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中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管理学院教授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全局的核心议题。文章通过构建“人—从—众”生成模型，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微观主体塑造到宏观系统成形的递进规律，回答了“从何处着手、经何路径、向何目标”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问题。“人—从—众”逻辑在实践中转化为“主体生成—场域构筑—系统巩固”的运行机制。其中，“人”是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需通过基础保障与发展赋能夯实主体性根基，“从”是共同体建设的关键过程与核心枢纽，需通过制度嵌入与生活交融拓展社会联结网络，“众”是共同体建设的系统目标与整体形态，需通过文化整合与制度保障实现有机巩固，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内生动力与自我强化能力的系统性运行框架，从而不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具有中华文化根脉的解释框架，也为新时代以“人”为中心的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可操作的政策路径。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人—从—众；主体生成；场域构筑；系统巩固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乎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概念体系、理论渊源、主要内涵、时代特征、建设途径等方面展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多元视角回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从何而来、如何建设等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体现了“见物更见人”的投资理念，也为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近年来，“人从众”作为网络流行语常被用来幽默地形容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拥挤景象，直观地捕捉了现代生活中“人”之聚合的物理状态。若回归汉字构型的本源智慧，“人”“从”“众”则不仅仅描述了数量的叠加，更隐喻了个体与群体、要素与系统之间动态演进的关系逻辑。“人”为独立个体，承载着尊严、权利与发展潜能；“从”为二人相随，隐喻着交往、互嵌与关系生成；“众”为三人成聚，象征着系统整合、有机团结与整体涌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每一个中国人构成的国民共同体，也是由每一个民族群体构成的多族聚合体：个体的中国人在历史演绎中组成了各个民族群体，而这些群体在历史潮流和国家建构的双重合力下汇聚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可以看到，“人”到“从”再到“众”的演进序列，恰好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层逻辑的隐喻框架。
基于此，本文试图将“人从众”从日常用语与网络戏谑中剥离出来，将其系统地转化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分析框架,回答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起点为何是“人”，如何通过对“人”的主体性培育夯实共同体的微观基础；其二，“从”作为联结机制，如何通过关系网络的建构将分散的个体编织为休戚与共的社会整体；其三，“众”作为整体形态，如何通过文化整合与制度保障实现从“有机团结”到“有机巩固”的系统跃升。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从中华文化根脉视角阐释“人—从—众”模型的内在逻辑与生成机制，进而分别从“人”“从”“众”三个层面系统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性路径、关系性路径与系统性路径，旨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一种兼具文化解释力、理论穿透力与实践指导力的整合性分析范式。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从—众”模型构建
“共同体”的类型繁多，在不同语境中界定有所不同，“为共同体寻找一个清晰的定义，实在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梳理现有研究不难发现，尽管定义多元，但共识仍清晰可辨，即人是共同体的最基本构成要素，人总是在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寻求相互的联结纽带，建构某种共同体形式”。人作为起点，逐步走向共同体的过程，与汉字“人”“从”“众”的形义演进深度同构，从独立躬身的“人”，到二人相随的“从”，再到三人成“众”、表征整体，这三个字不仅是从个体到群体的数量叠加，更涵盖了关于社会构成与组织演进的完整逻辑，为理解以“人”为根本、以“联结”为纽带、以“整体”为归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极具中华文化底蕴与结构层次感的原生“模型”（如图1）。
（一）“人—从—众”模型的中华文化根脉
甲骨文中“人”取象于侧面站立的人形，能清楚地分辨人的头背臂胫，反映出先民“早已确认人之所以优于其它动物的特点是：直立行走，手足分工，双手灵巧，头脑发达”。《说文解字》指出：“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许慎深知汉字以形表意的优点，通过分析字形，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准确而醒目地表示出来。汉字的早期构型生动地体现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考察事物，明辨物理，既要‘上揆之天’‘下察之地’，还要‘中考之人’。人是衡定万物的尺度。”同时，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高度重视“人”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地位，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的施政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价值观，到“修己以安百姓”的道德观等，一条重视民众力量、关切民生福祉的价值主线贯穿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始终，确立了政治统治必须回应民众生存与发展需求这一根本的合法性原则。中华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取得了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每一个“人”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宏大系统最基础、具有能动性的微观组分，因此，“人”应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
然而，“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可见人之“贵”在于其结群的能力。甲骨文时代，群体的力量就得到重视，先贤们将在一起的人写作了“从”，由两个“人”字相随构成。李文焘通过分析《甲骨文编》中的“卜辞比、从同字”与《说文解字部首订》中“（从）象一人在前，一人在后，则相听从之义自见矣”等论述，提出“从”与“比”本是同字，描绘的是相互尊重、亲密无间的关系，随着人之间关系的日趋复杂，二字分化为不同的含义，年龄大小、身体强弱、智力高低、品行优劣等比较之下产生了基于个人实际的分工，进而产生了主次、上下关系，便有了“从”字。这形象地表明，社会关系的建立始于平等亲密的结合，并在共同行动中自然地产生秩序与协作。人与人之间跟随、相伴、协作关系所产生的能量与价值，在古典文献中被反复咏叹，如《周易系辞上》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极言协作产生的巨大力量；民间谚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说明任何人成就事业都需要他人的帮助；《淮南子·主术训》言“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彰显集体的强大能力。“从”字揭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各民族长期以来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历史必然结果，因此，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
《荀子·王制》进一步指明了“群”的原理，即“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人群要能有效组织，必须有分工，分工要能顺利运行，必须有基于公平正义的规则与伦理。因此，当无数“从”的关系在网络中扩展、交织，并接受共同规则的调节时，便“涌现”出“众”的意涵。传统释义中“众”为“日下三人形”，视为奴隶劳作，然据晁福林等学者考释，甲骨文“众”字上部并非“日”，而是类似“口”的符号，表示居所或火塘，因此甲骨文“众”字的造字本义实为在火塘旁生活的许多人。这一考释意味着“众”并非在酷日下被强迫劳动的孤立个体集合，而是基于共同生活空间、共享资源与集体活动的生活共同体意象。《国语·周语上》云“人三为众”， 不仅表示数量，更预示着质变，“众”需要通过协调、商议甚至制定规则来达成集体意志、采取共同行动。中华文化很早就孕育了超越狭隘地域与血缘局限的共同体想象与实践智慧。《礼记·礼运第九》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呈现了一个基于普遍正义与共同福祉的“大同”世界，正是“众”之理想形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追求的目标。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从—众”演进脉络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在中国的当代实践，凸显了共同体成员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依赖其存在与发展的凝聚状态”，它帮助个体实现自我确认，获得安全与保护，并通过社会性联结弥补个体有限性，也促使个体在行动中协调自我与集体利益，有效缓释利己与利他的张力，从而提升整体凝聚力与向心力。“人—从—众”模型清晰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遵循的、从微观主体塑造到宏观系统成形的递进规律，回答了建设“应从何处着手、经何路径、向何目标”的根本问题。
1.“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
将“人”确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起点，包含建设动力源于“人”与建设成效归于“人”的双重意涵。一方面，共同体的活力与创造力，本质上是其成员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高度重视人在共同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若个体因物质匮乏、机会不公或权利缺失而陷入生存与发展的焦虑，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与建设热情必将枯竭。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终极旨归，个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以及其自由发展空间的有效拓展，是衡量共同体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尺。一切政策设计与实践展开，都必须以是否真正尊重了人、发展了人、凝聚了人为最终依归。
将“人”作为价值归宿，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终指向一个温暖的、可感知的、属于每个人的“家园”。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说：“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制度层面的政治结合，更应落地为承载个体幸福、安顿人生意义的温暖归宿。
2.“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过程与核心枢纽
“从”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经历的关键过程与依赖的核心枢纽，即社会关系的深度建构与持续再生产。“‘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搭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纽带，为自我与他者之间共同感的培植奠定基础，生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性”，因此，“从”的逻辑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有意识地、系统地创造促进各民族成员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化平台与生活化场域，致力于在空间布局、经济生活、职业网络、教育体系、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打破阻隔、搭建桥梁，将原子化的个体“编织”进一张纵横交错、紧密相连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从”所蕴含的相随与协作精神在联结纽带的建立中至关重要，社会关系网络建设所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聚合，而是基于平等尊重、互利共赢的深度联结。只有当不同背景的成员在共同解决问题、共同追求目标、共同分享成果的实践中，真切感受到协作的力量与互助的温暖时，一种基于实践的“我们感”才会油然而生。
3.“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系统目标与整体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这一比喻生动描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生命体，具有“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结构韧性，精神上表现为成员间的情感凝聚与认同归属。“众”的逻辑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将无数个体与大量良性关系凝聚为一个具有强大内聚力和清晰身份认同的有机整体，因此，必须超越对个体与关系的简单维护，主动进行系统整合与文化塑造。
“众”作为系统目标的内涵在于追求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涌现”效应，这一效应的产生源自“组分之间、层级之间、系统和环境之间互动互应所激发出来的系统整体效应”。因此，仅靠个体福祉的提升与社会交往的促进是不够的，必须有意识地从系统层面进行价值整合、符号建构与制度建设。通过系统性的整合，分散的个体情感与局部的关系团结才能被引导、汇聚并升华为对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度认同与自觉归属。此时的“众”成为一个具有共同精神气质、共同价值追求和共同命运关怀的共同体，这是“天下为公”理想在当代的实践形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追求的终极整体形态。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从—众”运行机制
“人—从—众”逻辑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转化为一套“主体生成—场域构筑—系统巩固”的运行机制，三者环环相扣、动态循环，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内生动力与自我强化能力的系统性运行框架。
“人”的层面旨在以 “主体性培育”的系统工程，将抽象的“人民”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认同承载者与实践者。“对于个体而言，共同体意味着安全感与意义感，其价值在于满足个体需求”，因此，“人”的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基础保障和发展赋能双重路径来实现。一方面聚焦于满足个体的生存需求与发展渴望，从根本上消解因资源匮乏、机会不公可能产生的疏离感与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致力于提升个体的可行能力与公共精神，赋予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培育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意识与公共理性。通过主体性培育，个体切身感受到自身命运与共同体发展紧密相连并能在共同体中实现个人价值时，便完成了从“被动受体”到 “能动主体”的关键转变，成为具备认同潜能、愿意主动寻求社会联结的合格建设者，为更深层次的社会整合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从”的层面旨在以“关系性场域”的主动建构与持续再生产为共同体成员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社会土壤”。一是通过顶层设计，在居住格局、经济活动、职业空间、教育领域、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以制度嵌入为社会交往创造大量常态化、公共性的“接触点”。二是鼓励和支持自发形成的日常交往，以非功利性、情感性的生活交融消弭偏见，建立信任，培育“我们感”。积极的族际接触发生“必须满足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合作关系及制度支持等一系列最优条件”，制度保障之下的频繁、深入且积极的互动让不同背景的成员从“陌生人”变为“协作伙伴”乃至“朋友”，无数此类积极互动所编织的紧密关系网络，持续生产信任、互惠规范与情感纽带，为更高层次的系统性认同提供不可或缺的社会结构支撑与情感能量来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可被视为“一系列成分、状态、事件、反应等相互作用的‘整体涌现’”的特殊关系共同体。 “众”的层面旨在以“系统性整合”将分散的个体感知与局部的情感联结提炼、整合并升华为整个共同体稳定、清晰且自觉的集体意识，主要依靠两条路径实现。一是通过文化整合与意义赋予构建和传递“共享的意义框架”，为所有社会交往和个体体验提供共享的解释体系和价值坐标，将具体经验升华至共同体层面。二是通过制度保障与规范形塑，为所有成员确立平等的法律地位与统一的公民身份认同，保障其发展权利，进而形塑基于公民身份的普遍认同。
主体培育、场域构筑和系统整合共同构成由正向涌现链条和反向调节链条组成的循环系统，即个体的赋能激发其参与社会网络的内驱力；良性的社会交往催生信任与情感联结；
系统层面强有力的价值整合与制度保障，反过来为每个个体的发展提供更公平的舞台、为所有交往注入更深厚的意义，从而持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
三、人：以主体性培育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微观基础
“人”是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通过 “基础保障”与“发展赋能” 的双重路径，在筑牢个体生存根基的同时激发其内在潜力与公共精神，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与主体条件。
（一）夯实基础保障，筑牢认同的物质与情感根基
马克思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满足，是一切社会活动与社会意识发生的前提，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首要在于回应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解决好“管肚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始终贯彻“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理念，历经艰苦奋斗，使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西藏波墨公路是通往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墨脱的道路，沿途穿越地质灾害频发的险峻山区，施工难度与建设成本极高。然而，国家以“再难也要通”的决心，历时数十年、屡毁屡建，最终将这条“生命线”铺到墨脱群众的家门口。波墨公路的通车，不仅结束了墨脱长期与世隔绝的历史，更直接带动了当地特色产业开发、旅游兴起与公共服务覆盖，使当地群众获得了稳定增收、改善居住、就医就学的现实可能。波墨公路的建设正是党和国家筑牢每一个成员得以安身立命、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根基而做出不懈努力的微观缩影。人的需要会随着历史进程而动态发展，“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在全面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胜利的新时期，国家更是将这种物质根基拓展为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安全网与尊严感。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稳步提高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及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政策举措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目标，即夯实个体的经济安全与居住尊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与情感根基。如促进收入增长与负担减轻政策，直接增强了个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使其从生存焦虑中解放出来，成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具有发展能动性的主体；医疗保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标准的持续提高，与“住有所居、住有优居”的住房保障体系相结合，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安全网，显著缓冲了个人与家庭面临的各类社会风险，传递出国家“不落一人”的强烈价值承诺。同时，个体在日常可感可触的福祉提升中，逐渐与国家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结与稳固的心理契约。获得感与安全感的累积是个体建立对更大集体信任与依赖的情感起点，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化为承载个体温暖体验与生命依托的“家园”意象。
（二）推进发展赋能，激活认同的认知与实践能力
“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在保障生存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进一步通过发展赋能路径，提升个体的 “可行能力”与“公共理性”，使其从被动的受助者成长为积极的建设者与自觉的认同者。这一路径主要通过两大支柱实现：教育与劳动实践。
教育作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正是唤醒与培育这种主体性的关键。近代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无数仁人志士率先意识到，沉睡的民族亟须被唤醒，涣散的人心必须重新凝聚。他们无不将教育、启蒙与人才培养视为根本出路，从“开民智”的呐喊到新式学堂的创办，从“少年中国”的呼唤到留学生的派遣，其核心皆是致力于塑造具有现代国家意识、民族自觉与担当精神的新国民。这段艰辛探索的历程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其成员必须摆脱蒙昧与被动，成长为具有清醒认知和能动力量的主体。国民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将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增强个人遵守规则的意识，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减少犯罪，增强民众的责任意识和民主法治观念等，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扩大高中学位、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等政策，打破了地域与阶层壁垒，构建一个更趋普惠、均质的国家教育空间，不论民族、无关背景，所有青少年都能在学习统一规范的知识体系、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熏陶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关于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与公民责任的共享认知框架。“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也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民族团结教育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教育中逐渐转化为年轻一代可理解、可体验、可认同的具象化社会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对高等教育与科技人才的战略性投资，培育创新主体，形成引领性认同。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质本科扩容，特别是大力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的政策，是对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高阶投资。它超越了基础性的认知塑造，直接服务于培育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时代发展的“最先进的”个体。对高端人才的培养与支持，旨在激发其创新主体性，使其在科技攻关、文化创造、产业升级等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个人才智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这种在参与国家前沿发展进程中实现的自我价值，会升华为对共同体最深刻、最牢固的理性认同与自豪感，形成一批具有高度自觉性与引领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者。
劳动实践是将个体深度嵌入共同体的关键机制。“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劳动不仅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更是人实现其社会本质、发展自由个性的根本途径。就业，作为个体参与社会分工、进行劳动实践的主要形式，直接关系到人的经济独立、社会尊严与自我实现。首先，就业渠道的拓宽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赋予个体经济独立与社会参与的实践根基。拓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渠道，加强对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等政策赋予不同群体通过劳动融入社会发展进程的机会。其次，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健全以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落实“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等政策。于个人而言，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能力，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并且收获精神层面的尊严与成就感。并且，个体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也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过程，这是认同最为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个体借以施展才华、获得认可、实现梦想的鲜活实践场域。最后，对就业与技能的重视在深层次上塑造着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和勤劳互助、敬业奉献、公平正义的共同体伦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活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也生产社会关系本身。现代社会基于分工协作的职业生活，是形塑社会关系与集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劳动者通过行业协作、技能交流、项目合作等形式结成的团结，超越了血缘与地缘，成为连接共同体成员的重要纽带。
四、从：以关系网络建构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联结场域
“为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求，人们通过分工的方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结成一个个共同体，并通过共同体的组织、动员与生产活动，形成不同的关系纽带”， “从”的层面聚焦于“关系性场域”的主动建构，采取“制度嵌入”与“生活交融”相结合的双轨模式，系统性地创造、拓展并深化各民族成员之间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联结，将原子化的个体“编织”进休戚与共的关系网络之中，在实践层面实质性地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一）深化制度嵌入，构建广泛互联的交往平台
制度嵌入的核心，在于通过顶层设计与公共政策，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关键维度系统性地创造常态化、公共性的交往“接触点”与协作“接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和核心在于共享，即在全社会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人人共享、机会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体系。”近年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实施重心已从‘有没有’‘均不均’向‘优不优’转变”，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供给不足、区域和城乡差异明显以及供需不匹配等问题。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稳步推进，在物理空间与制度供给两个维度，构建一个超越地域、民族与阶层差异的均质化、普惠性的公共生活平台，为不同群体间广泛、深入、自然的日常互动扫除结构性障碍，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最广阔、最坚实的现实土壤。
首先，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能够在相近的校园环境、课程体系和师资水平下共同学习与成长。长达数年的制度化共处，是早期形成跨文化友谊、建立共享价值观和集体记忆的有效方式，也从人生起点上削弱了基于地域和文化的原生隔阂。其次，提高医保补助、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使所有公民面对疾病时能获得同等水平的国家保障。现代化的医疗空间中，基于“患者”而非“某族人”的身份互动，强化了公民身份的平等体验，传递了生命尊严无差别的国家伦理。最后，建设向全民开放的博物馆、体育馆、公园、社区活动中心等，提供了低成本、低门槛的休闲社交场所。社会成员基于共同兴趣的自发性社会交往得以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跨越既定社会圈层的“弱关系”联结，成为社会融合的润滑剂。
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需要营造平等包容的交往环境，更需要在共同奋斗与协作实践中形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社会联结。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团结理论指出“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 “无论是‘职业共同体’‘单位共同体’还是‘企业共同体’，都体现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作为国家与个人间中介组织的凝聚功能。”因此，通过有意识、有规划的共同发展项目投资，主动设计与搭建“协作纽带”，推动各族人民在共同目标下结成事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从而将宏观的发展战略转化为能够持续生产社会团结的微观实践机制。首先，职业技能培训、继续教育的公共投入，是将来自不同背景的劳动者纳入国家统一的能力提升体系和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关键举措。这种基于专业技能和共同经历的“同行网络”超越了原生地域和文化的局限，成为一种以现代职业身份为纽带的新型社会联结，也是个体融入更广阔国家发展进程的中介。其次，政策层面“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多劳、技高、创新者多得”的导向，以及提高技能人才待遇等具体措施，更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引导机制，激励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回报而主动寻求合作、提升技能、投身创新。在科研项目组、企业研发团队、乡村振兴合作社等具体组织形式中，成员基于共同的专业目标和经济利益紧密协作，实现了知识的共享和信任的建立，“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最后，在普惠养老、社区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传承等民生与公益领域进行公共投资能够直接动员和组织不同社群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同受益。人们不仅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更在“共事”的日常实践中建立面对面的联系、形成解决冲突的机制，并培养相互依赖的责任感。
（二）促进生活交融，培育守望相助的情感纽带
生活交融着眼于社会网络末梢与日常生活微观情境的情感建构，旨在通过鼓励和支持自发、常态、非功利性的日常互动，培育真诚的“我们感”，这个过程深深植根于社区这一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最密集、社会关系最直接的场域，“随着相似经历的不断积累，成员对社区规则、文化风貌及彼此态度的理解日益趋同，情感能量在此过程中不断内化为心理认同基础，构成集体认同的初级形态。”通过发展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区支持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最深厚、最持久的心理基础与情感黏合剂。
在生命的起点，以普惠托育与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奠定社区融合的早期基调。依托社区建设的普惠性托育机构、儿童之家、亲子活动空间，能够让不同民族背景的婴幼儿在一个安全、友好的公共环境中共同游戏、成长。陪伴孩子参与活动的家长，也会围绕育儿经验、儿童成长等日常话题进行高频次、常态化的交流。这种从生命开端就嵌入的跨家庭、跨民族的互动网络，为社区注入了最初的融合基因。在成长阶段，以社区教育支持与就业服务网络强化社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感知。建设社区自习室、职业技能培训点、就业信息服务站、创业孵化空间等，意味着社区衍生出支持成员向上流动的功能。社区青年在为学业奋斗、为就业准备、为创业拼搏时，能够便捷地获得来自社区公共空间的资源及来自邻里、志愿者的经验分享，一种基于共同奋斗与相互支持的“我们”意识也悄然形成。在成年阶段，劳动力再生产、家庭抚育、社会贡献等责任叠加于一身，个体面临多重生活风险，社区健康服务与家庭支持体系构建了“雪中送炭”的信任纽带。通过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心理健康支持站点、日间照料中心、紧急互助机制等举措，实现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延伸。当居民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求助社区组织或邻里网络，并能得到其及时有效回应，这些具体的关怀行动比任何口号都更能传递“我们是一家人”的情感信号，从而将情感联结从“锦上添花”的日常交往，深化为“患难与共”的伦理承诺。在老年阶段，社区养老与老年社会参与实现生命价值的社区再整合与情感传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食堂、适老化改造、老年大学及文化活动等，在解决养老问题的同时又激活了庞大的老年群体作为社区情感黏合剂、文化传承者与社会资本载体的功能。不同民族的老年人在社区活动中相聚，分享人生经验，传授传统技艺，参与社区治理，他们在获得尊严与归属感的同时，也成为促进代际融合、文化交流的稳定力量。从生命起点贯穿至老年、渗透于柴米油盐的持续性交往，使“民族团结”不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化为“一起长大的玩伴”“互相照应的邻居”“志趣相投的朋友”等具体而微观的生命联系。
五、众：以系统性整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机巩固
涌现现象的随附性（supervenience）作用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高层级的整体形态，其属性、表现与功能建基于底层各民族单元（或其他组分）及其互构关系”，若各部分之间结构失衡或关系失谐，则可能导致整体功能弱化，甚至出现“系统失效”。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进行主动的、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与系统性整合，通过 “文化整合与意义赋予”和“制度保障与规范形塑”的协同运作化解可能出现的“认同分散”或“关系疏离”等系统性风险。文化整合赋予制度以道义温度与情感厚度，使法治认同获得价值根基，制度保障赋予文化以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使精神归属获得现实依托，二者在“众”的层面实现深度融合与系统集成，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有机团结走向有机巩固。
（一）强化文化整合与意义赋予，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整合的核心功能，在于构建和传递全体成员共享的意义框架、价值坐标与历史记忆，为个体的身份认同、生命体验与社会互动提供共享的解释系统和情感依托，从而孕育深层次的精神归属。
其一，确立并传播系统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实现叙事整合。这要求国家以战略性投入，持续强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及其大众化阐释，将“五千年文明”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集体遗产；系统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线性分布的文物古迹、历史场景、精神地标整合为承载民族记忆、激发情感共鸣的精神图腾；鼓励和支持反“五个认同”的文艺创作与影视传播，以生动叙事将抽象的民族融合历程具象为有血有肉的“共同故事”。
其二，提炼、展示和培育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质的文化符号、艺术形式与精神理念，实现价值整合，使其成为连通各民族情感的文化血脉。实践当从三方面推进：一是以专项资金和长效机制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民族古籍整理出版、民族地区传统工艺振兴，使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得到尊重与彰显；二是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推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仪式，强化其作为“文化最大公约数”的凝聚功能；三是通过国民教育体系、公共文化空间与主流媒体平台，持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使其成为连通各民族情感的文化血脉。
其三，推进符号与语言的整合，构筑心灵沟通的“共通桥梁”。以教育资源倾斜、师资定向培养、数字化教学工具配套为支撑，稳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教育、行政、传媒、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规范化应用；在民族地区深入实施“学前学会普通话”等专项计划，从源头上打破语言壁垒，为各民族儿童铺设通向更广阔知识世界与就业空间的语言轨道。与此同时，坚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支持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广播影视译制、双语司法服务等，在尊重语言多样性、保障语言权利的前提下，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真正成为各族群众平等交流、深度互嵌、情感交融的“共通桥梁”。
其四，强化文化公共产品的普惠供给，实现精神滋养的可及可感。文化整合最终要落脚于每一个个体的日常体验，通过支持全民阅读、农家书屋、社区文化中心建设，让书香浸润城乡；通过公共文化云平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图书馆、博物馆“云展览”等数字化手段，突破优质文化资源享有的时空限制；通过文化惠民工程，将高水准的文艺演出、展览、讲座送到田间地头；通过鼓励创作各类反映民族团结、奋斗圆梦的影视文学作品，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激发全民族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二）完善制度保障与规范形塑，夯实法治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典型的复合结构，在横向结构上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在纵向结构上表现为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且在不同层次中呈现出多重的内部关系”，构建统一、公平、可预期的规则体系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各部分有序组合并发挥出“整体大于局部”作用的保障。首先，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保证国家团结统一的前提下，依法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制度的与时俱进持续释放治理效能，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石。其次，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方式保障和规范各民族平等权利与义务，任何民族的成员都作为公民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通过对平等的持续“赋权”与对歧视行为的刚性“限权”，为共同体成员铺设可预期的权利保障轨道。同时，通过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防止和纠正歧视的体制机制、在全国范围内保障公民自由迁徙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不断削弱基于出生地、族别等因素的“制度性区隔”，使每一位共同体成员都能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感受到“国家在场”的公平托举，都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获得可及可感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最后，制度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成员提供保护与福利，更在于激发成员的主体性、责任感与归属感。通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使各族群众真切体会到，自己不仅是国家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共同体未来的塑造者。
六、结 语
本文以汉字“人”“从”“众”的构型演变为隐喻框架，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从—众”路径分析模型，系统回答了共同体建设“从何处着手、经何路径、向何目标”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非抽象的政治动员，而是一个从微观主体塑造到宏观系统成形的递进演化过程。“人”是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需通过基础保障与发展赋能，将个体从“被动受体”转化为“能动主体”；“从”是关键过程与核心枢纽，需通过制度嵌入与生活交融，将原子化个体编织进休戚与共的社会关系网络；“众”是系统目标与整体形态，需通过文化整合与制度保障，将分散的情感认同升华为对共同体整体的自觉归属。三者共同构成“主体生成—场域构筑—系统巩固”的正向循环机制，形成具有内生动力与自我强化能力的系统性运行框架。
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理论的创新。其一，在理论建构层面，将汉字哲学资源引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出一种扎根中华文化根脉的共同体建设叙事，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本土理论工具箱；其二，在分析路径层面，打通“个体、关系和系统”三个层次，超越既有研究或聚焦宏观政策或停留微观心理的碎片化倾向，构建了一个贯通微观主体、中观关系网络与宏观制度整合的中层分析框架，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与操作性；其三，在政策转化层面，将“人—从—众”逻辑具象为“主体培育—场域构筑—系统整合”三重机制，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范式跃升提供了可落地的政策路径图谱。
本文所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演进脉络与运行机制为民族工作的推进提供了路径参考，但本文偏重理论建构与机制阐释，后续研究可围绕“主体性培育”“关系网络密度”“系统整合效能”等维度开发测量指标，开展量化实证研究，亦可选取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实践案例进行深度比较研究，检验“人—从—众”机制的适用条件与实践变式。数字时代，虚拟空间中的认同生成、数字交往中的关系重构、算法治理对共同体整合的挑战与机遇等同样需要引起关注。期待更多研究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理念叙事”走向“科学建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
注：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