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毅 周建勋 张良:数智时代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8 次 更新时间:2026-06-21 23:39

进入专题: 数智时代   中华民族共同体  

贾毅   周建勋   张良  

贾毅,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重庆市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周建勋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高级教师,本文通讯作者;张良,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学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带来了系统性影响与结构性挑战。该技术通过精准塑造认知、沉浸培育情感和协同强化价值,为教育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技术应用也伴随着多重挑战,包括算法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局限、符号仿真导致的情感淡化,以及技术权力介入引发的价值冲突。为此,应建构人机协同训练模型以重塑认知结构,建立符号智能校验系统以深化文化情感联结,完善数字赋能支持体系以凝聚价值共识,从而为数智时代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深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数智时代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与泛在网络等关键技术,深刻改变了知识生成与社会运作的基本逻辑,也为教育领域带来系统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下简称“学校铸牢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学界围绕数智技术如何赋能“学校铸牢教育”进行了多维探讨,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技术优势、潜在风险与实践路径等方面。在技术赋能方面,研究探讨了数智技术如何革新宣传方式、提升信息传播效率、增强媒体责任意识,从而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在风险审视方面,学者们指出算法的“黑箱”特性可能阻碍民族间的有效沟通、内容泛娱乐化易削弱教育的严肃性,以及网络民族主义等思潮带来的潜在挑战;在优化路径方面,研究则涉及技术治理与教育主体素养提升等方向。总体观之,已有研究为理解数智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多数仍聚焦于技术应用层面,对算法影响“学校铸牢教育”的内在机制探讨尚不充分。基于此,本研究依据“认知—情感—价值”的主体建构逻辑,旨在系统阐释数智技术对“学校铸牢教育”的作用机制,剖析其中潜在风险,并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相关教育实践提供参考。

一、数智技术为“学校铸牢教育”带来新机遇

数智时代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其发展主要围绕“数字智慧化、智慧数字化与人机协同化”展开。数据、算法、算力与泛在连接构成了这一时代的基石。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形成一种接近人类复杂认知的新智能范式,为培育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拓了崭新的技术路径和实践空间。

(一)精准塑造:数智技术赋能“学校铸牢教育”的认知建构

面对“学校铸牢教育”所依托的深厚历史脉络、丰富文化符号与复杂理论体系,智能技术正助力教学模式从标准化的知识灌输,转向个性化、探究式和系统化的认知培养。传统教学往往因内容与进度统一,难以顾及学生个体差异。而智能技术能通过分析学习数据,构建个体认知模型,实现教育内容的精准供给与适配。数智技术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认知支架”的角色—系统可依据个体认知发展水平,自动调整教学重点与难度,或创设与学生既有经验紧密相连的学习情境,使教育内容既能抵达理论前沿,又能扎根生活世界。这种人机协同的认知干预机制,有效突破了传统教育“千人一面”的局限,在维系学生认知发展连续性的同时,为其搭建了螺旋式上升的认知阶梯,从而实现认知结构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迁。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阵地,学校肩负着整合资源、营造氛围、引导学生形成正确认知的重要职责。智能技术所具有的深度交互特性,为“学校铸牢教育”注入了强大的探究性学习动力,促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建构者。在课堂上,教师可利用智能技术引导学生围绕民族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展开深入讨论,通过设计层层递进的启发性问题,激发学生进行信息搜集、比较分析和综合判断等高阶思维活动。这种持续的智能交互,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协商”过程——学生在与智能系统的对话中不断遭遇认知冲突,又通过反思与整合逐步化解冲突,从而实现认知图式的同化与顺应。这一过程不仅深化了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元认知”能力,使学生能够自觉监控、调节自身的认知策略,为终身学习与价值认同的持续深化奠定基础。此外,针对传统教学容易导致知识碎片化的问题,数智技术凭借其强大的语义关联和知识图谱构建能力,协助学生将零散的知识点整合成逻辑连贯、意义完整的认知体系。通过构建系统化的知识图谱,把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认知框架,有助于学生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立体化认识,最终促进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等核心价值理念的内在认同与情感归属。

(二)沉浸培育:数智技术赋能“学校铸牢教育”的情感认同

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多元一体”格局与“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构成“学校铸牢教育”的核心价值基础。数智技术通过构建虚实结合的教育场景,为学习者创造了自主探索民族文化的空间,从而系统性地培育和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与归属感。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审视,情感认同的形成依赖于具身认知机制,即个体通过感官体验与情境互动,将抽象价值内化为深层情感印记。相较于传统情感教育单向、静态的传授方式,数智技术能够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文化符号转化为生动、立体的多感官内容,帮助学生将抽象的历史脉络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情感体验,从而自然而然地激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亲近与认同。更为关键的是,数智技术能够基于学生个体认知水平与情感特征,实现情感教育内容的精准适配,使每一次情感触动都扎根于学生的既有经验,避免“泛情感化”教育导致的体验浅表化问题。

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是“学校铸牢教育”的情感基石。数智技术凭借强大的时空整合能力,能够搭建培育跨文化同理心的虚拟环境,使学生得以“进入”不同历史时期与地域民族的生活世界,理解其独特的传统与习俗。这种沉浸式的参与体验,打破了地域与认知的限制,推动学生从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情境体验者。在亲身感受多元文化魅力过程中,学生逐渐形成超越自身民族视角的共情能力,为“学校铸牢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此外,情感培养是一个动态且个性化的过程,需要持续的情感识别与反馈。借助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计算技术,数智技术可以扮演“情感伴学”角色,通过实时交互感知学生对民族议题的情绪反应,识别可能的困惑或疏离感,并给予及时、个性化的疏导。这种人机协同的情感支持机制,不是简单地提供情绪安抚,而是基于对学生情感轨迹的动态建模,精准捕捉情感转折点,并通过适切的叙事引导或情境再创设,帮助学生完成从情感波动到价值认同的转化。该机制使“学校铸牢教育”能够突破课堂的时空局限,延伸至学生学习的全链条,形成持续而深入的情感陶冶,从而推动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不断深化,并最终内化为稳固而深刻的价值观念。

(三)协同强化:数智技术赋能“学校铸牢教育”的价值内化

传统价值教育往往将学生置于被动接收信息的地位。数智技术通过构建支持多元主体参与、能够实时多向互动的协同环境,为改变这一状况提供了新的可能,有力地推动学生从被动的价值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价值探索者和实践者。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与数智技术进行深度协作,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知、可参与甚至可共同创造的数字化叙事或项目。当学生亲身参与对价值内涵的数字化诠释与表达时,便实现了从信息接收者到意义建构者的角色转变。这种参与和创造的过程,正是价值理念从表层认知向深层信念转化的重要途径。

进一步而言,数智技术所构建的沉浸式虚拟实践场域,为价值内化提供了关键的情感基础。价值内化的核心在于将抽象认知转化为亲身经验。借助数智技术支持的高仿真情境,学生得以进入一个既安全又具有深度的“体验式学习”空间,能够以第一人称视角在复杂情境中进行观察、判断与决策。正是在这种“实践中认知”的仿真过程中,学生可以切身感受个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联系,体会集体价值对个人行为的塑造作用,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外在的社会规范,逐步内化为个体自觉遵循的价值准则与行动指南。值得注意的是,稳固的价值内化不仅依赖于情感共鸣,更需要坚实的理性认知作为支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工具,可以扮演“启发式对话伙伴”的角色,通过促进持续、深入的思辨对话,引导学生围绕民族认同、文化传承等核心议题,展开多角度、层层推进的理性思考,从而夯实价值认同的理性基石。教师可以借助数智技术创设理性、开放、平等的对话环境,鼓励建设性的质疑、论证与反思。通过这种持续的人机协同与多元互动,学生能够不断厘清价值认知中的模糊之处,深化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必然性的理解,进而在自主的理性思辨中,逐步建立起系统、稳固的价值判断体系,最终实现价值观念从外部灌输到内心确信的根本性跨越。

二、数智时代“学校铸牢教育”的现实挑战

数智技术在赋能“学校铸牢教育”的同时,其深度应用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多重风险。随着智能算法的深度介入,算法作为一种新型权力,正日益成为影响社会认知与组织方式的关键力量。由数智技术革命所驱动的教育场域、结构与载体的系统性重构,同样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可预见及难以预料的挑战。

(一)算法茧房窄化认知视野,削弱主体认知

智能算法的推荐机制在“学校铸牢教育”中潜藏的认知风险,主要体现为对学生认知视野的窄化及其认知主体性的削弱。具体而言,在教育场景中,基于用户偏好的内容分发机制,使学生不断接收到与自身既有认知和兴趣高度相似的内容,这大大减少了他们接触多元民族叙事和不同文化表达的机会,容易形成坚固的“信息茧房”。当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供给长期被局限在算法筛选的单一信息范围内时,学生构建的认知图景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碎片化和片面化的特征。这不仅阻碍他们对各民族历史文化形成完整理解,更从根源上削弱了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宏大格局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数智技术的深度介入也直接影响了学生认知的主动性。当算法能够直接提供定制化信息时,“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算法治理的主体性难题”。基于“受众本位”的内容供给,使学生过度依赖算法推送,更倾向于接受现成的结论,而逐渐失去了对知识生成逻辑、历史背景及其内在复杂性进行深入探究的动力。这种认知惰性的积累,导致学生在面对民族关系等蕴含价值判断的复杂议题时,其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审视的能力可能趋于弱化。认知过程从主动的意义建构滑向被动的信息接收,这直接制约了“学校铸牢教育”实现深度内化与持久认同的目标。此外,个性化的算法分发在群体层面还可能加剧认知分化并压缩对话空间。不同背景的学生群体因接收内容差异较大,可能形成彼此隔离、内部观点趋同的“认知圈层”。当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出现重大分歧时,基于共同事实与价值的理性对话便难以有效开展。这种认知上的分化不仅阻碍了校园内必要的跨文化理解与共情,更侵蚀着“学校铸牢教育”赖以构建的普遍共识基础。其结果可能是中华民族共同话语体系的消解与集体认同感的淡化,使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认同变得愈发困难。

(二)符号仿真消解情感认同,虚化历史感知

索绪尔语言学指出,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联结。传统文化仪式与民族节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承载的重要形式,其教育价值在于通过具身参与产生深刻的情感印记。然而,在媒介隔离效应下,数智技术将丰富的文化实践转化为视觉符号的组合与展演。学生通过屏幕看到的,往往是脱离了具体语境和文化氛围的仪式片段。这一过程不仅将鲜活的“我-你”关系,简化为“我-它”的关系,将丰富的“他者”文化降维为可供分析的数据对象,更引发双重困境。一方面,在数字生态中,大量的交互发生在非人类的技术元素之间,人类只是其中的微小组成部分。非人类元素的“转译”过程,容易造成原始文化意义在传递中的断裂与损耗。另一方面,当人与数智技术共处时,主体的注意力与意向活动,究竟是指向技术媒介本身,还是其所传达的内容?如果仅将技术视为被动的工具,就会忽视其模拟人类情感与行为的能力,进而限制我们对技术所中介的人际互动的深入理解。其结果是,个体可能在不自觉中被算法的逻辑所规训,情感体验趋于单一和表面化。

更为关键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在共同的历史记忆之上。然而,数智技术生成内容的碎片化与场景化特征,可能导致连续的历史脉络被割裂为孤立的叙事片段。当复杂漫长的民族交融史被压缩为几个关键场景的快速切换,历史的纵深感和连续性面临被消解的风险。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导致“灵韵”在机械复制中消逝,更破坏了历史事件的“叙事同一性”,使学生难以把握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共同体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时,数智技术生成的仿真内容往往追求视觉冲击和即时满足,使符号背后蕴含的深厚情感被浅层的感官刺激所遮蔽。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算法驱动的内容庸俗化、价值娱乐化的“流量狂欢”中,学生存在陷入浅薄娱乐的风险。这不仅危及集体记忆的有效传承,更从根基上动摇情感认同得以形成和巩固的深层基础。

(三)技术权力扰动教育秩序,引发价值冲突

与情感层面风险相比,数智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权力形态,正在对传统的教育结构秩序形成冲击,并可能由此引发深层的价值认同冲突。在传统学校场域中,教师作为“文化的合法传递者”与“价值的权威引领者”,是保障主流价值观得以一致、有效传递的基石。然而在数智时代,智能算法依托其庞大的数据库与实时更新的知识网络,正在促成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当算法生成的观点与教师讲授或教材内容出现不一致时,如果学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信算法推送的所谓“客观”信息,教育者的话语权威就可能被实质性削弱。这种权威结构的变动不仅会干扰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更在深层次上削弱了主流价值叙事的影响力与凝聚力,使“学校铸牢教育”所依赖的价值引导面临被技术工具理性悄然替代的风险。

进一步而言,学校作为系统培育社会价值共识的关键场所,其教育内容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然而,基于个性化偏好的算法内容分发机制,却可能使不同学生群体接触到差异巨大甚至相互矛盾的价值表述。这种认知基础的碎片化与价值信息的异质化,不仅使在课堂内外凝聚普遍共识变得困难,还可能直接引发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困惑与疏离感,从而动摇“学校铸牢教育”所必需的集体认同基础。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技术环境极大地增加了学生进行独立价值判断的难度。面对算法持续推送的立场和来源各异的民族叙事,学生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与清晰的标准来辨别其中隐含的价值倾向。在圈层化的网络社交环境中,对“圈内共识”的盲目信任时常取代了对信息真实性及价值正当性的审慎考量,个体更容易被所在社群的主流观点所影响和塑造。尤为棘手的是,数智技术运作背后可能隐藏着商业逻辑或未言明的特定立场,使某些流行内容的价值导向与“学校铸牢教育”的根本目标相背离,这进一步将学生置于价值混淆与选择困境之中。

三、数智时代“学校铸牢教育”的应对之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不仅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更依赖于积极、系统的教育建构。学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场域,应遵循认知、情感、价值的发展逻辑,在数智时代积极探索创新路径,以持续提升教育成效。

(一)建构人机协同训练模式,系统重塑学生认知结构

认知建构的起点在于情境的创设与知识的系统化呈现。数智技术的强大场景构建与仿真能力,使创设高沉浸感、高保真度的虚拟学习环境成为可能。教育者可以超越课本与讲台的物理限制,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复杂的民族交往史,转化为学生可进入、可交互、可体验的数字化情境。例如,围绕“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交融”“抗日战争中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等关键历史主题,学生通过穿戴设备或交互界面,能够“置身于”历史现场,以第一人称或观察者视角,亲历商品往来、文化交流、患难与共的关键节点。这种具身化学习方式,能够有效弥合历史时空与学生当代经验之间的鸿沟,将抽象的民族关系概念转化为具体、鲜活的情感与认知经验。更重要的是,技术可以支持多视角叙事的切换与对比。学生不仅能从中央王朝的视角观察,也能切换到边疆民族、商旅、使节等不同群体的立场,理解历史进程的多元动力与复杂互动。这种多棱镜式的观察,有助于学生打破单一、线性的历史认知模式,初步建立起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动态性、互动性与整体性的认知框架,理解“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辩证逻辑。

认知的深化依赖于持续、深入的思辨训练。学校可设计系列化的思辨训练方案,其核心是组织结构化的人机对话与多元观点辨析。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基于丰富的数据库,模拟持有不同立场的“虚拟辩友”,与学生就特定民族史观、文化现象或当代议题进行论辩。例如,围绕“如何理解某段历史时期的民族政策”“如何看待特定文化符号在当代的传承与演变”等问题,系统地呈现基于不同史料或理论视角的观点,引导学生进行论证、反驳与综合。这一过程迫使学生在“观点的市场”中主动搜集证据、梳理逻辑、审视自身预设,从而实现从被动接受结论到主动建构意义的根本转变。教师则扮演高级引导者与教练的角色,指导学生运用数智分析工具,对来自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文献、文艺作品、媒体文本等进行对比分析。通过这种人机协作的深度思辨,学生不仅积累了知识,更关键的是掌握了批判性审视信息与叙事的方法论,培养了识别自身及他人认知局限的元认知能力,从而真正内化对“多元一体”格局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的理性认同。

(二)建立符号智能校验系统,促进文化情感深度联结

在数智时代,“学校铸牢教育”需要通过准确理解和呈现文化符号的情感内涵,系统构建智能化的符号校验机制,从而有效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避免因过度侧重理性教育而导致的情感培育不足。

首先,推进文化符号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作为文化传承与社会认同塑造的关键场所,学校教育的运作深刻影响着文化意义的传递。为此,学校应联合专业机构,系统梳理各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建立涵盖神话、仪式、历史人物与艺术形式等内容的铸牢教育主题符号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符号意义解读体系。通过对符号的起源、演变及其情感价值进行权威阐释,构建一个既具有统一核心又包容多元表达的符号意义框架。在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利用数智技术生成相关内容时,必须严格遵循符号使用规范,确保数字化呈现能准确传达符号本有的情感温度与文化深度,引导学生产生恰当的情感共鸣,防止因符号误用或浅读而造成情感上的疏离。

其次,构建全流程的质量监控与动态纠偏机制。为了确保上述规范落到实处,学校需建立覆盖教学全环节的符号使用审核与校正流程。这要求制定并完善文化符号在教学中的使用与传播标准,并通过贯穿课前设计、课中实施与课后反馈的多层次审核机制,对教学中的符号呈现进行动态评估。在此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符号使用语境是否恰当、意义传达是否准确,确保无论是教师自制内容还是智能生成材料,都能真实、完整地体现文化符号的情感内涵。

最后,积极推动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与现代表达。学校教育不仅承担着保护与传承的使命,更应致力于让传统文化符号与当代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联结。教师应引导学生探索传统符号与现代生活之间的意义关联,组织学生参与对文化符号进行现代诠释与再创造的实践活动。在坚守文化精神内核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符合当代青少年审美与情感结构的创新表达形式。通过这种创造性转化,使承载中华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焕发新的活力,让学生在深度参与中自然生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实现情感联结的持续深化与巩固。

(三)完善数智赋能支持体系,实现价值共识长效凝聚

“学校铸牢教育”是一项深层的价值塑造工程,其根本目标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师作为价值引领的关键主体,在数智时代巩固其教育权威显得尤为关键。为此,学校应建立常态化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机制,通过系统培训,着力增强教师运用数智技术阐释与传递价值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主动、创造性地运用数字工具,增强主流价值观的表达效果,生动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当代意义。

为保障教师在技术融合环境中的主导作用,需建立有效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开发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原创数字教育资源,使其在人机协同的新教育场景中,始终保持价值引导的主动权,稳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育人核心功能。同时,应着力构建动态的价值共识形成机制。学校可搭建基于数字平台的公共讨论空间,营造开放、理性的交流环境,引导学生在充分对话中增进对共同价值的理解。在教学活动中,可有意识地设计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协商环节,并利用数字工具全程记录与可视化呈现讨论过程,帮助学生直观理解价值共识如何在多元观点碰撞中逐步凝聚。此外,还应建立基于数据的价值认同评估与反馈系统,通过数字平台持续追踪学生的认同状态,及时识别并疏导出现的认知偏差,从而提升价值引领的精准性与持久性。

最后,必须构建协同联动的数字教育资源体系,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共识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与制度保障。学校应建立公平高效的数字资源统筹机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打破不同群体间的资源壁垒,实现优质资源广泛覆盖。在资源建设方面,需系统开发并智能推送铸牢教育专题资源,同步建立资源使用效果的精准评估模型。更为关键的是,应构建跨学科、跨部门的资源整合与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全体教师共同参与资源生态建设,凝聚价值引领的教育合力,从而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共识培育的实效。

综上所述,数智技术通过精准化认知塑造、沉浸式情感培育和协同性价值强化,为“学校铸牢教育”带来了范式革新的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算法“信息茧房”导致的认知窄化、符号仿真引发的浅表化体验,以及技术权力对教育秩序的扰动等多重挑战。因此,应遵循“认知—情感—价值”的主体心理发展逻辑,通过构建人机协同思辨模型、建立文化符号智能校验系统,以及完善教育数字化支持体系等系统路径,推动形成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良性互动的教育新生态,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本文刊登在《中国教育学刊》2026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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