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民族同源神话”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具有三重意涵：“我从何而来”的反复提问，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共源现象；“我与我”的紧密联系，展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性的交融结构；“我该如何行动”的哲学性思考，解答了中华民族共生发展的相关问题。“多民族同源神话”的当代价值在于为各民族构建共有精神家园、强化共有情感链接、增进共有文化认同提供了集体记忆、价值体系和民族符号维度的支持。优化“多民族同源神话”的传承模式，能够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拓展其传播载体，可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路径；创新其实践方式，则能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效力。

【关键词】少数民族；同源神话；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转化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神话作为一种重要的口传文学，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价值。“多民族同源神话”主要描绘各民族的创始及始祖渊源。学者王宪昭曾对我国“多民族同源神话”做出系统性的梳理，共整理出“多民族同源神话”文本221篇，在数量上西南地区最多，高达144篇，北方地区最少，只有5篇，而华南地区和中东南地区分别是35篇、28篇。“多民族同源神话”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方式不仅是对世界起源的设想，也象征着共享的文化认知。

古往今来，“华夷天下观”“五族大同论”“中华民族论”“三民主义”“新中华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整个论”“中华民族一个论”“民族联合论”“多元一体论”以及当今学者的相关论述，均是基于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异认知及本土经验。“中华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其内涵经历了多次的演化和发展，指涉对象不断扩充。20世纪60年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在中国的民族研究与实践领域被学者提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创建性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历史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自在”民族实体，并在中华民族抵抗西方侵略的进程中完成从“自在”到“自觉”的重要历史转变。

“多民族同源神话”的共性是将各民族起源故事放在“同源”形成的背景下，描述各民族的“共生”。这类神话既是各民族自我定位的需求，也为各民族的血缘、地缘、交往和合作关系提供了文本支持。有学者认为民族与族群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神话和记忆之上的共同体。这一观点支持了研究“多民族同源神话”有助于深入理解各民族的历史、情谊与共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文化支持和启示。

学界已有的关于利用同源神话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包括:王明珂提出“英雄徙边记”“弟兄祖先”等神话叙述的原生模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血脉联系和文化纽带；王丹认为从多民族历史实践和生活现实视角审视民间文艺对培育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李世武从多民族共享的神话、史诗中提出“多民族本根论”；周建新从文学文本叙事视角出发，提炼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历史脉络。总体上研究数量不多，现有研究多以“同源共祖”神话为据，探讨中华民族历史中作为“自在”实体的演进过程，但如何利用其中的重要价值创新转化，提升其当前在教育传承、文化传播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一、“多民族同源神话”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三重意涵

（一）“我从哪里来”的重叠指向中华民族的同源

“我从哪里来”是每个民族神话的核心问题。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在各地广泛流传反映了多民族的共同特点。

女神造人神话在很多民族都有出现，这些神话都塑造了女神的超凡能力和伟大母性，她们通常用自己的力量和特殊材料创造人类。藏族的《女娲娘娘》讲述了女娲把捏的泥巴人变成人；维吾尔族的《女天神创世》讲述了女神把吸入肚中的尘土吐化为人。这些神话都与汉族的女娲造人不谋而合，某种程度上展现出汉族与少数民族神话在人类起源上的相通。

各民族的族源历史大多源于兄弟模式。这些“多民族同源神话”在深层次上有许多本质的相似，这些相似既是人类团结和谐的基础，也是维系各民族多样性的关键。“多民族同源神话”大多讲述本民族的始祖来源，并叙述各民族间的同源共祖，强调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亲密无间，这种亲密常常源于血缘，如王宪昭在《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中梳理的佤族神话《七兄弟》：七兄弟由同一母亲所生，并选择了不同的姑娘结婚生子。十年后，他们带着子女回家看望父母，他们的子女分别形成了今天的汉族、白族、彝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佤族。对多民族归类为兄弟的想象和表述不仅仅表达归类，还意味某种特定关系下的安排。

从地域分布看，历史上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相邻地域的民族形成了“同源共祖”的许多母题，反映他们的共生关系。以“多民族同源神话”为例，第一次和第二次造人时都有许多相似的叙事模式。瑶族神话讲述女神密洛陀分别用蜜柚、冬瓜、筷子等物品放入四个箱子造人，分别生出了汉族、壮族、苗族和瑶族。南方大多数少数民族在二次造人的主题中都选择洪水遗民、兄妹成婚的叙事模式。如彝族的神话就描述了洪水后兄妹经历考验并成婚，怀孕生下来的大葫芦里走出了人类。

虽然“多民族同源神话”中的血缘、地缘关系并不能等同于现代体制下的实际关系，但许多历史古籍都记录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同源事实。实际上神话被认为是人们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种种关系，甚至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一种“叙事”，也是了解古代社会状况和原始文化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二）“我”与“我”的联结展现中华民族的互嵌

各民族的融合发展离不开“互嵌式结构”。地理位置相近的民族形成了亲密关系，这类文本也反映了各民族间的迁徙或协作，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民族结构。

我们在“多民族同源神话”中看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和谐相处，也看到少数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如北方蒙古族神话讲述三姐妹分别生育汉人、俄罗斯人和蒙古人，又说人与鸡姑娘生出了汉族，与羊姑娘生出了蒙古族。又如哈尼族神话《沙罗阿龙造天地》讲述天降的男娃合多阿窝和女娃拉多阿旁还没成年就生了娃娃，老大叫汉族，老二叫彝族，老三叫哈尼族，老四叫傣族。

“多民族同源神话”常将人类的二次起源纳入统一的原生叙事，当人遭遇自然灾害时，各民族常将汉族视为同源。如侗族神话就记载洪水后匠良、匠美兄妹繁衍人类，生出一个肉球后将其剁碎，肉变为侗族，骨变为苗族，肠变为汉族，肝变为瑶族。还有洪水后幸存的伏哥和曦妹孕育了5个儿子，分别为布依族、汉族，彝族、苗族、藏族的祖先。

中国的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各大区系在进化发展中表现出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这些发现一定程度呼应了汉族在与少数民族不断的融合互动中形成多层次的关联与交错式的黏合。不同的少数民族由于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在与汉族的交流融合中同异并存，最终形成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多民族同源神话”不仅反映了多民族地理空间的互嵌性，还反映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身份认同，并对彼此的神话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互文性特征。这种民族间的互嵌还表现在经济、文化、情感、精神、生态等方面。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资源分配不均引发民族间利益与文化争斗，这很大程度影响民族融合进程。历史上民族通过迁徙等方式不断改变民族关系，但由资源分配问题引发的“分而未裂”或“分分合合”状态，最终会因各民族的包容态度而转向友好。

不论是文献记载的，还是考古发现的，又或是神话讲述的，均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相互融合是自古已有的。许多散落的民族单位，经过交往、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多元民族文化相互共生、相互角力，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的“一体”。通过实现跨族融合，逐渐解决历史发展中存在的区域维度与民族维度的不平衡和不均等，以多民族互嵌的形式将各民族紧紧凝聚。

（三）“我该怎么办”的追问回应中华民族的共生

“多民族同源神话”揭示了人们亲自然、畏自然并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这些神话中的“民族源于动植物”主题既揭示了少数民族的图腾信仰，也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致性。这类神话常常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甚至是自然本身，因为人类常常是动植物化身变形而来的。其中数量最多的母题就是“树木生人”和“葫芦生人”。哈萨克族神话讲述天神腾格里让9根树枝生出9个人，变成9个民族。阿昌族神话描述葫芦里生出9种蛮夷，老大为景颇族和阿昌族，老二为汉族，老三为傣族。布朗族神话传说从前有个大葫芦，里面出来的人成为了布朗族和傣族。这类“多民族同源神话”数量很多，而最为特别的是德昂族，它既有关于“葫芦生人”的同源神话记载，也有关于“树木生人”的同源神话记载。

从最初的“树木生人”“葫芦生人”的创生到洪水神话中的再次创生，万物的共同创世、同源共生及走向衰亡后的再次繁衍、依存都展现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思想。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人类文明始终与自然紧密关联。生态系统是一个共同体，人与自然都是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生相克的状态都应当最终回归和谐统一。

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导致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物种灭绝。因此人与自然怎样实现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思考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的生态观与少数民族朴素的“万物和谐”形成呼应，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些古老的生态智慧启发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保障。

二、“多民族同源神话”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思辨

（一）共同的集体记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对“多民族同源神话”的研究不仅关乎文化传统的传承，还同时涉及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这些神话作为民族共识与文化认同的记忆载体，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义重大。从共有的集体记忆视角出发，“多民族同源神话”深植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土壤中，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反映了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生活实践，也映射出不同民族间的互动交融与和谐共生。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所依存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寻找心灵港湾的精神依托，是我们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本、精神之源、精神之基。“多民族同源神话”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地域关系和精神联系，这种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通过神话传说中的叙述，不同民族的共同集体记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精神纽带，它不仅在历史长河中强化了各民族的文化联系，也为民族团结提供了精神支撑。

“多民族同源神话”及其共同记忆是相关各族人民生命起源的信仰表述、文化创造和历史反思，通过“共有的集体记忆”，口传并实践了多民族的互嵌共融发展，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描绘了可供参照、对比、回顾的“现实”图景。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过程中，“多民族同源神话”的精神支撑价值体现尤为突出，它为不同民族提供了一个共有的精神象征，这种象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有助于增强民族内部的团结。

（二）共鸣的价值体系——强化各民族共有情感链接

“多民族同源神话”揭示了各民族间的共识与差异，以及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如何互动、交融。这些神话中所呈现的价值观，体现了“和睦、共享与多元”的基本理念。和睦的价值观揭示了异质文化间的和谐相处和共生状态，强调了不同民族或文化群体间的和睦共处，以及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存、在多样性中寻找共识的价值理念。共享的价值观则突出了资源、利益与知识的共享，它体现了对人类精神和文化遗产的共享认同，以及对共有祖先的尊重和纪念。多元的价值观则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异质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学习和借鉴，以及对现有多样性的认同和接纳。

同时大多数“多民族同源神话”的情节内容阐释了真、善、美的审美文化逻辑。从整个“多民族同源神话”体系来看，在价值观念上都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和谐发展”的处世原则：他们对万物起源的认知体现出中华民族“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念，对自然灾难的认识体现出中华民族“相互扶持”的家庭美德，对同源共祖的认知体现出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社会结构。

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元素，情感纽带通过神话同源的叙述和传承，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共享的情感基础使得群体的凝聚力得以提升，这促使个体更容易对民族整体产生深厚的热爱和依恋，进而激发出归属感、自豪感、荣誉感以及责任感等复杂的情绪体验。同源神话故事中常见的家庭与亲情元素、能够触动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共鸣，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情感桥梁。

“多民族同源神话”作为一种价值体现和精神纽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对这些神话的深入研究和现代转化，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在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以及推动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三）共享的民族符号——增进各民族共有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一种响应和确认。集体记忆中所包含的精神密码，依赖于具象符号的象征性表示，才能更为有效地进行传递。

“多民族同源神话”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代表着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文化标志。它不仅是各个民族集体记忆中交往交流交融的象征，还反映了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情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多元民族共源神话”不仅提供了对宇宙、自然、人类起源等问题的想象性答案，也反映了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地理分布、社会构造的来源。这些神话中诸如地理标志、神话人物、神话动物的符码，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提供了基础，并促进了跨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

在这些同源神话中，文化象征的表现往往呈现出多维度、多视角、多元化的特性。“天地创造”主题不仅仅是对宇宙起源的描绘，也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致；“祖先崇拜”的元素除了对前辈表达出后辈的敬仰，也传达延续惯习的美好愿景；“洪水再生”的情境既表征灾难中的艰难协作，也展现人类对文明重启的渴望。各民族在共享这些象征符号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差异化的经验和理解进行再生产和再创新，赋予新的内涵，但这个过程中深层含义的关联脉络清晰可见。

三、“多民族同源神话”价值内蕴的现代转化

（一）优化“多民族同源神话”传承模式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站在历史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结合的跨学科视域观察，同源神话不仅解释民族起源，也助力构建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强调不同民族的团结与协作，通过学习同源神话，学生可了解不同民族的共同历史和文化遗产，认识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可以将“多民族同源神话”融入多层次学校教育，如在中小学语文、历史、美术等课程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多民族同源神话”，通过课文、插画、活动等形式进行呈现。还可将各民族共有的同源神话，融入语文课本中的相应单元，让学生直观地了解不同民族对人类起源、宇宙认识、社会关系的共同想象。在大学的民族学、民俗学等相关专业课程中，开设专门的“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课程，引导高层次人才深入探究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

可以在课外教育拓展上多多发力，通过文化馆、博物馆、文化机构与学校的多方位合作，开展有关“多民族同源神话”的展览、讲座、竞赛等研学活动。如组织学生参观以同源神话为主题的展览，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和互动活动，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同源神话的神奇魅力。图书馆可以举办“多民族同源神话”故事大赛，鼓励青少年以演讲、表演等形式展示自己对同源神话的理解和演绎，激发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

（二）拓展“多民族同源神话”传播载体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路径

在现当代文学中，神话被频繁引用且常创新出富有丰富文化内涵和优质艺术价值的新作品。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阿来的《格萨尔王》均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但总体还是呈现出数量较少、内容有待提升的问题。应当充分鼓励创作者在各类文体中展现“多民族同源神话”的现代价值和解读方式，不断丰富文学作品的层次，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新路径。

“多民族同源神话”的创新应用还可以在影视、动漫、游戏创作上开辟新天地。以“多民族同源神话”为蓝本，制作高质量的影视作品、动漫作品和游戏作品。可以通过现代的视听技术，将神话中的奇幻元素和民族文化特色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开发以多民族同源神话为主题的动漫IP、游戏IP等，推出相关的周边产品，以此延伸神话的文化产业链。

在旅游文创开发上，“多民族同源神话”元素或可成为新的文化竞争力。在旅游景区，可以打造以“多民族同源神话”为主题的文化景观。如白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九隆神话”，可以以此为主题，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展示神话故事。同时开发与“多民族同源神话”相关的文创产品，如以壮族、布依族、侗族等民族都有的布洛陀神话为灵感，设计制作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纪念品，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加深游客民族认知。

在数字时代，科学技术与传播媒介相互融合发展，需要打造集媒介融合传播、文化教育传播、日常空间传播和民族习俗传播复合一体的全新传播方式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传播的常态化机制。

（三）创新“多民族同源神话”的实践方式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效力

许多“多民族同源神话”在叙事上虽然表达出不同民族在居住环境、分配财产以及生产工具上的不同，但更多的“民族同源神话”并没有强调各自民族身份的区分，反而强调兄弟平等、姊妹友爱的关系。

可以利用“多民族同源神话”增强民族凝聚力，组织多民族共同参与以同源神话为主题的各类文化活动。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期间，共同举办以共享符号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因为相同的文化符号代表深层次相似的文化基因，这类活动可以强化各民族对共同文化根源的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同时也可以利用“多民族同源神话”中团结协作、共胜困难的故事，在社区、企业、农村中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促进不同民族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

可以利用“多民族同源神话”品牌促进文化包容与社会和谐。如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公益广告、互助帮扶等形式，充分传播“多民族同源神话”所蕴含的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的价值观。以经典“多民族同源神话”为原生素材，宣传不同民族在文化起源上的相通性、相联性以及相融性，倡导各民族间的友好与包容。在跨民族民间交流的平台和活动中，增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理解和情感包容。

四、结论

各民族丰富的“多民族同源神话”中展现的历史记忆、处世价值以及哲学智慧等是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和文化资源。从“多民族同源神话”中提炼出相互重叠、具有共性、启迪当下的精神资源有利于增强民族间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各民族有关“我从哪里来”的重叠指向中华民族生成的同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认知层面的启示价值；“我”与“我”之间的天然联结展现中华民族的互嵌性结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念层面的启示价值；而最终有关“我该怎么办”的追问回应中华民族共生发展的问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方法层面的启示价值。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积极挖掘“多民族同源神话”的共同性，让中华民族真正知来处、明现状、懂未来。对“多民族同源神话”价值内蕴的现代转化不是对传统的消解，而是让神话成为孵化新文明形态的母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创造性转化中生生不息，永无止境。

王娴，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民间文艺、文化传播；徐晓光，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民间法，中国法制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山区农业文化遗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4AMZ010）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于《贵州民族研究》2025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