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贯穿于教材《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始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注重立足于由国家视角释义上述基本概念，而概念背后的国家意涵又成为教材系统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的叙事主线。教材通过史实提炼与学理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人们共同体—辽阔疆域—族际互动—制度体系—国家认同”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华民族何以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内由多元融聚为一体，并从自在走向自觉、从自立走向自强的政治逻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体系；历史演进；政治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而言，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可以视为该领域的最新成果。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十余年来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总结，这本教材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又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进程夯实了理论基础，对加快形成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概念是建构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础，全面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是学好用好《概论》教材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概念引领着史实分析。《概论》开篇就明确界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若干基本概念，如“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大致框定了全书的内容架构和分析脉络，在教材中发挥着统领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概念来源于史实支撑。教材在内容上非常偏重于史实阐述，强调以历史素材去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进而在此基础上去归纳提炼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论》教材的一大特色是坚持从国家视角释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核心概念并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叙述，这就启示我们要强化从国家角度对中华民族的理论阐释，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政治逻辑进行探析。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概论》中系列基本概念为依据和抓手，提炼出“人们共同体—辽阔疆域—族际互动—制度体系—国家认同”的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中蕴含的政治逻辑进行学理建构。
一、从基本概念到分析框架
2023年中央统战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强调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深化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内涵外延的研究”。《概论》应时而生，基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悠久历史事实，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重大理论问题，深化了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基本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一）基本概念的分析
“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石性概念。《概论》写道：“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从概念的基本表述来看，它揭示了中华民族是各类人群融汇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各类人群”“中华大地”“中华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等语义指出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是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产物，离不开人群活动、地理空间、文明形态、社会互动、政治结构的共同支撑；“浸润”“经历”“共同缔造”等语义则强调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是一种历史性过程。
《概论》从本质属性、形成过程、构成要素三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界定。“从本质属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这一概念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聚生成视作“四个共同”历史进程的产物，将其发展形成过程全然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进行审视，从而确认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国家层面民族实体的本质属性。在这一进程中，“祖国疆域”“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等重要词语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石。此外，《概论》还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是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的有机统一过程，高度重视政治因素和政治力量在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强化过程中的意义。
立足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界定，《概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各族人民必须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一概念清楚交代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涵及来源。从本质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是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从内涵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从来源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本体的主观反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的思想结晶。上述界定清晰表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密关联在一起。概念还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在统一国家框架下推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契合国家形态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旨在形成国家民族认同意识。
（二）分析框架的构建
从《概论》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界定可以看出，其背后蕴含的是一套完整的学理阐释逻辑。虽然三个核心概念的侧重点和关注点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内在逻辑都是共同指向国家，并以要素形式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联在一起。首先，三个核心概念分别用诸如“中华大地”“辽阔疆域”“祖国统一”等词汇来强调疆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换言之，辽阔疆域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提供了丰富资源，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地理空间。其次，三个核心概念皆涉及实体演进描述，诸如“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四个共同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有机统一的过程”等语义向我们印证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途径。再次，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揭示了中华民族是人们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的表现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强调的国民意识、国族意识、国家意识都具有强烈的国家属性，深刻印证了“国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脉”。
通过上述对基本概念的分析后不难发现，其背后蕴含着民族与国家的内在关联。国家建构需要确立相宜的实质结构，这依赖于聚合种种有利于国家建构的资源，诸如上述提及的人口、疆域、制度、组织、认同等要素。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之后，紧接着指出“请注意，‘疆域’乃是国家的特征之一”。显而易见，人口和疆域是构成民族国家的重要元素。新韦伯主义代表查尔斯·蒂利延续了韦伯的思路，他认为现代国家是“在一个界限清楚和连续的土地上、合法的垄断着暴力、同其它社会组织不同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相较于韦伯，蒂利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更强调其组织特征。此外，现代国家理论认为除了上述的疆域、人口、组织机构、中央集权等要素外，现代民族国家的运行还需要社会互动、自愿服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葛兰西就曾指出：“霸权保护之下的国家权力并不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统治，而且还依赖于臣民对它的或多或少是自愿的服从”。换言之，国家的组织机构也需要意识形态的引领和支撑。与此同时，哈贝马斯看到了人们之间真切的互动交往现象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类是通过其成员的社会协调行为而得以维持下来的，这种协调又必须通过交往”。综上所述，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要素说皆离不开人口、疆域、权力、制度、组织、认同等概念及其涵义的探讨。这也启示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若干强有力的纽带把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各族儿女系于一体，保持了共同性和统一性。《概论》教材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维纽带进行了系统性阐释，而“人们共同体—辽阔疆域—族际互动—制度体系—国家认同”分析框架在这些历史性叙述中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展现。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政治架构分析
（一）人们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有着悠久绵长历史和多元一体结构的人们共同体。人们共同体中的“人们”，就是古今中外讨论民族概念时最基本、也最为广博的所指，即“人民”。揆诸过往，民族作为共同体本属人群之聚合，国家则是权力的构造。可以说，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群与国家互动和发展的衍化史。
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华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其中，周代是华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究其原因在于周王朝不断增强王权国家治理领域。诸如分封制的推行将过往许多古老的族群拆分和迁徙，使各族群大规模混居杂处，以宗法关系建立起新的社会共同体。于是，夏商周时代的“夏人”“商人”“周人”构成“华夏”族群，以及被华夏称为“蛮夷戎狄”的各系人群共同形成了“华夷五方格局”。
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有力地推动了多元融为一体、一体统摄多元格局的形成。正是在秦汉时期，第一次将内部具有差异型的广土众民塑造为一个社会性的统一体，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族群以“秦人”和“汉人”之冠名而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政权兴起与纷争导致了更大范围的族群交融。诸如伴随北方部落制的解体、南方族群的编户化以及南北族群的双向迁徙等社会结构调整，结果就将各族群彼此“混淆”在一起。魏晋南北朝上百年的民族融合为隋唐王朝的一统化局面奠定了人群基础。到了辽宋西夏金时期，支撑这些朝代的同样是各自属下的人群集结，旧有的血缘、地缘、族属等界限不断被打破，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元朝时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明朝西南边疆地区开发加速推进，多向移民助推了多民族社会生活的交往与交融，为近现代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朝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表现在以满族贵族集团为核心创建的清朝将蒙古草原、西域腹地、青藏高原和云贵山地的纵深之处广袤地带与中原汉地团聚在一起，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百年的锻造，形成了兼顾四方、超越前朝的巨型国家。正是在清朝国家的塑造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走上内容更丰富、涵括更广泛、凝聚更强化的道路。
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一词作为现代族称开始出现。梁启超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理念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传播，各族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越发成为国人共识。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抵抗外敌侵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时“民族统一战线”超越血缘、家族、地域、阶级等局部利益，中华民族更加团结成为一个共同体。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作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中国人的族称概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儿女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互动不断加深，人们共同体的内涵不断丰富，共同性得到不断巩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孕育，其内涵从石器时代的中华先民，到夏商周华夏共同体的出现，再到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以及后来历经数千年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及至近代在与列强对抗中自觉造就的现代中华民族。一言以蔽之，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拼凑出起来的虚指总称，而是融聚一体的民族实体，也是具有实质内涵的政治族体。在今天，中华民族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
（二）辽阔疆域
疆域是族群共同体存在并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自然基础和空间条件，因而族群共同体首先呈现为一种疆域共同体。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它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拓的，还是在边疆管理观念和治理体系演变中共建的，也是在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不断增强认同的基础上共促的。辽阔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地理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性发展的空间基础。
中国古人便已经孕育出了“中国”概念的雏形，它既是一个地理空间范畴，同时也具有政治文化等涵义。立足于地理空间的范畴，西周是一个初步完成疆域统合的王朝。“中国”的概念最初在中原地区出现，主要指“中原”或者“北方”，诸如“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表述，事实上亦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地理概念开始与王权紧密结合。西周在将四方之地纳入自身统治范围的同时，在不断开拓疆域空间范围的过程中，促进了周人与其周围不同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华夏共同体就是在这种日常而频繁的交融中进一步发展。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正是在秦汉时期，国家力量进入岭南地区，中国的南方疆域大致成形。隋唐时期将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清朝时期，疆域范围达致鼎盛，为近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政治文化等涵义视角进行观察，受到传统天下观的影响，历代王朝一般视中华大地周边存在的民族或政权为藩属。这种状况在康熙时期之后也逐渐发生改变，清朝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疆域由之开始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转化，并在近代对抗西方侵略的过程中进一步生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态。“从最本质的角度来说，民族国家是在特定国界范围内对既定的领土进行统治的政治体系”，统一疆域的形成离不开事实上的主权独立。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艰苦奋斗，在1949年成立了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全新国家形态，这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赋予了现代国家的政治穹顶。
综上所述，任何一个王朝的疆域都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儿女在不同政权领导下，继承前代疆域的基础上，或扩大或缩小，或割据或统一，不存在无源之疆域和无本之国家。辽阔疆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提供了赖以生存、生活与生产资源。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即使在政权分立的时期，各民族生存区域存在多样化和地区分散等特点，但是互相依赖的程度并没有因为不同政权的阻隔而减少。在这一过程中，各族儿女在共同开发的疆域内进行长期性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与内聚性。
（三）族际互动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历史延续的有机实体，其共同体结构绝非想象的，而是真实存在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世代生活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交融互动的结果，“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族际互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实践动力，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在这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以形成。
夏商时期族群交流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原及周边地区，尚未形成深入社会基本单位的族群交融环境。“周道”路网的出现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分封制的推行使得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的混居与通婚，各族群间的社会文化开始深度融合。秦汉时期的统一度量衡、车同轨、关市不乏、丝绸之路等现象的出现，不仅联通了中原与西域，东北、西南地区的族群联系也得到了加强。这一时期采取的文化、军事、和亲等基本方式，成为了今后很长时期与周边民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行为模式。后来，北方的草原民族开始大规模南下，并开始与中原民族进行大规模的交流互动，北魏孝文帝改革更是开创了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一个重要典范，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胡汉观念逐渐淡薄。唐代的天可汗大道促成了回鹘与长安的绢马贸易，形成了伊吾道等多处贸易通道，族群间的交流互动变得更加频繁。隋唐时期通过开放且柔性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彼此间的互鉴交融，诸如采取册封的方式给予当地领袖一定的自治权等。又如，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通过恢复府学等方式使得各地区族群得到中原礼法的滋养等，各民族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大交融大发展，唐蕃会盟碑、隋唐大运河等便是这一时期民族交流成果的重要表现。到了辽宋夏金时期，榷场贸易网络的建立以及宋钱在各地广泛流行，各族群间的经济依赖进一步增强。此外，地方政权都吸收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治理经验和文化，促使各政权共续“中国”正统。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前的大一统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明代在政治上树立“华夷无间”的开明族群观念，采取以招抚为主、征伐为辅的策略持续巩固“大一统”。通过诸如建立茶马贸易、封贡互市、白银流通等方式，加速推进了边疆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进程。清代对边疆地区进行新开发，实施减税政策等，促进了商品流通和族群交融。同时，对各族事务的处理更加灵活有效，注重因俗而治。诸如，在内地设置省、府、县等，促进了各族群间更为多元化的交流。与晚清洋务运动、边疆开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等相伴而生，各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逐次推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进程加速。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这一时期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在共同抗争中增强了交流互动的广度和深度，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的社会交往范围扩大、联系程度增强，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大交融格局。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族群大融合固然不断走向深化；分裂时期，族群大融合也从未停止，甚至范围更广。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的孕育过程中，各族儿女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理解，产生了共同的认同意识，逐渐实现将多元聚为一体，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聚合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演进的历史写照。
（四）制度体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文明体系。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大一统国家的演进，历代王朝在辽阔疆域范围内实施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互动的制度体系，保障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得以发展前行。源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大一统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因俗而治的制度体系成为共同体发展的重要保障。正是有了制度体系的保障，族际互动的方式、途径、机制以及范围不断得以扩充与完善，为共同体的繁荣提供了安定有序的政治社会环境。
夏商周时期，统治者通过内服外服、分封等治理措施，“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得以呈现，“华夏”族群逐渐成形，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雏形。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统治者通过实施郡县制等举措，将多民族统一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显然，统一多民族国家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力量。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众多的胡汉地域化政权，在近370年分立政权之下，由各系民族构成的政权多以追逐“中华正统”为目标。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例，北魏出台的诸如“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等众多举措将各系民族彼此混杂在一起。隋唐时期，依靠都护府、羁縻州府以及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不仅有效解决了多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推动边疆族群主动归附隋唐，为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元朝创建了内“腹里”外行省的行政大区制度，开拓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疆域，开创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新局面。明清时期丰富了行省制度的内涵，实现了空前“大一统”的格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摆脱被“灭国”的命运，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一系列政治架构与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诸如，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充分调动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边区治理的积极性，各族儿女的社会认同得到进一步增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将民族特色与共同体共性相结合，多措并举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出现。尽管历史上国家形态塑造始终处于民族之间的互动之中，呈现多民族共同掌握国家统治权的朝代更迭局面，但是各民族一直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它为政治统一性提供了基础[25]。究其原因在于大一统理念之下国家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即国家通过诸如不断调整官僚体系等体制机制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不断收获各族人民认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认同不断得到增强，国家共同体的内在一体性才得以塑造。
（五）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实存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那么以国家视角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支撑就是一个必要且合理的方式。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政治目标，强化对国家、制度、身份、疆域等层次的认同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合法性支撑。单一制的国家形态必然要求建构起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政治认同来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随着古代中国向近现代中国的转变，国家认同在不同阶段被赋予适时应务的内涵。周朝将夏商周三代不同族属的彼此取代解释为“三代继统”，以“天命转移”来解释王朝更替，不论政权如何变化，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只能是一个。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的策略究其实质是诸侯在王朝衰微的境况下维护天下秩序的一种手段。从政治意义上说，希望通过“尊王”而循守华夏政治国家的制度秩序。从民族意义看，“攘夷”突出了华夏民族自觉的族别认知和自我认同意识。秦统一中国以后，随着大一统理念的践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更加呈现出一致性。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这一时期的各族群、各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多自称“中国”，都追求中国一统。可以看到，“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治国、“经史”记国的中华化进程，由原来的部落联盟体制向中原式政治体制过渡，在这一过渡进程中，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隋唐的大一统和疆域的进一步开拓，促进了“华夷一统”思想向“华夷一体”观念的转变。元明清时期继续秉承“华夷一体”观念。
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展开的。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面前，中华民族应对全面危机的各种行动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现代国家意识也开始兴起。建设现代国家需要超越过去基于家族的、地域的、族群的界限，使所有中国人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以抗日时期为例，中国各族儿女通过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通过反抗外敌的侵略和压迫，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国各族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自我的国家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日益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政治逻辑呈现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Nation building”（国家民族建构或国族建构）界定为：“意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并使其居民结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过程”。从词义来看，国家民族建设实质是在统一国家的框架下实现的，统一国家是国家民族建设的政治保证。该书还从国家权力、文化标准化、民众参与、机制、领土五个方面进一步解释了国家民族建构的意涵。不难发现，这与本文提炼出的“人们共同体-辽阔疆域-族际互动-制度体系-国家认同”的分析框架几乎不谋而合，也从理论层面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是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历史建构过程。从政治逻辑的角度而言，“人们共同体-辽阔疆域-族际互动-制度体系-国家认同”这五个维度基本涵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历史密码。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上述五重维度进行具体论述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予以进一步梳理和阐释。通过前面部分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政治维度分析后不难发现，各维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彼此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撑彼此强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悠久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广袤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产生相互依存又互为补充的经济形态，频繁的经济交流进一步带来各民族长期的交融互鉴。伴随日渐密切的政治社会联系，大一统思想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调进一步带来各民族不断迁徙与杂居，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贯穿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述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使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产生出强烈的整体观念和认同意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严重破坏，举国上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殖民扩张及其意识形态冲击给中国传统的文明体系带来了空前的危机，中国因此卷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和主权国家体系。但在整个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建立的是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的多民族统一、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30]。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国家民族的概念顺理成章得以成立。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理性化的建制需要与一种集体认同结合在一起，倘若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一系列政治实践来实现对全体国民的认同建构。归纳起来，国家组织、国家权力、国家疆域、国家制度、国家认同等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要素。有了国家组织和制度构建之外，也需要将国家疆域内各民族建设成拥有共同政治文化认同的国家民族。这就要求现代国家以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益公平分配为核心，并通过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等体系提供现代制度框架和国民权利保障，这也是现代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发展赖以存在的政治社会基础。
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既是一个重建国家制度的过程，也是民族过程与国家过程重合的历史进程，还是一个现代民族最终形成的过程。也正因如此，在理论上，新时代“中华民族”概念具有了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的语义，并嵌入了国家政治的话语表达体系。基于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认知和研究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意识，即政治机制和政治逻辑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围绕中华民族形成的衍生性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不仅表达了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认知，还表达了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基于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深刻反映了国家建设与国族建构的互动关系。当前，世界局势波诡云谲，对内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外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题中之义，也是以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性力量来面对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机遇与挑战的必然要求。
如前所述，无论是对《概论》中基本概念的剖析，还是对分析框架的提炼，均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相伴相随的同一进程。因此，离开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前提来讨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理论逻辑。一方面，《概论》中基本概念的表述诸如“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等揭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概论》五重维度的阐述方式具体回答了中华民族何以由“多元”融聚为“一体”这个根本性问题。正是“人们共同体—辽阔疆域—族际互动—制度体系—国家认同”这些强有力的纽带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把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各族儿女系于一体，保持了共同性和统一性。从政治学的意蕴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内涵的国家民族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
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高端智库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邱龙云，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文章来源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0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