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①，对澳门特色“一国两制”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总结，对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发挥更好的全球化作用给出政策指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港澳篇’的最新成果”（夏宝龙）。2025年1月9日，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学习习近平主席上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会上发表长篇阐释性致辞，推动各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讨重要讲话精神，进行理论阐释和政策转化。

“一国两制”是解决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发展问题的重要战略与制度杠杆，蕴含深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体系智慧，本身就是“两个结合”②的理论与政策成果。“一国两制”由中央决策及推行，中央始终是该制度的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而近些年以“全面管治权”法理和中央港澳办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的构建为标志③，“一国两制”的法理原则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政治文化、法律规范与管治体系更加完备，“一国两制”的政治文明创新意义与制度理性更加凸显，“一国两制”进入了新阶段和新周期。

在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在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我们需要立足“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民族复兴大局以及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演变，对澳门经验加以总结，对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参与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进行展望，以共同探讨新时代澳门特色“一国两制”长期坚持与繁荣稳定之道，以及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治理体系的路径与方法。

一、回眸“一国两制”：沟通世界体系的中国大战略

“一国两制”，英文通常译为“One Country Two Systems”，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是中国创造性提出的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并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宪制构想和政治制度模式。“一国两制”具有生生不息的法理本质和制度生机。

“一国两制”的概念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有着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治理智慧的深刻背景及新中国建国以来因应港澳台问题和世界体系挑战的战略智慧。“一国两制”是在问题导向和实践过程中逐步沉淀和成熟为一个较为合理化且内涵清晰之政治概念与社会科学概念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不断发展，理论体系也需要深化构建。④

理解“一国两制”，至少需要从战略、政策、法律和文化（全球化）四个基本层面加以分析与整合：

其一，战略层面。“一国两制”是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战略⑤。首先将“一国两制”理解为一种战略形态，这是有实践根据的。这一战略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统一的历史责任感、对和平主义的规范性追求、对世界体系变迁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现代化建设的长远规划。

其二，政策层面。处于“一国两制”概念第二层的是政策，即战略确定之后，需要具体政策予以落实，而且政策需要因地制宜且有效支撑战略目标。“一国两制”的政策设计、评估与修正，始终回应“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及“两制”的合理差异性，在趋同和存异方面维持一种动态均衡。

其三，法律层面。“一国两制”面向的是具有法治认同和国际开放性的发达区域，其治理逻辑上需要体现法治原则和法治方式，故“一国两制”的有关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条目需要落实为清晰的法律制度及其司法程序。法律与法治层面是“一国两制”战略、政策范畴有关规范性承诺、价值、机制和实践因素的规则化沉淀，是“一国两制”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的主要成果。必须在“一国两制”范畴坚持法律至上和法治核心价值，才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其四，文化（全球化）层面。“一国两制”在历史文化渊源上与中国古典治理经验及天下秩序思考有关，是“内含天下的中国”之大一统秩序的一个具体环节，同时又因对接当代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而具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关键面向。在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文化与全球化维度得以凸显和焦点化。正是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全球化秩序）的意义上，“一国两制”获得了完整、饱满、新颖而可持续的规范生命力与实践创造力，从而具有“长期坚持”的文明与制度正当性。

“一国两制”基于上述相关层面和要素的关联及整合，已基本定型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世界体系沟通方式的科学概念和严谨制度体系。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正是在“一国两制”的上述战略、政策、法律与文化的综合性历史与制度周期中奠基与演变的。

二、澳门回归25周年：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的整体性分析

习近平主席2024年12月20日的重要讲话系统、科学、权威、深刻地为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的相关性及互动机制指明了方向。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从整体逻辑与主要内容来看，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讲话对澳门与祖国的历史文化联系进行简要回顾和高度评价，视为“伟大祖国的一方宝地”，视为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文化平台，将之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社会互动构建的桥梁纽带。这一讲话精神与逻辑，和2022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香港讲话对香港与内地“血肉联系”的共同体论述是高度一致的。这显示出，中央将港澳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定位和建设⑥，并充分理解和运用其与西方世界的互联互通关系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就从历史文化及现代化层面较好解释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与文化正当性。

第二，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特色论与成就论。讲话对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伟大成就进行总结，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其一，制度体系层面，即“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其二，经济社会层面，即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跃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增强；其三，对外关系层面，即澳门对外合作持续扩大，“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日益彰显。澳门“一国两制”的制度特色是显着的，“爱国者治澳”的社会政治基础和制度化程度相比香港要更稳固和深入，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治理体系的意愿与程度也相对更高，澳门的行政主导体制较为坚实和顺畅，澳门的民主法治秩序相对平稳有序发展。澳门在经济社会治理与对外关系处理上更加凸显对民生的保障和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这些都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重要经验和成就。

第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论。讲话非常重视提炼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法理内涵和实践规律。讲话创新性地提出了澳门经验所证明的“一国两制”是一项“好制度”并蕴含着“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这是从哲学与法理层面进行的思想性概括与升华，是对“一国两制”理论话语的创新性阐释。与2022年香港讲话有所呼应和发展的是，此次讲话在总结提炼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规律时提出了综合港澳经验与中央深入思考的新的“四条原则”：其一，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其二，维护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三，发挥独特优势，强化内联外通；其四，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这四条原则既集中凝练地反映了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实践精髓与经验升华的结晶，又构成了中央对“一国两制”法理与文化内涵的积极思考与表达。

第四，“一国两制”澳门新篇章的政策指南论。讲话特别重视从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定位和引导澳门未来发展，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一，着力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二，着力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其三，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其四，着力维护社会祥和稳定。澳门有非常良好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及“爱国者治澳”的社会政治基础与管治体系，但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结构性困局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严重限制了澳门自身国际竞争力体系的优化及澳门对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故习主席讲话的政策指南部分首先指向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发展不是孤立的政策课题，而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系统优化问题，为此习主席在“四点希望”中又重点提出了治理效能、对外开放平台与社会稳定的要求，指导特区政府与社会在未来发展中注重系统思维和统筹方法的运用。

第五，“一国两制”新篇章的青年作用论。讲话采取与2022年香港讲话类似的结构和落脚主题，对澳门青年作用与青年培养问题展开专门论述。讲话提出：“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习主席特别提到在澳门视察期间接触到的四类澳门青年：其一，优秀管治人才；其二，创新创业人才；其三，教学科研人才；其四，国际治理人才。习主席要求澳门特区政府和全社会重视对澳门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支持，并将澳门青年整体定位于“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球性的资本主导、阶层固化、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社会正义政策及教育和人才培养机制失灵的大格局下，港澳青年成长同样遭遇结构和瓶颈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进行关怀和支持。习主席的青年论述与政策指引对澳门的青年政策、青年人才培养及融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一国两制”的好制度论和普遍价值论

在上述系统完整的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就、规律与前景的论述中，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法理凝练与哲学提升，创造性拓展论述了“一国两制”的“好制度论”和“普遍价值论”，并呼吁中国和世界“共同守护”。

关于“好制度论”，此次讲话之论述是对二十大报告有关论述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对“一国两制”的好制度属性进行了理论阐释，具体包括两大理由：其一，“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其二，“一国两制”是港澳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这两大理由是非常经典和关键的：前者解决了“一国两制”的制度身份合法性问题，即“两制”虽有资本主义因素，但“一国两制”作为有机整体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无此“创举”，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一国两制”在中国文化与政治上的创新属性；后者是从制度理想类型及港澳实践经验层面进行的强化论证，即“一国两制”作为港澳回归后的治理制度安排，在类型上优于“一国一制”和“完全自治”，同时“一国两制”经过了港澳回归后的实践检验，整体上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均实现了长期的繁荣稳定，“一国两制”有能力应对和化解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并推动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构建⑦。

在此次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对好制度属性做了强化拓展论证：其一，对“一国两制”作出总体性的制度评价，即“具有显着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这是由澳门回归25周年的成功经验证明了的；其二，对好制度属性进行“三层次”的递进强化论证，具体是指“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以及“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在上述论证中，港澳本身的繁荣稳定继续作为好制度的规范性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被拓展为内外两个面向，即内向维度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与外向维度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就将“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国家战略与哲学紧密结合起来了，赋予了“一国两制”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元素。特别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将“一国两制”的深层次初心与理想规范表达出来，即“一国两制”不仅指向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还指向了人类和平发展与去冷战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从而指向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塑造。这里作为好制度规范内涵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与习主席接着讲到的“一国两制”的普遍价值理念是直接相关的。这说明，“好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在于“普遍价值”。

关于“普遍价值论”，更是习主席澳门讲话的精髓所在。习近平主席澳门讲话的最大亮点与特色在于对“一国两制”价值理念的精辟概括，即“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并认为这些价值理念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里表达的是“一国两制”的价值普遍主义或普遍价值论，是从哲学层面对“一国两制”的规范性阐释与论证，是“一国两制”理论体系的原理性推进。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或规范价值，在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中已有思想渊源和一定的政策阐释，主要包括：其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两大价值框架内思考“一国两制”的制度与政策价值，“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以和平发展原则谋划内政外交大战略格局的一部分，且属于发展杠杆的部分；其二，在香港基本法的意义阐述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这部法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所以，“一国两制”的政策化、法律化及其哲学上的规范理解，绝不仅仅限于中国自身，而涉及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互动以及整个人类和平发展的前途问题，所以必然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邓小平论述为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国两制”的普遍价值论做了重要的思想与政策铺垫，而习主席的普遍价值论立足新时代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与哲学高度，进行了创新性的阐述和理论构建，是“一国两制”理论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到，“一国两制”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在价值来源与哲学方法论上受到如下因素影响：其一，中华文明突出特性⑧，特别是其中的“包容性”与“和平性”，这表明“一国两制”在根本价值上来源于中华文明；其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⑨，即“一切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包含“共享”（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这是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一国两制”的深层初心与此相关；其三，改革开放的政治哲学与价值取向，即对于“开放”价值的规范性认同及通过开放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战略思考与制度安排；其四，“一国两制”的价值理念及其实践，进一步验证了“两个结合”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合理性与理论创新意义，“一国两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制度成果，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普遍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的普遍价值论，“一国两制”与新时代以来提出和实践的“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大战略具有高度的价值契合性和制度关联性。“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谱写新篇章，就需要从基本价值层面将“一国两制”与上述国家大战略深度会通和关联，促进“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自觉及其法理体系、制度体系与文化体系的丰富发展。

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与横琴制度创新

“一国两制”是国家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杠杆”，无论是中央全面管治权还是特区高度自治权，其根本的制度伦理都在于保障和促进港澳之“发展杠杆”的高效率延续和优化，即以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作为国家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杠杆动力。这是“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的内核要素，也是高度自治在国家宪法秩序上的正当化理据。

对澳门而言，发展同样是硬道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回归以来长期讨论和试图突破的发展瓶颈⑩。这一瓶颈不仅限制了澳门经济产业的多元化与国际化，更是对澳门促进国家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具体杠杆动力和效用造成不利影响，因而是澳门自身与国家需要凝聚共识力量共同克服的结构性难题。从澳门市民社会或一般政府官僚来看，这样的经济结构困境与其日常生活似乎关联或影响不大，故寻求改革的意愿和能力之激发仍需要找到合理方法。但对于“一国两制”初心、爱国者治澳的建设目标与中央对澳门杠杆的战略预期而言，这一瓶颈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瓶颈，必须全力突破。

在习近平主席的25周年讲话中，“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位列“4点希望”的首位，是中央最关心的澳门新篇章的“首章”，其与横琴改革紧密相关，将横琴作为突破这一瓶颈、建设澳门新经济与新管治的核心抓手，将横琴作为“一国两制”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的制度杠杆。习近平主席指出：其一，发展新产业，即澳门必须“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其二，打造新横琴，即澳门要“推动实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澳门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各类要素跨境流动高效便捷”，并要求横琴改革始终聚焦中央的初心与战略定位，即“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不能偏离上述定位、造成国家战略落空；其三，发挥带动效应，即澳门要“瞄准重点领域，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打造一批标志性、有带动效应的工程和项目”；其四，面向大湾区和国际化，即澳门“要积极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整合优质资源，深化协同发展。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大力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上述讲话内容既从政策意义上回应了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与港澳角色的论述，也从“一国两制”融合发展意义上对横琴改革提出国家期待与政策指引。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横琴改革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标杆与破冰意义，亲自谋划部署并视察指导横琴发展。从国家战略与政策范畴来看，横琴改革属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改革的组成部分，但又具有显着的个性与特色，即在“一国两制”融合发展方面走在了中央授权与制度创新的前列，承载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探索与制度实验的重任。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顶层战略，是“一国两制”融合发展与新全球化探索的前沿战略，其中“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以及“河套方案”均属于推动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战略“子引擎”。比较而言，“前海方案”聚焦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做大做强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塑造，“南沙方案”是综合性面向港澳与内地的改革方案，“河套方案”是以港深高科技合作发展为主题的跨境合作方案。而以横琴为载体的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方案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性增长、共同治理架构以及特色产业发展层面着墨颇重，用意深远，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融入发展的前所未有之战略机遇和政策空间，也是国家推进大湾区战略突破和制度创新的关键承载之一。粤澳深度合作区催生了制度、政策、产业与社会文化的整体协同的改革“深度”，开辟了“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新境界。

“横琴方案”对澳门产业多元化、创新发展以及为居民就业、创业提供更多选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空间，是粤澳合作共赢及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优良方案。依赖深度合作区相关制度、政策、产业、项目及人才计划的配套落地，澳门社会的管治能力、规划能力、经济创新思维、制度合作能力、教育水平、人才梯队以及爱国爱澳社会政治基础等都将得到结构性拓展。这一改革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索“一国两制”澳门经验的全新增长点和制度化空间，形成更加严谨与富有活力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习近平主席澳门讲话对澳门发展特别是横琴发展的战略期待，是有充分的实践基础与政策依据的，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新篇章的最大特色和最有效增量。

五、面向民族复兴与新全球化的澳门发展前景

中共二十大确认“一国两制”长期坚持，提出了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及加速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目标与路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及发挥港澳在对外开放中的更好作用。习近平主席的澳门讲话进一步聚焦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与国家发展大局，提出澳门“一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这些前后连续且日益明确化的政策论述，为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新篇章规划和指引了清晰蓝图及路径。

在新时代“一国两制”丰富发展与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国家是主场，港澳继续承担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杠杆作用，而粤港澳大湾区是融合发展的战略承载，新全球化则成为港澳与内地融合发展的综合性外部目标及实践指向。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可以做大做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及中国式现代化，并对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起到引领作用。这是港澳的新时代使命与角色。

澳门回归25周年，成就有目共睹，发展方向日益清晰，澳门特色“一国两制”走向新阶段，其基本特征展现为：其一，国家权力的决定性进场，“一国”不再虚化和虚置，而是活生生的政治存在和权力现实，“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及具有穿透力、整合力，中央港澳办监督问责更为全面深入；其二，反中乱澳势力遭受更严格的制度防范，澳门民主法治体系更为健全，国家安全与管治权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三，外部干预和制裁尚不显着，但存在苗头和隐患，对反制性制度有一定需求，需有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和准备；其四，爱国者政治地位和利益获得较为完整的制度性保护，融入发展更深刻展开，全球化发展挑战压力较大，管治体系的贤能治理能力短板更加凸显，需予补救和发展；其五、香港国安法、新选制、23条立法继续对澳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起到直接推动和借鉴作用，港澳互鉴及良性合作展现新气象；其六，融合发展与新全球化的辩证统一成为新阶段的港澳主旋律，也是澳门发展需予遵循的双向法则和基本规律。

在澳门未来发展中，爱国者治澳的社会政治基础继续巩固深化并对融合发展起到稳定支撑作用，中央支持澳门融合发展与全球化发展的平衡立场与强大政策力度不会改变，但澳门发展面临的可能制约因素也需要客观看待和应对，举其要者至少包括澳门管治体系与管治能力现代化问题、澳门产业基础多元化与支撑协调问题、澳门教育水平与科学研究对发展的支撑问题、澳门全球化水平与层次升级问题、横琴粤澳合作型管治架构的政策与人事协调问题、横琴营商环境与人才政策的竞争优势问题、“新澳门”与“传统澳门”的结构性张力与平衡问题、港澳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竞争合作问题以及外部干预制裁的反制能力问题。这些问题来自历史、制度和政策环境，需要澳门特区政府、澳门社会在依靠中央支持的条件下聚焦研究解决，从而进一步提升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深度与质量以及澳门国际化互联互通的维度与成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稳健发展与中央坚定支持下，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以及对民族复兴与新全球化作出独特贡献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法理与实践研究”（2024-GMB-050）。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0日）”，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3813.htm，2025年2月4日访问。

②参见余永跃：“‘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载《人民论坛》2024年第23期。

③参见田飞龙：“全面管治权与中央港澳领导体制的制度优化”，载《大公报》（香港）2025年2月15日。

④参见吴志良：“全面构建‘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载吴志良：《何以澳门》，文化公所/澳门启元出版社2024年版，第357-363页。

⑤对“一国两制”战略意义的分析，参见许崇德：“论‘一国两制’对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2期。

⑥参见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⑦香港制度之变是最好例证，参见田飞龙：《香港新秩序：国安与民主的双重变奏》，香港橙新闻出版社2021年版。

⑧参见李国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夯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⑨参见桑明旭：“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载《求索》2022年第5期。

⑩参见锺韵、洪铠邦：“回归25年来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回顾与检验”，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田飞龙博士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3月号，总第327期，P2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