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研究主体上来说，正在由个人式的作者表达走向学派性的共同体建设。学派性共同体建设在产生学术代表、凝聚学术团体和学术共识、学术自我身份标识、学术代际传承、知识生产和范式建构等方面具有超越个人式作者的显著效应，由此，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找回学派的力量。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正逐渐形成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为基地的历史政治学派。历史政治学派在概念体系建构、理论范式形塑、学术代际传承以及知识体系建构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学术劲力和学术势能，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标识之一。未来历史政治学派应当在历史政治学的“野蛮生长”后，更加注重核心理论范式的提炼和知识体系的有效整合，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长久性的学派性力量。这也启发国内政治学界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应当凝聚起具有共同志业之学者群体的智慧、胆识、天赋与成果。

关键词：历史政治学派 自主知识体系 学术代表 学术势能 代际传承 知识整合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国内政治学界的基本共识，这种基本共识从深处来说缘于政治学界内部的普遍理论忧虑和身份认同危机。这种忧虑表明国内政治学界已经意识到自身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已然跟不上中国现实政治的发展，最能或者说最应当提供国家改革蓝图的政治学俨然成了无用之学，甚至总是与国家发展改革充满结构性张力，这使得国内政治学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与身份认同危机之中。不过幸运的是，这种内在的理论忧虑与认同危机也间接催生了国内政治学界当下对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热潮，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中国政治学界建构理论自信与身份认同的契机。但就当下而言，这种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趋势在热潮和成就之下也存在相应问题：一方面是把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当成一种口号式的宣传，拿不出具体的方法路径和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则是陷入个人式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表达之中。个人式的学术研究进路尽管不乏亮点，也不乏启示性研究，但是就整体而言，个人式的学术研究难以实现政治学理论范式转换与知识体系建构，更无法形成具有坚实基础的学科性议程设置能力。这就需要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开启从个人式的学术研究走向学派研究的理路转换，建立以学派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新势力。

学派建设与学派研究在国家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学术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学派之一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年鉴学派创建于1929年，以法国青年学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由此开始了法国的“新史学”运动。1956年，在第二代学派代表布罗代尔（Braudel）手上，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力走向巅峰，而且这一学派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当下。年鉴学派的成立在法国科学史建制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学派建设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同样重要。以美国为例，美国政治学最早秉持的是欧洲古典政治学研究路径，主要聚焦于国家理论、历史制度、宪政学说等主题。可以说，美国早期政治学研究路径和研究内容也是欧洲古典政治学研究路径和研究内容的延伸与拓展，真正使美国政治学研究获得身份独立和身份认同的标志就是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为基础创建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梅里亚姆指出，美国政治学发展应当区别于欧洲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应当注重吸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原理，使政治学研究走向“政治科学”，这就开启了美国政治学身份的重要标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尽管当下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已经落幕，并且就内容而言，行为主义政治学所发挥的学术想象力更多只是一种精致的设计与计算，谈不上什么对政治思想的深邃洞察，也没有提出多少有学术价值的议程与命题，走向了一种“精致的平庸”，但仅就学科建制性意义而言，芝加哥学派的建构是美国政治学开启自我身份认知和自我知识主体建构的关键，是美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勇敢尝试。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所言：“芝加哥学派普遍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者”。这之后芝加哥学派的成员构成了美国政治学科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为国内学者所熟知的主要包括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伦纳德·怀特（Leonard White）等人。当下有西方学者指出：“这些芝加哥学派的毕业生是行为主义革命的先锋，从根本上重塑了政治学，他们共同创造了政治科学，并且成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政治学科的研究主流。”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表现出了很强的学术劲力与学术势能，也成了美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开始与标识。正如其创始人梅里亚姆指出的那样：“科学是一项伟大的合作事业，需要许多有识之士共同完成。个人自发的、不受约束的活动必须始终有广阔的空间，但探险的成功取决于某种总体的组织计划。”

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借助于“学派”的力量。学派建设与学派发展相较于个人单打独斗式的学术创造与学术努力，更容易形成学术主体性身份认知，更容易彰显自身学术与知识价值，也更容易构建体系化的理论范式和知识体系。中国政治体建构与政治学研究本身就是体量极为庞杂的存在，没有一个学派性力量支撑，更多只有个人式的灵感迸发，而无系统性理论范式和知识结构的建构与呈现，这不利于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体系”建构，就一定需要系统性的理论范式和知识结构，否则，“体系”建构只会走向碎片化与分散化。自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以来，长期的学术积淀也迎来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力量从个人到学派的“质”的突破，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田野政治学派和历史政治学派。田野政治学派以张厚安、徐勇等人为代表，其以独具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建构，诸如“关系叠加”、“祖赋人权”和“东方自由主义”等，成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学派性力量之一。

与田野政治学派相应的就是历史政治学派。历史政治学派指的是以历史政治学研究为核心，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为基地，以杨光斌、姚中秋、王续添和任锋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学派。历史政治学派以学派姿态构建了系统性的理论范式和知识架构，展现出较强的学术劲力与学术势能，并且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特征。历史政治学的提出与发展引发了学界的积极反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历史政治学本身是以“学派之姿”出现在中国政治学研究舞台上的，是中国政治学有共同志业的研究群体的“集体行动”。那么，如何从历史政治学派建设与发展的视角认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其未来进路又应当注意什么？这是本文研究的背景与问题。

一、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与历史政治学派的诞生

历史政治学派是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背景下诞生的。可以说历史政治学派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结晶，学派的诞生又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传统中国是有相当的文化自信的，针对外部世界的“修文德以来之”的文化与政治心态就是这种自信的表现。当然，这种自信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奠基于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甚至是与世界的比较优势。只是在近代随着“欧风美雨”的到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崛起，这种自信也就轰然倒塌，谋求中国的“西化”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有意无意之中遵循的价值逻辑和行为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在这种“西化”思潮中，仍有部分学者呼吁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精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钱穆和晚年的梁启超。这两位学者的倡议在当时的背景下可谓“不识时务”的体现。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中国的发展慢慢步入正轨，当中国愈发用一种平和、平等、平静的心态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异同之时，两人的思想倾向与理论主张再次回到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视野，并且给当下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富思想启发性的命题。也正因为如此，任锋教授将钱穆作为历史政治学的现代先行者。可见，漫漫历史长河才是验证思想与理论生命力的最好实验室。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国内政治学等学科也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得以恢复重建。但现实发展与理论研究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剥离，与中国现实稳步发展不同的是，部分中国政治学者依旧醉心于西方理论和范式体系之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这些学者的国家自信，终结的是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溯和自主理论体系建构的志向。在这些学者群体眼里，中国政治进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改革”，更在于在西方民主转型学逻辑下实现“转型”。这里面丧失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学术自信，更是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但即便是在如此的氛围下，也总是有学者凭借自身的呼吁与努力来坚持中国政治自信，坚守中国道路，并且开启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尝试。从学术研究来看，这里面主要包括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国模式”（“中国学派”）两种声音。

政治学“本土化”这一命题可追溯到王绍光2000年写的一篇题为《“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的会议论文。王绍光有感于当时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现实严重不符，于是提出中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命题。十年之后，王绍光又详细划分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要经历的四个阶段，分别为取经、效仿、自觉和本土化，并指出要在学术自信的基础上做到“批判的吸收，创造性的思考，平等的交流”。所谓本土化指的就是“在理论上和理念上摆脱历史的目的论的普世主义，以本土社会的概念、行为、规制和价值系统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参照系和论域的边界”。王绍光本人的“代表性民主”与“代议型民主”的理论划分就是这种政治学理论本土化的重要呈现。与政治学“本土化”异曲同工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中国模式”的提出，要建立政治学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学派。潘维指出， “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从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找到原因，解释中国的和世界的政治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模式不仅在中国国内学界流行，在国外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无论是政治学“本土化”研究还是政治学“中国模式”研究，都代表着一种方向性建构，这是其特征，但也是其缺点，那就是陷入了一种“口号式”的争论，缺少相应的成体系的理论范式和知识体系建构。正如景跃进教授指出，“如果说，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挑战是理论预期与现实经验之间的反差，那么与之对称的中国模式派则面临理论建构的挑战”，即“缺乏适当的概念术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这种概念术语和话语权的欠缺使得无论是本土化研究还是中国模式研究都“后劲不足”。就目前而言，似乎更多只是留下了“本土化”还有“中国模式”这一方向性建构的概念表述，以及概念表述背后中国学者欲求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决心。两者无法有效建构起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两者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更多是学者个人式的单打独斗。尽管其不乏理论亮点和研究启发，但是在西方体系化的理论范式和知识结构面前，就显现出学术能量不足的问题。如杨光斌教授所说，中国政治学缺少自身的学科性研究议程，议程设置能力差。整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特点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之于中国的适用性开始质疑，但缺少自身系统理论的建构；开始倡导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但是缺少相应的学科性设置和学科性议程；有学者个人式的成果展现，但缺少以研究者群体为基础的学派性力量支撑。历史政治学及历史政治学派的诞生正是在这些理论意识与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全新呈现。

历史政治学派是以历史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的。国内学者之所以提出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用杨光斌教授的话说就是：“旧的学术范式和实践深度脱节。旧的理论不仅无法解释政治实践，还有可能成为诱发现实危机的根源。”姚中秋教授也指出， “在既有政治学范式失灵之时，转向历史是普遍的选择，因而，历史政治学的展开，不仅有益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甚至可能推动世界政治学之范式转换”。由此可见，历史政治学不仅仅是一个工具、一种方法或者一套理论，更是一种学科性研究议程的设置，是在学科性基础架构上搭建起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础逻辑，具有原理论属性建构意义。历史政治学虽然借用了西方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诸多理论资源，但其整体上是一种独立系统的理论范式体系和研究议程设置。在此理论范式体系和研究议程设置中，其需要借用西方理论成果，但不会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范式体系和知识架构成果。也正是在历史政治学建立与发展的基础上，历史政治学派才得以正式建立，两者可以说是同步的。

历史政治学派产生与存在的标志主要如下：

1.学术代表群体的存在。学术代表是一个学派存在的标志，无学术代表则无学派存在，历史政治学当下形成了以杨光斌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学术代表。学术代表对于学派的成立至关重要，其不仅提出和建立了学派，还确定了学派研究的主题、方法、范式、议程和思想，甚至是确立了学派的研究风格等。历史政治学第一代学术代表群体奠定了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主题范畴和研究方法等。难能可贵的是，历史政治学派已经呈现出代际传承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以黄晨、释启鹏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历史政治学研究者。与此同时，历史政治学的研究也已经逐渐扩大到其他政治学研究者之间，甚至是逐渐蔓延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如杨光斌教授所指出的，“以历史政治学为中心的国内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目前来看，这一学术共同体还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2.学派理论范式的基本形成。理论范式是学派存在的根本性价值所在，可以说理论范式就是学派存在的灵魂。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就诞生了以钱端生、萧公权、张奚若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政治学学者群体，但是其更多只是注重对西方政治知识体系的译介和搬运工作，并“没有提炼出中国化的分析概念或理论学说”，因此，这一群体仅仅构成一种“弱意义学术共同体”，并没有成为学派性研究群体。而历史政治学派在对西方政治理论范式学习、借鉴和反思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系统性概念，并且在概念体系基础上基本建立了相应的理论范式。如杨光斌教授的“政党中心主义”，这一具有本体论属性的分析概念不仅实现了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深刻剖析，更是在比较意义上透析了西方政治社会的本质属性。如任锋教授的“治体论”，不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归纳总结，更是在理想类型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政体论”的范式超越。而且，“政党中心主义”与“治体论”不仅仅具有分析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功能，实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资政”功能的回归。这种政治实践性也突出表现在姚中秋教授以领导权为基础的“领导性治理者”和“干部制”的概念提出，这些概念纠正了西方“泛制度主义”研究的缺陷，填补了西方对于领导者（政治家）能力与责任研究的空白。王续添教授的“中心主义国家”概念，从理论构建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在此概念基础上论证了当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逻辑。这些理论范式不仅仅是“中国性”的，对于世界政治学研究而言同样具有一般性分析价值。尽管这些理论分析范式的学术效力如何尚需时间检验，但是其提出本身就表明历史政治学派探寻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

3.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学科知识结构与知识体系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常常忽略的地方。中国政治学研究往往只有方法、思想和理论，而无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建构，这无疑弱化了思想与理论的学术效力。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展开，不仅构建了认知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重要知识路径，更是在此基础上意欲建构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其主要表现就是杨光斌“世界政治学”概念的提出。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立实现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超越，并且以历史经验视角解释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性质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也与中国近代遭遇的西方侵略事实做了历史与理论的呼应。世界政治学是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其不仅具有国家间关系的分析意义，也具有国内政治的分析价值。

4.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学派的产生及其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建构必然要产生相应的学术影响力，如果学派的影响只是囿于自己的圈子，那就谈不上什么学派问题。历史政治学的提出与发展到现在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学术影响。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展开已经逐渐渗透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研究、国家理论研究、政党理论研究、政府理论研究、民主政治研究等，并且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对于西方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全面审视和深刻透析。关于历史政治学的学术会议和高质量研究论文当下也频繁出现。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或者学科性议程在提出之后就受到如此多学界同仁的关注。正如王向民教授所言，“‘历史政治学’学派几乎已经将整个中国政治学界卷入”。除了作为创建者的有意识推动之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理论对于中国与西方政治现实极强的穿透力与解释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历史政治学的学术生命力与学术韧性。

尽管历史政治学研究和历史政治学派发展还存在相应问题，但就以上学派标志而言，我们可以下一个定论：历史政治学派已然形成，并具有了一个稳定的学术共同体，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那么，这里的问题就变为了“历史政治学派何以促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二、历史政治学派何以促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历史政治学派是中国政治学人追求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产物，学派的成立又反过来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其核心原因正是历史政治学派超越了学者个人式的学术创作，而以“学派之姿”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强劲的学术势能。所谓学术势能，指的就是学术研究产生的学术能量以及学术能量的有效扩散。学术势能对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着重要作用，其不能仅仅依靠个人式的单打独斗，更要注重以学术共同体或者学派性力量为基础的团体学术的凝练与形塑，这是“学派”学术的特点与优势。整体而言，历史政治学派所产生的学术势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代表群体的思想引领力与理论创造力。如果说学派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标志，那么学术代表就是学派的标志。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学术研究革命性的开拓者，能够突破既有研究理论的桎梏，以自身的思想引领学派建设发展方向，以自身的理论创造能力建构学派理论范式和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大师或者学术代表的学派建设注定是平庸的。可以说，学术代表是学派建设的最核心因素，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支撑。学术代表某种程度上可以破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有专家缺大师”的局面。也有学者指出：“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仍需要学术感知敏锐、学术视域开阔、有责任心、有规划力、重视人才培养、具备毅力耐心的学术领导者。”虽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命题上存有不同，但历史政治学派几位学术代表的共同点都是跳脱出了西方政治学理论范式框架，注重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本身建构理论体系，而且这种理论体系虽然充满“中国性”属性，但是这种分析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价值。也正是在几位学术代表的理论范式建构与思想体系引领下，历史政治学才能呈现出较强的思想引领力和理论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成了历史政治学的“标志”，正如人们提及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Mises）等人，提及美国民主转型学派自然会联想起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人。

2.学派建设之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然需要相应的学术身份标识，其中学派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身份标识。正如人们一提及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自然就联想起欧洲和美国经济学一样，这实质上就是对欧洲和美国经济学的肯定（中国经济学界的很多人甚至可以称为奥地利学派或芝加哥学派的“信徒”）。历史政治学已然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符号”，该“符号”背后蕴含的不仅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更多还是对于中国政治建构本身的认同。正如杨光斌教授指出，“历史政治学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有着特殊价值，几乎是一种量身定制的概念”。就国内社会科学学术圈而言，“历史政治学”一词蕴含的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身份性标识，其蕴含的价值并非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理论，甚至不是一种学科性议程设置，而是中国政治学自主身份的崛起与标识，这一标识的背后所蕴含的对中国政治建构与政治学的学术认同价值远超过作为一种方法和理论的历史政治学。这种身份标识力就是学术自信的体现。

3.学派的代际传承能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绝非仅需要一代学者就能够完成的事业，而是需要学派建设视域下的代际传承。代际传承能够不断积累学派性研究成果，尤其是积累代际学术代表的思想与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不断深化主题研究、拓宽研究视野，最终使得学派性研究成果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而不是随着学者个人式研究的热情涨退而起伏，不会出现“左打一枪，右鸣一炮”的局面。如美国的民主转型学派，至少经过了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胡安·林茨（Juan Linz）、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拉里·戴蒙德等人的代际传递与知识积累。尽管美国民主转型学派的研究内容存在诸多知识偏见和理论谬误，但是其在代表美国政治科学身份与建构美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层面产生的学术效力非常强劲。历史政治学当下在第一代学术代表的基础上，也逐渐衍生出新一代历史政治学学术代表，尤其是青年研究群体，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一定的代际传承特征。并且，在代际传承基础上出现了鲜明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的深化，不仅如此，这种代际传递或者说历史政治学的学术势能已经逐渐扩散到整个中国政治学研究群体之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政治学群体，走向中国整个社会科学范畴研究。以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为主要标志，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学术新取向——“历史转向”。正如姚中秋教授指出，历史政治学“可能助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之范式变革”。尽管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历史政治学派所产生的代际传承能量在新中国学术史上是一种难得且可喜的情形。郭忠华教授指出， “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注定是长久的，需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以“学派之姿”呈现的历史政治学派的代际传承力无疑更能够有效地整合和发扬几代人的学术努力，“劲往一处使”，更具有学术传承性与学术耐久性。

4.学派思想的对话能力。学术思想的建构要具有争鸣性，要具有与当下主流理论范式交流、质证的能力，也就是要具有与主流理论“对话”的能力，这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一味地建立在他人理论基础上的“跟随性研究”，除了做他人理论的注脚之外，是难以获得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与认同的，也难以产生思想上的交流与学术上的碰撞。简单来说，我们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听话”。历史政治学的建立与历史政治学派的诞生就产生了可与西方理论和思想交流、争鸣的对象和主体，只有在思想交流与探讨争鸣中，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才能从幕后走向前台，才能从跟随性研究走向自主性研究、创新性研究。这种争鸣性鲜明地体现在杨光斌教授提出的“世界政治学”学科概念之中，其直接面对的就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掩盖了其帝国主义性质，而透过世界政治学则可以“找回帝国主义理论”，能够更为理性地揭示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掩盖的“血与火”，由此也撕裂了包裹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实质上的诸多依附理论，诸如民主外交、民主和平论等，与其对应的恰恰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和合的天下观”。这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强有力的回应，这种回应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一种理论的应时性回应，更核心的在于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世界政治学再次构建了一个学科性议程体系，以一个学科性基础架构的姿态实现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与理论范式超越，其不仅仅具有本体论属性，更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方法论属性，这就为国内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科性工具议程。

5.学派理论范式的穿透力。这是历史政治学及历史政治学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因素。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和稳定发展，并能够产生持久的学术影响力，就在于其理论范式的理论穿透力。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之所以在中国遭遇“滑铁卢”，正是由于其所构建的理论分析范式已经不能够再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就是构建具有理论穿透力的政治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自我身份认同。这种穿透力的主要表现就是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辨识功能，即对于当下政治概念的历史考察与价值还原，这对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无疑发挥着“正本清源”的功能。如杨光斌教授等人基于对“政治”这一基础性概念的考察指出，西方“政治”是源于其社会史上的对抗性资源竞争，而中国“政治”则讲求民心政治，是“大一统—民心（民本）—致治”的体现，中西方对于“政治”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这也导致两者在国家政制建构与国家行为逻辑及行为选择上存在重大区别。历史政治学把概念给予“政治史”（而不是简单的“学术史”）的考察，无疑更能解开西方学术史外衣，更能接近历史真相。正如杨光斌教授指出，基于政治史的研究就是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辨识功能。

归根结底，历史政治学派视域下的历史已经不仅仅是过去的事件，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探寻与建构的自主性政治学原理与政治学知识体系。历史在历史政治学派眼界中已经具备了主体性、自我性和本体性。历史不再仅仅作为资料而存在，不再是政治分析的边缘性资源，而是政治分析的主角。历史走入了政治分析的舞台中心，是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理论渊源。尽管历史政治学派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其开拓出一种方向性认知。方向问题无疑是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一方向认知的基础上，历史政治学派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学术能量必将作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坚力量。方向性问题确定以后就是具体路径问题。就当下来看，历史政治学派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进路应当是学派内部的知识整合与理论体系建构，从而使当下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的历史政治学凝合为一个中心点，也就是使当下历史政治学由“野蛮生长”转向知识整合与体系建构。

三、历史政治学派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进路：由“野蛮生长”到知识整合与体系建构

历史政治学派在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构建过程还存在相应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同时也是学派发展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历史政治学理论范式的整合问题。就当下而言，历史政治学内部还缺乏一个共识性的、规范性的核心理论研究范式标识。尽管历史政治学派的几位学术代表分别建构了具有原理论属性的研究范式，但这种研究范式彼此之间更多还是分散性的。尽管历史政治学派学术代表之间存在相互的知识引证，但是这种引证更多还是一种一般性的知识介绍。学术代表建构的原理论属性的研究范式尚欠缺一个系统有效的整合，这也使得历史政治学派内部欠缺一个核心理论支撑点，从而使历史政治学派内部的研究稍显分散。而且，这种研究的分散性更是广泛地存在于其他以“历史政治学”为名展开的研究文献之中。历史政治学内部核心理论研究范式的缺乏（或者说无法有效统一），直接导致当下众多冠以“历史政治学”之名的研究文献，更多还是从“历史研究”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政治学研究”角度出发，更多是“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学研究”，而不能称之为基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正如张树平教授指出，并非所有冠名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在本质上都属于历史政治学。当下历史政治学的发展需要知识体系的整合以及核心理论范式的建构。

历史政治学知识整合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诸多建构性概念的系统性整合问题。历史政治学在发展进程中提出了诸多概念，如干部制、领导性治理者、公家秩序、中心统合主义等等。这些概念构成了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显著标识，也是构建历史政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概念更多还是独立存在的，类似于徐勇教授笔下的“概念孤儿”状态。这就需要在理论建构层面对这些彼此孤立的概念予以有效整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无法发展出一套完备性的知识体系……终将无法长久”。就概念整合的视角而言，可以参考美国民主转型学派的做法。美国民主转型学派同样创造了诸多学术概念，如权威韧性、民主崩溃、第三波民主化、民主终结、民主巩固等，但这些概念并非独立分散的，而是有机统合的，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民主转型学派的核心理论范式与理论追求——“民主化理论”。民主转型学派也正是以“民主化理论”为支撑来有效整合其概念谱系的。尽管就概念实质而言，其充斥着各种西方自我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但至少就学科性建设与学理化发展而言，民主转型学派的概念体系更为系统与有机统一，理论范式基础也更为深厚。这是值得历史政治学派向西方学者同行学习的地方。

简而言之，当下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更多还是处于一种多方向性发展（也可以称为无序发展）下的“野蛮生长”状态。尽管其带来了研究内容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但是无法有效统合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使得历史政治学的核心理论范式难以有效建构和确立。这也导致历史政治学在当下虽然名噪一时，但从国内政治学学界内部而言，人们留有更多印象的还是“历史政治学”这一学科性议程（名称）。至于历史政治学的核心理论范式是什么，历史政治学的终极价值关怀是什么，即便是历史政治学派内部也缺乏一定共识，这尤其表现在历史政治学几位学术代表之间。他们更多是就“历史政治学”这一探寻中国政治学自主性的学科性建设议程达成共识，但是其研究某种程度上依旧处于“自说自话”的阶段，彼此之间并没有深入系统的学理性关联。这种研究的碎片化与分散性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历史政治学核心理论范式的深度挖掘与建构，也削弱了历史政治学设置议程（学术想象力）与提出理论命题的能力，自然也就削弱了历史政治学派的学术势能，从而使得当下历史政治学派缺乏一个核心的动力基础和目标指向。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之所以更多只是留下“行为主义”这个学科性命题，而欠缺具有价值性、启示性和恒久性的政治命题，就是因为其更多只是关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形式科学化”，其内部并没有一种支撑性的核心理论范式。因此，为了避免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无意义”的结局，历史政治学派的下一步必然是在经历历史政治学知识的“野蛮生长”之后，谋求历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整合与建构核心理论范式的支撑，为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向民教授在回顾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的时候指出：“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然站到一个临界点，像春蚕的蛹，旧有形态褪去，蝶影孕育待现。”探寻或者建构历史政治学的核心理论范式支撑就成了历史政治学研究“破茧成蝶”的关键，也是历史政治学派能否承担起有效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任务的关键。要想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避免碎片化或者分散化形态，就一定要探寻或者建构一个核心理论范式的支撑。该范式理论要能够有效地统摄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各个主题。其应当是聚焦的，而不是分散的；其应当是系统性的，而不是部分性的；其应当是整体性的，而不是碎片化的。这实际上牵涉的就是中国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本体论基础。因此，能否有效统合历史政治学研究的不同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体系，实现历史政治学的“大一统”，是历史政治学在“野蛮生长”之后发展的关键，也考验历史政治学派学术建构能力，尤其考验其在宏观学术发展背景下的学术透视力和整合力。这也是历史政治学派能否有效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构建的体系能否保持长久性的关键所在。

四、结语与启示：以学派力量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绝非一人之功所能完成，也绝非一时之力能够实现，它需要几代中国学者不断潜心研究，以超强的学术毅力和学术定力对待这一伟大事业。当下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政治学者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存在，更应当作为一个参与者，甚至是作为一个推动者而存在。这已然不是学术，而是历史，是一份独属于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者的“历史荣耀”，而要实现这一独属于中国政治学者的历史荣耀，我们就一定要找回学派的力量，以“学派之姿”凝结具有共同志业之学者群体的智慧、胆识、天赋与成果。这就需要学派代表提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向与目标，以学派传承肩负起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延续性与长久性。学者个人式的学术努力尽管可能会有启示性成果，但很难担当起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任，就此而言，历史政治学派之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政治学派尽管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距离真正构建起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能否肩负起这份重任，也是对历史政治学派的考验，考验其学术代表的思想引领力与理论创造力，考验其理论范式的穿透力和知识体系的整合力，也考验其代际传承能力等。尽管我们很难对未来做出预期，但是笔者对于历史政治学派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有着充分的信心。一方面正如陈明明教授所指出，中国政治学发展必然要用历史来发展和检验理论，从历史中研究中国政治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另一方面就在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中国现实政治的发展必定要得到，也必定能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有效回应。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历史政治学派的学术使命，也是其根本价值和根本追求所在。作为历史政治学研究者，这份学术决心理应当仁不让。姚中秋教授指出： “中国在经济、政治上已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但在价值、思想、学术上却是小国，很多学人仍自甘于依附者位置。”现在是时候改变这种现状了，政治大国必然需要学术大国，这是历史赋予当下中国政治学者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政治学者逃不脱的历史宿命。

闫贝明，博士，肇庆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与行政学理论、历史政治学。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