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中国各民族到中华民族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强的自我整合与理性化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体系化与成熟化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学术概念形成是比较晚的，但作为历史意识与历史实践则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和平发展的价值内核与实践理性。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精神自足的学术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追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突破口，是中华民族精神自足塑造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典型抓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本构建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融贯，以及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道理、学理、哲理和法理。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即通过“两个结合”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科学思维与方法。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积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好故事的基础在于实现理论的自主、融贯和系统化，这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阐释空间与张力巨大，是中华文明自我理解与国际传播的关键议题与线索。在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以中华民族为整体和重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突破口，也是中国民族学对20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学传统进行反思并回到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框架重新构建新民族学体系的必由之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本身属于交叉学科，具有涵盖统摄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考古学、社会学、哲学、法学等多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多元性和知识综合性，但其学科建设的最终目标不能是各相关学科方法与知识的杂糅与拼盘，而是要从中提取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特性、历史属性、制度规范性与演进规律性，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升华，使之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示范性学科，也成为世界民族研究、国家民族研究和民族文明互鉴的中国理论样本。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是新民族学的示范和标杆，是民族学学科理论范式、知识框架与研究方法的显著增量。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古今中西的文明比较与历史大转型的语境及其学术脉络，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张力、价值与实践走向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强的历史大转型，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现代文明形态构建的文明史内涵与世界历史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贯通历史、实践和价值逻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展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关键知识工程，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学术标识。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自觉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是这样界定中华民族的：“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这一定义是符合历史且科学的，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予以融贯性解释，将“大地”“文明”“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等核心要素予以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属于对应中国国家概念的国家民族概念，具有上述中华民族定义的历史性和实体性，同时更加凸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核心是共同性，即“多元一体”之“一体性”。如何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系统探讨这一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主线。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强的自我整合与理性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体系化与成熟化过程。推动这一过程系统展开的文明基础是中华文明，实践动力和方法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自觉史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史。
（一）民族的救亡图存：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经验
现代化的意识、概念、理论甚至制度是西方舶来品，但现代化本身并非专属西方，而是人类文明史进程的普遍阶段和普遍精神，是各民族面对的共同命运，各民族都必须有自身理解、回应和实现现代化的自主系统方案，并经由自身的现代化而对人类总体现代化进程作出文明的民族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学术概念形成是比较晚的，但作为历史意识与历史实践则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现代化的独特、系统且具文明内涵的回应和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前史及其历史经验，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实践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的一种现代生存意识，是对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历史命运的领悟与实践，是相对于两个关键参照物而加以界定的：其一是中国古典文明，即“古今之变”；其二是西方现代化，即作为刺激中国反思自身文明及采取适应性变革步骤的西方观念与制度力量，即“中西之变”。古今中西的四维变革，本质是传统与现代的规范性转换，是中国文明对现代性的特定理解与实践转化。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本质化与客观化的中国文明演变新阶段而得以开启。晚清以来的百余年，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三个层面的典范进展与累积演化。
其一，物质现代化。现代化的表象是物质繁荣和生产力发达，尤其是军事力量的优越性。“坚船利炮”是中国人对西方现代化的战争直观和切肤之痛，由此带来落后的屈辱和奋起的自觉。现代化意识与实践压力来自中国人对“中西之别”的物质表层认知，即中国在物质技术上落后，技不如人，所以遭受了战争失败及割地赔款的屈辱，只要弥补物质与技术缺陷就能恢复文明自信与民族地位。这是鸦片战争之后催生的反思意识，其思想理论的代表即“中体西用”，而实践方案的代表是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最终未能救中国，甲午战败是一个思想与实践的分水岭。
其二，制度现代化。现代化反思由物质进入制度层，是中国文化与政治精英思想进步与西学认知深化的体现。制度现代化的最初方案是君主立宪制，其思想理论既有康梁“托古改制”的因素，也有西方政体理论的成分，是中西混杂的政治思想成果，实践方案则落实于戊戌变法。戊戌变法遭受失败，为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制实验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制度空间。辛亥革命后，共和理想虽然落地，但中华民国政体并不稳定，面临内忧外患，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造成了民国空前的政治动荡与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精英对现代化的反思更进一层，从制度层面转入文化层面。“中华民族”概念及其现代建设意识在此间孕育发展。
其三，文化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一波三折，仍未实现中国与西方的平等及文明自信的重建。《新青年》杂志创刊及其后《新青年》政论派的形成，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转向。文化现代化的主体是“西学东渐”与废除科举制背景下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展开了一场触及文化内层的现代化反思与自发社会运动。文化现代化是一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论政与参政运动，提出了对中国落后的文化归责论及文化西化论。五四运动是文化现代化的社会政治成果，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由上述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接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积累起丰富的思想和实践成果，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必须认真对待和转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经验，实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贯通。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价值观与实践连续性
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和实践后果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和平发展的价值内核与实践理性，其规范依据与实践连续性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的和平基因与协和万邦的普遍秩序理想。中华文明具有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和平发展资源和基因要素。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秩序与“天下主义”的世界大同理想，是中国古人构想的不同文化背景与利益联系的民族和谐共存及安全互动的价值范式和制度范式。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对秩序的思考不是基于种族身份，而是基于文化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超种族的文化主义的政治观与秩序观。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也是主要在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层面的辨析和承认。关于中国人与外部民族的互动关系，自然会出现“远人不服”的冲突情形，但中国文化条件下的政治选择不是强制征服，而是“修文德以来之”，依靠文化力量与长期的和平互动实践来感化、吸引外部民族，中华民族得以持续巩固扩大。这是文化的吸引力与和平实践的可持续性。在融合周边民族及建立“大一统”秩序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进一步提出了“天下主义”的大同理想，并展开了与当时的生产力及交通条件相适应的朝贡体系的普遍秩序实践。中国文化根基的内在价值与制度元素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人类和平发展的规范性资源。
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和平国际法”意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确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路线的重大问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处理中印关系、亚非拉外交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及一般性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既是《联合国宪章》有关和平原则的具体化，也是中国坚持和平道路及支持“和平国际法”规范性发展的重要思想与外交实践成果，是中国对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974年，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会议上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国际法原则，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长期准则，更是中国国内法的涉外法治原则。
第三，改革开放对和平发展的价值锚定与制度践行。改革开放的世界观就是和平发展的世界观。改革开放存在两个基本的政治前提：其一，内政上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主题；其二，外交上确立中美和解的国际政治基础及融入世界主流经贸体系与规则体系的战略方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论述和平发展的核心价值地位。1985年３月４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对和平发展作为世界体系主题与中国外交主题的战略依据和制度保障进行权威性论证，是改革开放时期对和平发展的价值锚定。1988年，邓小平更明确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在联合国范畴、大国外交范畴、周边外交范畴、第三世界外交范畴广泛开展以和平发展为核心价值的互惠、平等外交，并在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反霸权斗争及发展援助层面作出中国的独特贡献，中国逐步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重要领导力量。
第四，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存伦理与和平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对和平发展价值观的肯定、践行与理论化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与发展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足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与全球化处境而提出的具有终极性、价值包容性、发展共享性和跨文化沟通性的道德与制度范式。就价值来源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古典的“天下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改革开放限度内的世界主义的规范性结合。就实践基础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秩序建构与当代“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制度建设的理想性终端。人类命运共同体于2018年写入宪法修正案，成为中国宪法理想性的最大增量，中国宪法也因此不仅仅是一部国别宪法，还具有了为人类和平发展探索制度方案的普遍价值和意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关的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发展主义实践以及更为完整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均属于对人类和平发展的“知行合一”的诠释与行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条件下，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竞争已经展开且日益深化和激烈化，这具有文明冲突和世界格局的多重意涵。两个体系的全球治理裂变并非虚言。美国的民主全球化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秩序”在道德与制度上的巅峰，也是其霸道治理的极限。中国之“王道”及其当代转化，代表了来自东方的和合智慧、天下秩序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级规模治理理想，是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希望与新路径。
二、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民族精神自足的塑造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既是“西学东渐”的过程，出现过“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但没有成为中华民族现代自觉与政治建构的主流。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精神自足的学术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追求。对西学冲击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论辩与抉择，在中国20世纪的青年运动与青年思想发展中最为明显，可作为观察与评估的切入口。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西化”取向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青年运动与现代知识体系的自觉时刻。五四运动不仅对内地青年运动及其政治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塑造作用，而且影响广波海外，是中国 20 世纪青年群体的觉醒时刻，标志着青年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西学东渐”的学术运动与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典范形式与精神里程碑，对中国现代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五四百年，纷争未止，民族复兴，青年责任，爱国进步，更上层楼，民主科学，尤待协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五四运动蕴含的青年思想与政治遗产应当有适应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民族在理性上成熟与自治的关键指标，是文化软实力与生活方式的规范表达，是精神自足的完整框架。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立足自身文明与实践经验，而青年群体是传承文明、参与社会及塑造新秩序的重要力量。青年社会实践推动知识体系创新，青年发展受益于自主知识体系的滋养。青年既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主体，也是依据这一体系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实践主体。
自主知识体系有着强烈的对话意识和构建意识：其一，针对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拿来主义”与西方话语主导权现象，提出建立民族的、现代的、发展的、竞争的知识体系，强调“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其二，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相适应，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自足与知识品格，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性有序展开；其三，立足中国自身文明与现代化经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完备知识体系，为“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文明的自有基础，更离不开中国近现代过程的接力探索，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思想与实践运动，是一个前后相续、接力超越的历史综合过程，最终汇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来源。中国宪法序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背景、探索过程及价值与制度成效的权威而科学的总结。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人类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的接力探索，是自我完善与惠及人类的完备历史过程。关于现代化，存在西方中心论的迷思，其精神根源在于：其一，从历史发生学上，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第一个成体系的思想与制度成果，是第一个被实证且现行有效的完整体系，由此带来一种西方自信与非西方自卑的偶然但持久的结合，现代化是袪魅化，但西方现代化成为非西方的新魅惑来源；其二，从文化领导权与霸权利益上，西方通过将自身现代化加以普适化而持续收取非西方的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非西方的市场、制度与文化被西方强制性格式化与重新编码，非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存在逐步成为一种非存在，成为一种丧失主体性与平等竞争资格的依附性存在。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论既然有西方历史印证，有文化领导权与霸权利益支撑，有西方精英层和非西方而亲西方的泛买办精英层的合谋维护，就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价值铁律和制度藩篱。在西方现代化面前主张和实践一种具有民族属性及创新意涵的自主现代化道路，就必须面对西方现代化固有软硬实力的强势围剿，包括技术脱钩、人权制裁、“颜色革命”及地缘政治封锁等手段。西方将不依附自身的自主现代化国家视为一种威胁性的“病毒”，而所谓“长臂管辖”的全部思想武器和制度技术都不过是不断升级的“杀毒软件”而已。“病毒论”逻辑是西方中心论歧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与现代化道路多元性的规范否定与霸权宰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处境凶险，必须经历与西方现代化的长期斗争才可持续并更好存在，但其斗争具有惠己及人的世界历史意义，既是民族复兴的必经阵痛，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生考验。
自主现代化内含的主权意识、民族文明意识和全球竞争意识，本来是西方现代化的起源密码，却在西方现代化霸权转化过程中成为非西方民族的探索禁忌。西方式现代化具有内在无法克服的精神自负与霸权基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进程的基本处境和斗争逻辑，并且任何合作、尊重与新规则的形成都必须以有效斗争为前提。其一，西方式现代化的精神条件是一神论和西方中心论，原则上不允许出现非西方的体系挑战者，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的体系挑战者和主要对手，这是西方式现代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其二，西方式现代化从公元1500年以来累积而成的全球霸权体系及其利益网络，是西方文明及列强群体竭力守护的遗产，得失之间对整个西方世界与全球秩序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故西方霸权的保卫战在精神动员与协调行动上虽有分歧，但共同利益凸显。其三，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渗透、支配及思想与制度改造的程度出乎预料，要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基本价值和制度的制衡与竞争，其理论难度和实践难度需要充分评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综合性的理论命题，也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伴而行的实践命题，更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和政治场景下的全新均衡解。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相互结合的文明新形态的结构性、体系性探索。这一进程的正式开启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基本姿态。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图景和要素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有着自身文明根基、实践理性和全球治理的系统方案。一是国情和文化要素，包括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凸显对“大一统”智慧的传承，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文化守护。二是社会主义要素，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高质量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范畴之精神性、公平性、发展性与民主性的整合及结构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验证和体系化落实。三是全球治理要素，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天下主义”当代性的诠释和践行，是对和平发展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理性参与和贡献。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华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完备思想和制度体系，不是复古主义、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的历史循环，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性创生和实践性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必然继续在历史接力和体系斗争中前行。这些都构成了当代中国合理接续历史传统、塑造成熟规范认同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厚重精神条件与群体性责任自觉。
三、新中国民族政策演变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民族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与智慧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政策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时代的“多元平等”、邓小平时代的“多元一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思想与共同体思想的结合，是国家意识的哲学与政治觉醒，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民族治理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贡献。
（一）毛泽东时代的“多元平等”
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具有多来源性质和社会主义民族平等精神。所谓多来源，包括如下方面：其一，中国古代“大一统”与“因俗而治”的民族治理思想及制度传统；其二，苏联民族联邦制的启发和影响；其三，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影响；其四，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及中国共产党民族治理的自主实践。这些要素中，“大一统”、民族平等与民族区域自治是关键，其他影响来源程度不同地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自主精神的约束和限定。这就从源头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探索自主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历史进程。
民族平等原则在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里存在中西古今比较的参照系和政治意涵：其一，与中国古代民族治理相比较，新中国民族政策以平等作为现代性标志，从政治价值和制度上彻底克服封建民族关系内含的等级性、歧视性和压迫性成分，推动民族关系的现代化；其二，与西方民族治理相比较，新中国民族政策坚持反殖民主义和反民族压迫，对外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支持全球性反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对内实行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平等化，提供民族平等的中国样本。民族平等原则及其实践，是毛泽东时代反帝反封建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与塑造作用。
民族与阶级的关系也是观察和评价毛泽东时代民族政策的重要维度。“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是“继续革命”的路线和方法，也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路线和方法。阶级斗争穿透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与阶层秩序，是这一时期民族政策在政治层面的基本表现。
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可简要概括为“多元平等”，构成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体系的基础。第一，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民族革命的双重意义，是民族政策的灵魂；第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是中国古典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制度结晶；第三，民族政策的具体执行与民族关系的结构改善在整体上可圈可点，但也存在内部“左”倾与外部干预的复杂影响，出现过波动性事件和政策变形的趋势；第四，民族政策在政治上服务于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共同体塑造，是新中国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具体路线和政策上对国家统一性的聚集和支撑不足，留下民族治理的国家理性缺环；第五，毛泽东时代在民族政策与民族治理思想上较为自信，坚定走自身探索出来的道路，而且富于斗争精神，整体上推动各民族在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中团结凝聚。
（二）邓小平时代的“多元一体”
邓小平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确定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作为党和国家的纲领与路线。民族政策在坚持民族平等立场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制度调整。其一，松动“阶级叙事”，增强“自治叙事”，民族差异性、习惯传统和自主文化与生活方式成为民族政策的规范取向；其二，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政治立法方式保护和促进民族区域自治，但自治精神发扬较多，区域精神内蕴的融合与国家化取向并不显著；其三，制定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工作条例，以及在地方立法中鼓励和支持自治取向的保障性立法，以法律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强调了差异性；其四，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指导思想上，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和自由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日益凸显。
民族性与区域性、差异性与共同性、自然民族与政治民族之间的思想张力和制度张力，始终贯穿邓小平时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可以简要概括为“多元一体”，这一概念来自费孝通的学术概括，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国家在民族治理上的格局与张力。“多元一体”更多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种描述性概念，而不是严格的规范性概念，是从历史和民族生态层面对中华民族的现状概括。其一，在历史连续性与政治认同上，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性，是“一体”；其二，在自然民族的格局分布与相互关系上，各民族有差异性和自身特征，构成“多元”。与“民族区域自治”未确定“民族”与“区域”的确定性重心和取向一样，“多元一体”也未确定“多元”与“一体”的确定性重心和取向。这样的张力概念，一方面有助于政策灵活调适，为具体实践和理论叙事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则容易导致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的内在模糊性和方向感不清晰的问题，难以与改革开放时期内外民族自治（自决）话语及斗争形势进行有效抗衡，从而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基本面。
民族地区曾经出现恐怖袭击事件、语言教材事件、外部势力干预，以及面临跨境民族治理、民族地区习惯与现代化的张力等问题，证明“多元一体”的民族政策需要进一步明确何为重心、何为方向，以什么样的制度与政策确保“多元一体”的正确演变路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一主线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民族政策有继承性，更有发展性。其一，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其二，坚持“多元一体”格局，尊重民族差异性，保护民族习惯和多元生活方式；其三，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保障自治权；其四，根据新时代内外变局与国家法治建设要求，清晰定位民族政策的内在重心及其制度取向，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体范式是对“多元平等”范式、“多元一体”范式的综合与扬弃，是真正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和人类民族发展史层面进行的民族治理重大创新。
共同体在起源上是一个古典概念，而社会则属于现代概念，滕尼斯对此有精密的考证与分梳。滕尼斯在其所属的时代已感知到西方现代化运动对共同体的冲击甚至解构效应，从而提出维护共同体的设想与方法。他对西方民族国家范式与自由主义民族理论之政治后果是有一定察觉和批判的。共同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概念，这一理想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古典共同体的想象与追忆，也有他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一切自由人联合体”的哲学构思与政治追求。而无论是民族国家范式，还是自由主义民族理论，都以西方现代性的“社会”为前提和基础，以契约论和程序正义论为制度方法，以人权和形式法治为价值保障，但对古典共同体和未来理想共同体的历史基础、价值规范及整体性均缺乏自觉和认同，这就导致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危机”（魁北克、苏格兰、加泰罗尼亚等）和非西方国家的“民主与民族叠加危机”（“颜色革命”+民族分离）。
以共同体思想激活和提升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思想，将之整合为多民族国家之民族治理思想与制度的典范，既解决中华民族政治存在的类型与方式的重大问题，也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样本和示范，从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共生，为人类和平发展的文明新形态提供民族层面的智慧和路径。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性和实践性的重心所在。
从政治层面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解决了我国民族政策与治理领域的一系列矛盾张力问题。其一，在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上，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增进共同性，前者是基础和来源，后者是目的和方向；其二，在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关系上，依法保障民族自治，但区域自治要凸显融合及国家化、现代化取向，以区域融合带动民族自治的国家化；其三，在多元性与一体性的关系上，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趋势；其四，在民族治理基本法制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共同构成民族治理的基本法体系，宪法中的国家统一原则作为新时代民族立法的宪制依据，推动民族治理基本法体系规范发展；其五，在内外关系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对象，但这一共同体并不排外，更不谋求霸权，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部理想秩序，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部文明与实践力量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世界各民族共建共享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六，在基本价值观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共同体价值交相辉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需要经历四个基本阶段：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三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四是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共生关系。经历上述阶段，并始终坚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体价值，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突破口
对中华民族的现代自觉而言，自主知识体系是精神自足的标志，是反对西方霸权及其知识体系殖民性的精神基础，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中国的各类学科尤其是人文与社会学科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最突出，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属于突破口，是交叉学科意义上的自主社会科学体系，对整合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自主性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突出价值和意义。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突破口，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典型抓手。
（一）传统西方民族学理论的背景和局限性
西方文明具有内在的自我中心论和等级意识，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以是否会讲希腊语作为文明与种族的区分标志。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反映了西方文明的自我中心意识及其潜在的霸权沟通逻辑。近代以来，西方为了殖民化与全球化的需要，建立了以民族学、人类学等为主体的认知和治理殖民地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大英博物馆、英国各大学的东方研究机构与学科建设，英国殖民地部的职业外交官与专家系统，以及英国与其他西方列强竞争过程中的知识交互与扩展，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民族学理论体系的殖民化发展。二战前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全球霸权的承担者，其广泛的“区域研究”带有传统殖民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色彩。
传统西方民族学理论从起源和功能上服务于西方的殖民化、全球化战略及其治理需求，基本不用于认知和处理内部的民族问题。西方国家内部以民主、公民、多元文化主义等范式化解民族问题，实行宪法和社会政策上的吸纳整合主义。同时，西方民族学理论导向一种帝国批判和民族国家范式，提出了包括“想象的共同体”等在内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解释理论。这些理论对殖民地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建构力，对西方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也有解释功能，但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中国不是西方意义的传统帝国，也不存在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所谓现代转型。中华民族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具有历史性和有机性的民族实体。西方民族学理论整体上不适合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实际，简单套用或误用将导致中华民族的虚无主义和非实体化，造成危害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严重后果。这是新时代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政治和思想背景。
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对中华民族及中国各民族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强的历史演变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中国民族学学者在接引西方民族学理论过程中，尽管也注意到本土化以及与本国历史的沟通问题，但整体上缺乏足够的反思意识和知识能力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仍然或多或少遵循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民族问题时特殊性与差异性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抗战时期出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争论，表明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建构问题及其知识体系需求，而西方民族学并不能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撑。1989年，费孝通先生在综合民族学研究、历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等成果以及20世纪有关学术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本质性以及对各民族的包容性与整合性，为中国民族学的知识转向及以“一体性”为重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理论构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路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从“多元”到“一体”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线，也是世界民族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法。与之相应，中国民族学逐步产生了自主问题意识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追求，出现了从追随西方民族学的“自然民族研究”转向立足中华民族自身的“政治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制度成为中国民族学回归中华文明本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研究对象与范畴。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立足点和构建策略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主旋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构建真正切合中华民族历史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民族学学科建设与调整优化的主导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立足点是中国历史本身。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大特性是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属性的基本参照系，可以分别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的基础性课题，从中阐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观与实践智慧。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论是“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方法论，从方法逻辑上应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指导方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融通，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道理、学理、哲理和法理。要树立中华民族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立足共同性探索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线索、脉络、方法和结构。在上述理论目标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作为“一部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理论基础的金教材”，不仅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导论，而且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科学化展开的基本纲目。所谓纲举目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需要研究阐释好这本教材，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学术思想成果，确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核心课程是构建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知识储备和工作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在这方面有着系统规划和颇有成效的进展，并已开展了教学实践和多层次学术理论研讨，以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相长的连贯机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建设。我们确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指引下，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经验基础上，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必将取得重要突破，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人类和平发展作出创造性贡献。
【作者简介】田飞龙，男，江苏涟水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宪法与政治理论、民族治理与涉外法治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法理与实践研究”（2024-GMB-050）。
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