同载体的质性飞跃。

三是语言习俗的平等实践。《解放日报》的诸多报道对此进行了印证：1944年《文教会上的回民代表》中，边区政府为回民代表单独配备符合其宗教习惯的“香柜、汤瓶、铜锅”等生活用具；1945年《冀中回民支队发展中的经验点滴》中提到，为尊重回民饮食禁忌，特别拨款支持“斋会”活动；1946年《保障回族自由民主生活 渤海颁布回民自治法》提到，《回民自治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回民语言、文字”。这些实践既维护了少数民族语言与习俗的独特性，又将其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纽带，实现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

四是历史记忆的重构策略。1943年《解放日报》刊载了吕振羽《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一文，基于当时的认知水平，揭示汉族、蒙古族、回族等均源于“蒙古人种”的高等猿猴演化，强调各民族“血统混合”的客观历史。在具体民族历史书写中，阶级视角成为重构的关键，如1941年《解放日报》刊载的两篇文章中：《简谈中国苗族》以苗族口吻重述其千年抗争史，强调共产党长征与苏维埃运动对苗族的积极影响；《唯吾尔》则构建起维吾尔族“反抗压迫—接受中共领导”的线性逻辑。这种历史记忆重构实践将各民族的历史经验编织进各民族同根同源的宏大叙事中，既避免同质化消解文化多样性，又防止碎片化危及国家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历史认知基础。

（五）批判压迫：解构大汉族主义的话语批判

大汉族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主张中国为汉族“一族之国”［26］。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对中国多民族共同体历史传统的背离，也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形成根本冲突。中国共产党始终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当时话语斗争的前沿阵地，将大汉族主义定位为阻碍民族团结、消解抗战合力的“反动思想”，构建起完整的话语解构体系。

一是对历史压迫的系统性揭露。大汉族主义的历史流毒渗透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近代政治实践中。延安时期党报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首先表现为对其历史根源的系统性揭露——将大汉族主义定位为贯穿封建专制与国民党统治的民族压迫体系。军事暴力是压制民族自主性的直接手段，满清统治者“利用大汉族主义的刽子手对回族实行历史上空前无比的野蛮政策，极残酷的镇压”［27］。在文化层面，大汉族主义通过污名化叙事否定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28］。对历史压迫的系统性揭露，本质上是将各民族的历史创伤转化为共同体的精神资源，通过还原苦难、解构霸权、凝聚目标重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二是对现实压迫的舆论监督。延安时期的党报以事实揭露、政策对比与民意动员为核心，通过详实报道揭露国民党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行径。例如，《解放日报》刊载的《普雄夷民的灾难》（1945年）等文章，直指国民党强征蒙古族马匹、土地；国民党统治区的回民被“抽壮丁”。1944年《解放日报》刊载的《纪念蒙古民族的先祖——成吉思汗》则记载了边区通过归还土地、尊重风俗、扶持经济与保障自治权证明“民族平等”绝非空谈。对现实压迫的舆论监督并非单纯的负面曝光，而是通过从揭露到对比到动员的机制将离散的民族苦难叙事升华为多元一体的团结话语，有效凝聚民族团结的共识。

三是对新型民族关系的话语预设。相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大汉族主义压迫，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关系建构中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预设了新型民族关系的框架。在政策层面，1939年《新中华报》刊载的《日冦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续七月二十八日本报）》指出“主张以中华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原则去解决”。在文化层面推动结构性改革，1940年《新中华报》刊载报道《蒙古文化促进会缘起》，提出“亲密蒙汉各民族关系，团结全蒙古民族坚决抗战”，在话语符号层面开展自我革新。这种由政治原则到文化符号的全面重构，既是对封建民族等级制度的批判性解构，也为新型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前瞻性与原则坚定性。

（六）制度保障：民族平等团结的治理体系创建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不仅仅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更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39］。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多民族国家治理路径的重要阶段，通过制度化渠道将少数民族群众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使各民族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力量。这一时期的党报也通过系统化的制度叙事构建起民族平等团结的话语体系。

一是政策体系的耦合性设计。在延安时期的民族治理体系建构中，政策体系的耦合性设计通过多维制度协同，将“不分民族”的政治参与原则嵌入政权建设各环节，形成立体化的权利保障网络。从政治制度顶层设计看，1941年《新中华报》所载《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解释及其实施》以法规形式确立“不分民族”的普选权原则。组织制度层面，边区工会系统将少数民族工人纳入统一工会体系［30］。在政治协商实践中，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特意吸收纳克林等少数民族代表进入主席团［31］。诸政策维度通过协同运作，使少数民族群众在选举、组织、协商、治理等多重政治实践中切实获得“平等参与国家大事”的制度性通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奠定了立体化政策基础。

二是参与性治理机制创新。延安时期通过多类型专职机构的创设构建了少数民族的完整治理链条。1940年12月，边区政府第四十次委员会决议设立少数民族事务管理委员会，作为专职机构，统筹民族政策制定与实施［32］。同时，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吸纳了蒙、藏、回、夷等多民族代表，共同研讨国内民族问题，将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纳入国家宪制框架［33］。这些参与性治理创新，既打破了传统治理的族群隔阂，更通过制度设计使少数民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人翁。

三是日常团结的仪式化实践。政府还通过构建日常团结的仪式化实践体系，将民族平等理念转化为具象化、可感知的公共交往空间，实现了制度保障与情感认同的深度融合。安边城举行的蒙回汉三大民族宴会是苏维埃政权主导的早期团结仪式，代表们共同发出“亲密团结一致，驱逐日寇”的政治宣言［34］。城川联合画展是典型的文化仪式实践，展览以八路军与蒙民为主题，具象化展示军民鱼水情［35］。这种日常化的仪式实践体系使抽象的民族政策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具身化交往，在生活场景中自然形塑“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层认同。

三、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策略

在系统剖析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维书写内容特征的基础上，还须深入探讨其传播实践策略的运作机制。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实践，机关报的传播弱化传统政治宣传的灌输模式，以信息传播的日常性消解政治动员的显性意图。这种策略既源于民族危亡背景下凝聚全民抗战力量的现实需求，也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中国化道路的深刻把握。具体而言，通过话语融合、符号重构与空间互动等多维策略，构建起跨越阶级、族群与国界的多维认同网络。

（一）话语融合：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辩证统一

阶级与民族是人类群体基本的存在方式和组织形式，也是重要的政治动员工具和理论分析工具［3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于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将对外推翻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大工作任务［37］。为有效推动这两大任务的实践进程，党的宣传工作在传播实践中通过选择性呈现与话语融合，将“阶级解放”与“民族救亡”两大话语编织成互文性文本，以实现革命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诉求的有机整合。这种话语融合并非偶然，其深层逻辑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阶级与民族关系的科学阐释。《共产党宣言》指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这为中国共产党将两种叙事进行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石［38］。典型案例如1941年《解放日报》的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双重压迫，又强调“国内各民族命运一致团结抗日”的民族共识，使阶级话语中的“封建统治剥削”矛盾升华为民族话语下“共御外侮”的整体抗争。这种话语融合最终通过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编码，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力深植于民族复兴的历史叙事之中。

（二）在地转化：传播符号的本土化重构与大众动员

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要在中国落地生根，既要实现理论逻辑的“中国化”，更要完成传播方式的“大众化”［39］。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抽象的革命理论转化为植根乡土社会的文化符号体系［40］。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融合，实现了政治传播的“去陌生化”。如1943年《解放日报》刊载的诗歌《大凤川》，通过历史叙事与生产实践的符号重构，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在地化传播。文本以“大凤川”地理空间为容器，将清朝民族冲突的灾难记忆与八路军垦荒的新生图景并置，运用陇东方言（如“争”“毬”）和劳动俗谚（“宁可累死一头牛”），完成革命话语与地方性知识的符号嫁接。这种本土化重构实现了意义生产的三重突破：在认知层面，通过生活符号的转译降低政治理解门槛；在情感层面，通过历史记忆的重置激活共同命运感知；在实践层面，通过仪式化建构将动员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行动。这种实践策略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嵌入中国乡土社会的意义网络，有利于动员群众，为抗战胜利凝聚共识，既回应了民族救亡的现实需求，又完成了阶级动员的文化领导权建构。

（三）区域聚焦：蒙回民族作为西北抗战与民族团结的枢纽

陕北地处西北要冲，西接宁夏、甘肃回民聚居区，北邻内蒙古草原，蒙、回两族聚居区不仅构成边区政府的西北屏障，更成为日寇企图分裂中国的突破口。日本通过扶植伪“蒙古自治政府”、炮制“成立回回国”等谬论，妄图肢解中国边疆领土［41］。面对这一现实危机，中共中央以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聚焦蒙回民族问题，这种战略考量直接投射于党报的传播实践中。尽管《解放日报》等报刊在宏观层面涵盖彝族、满族、藏族、苗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议题，但从报道密度、议题深度及时代回应性来看，蒙古族与回族始终占据传播核心地位。如1936年《红色中华》刊登系列《回民工作问荅讲话》，《解放日报》连续刊发4篇讣闻纪念回族英雄马本斋，三份报纸在这一时期共刊登了10余篇对成吉思汗的纪念文章。在前文内容书写的部分报道案例中也可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蒙回民族的关照细致入微，由此突出蒙回民族对抗战的重要贡献、传播民族自治实践经验、展现蒙汉联合抗战图景，将蒙回民族塑造为西北抗战与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区域聚焦的传播实践，本质上是将西北边疆民族的抗战实践纳入中华民族整体抗战的框架中，将区域抗战实践升华为全民族的共同责任。这种传播策略，既有利于破除日寇试图分裂中国边疆的阴谋，更以蒙回民族为纽带将西北边疆与内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抗战整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战时传播范本。

（四）全球—地方互动：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的双重观照

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过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的双重观照，将国际民族运动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这一过程中，对苏联等国家民族政策的借鉴与批判性吸收尤为关键，形成了“全球—地方”互动的传播策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上，积极吸收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并将其纳入机关报的传播框架中，《解放日报》有诸多报道对此进行了印证。如1941年《唯吾尔》中提到新疆与苏联接壤的地理优势使其“在民族平等政策上有所借镜”，并“每年还按民族人数的比例，保送学生到苏联留学”；1946年《全疆各地举行庆祝》在仪式报道中提及苏联对新疆和平的帮助；1942年刊登塔斯社稿《苏维埃制度的稳定力》，通过展现苏联各族人民在苏维埃制度下的紧密团结与共同抗敌，体现出苏维埃制度在凝聚多民族国家、激发民族向心力方面的强大稳定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并非完全照搬国际经验，而是在吸收国际经验基础上，推动民族政策的中国化创新，如《哈丰阿氏谈称 内蒙自治运动一定胜利》中“蒙汉联合的兴安省政府”既借鉴了苏联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又创新性地提出“蒙汉联合政府”模式，将国际通行的自治理念与中国多民族共生传统结合［42］。这一传播策略的核心意义在于，既通过全球视野引入先进理念以拓宽民族事务治理的思维边界，又以中国特色为根基保留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历史传承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既拥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又获得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四、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启示

新时代加强党报党刊史研究，既能为回顾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提供生动历史画面，又能为发挥党报党刊的媒介作用提供历史借鉴［43］。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篇章，构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传播范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梳理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政策阐释、情感联结、渠道拓展与形式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智慧，对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推动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意义与现实启示价值。

（一）紧扣党的民族政策，构建政治认同的传播内核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始终以党的民族政策为内核，构建起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这一时期的报道将民族政策转化为传播议程，如《解放日报》1941年刊载的《乡市选举运动的胜利》和1947年刊载的《环县车毛区边境回民得地后纷起自卫》等，以“政策文本解读+实践案例”模式，将“三三制”“建立自卫军”等抽象政策转化为具象的“选举条例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回民分得了土地”等叙事场景，通过突出政策普惠性，在受众认知中构建起政策—受益—认同的逻辑链条。这一时期的党报成为政策与认同的中介，一方面通过分层叙事适配各民族需求，实现传播精准性，另一方面通过全周期叙事深化认同层级，使政治认同从战时动员升维为制度性认同。历史经验证明，要紧扣民族政策的传播内核，通过媒介叙事将党的治理逻辑转化为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利益认知与共同未来想象。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44］。结合当前民族政策与传播生态，新时代的报刊实践可以围绕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生态保护、教育医疗、法治建设、国际传播和青年培养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进行多维度叙事建构，以生动笔触反映党的民族政策的科学性与实践伟力，立体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答卷。

（二）深耕民族情感土壤，构建共情共鸣的传播纽带

情感共同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体属性，本质上是各族群众在共同历史进程中通过深度互动形成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归属［45］。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深耕民族情感土壤进行多元传播实践，构建起共情共鸣的传播纽带。如1946年《这里的孩子个个都健康》中，抗属子弟（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的案例从教育维度展现了情感共同体的培育路径，学校汇聚了来自各民族的抗日军人子女，通过集体生活、健康保障和文化融合教育，使孩子们在共同经历中形成超越血缘与地域的情感依恋。1946年《定边五千群众公祭兴武营牺牲烈士》这一仪式传播案例，则通过“蒙回代表陪祭”“军民共同奠土”等符号化场景，将烈士牺牲的个体叙事转化为民族解放的集体史诗。正如这一时期的报道所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必须植根于对民族情感的深耕细作，唯有将民族情感融入革命实践的肌理，才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成为政治号召，更内化为各族群众的情感自觉。新时代报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也只有将“人民情感”作为叙事的起点与落点——从人民中来，挖掘真实可感的情感源泉；到人民中去，让故事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才能让报刊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成为各民族情感共振的精神纽带，在时代变迁中持续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壮丽篇章。

（三）拓宽报道来源渠道，构建多元参与的传播网络

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过吸纳社会各界、各民族作者参与内容生产，构建了多元共生的传播网络。这一时期的报刊作者群体突破了阶级、地域与民族界限，形成了“党内与党外结合、汉族与少数民族共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互动”的立体传播格局，为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历史范本。如积极邀请少数民族领袖以署名文章、谈话录等形式直接发声，将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纳入国家话语体系：内蒙自治联合会主席云泽（乌兰夫）多次通过《解放日报》发表声明，强调“全内蒙人民与八路军并肩作战”[46]。记者刘漠冰深入伊盟鄂托克旗，1946年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访问伊盟鄂托克旗》系列报道，记录蒙民的反压迫斗争与民主自治实践，蒙民朗格图感慨“蒙人要照着边区的样子学，大家才能过得幸福”。此外，1943年《解放日报》分期连载了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的《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常识讲话由封建专制国家恢复统一到外族侵略·两晋南北朝》等多篇文章，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演变的系统性阐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这种多元参与的传播网络的构建本质是在物质条件匮乏、媒介技术有限的情况下，极致发挥“人的主体性”来激活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报刊更应当依靠先进技术构建起全民参与的内容生态与双向赋能的实践网络，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真正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四）创新传播形式载体，构建立体生动的传播矩阵

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过创新传播形式载体，构建了立体生动的传播矩阵，以多样化的报道形式和媒介手段有效传播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常规的消息类与通讯类报道，党报尤为注重思想舆论的引领功能，刊发了一系列聚焦民族问题的社论与评论文章，如《新中华报》1940年刊载的《陕甘宁边区回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解放日报》1941年刊载的《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等。在视觉传播领域，《解放日报》采用图文融合的叙事范式，以1945年《二连和乌拉可马的故事》为例，该报道以六幅连环画为叙事载体，生动讲述了九团二连与蒙民乌拉可马之间的故事，通过直观的视觉符号构建了军民一体、蒙汉一家的情感意象。与此同时，党报同步刊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关于解放区政策主题的广播稿，将听觉媒介的传播优势与平面媒体的深度特质相结合，拓展了民族政策传播的维度与覆盖面。在受众互动层面，党报通过设置“读者信箱”栏目，搭建起跨民族政策对话机制，如1942年韩璋通过《解放日报》的“读者信箱”发出呼吁，建议延安的同志们在称谓上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通过多元传播形式的协同运作，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形成了立体化的传播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深化提供了坚实的媒介支撑。面对“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需求，新时代报刊应立足媒体融合趋势，创新构建“技术+内容+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以现代媒介逻辑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意涵，让各民族在数字化叙事中看见共同的过去、共享的现在、共有的未来。

五、结语

延安时期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三份中共中央机关报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将党的民族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把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历史使命感共同勾勒出中国共产党以报刊凝聚民族力量的实践轨迹。它们以政治赋权筑牢制度根基，以抗战动员凝聚民族力量，以经济赋能促进共生发展，以文教浸润培育文化认同，以批判解构旧有偏见，以制度创设保障平等团结，在话语融合、在地转化、区域聚焦、全球—地方互动中构建起立体多元的传播体系，为新时代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传播实践充分证明，党报始终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凝聚民族共识、促进团结奋斗的重要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报的优良传统，紧扣时代主题，深耕历史资源，让党史研究成果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力。唯有如此，才能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续发挥党报的引领作用，构建起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1］ 高永久，冯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56-69．

［2］ 张雪梅，杨千琦．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与中华民族观形塑［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2）：47-63+172．

［3］ 熊国荣．版面安排及调整：从《红色中华》到延安《解放日报》［J］．国际新闻界，2012（1）：96-100．

［4］ 姜中卫．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历史沿革考述［J］．党的文献，2013（1）：84-89．

［5］ 刘建明．红色报刊向人民报刊的转型——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百年历程（四）［J］．新闻爱好者，2021（9）：10-16．

［6］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3）：4-8．

［7］ 王金玲．延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J］．贵州社会科学，2022（2）：106-112．

［8］ 吴锋，王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逻辑、理论基底与体系构架［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4（2）：100-110．

［9］ 刘国成．延安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性实践和启示［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87-92．

［10］ 崔晓麟，谢颖琳．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J］．广西民族研究，2023（1）：1-8．

［11］ 乔国存．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中国化历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154-159．

［12］ 侯斌．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三重属性［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46-153．

［13］ 海稜．回民自治乡［N］．解放日报，1942-09-19（2）．

［14］ 自治政府 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定二十日在同心城成立［N］．红色中华，1936-10-28（2）．

［15］ 石亚洲，罗贤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J］．贵州民族研究，2023（1）：19-26．

［16］ 郑师渠．“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前觉醒［J］．抗日战争研究，2025（1）：38-54+159．

［17］ 纽约侨胞汇款劳军［N］．解放日报，1941-11-05（3）．

［18］ 抗属回民按条例优待 少报收获者加倍征粮 陇东专署答覆各县询问［N］．解放日报，1942-11-01（2）．

［19］ 盐池骡马大会优待蒙回民族［N］．解放日报，1944-07-25（2）．

［20］ 多伦各民族融洽互助 回汉族平等参选，清真寺香烟繁盛，蒙汉客商殷切相待。［N］．解放日报，1946-06-10（2）．

［21］ 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发花定盐业［N］．红色中华，1936-08-09（1）．

［22］ 安北江．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3）：43-51+185．

［23］ 本市蒙古同胞公祭成吉思汗［N］．解放日报，1943-04-26（2）．

［24］ 晋绥学校教育超过战前水平［N］．解放日报，1946-03-13（2）．

［25］ 察省教育 增设学校，贫儿纷纷入学［N］．解放日报，1946-04-09（2）．

［26］ 陈坤．“两种民族主义”概念辨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30-34．

［27］ 刘春．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N］．新中华报，1939-07-21（4）．

［28］ 石国保．简谈中国苗族［N］．解放日报，1941-09-26（3）．

［29］ 樊昊．论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民族之维［J］．广西民族研究，2022（4）：34-42．

［30］ 工人之路 第12期 开展工会民主［N］．新中华报，1938-06-15（4）．

［31］ 中青反法西大会开幕 到会前后方各地代表二百余人，朱总司令指示青年当前三项工作，通过致重庆中国反侵略运动周贺电［N］．解放日报，1942-01-06（4）．

［32］ 边府第四十次委员会议讨论民政厅明年中心工作［N］．新中华报，1940-12-12（3）．

［33］ 延安少数民族成立宪政促进会 发表对实施宪政的意见［N］．新中华报，1940-06-14（3）．

［34］ 安边城举行蒙回汉三大民族宴会 到会代表各十余人宴会盛况空前充分表示出三个民族的亲密友谊与团结［N］．红色中华，1936-10-28（2）．

［35］ 齐鸣．文化短讯 城川的联合画展［N］．解放日报，1946-03-05（4）．

［36］ 张淑娟．中国共产党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的调适与重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J］．学术界，2024（7）：64-78．

［37］ 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21（4）：13-21．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0．

［39］ 杨洪．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传播进路［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12）：69-76+90．

［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4．

［41］ 何志明．从《回回民族问题》看回族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J］．回族研究，2006（4）：135-137．

［42］ 哈丰阿氏谈称 内蒙自治运动一定胜利［N］．解放日报，1946-10-14（2）．

［43］ 林绪武．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省思［J］．史学集刊，2021（1）：15-18．

［44］ 习近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 深入落实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蔡奇出席汇报会［N］．人民日报，2025-02-09（1）．

［45］ 马伟华，郭怡敏．共赢、共情与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理论结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17-24+181-182．

［46］ 内蒙自联会云泽主席声明 蒋介石的非法国大无权讨论内蒙问题 内蒙人民将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粉碎蒋介石大汉族主义的进攻［N］．解放日报，1946-12-26（1）．

李巨星，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张欣，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传播的实现机制研究”（24CMZ001）

引用格式：李巨星，张欣．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书写、传播实践与现实启示——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例［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4）：6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