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统筹推进新时代“大后方”高水平安全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支点，也是经由推动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乘势之举，更是经由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应有之义。就理论逻辑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理论根基同源、实践主体同一和根本目标一致的内生机制，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实践进路讲，要构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引领、文化铸魂、发展固本、社会融通和法治护航的联动机制，坚定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通过构建“战略势能转化—制度融合赋能—政策协同推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统合范式，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与国家制度政策实践知行耦合的创新进路。未来，关键在于实现从建好建强新时代“大后方”到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系统集成，将国家战略腹地的“硬实力”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纽带”。

关键词：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安全格局；新发展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就“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作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1］52-53的战略部署。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2］考虑到“我们的主要家当都摆在沿海一带”，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创造性提出“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指出“你们这里也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增长极，一个新的动力源”［3］。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5］的具体部署。

目前，学界围绕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研究有三个维度：一是本体认知上系统阐释了国家战略腹地作为“经济韧性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和动力源”［6］的时代内涵；二是实践路径上聚焦四川［7］、重庆［8］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9］等重要区域，同时围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10］和关键产业备份［11］等重要指示提出实践策略；三是实践场域上转向系统集成，如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2］、发展新质生产力［9］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协同推进。可见，学界已形成从基础理论到实践探索再到系统集成的研究架构，但存在以下不足：侧重经济维度的价值阐释，忽视其具有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一体的“共同体”意涵；系统集成策略缺少政策嵌套的理论建构及逻辑贯通，如尚未建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推进机制并缺少政策适配研究。进一步挖掘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共同体”意涵，能够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部署系统集成并形成强大合力。如何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更高层次的团结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民族只有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才能更好推动国家经济繁荣、更好实现自身经济发展。”［14］这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更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明确了任务。

本文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引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之中，力图在延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有研究链条的基础上，阐释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一方面旨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筑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民族认同根基，将国家战略腹地的“硬实力”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纽带”，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与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实践新路。另一方面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属性引领，实现从建好建强新时代“大后方”到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系统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与国家制度政策实践知行耦合的创新进路。如何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本文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如何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乘势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论证，是在特定维度上回应这一时代命题的尝试。

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意涵

“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14］3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这个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正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部署。当前，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辅相成、同向奔赴。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时代必然。“新时代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具有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战略功能，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系统支持，有利于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13］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支点，不仅能够推动人口规模、共同富裕、文明协调、生态和谐与和平发展这五大中国式现代化特质的深度融合，而且正在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路向”[5]。

（一）超大规模现代化之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根本底气和时代机遇”［16］，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根基和超大动能”［17］。“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仅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就高达1.25亿”［17］，中西部地区承载着近四成人口，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基础设施密度和公共服务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首先，宏观来看，国家战略腹地通过产业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布局等，能够有效缓解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进程中资源错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例如，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增长极的打造，既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又能激活中西部资源禀赋。其次，具体来看，这种空间重构不是简单的产业位移，而是需要通过优化人口经济地理格局，使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与人口分布形成动态适配；还需要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推动东西部协同发展，为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现代化动能提供实践载体；更需要通过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纽带。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既可深化民族互嵌，也可有效推动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具象化为产业协作网络。最后，整体来看，当边疆与内地、沿海与内陆、东部与中西部、战略腹地与核心区域形成深度协同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时，各民族自然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价值共创、使命共赴的命运共同体。这种空间重构在本质上，正是承继了历史上“大一统”格局通过政治整合与经济互补以维系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当下则是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载体，通过制度性安排和区域性政策以确保各民族共享发展机遇。这种高超的治国理政智慧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纵深，也厚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根基，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了新的时代动能，更为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提供了兼具包容性与安全性的中国方案。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基本目标和现实任务”［16］，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和本质要求”［17］。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遵循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正是着力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举措。一方面，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边疆地区的发展具有梯度差异，但本质上是生产力布局与资源要素配置的空间矛盾。当前，通过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既能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腾挪空间，又能为欠发达地区创造就业机会。例如，内蒙古的风电基地使牧民转型为新能源技工，广西的跨境贸易区让边境村寨接入全球供应链，西藏的藏地桃花节带动文旅融合和云南的咖啡产业链惠及各民族。诸如此类的“造血式发展”超越了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通过产业赋能使“地理边缘”转化为“开放前沿”，让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看得见、摸得着。再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通过“川渝一盘棋”的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既增强产业链韧性，又带动区域收入均衡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区域重叠，这种以国家战略腹地为支点的经济布局，有效破解了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区域失衡，更使“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共富理念和政治承诺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物质基础。这种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通过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形成发展合力，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创造与分配在空间维度实现有机统一，也使得共同富裕的成果真实可感。这能够有效防止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区域发展中常见的“虹吸效应”与“边缘崩溃”困局，防止因资源分配失衡导致的两极分化陷阱。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之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实践领域和功能指向”［16］，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保障”［17］。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天然场域，中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架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桥梁。例如，贵州“村超”赛事以乡土足球激活地方文化，川西非遗工坊让传统技艺对接现代设计，证明精神文明创造本身就是生产力。又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通过产业协同与文化共建，既推动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实体经济发展，又在巴蜀文化保护中打造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联动展示区，成为区域均衡发展与文化创新发展的典范。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互促的现代化，将地域文化基因转化为现代产业动能，既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肩负着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时代重任，通过跨区域资源整合为破解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广泛共识和生态底蕴”［16］，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现途径和必由之路”［17］。国家战略腹地发挥着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作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战略腹地，与集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于一身的民族地区重合，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使命重大。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加强长江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生态屏障建设，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的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这种绿色发展模式突破了传统工业化路径依赖，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间的动态平衡点，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五）和平发展之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时代担当和作用领域”［16］，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愿景和格局担当”［17］。“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60，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践行“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23的辩证法。历史昭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不缺乏尚武精神，但和平却始终是我们的第一原则。”［17］在全球化风险倍增的今天，国家战略腹地的产业备份系统建设、能源资源储备体系完善、边境地区开放开发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打造等，既在构筑抵御“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经济安全防线，又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锻造战略支点。例如，成渝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保障全球供应链韧性，中欧班列构建亚欧大陆发展动脉，这些印证着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对“和平与发展”的物质支撑。通过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我国不仅强化了发展自主权，还以区域协调发展激活了内生动力，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依靠对外的殖民掠夺，靠的是向内发力、苦干实干，靠的是维系和巩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能力，靠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17］国家战略腹地的“硬实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纽带”交织共振，中国式现代化正以其特有的东方智慧开辟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境界。

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双重命题。二者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前者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建设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后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14］3，实则二者具有理论根基的同源性、行动主体的同一性和根本目标的一致性。深入认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揭示和“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国家总体战略之间”［18］的互构机制，也有助于系统解析和深刻把握国家制度政策实践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刻影响。

（一）理论根基的同源性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战略思想”［17］，也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两者具有理论根基的同源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16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独特历史与精神文明的现代性延展，也是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思想精华的创新性成果”［18］。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作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这一战略部署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贯彻，也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深化。就历史唯物主义讲，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动生产要素向中西部流动，正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实践回应。就辩证唯物主义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直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双重目标。例如，通过在中西部布局能源基地、“在国家战略腹地构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产业与要素备份基地”［10］，化解了东部发达的城市地区发展过度集中的风险；又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韧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体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自主性和实践创新性”［18］。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提出，也是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19］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纲领性文献”［20］，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21］。这一系列重要指示及重要论述，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18］。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可以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18］和准确把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要求。总之，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时代性、创新性，也展现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

（二）实践主体的同一性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均需要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以凝心聚力，更需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主体力量，两者具有实践主体的同一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46；“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1］70。当前，面对“两个大局”的严峻考验，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战略支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来讲，“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必须由各民族共同维护、巩固和发展”［14］4-5。就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在要求来讲，需要发挥全国各族人民的主体力量，更需要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主体。当前，“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19］，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不仅指明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实践主体，“也揭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强主体凝聚力的共同性方向”［18］。始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方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汇聚更多力量。

（三）根本目标的一致性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看似具体目标不同，但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引擎，两者具有根本目标的一致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既成为各族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共同团结奋斗的引领动力，也昭示着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前途命运。”［22］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价值坐标与实践导向。一方面从“空间一体化”［10］的角度来看，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着力破解“胡焕庸线”东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核心区域与战略腹地联动不足的空间矛盾，正通过“产业转移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优化空间经济政策和国土空间体系”［10］，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安全屏障，发展安全腹地。另一方面就增进共同性以铸牢意识形态根基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致力于凝聚多元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更为磅礴的奋进伟力。在此意义上，两者共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前者通过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后者提供了实践载体与战略支点，而后者则为前者强化价值引领与熔铸奋进合力。这种内生机制的发掘，不仅在理论层面回应了新时代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双重命题，更在实践层面破解了区域协调发展困境的难题，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演进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通常是在国家制度和政策推动下演进的。现如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正通过一系列国家制度和政策实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进程中，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主动统筹“两个大局”，应对风险挑战。

（一）捍卫国家统一与接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捍卫国家统一、确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通过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和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双重路径，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纪元。一方面在经济工作领域，国家通过“一五计划”重点发展东北、华北等工业基地，并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延伸工业项目，建设基础设施。虽然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仍以东北和东部沿海为重点，但通过川藏公路、宝成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地区逐渐被纳入国家战略视野。这些举措为后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接续推进筑牢了“压舱石”。另一方面在民族工作领域，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从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195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再到1954年宪法规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23］，一系列法律文件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15］320-321。

（二）加强国防建设与协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是国家首次系统性将国防战略重心由东北和沿海地区转向西部内陆腹地的标志性事件。针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局势，毛泽东强调，要吸取苏联在二战初期“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的惨痛教训［24］，同时指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25］。要“着眼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考虑大山、大河、天险等地形特点以及铁路交通、工业分布与国防力量的现状”［26］，将全国划出一、二、三线，意在建设一套大纵深、多梯次、可回旋的战略防御体系。“一线地区指边疆和沿海，一、三线之间称为二线地区，一、二线地区的腹地称‘小三线’。”［27］三线地区在地理上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和山西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分布在“西南的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湘西、鄂西、豫西、晋西、粤北、桂北等，共涉及13个省区”［27］，俗称“大三线”。这些地方是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的重要区域，涵盖多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还涉及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三线建设时期，超过1 000万人直接参与建设，间接辐射到的人数更是难以计量，这不仅带动了三线建设地区的经济发展，还通过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据统计，1964至1980年，全国三线地区共投入2 052.68亿元，相当于1953至1964年投资的3倍，在中西部建成了1 945个大中型企业、科研设计院所［27］。其中，“建成400多个军工企业、80多个国防科研院所”［27］96。

其一，在工业化方面，经过三线建设，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以华中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机械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建成了汉中、天水、银川、西宁工业区等一批新的、各具特点的工业中心［28］。其二，在城市化方面，大量沿海地区的国防军工企业和与之配套的相关产业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布局原则向中西部大转移，使一大批城市及其区域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比如，形成了“攀枝花‘钒钛之都’、绵阳‘科学城’、六盘水‘江南煤都’、十堰‘汽车城’等多个新兴工业城市”［29］；促进了都匀、绵阳、德阳、凯里、宝鸡、汉中等普通县城转型为重工业城市；带动了重庆、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中心城市的崛起。其三，在交通基建方面，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及其支线，如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铁路、8 046公里和各类公路约22万公里［30］。在水路方面彻底整治了长江航运，通航里程和吞吐量均得到快速发展。这些西南交通网经长江水道，通过宝成、湘黔、黔桂铁路与华中、华南和西北铁路网相连，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全国铁路交通网，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横向上的互联互通。总之，当年这种基于生产力布局上的战略统筹，不仅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还为我国战略后方建立起了一套门类比较齐全、可应对战争的工业生产体系，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形成相对互补的产业格局。同时，围绕众多城市、工程、基地、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和日常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快速推进了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赓续发展夯筑了经济基石。

（三）区域协调发展与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缓和，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凸显，在新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实施了“东部沿海优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富”的区域发展战略［31］。此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取得较快发展，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旧突出。1991年3月，《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首次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这是首次在政府报告中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标志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1999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国家开始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调配，系统性缩小东西部差距。2000年以后，国家相继启动了“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至此，中国逐渐形成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全新布局［6］。与此同时，民族工作进一步深化。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将区域协调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紧密结合。此阶段，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布局能源基地（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工程）、交通枢纽（如青藏铁路）和云南边境贸易试验区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战略，依托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区域发展的经济纽带，通过产业链延伸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相依，由此深化了“经济互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

（四）安全发展并重与统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了区域协调发展以新的时代意涵。党的二十大作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具体部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逐步实施开来，但需指出的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三线建设不同，其核心目标并不是以备战为目的，而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关键产业备份基地等举措，增强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能力。2023年7月以来，四川努力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并坚持“川渝一盘棋”［2］，重点布局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产业，形成与东部沿海互相支持的经济格局。当前，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正在深度展开。

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角度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物质保障，也激活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动能。其一，通过布局关键产业备份基地和战略性资源储备中心，能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做好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突发事件的准备。例如，西安光子产业集群突破“卡脖子”技术，贵阳大数据中心护航数字经济安全和中西部诸多地区新型储能项目的落地等，既保障了我国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又为未来产业的升级迭代预留了弹性空间。其二，中西部地区依托成渝、关中、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一方面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布局战略性高精尖产业，促进装备制造、新型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这既缓解了东部沿海城市地区生产要素价格高昂的成本压力，又通过产业链备份增强整体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一带一路”陆海联动节点优势，建设向西开放的新高地，将内陆腹地转变为国际循环战略通道。例如，四川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保障了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通过中欧班列（成渝）串联起亚欧大陆产业链。其三，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依托能源资源优势，能够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助力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例如，青海和内蒙古清洁能源通过特高压网络直送东部，农副产品借助冷链物流覆盖全国，让“胡焕庸线”东西两侧形成了生产要素的深度互嵌；宁夏“东数西算”工程在虚拟空间层面增进了东西部间的经济联系；四川的页岩气通过“川气东送”点亮长三角万家灯火。这些地域性资源禀赋正在升华为国家战略能力，地方发展诉求与国家整体利益实现了有机统一。这种“安全+发展”理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提升了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能力，更激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生动力。

综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经历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布局”、从“单一目标”到“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也由早期的“政治整合”“经济带动”格局走向“安全+发展”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体现了对“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扬弃，又超越了“冷战”思维下的被动防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生动能，也有助于推动中西部民族地区实现从“战略纵深防御”向“主动韧性塑造”的经济社会转型。

五、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进路

当前，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在有形的物质场域深耕，也在无形的精神场域涵养。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已经超越传统区域经济发展范畴，演变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系统工程。要通过构建“战略势能转化—制度融合赋能—政策协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统合范式，构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引领、文化铸魂、发展固本、社会融通和法治护航的联动机制。在此过程中，以国家战略势能向民族工作领域定向传导为引擎，以国家制度政策供给赋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优化升级为支点，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系统协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路径，可为“增进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创造积极条件”［32］，可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更高层次的团结统一。

（一）政治引领：筑牢共同奋斗的核心主轴

政治引领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起点，旨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14］7。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政治保障。一方面在制度保障机制上，通过完善优化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统战部门统筹协调的治理架构，既要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深度嵌入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也要将各民族发展诉求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例如，“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33］不仅实现了产业链跨区域延伸，更通过党组织联建共建机制，将“五个认同”“四个与共”融入职工培训体系，使生产要素流动与政治认同构建形成共振效应。这种机制创新打破了以往民族工作的行政化局限，既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通过“党建+产业”模式将党的民族政策转化为发展动能，也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向生产生活场景的融入中，增强了各族群众对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认同与支持。近年来，面对国际地缘政治动荡，我国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始终保持社会稳定，充分验证了制度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政治引领实践中，要把党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以实践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基础的持续巩固，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实现党的领导与民族团结进步的双重目标。例如，贵州借助东西部协作机制，建立“东部研发+贵州制造”的产业协作模式；广西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研发+广西制造+东盟市场”产业协作体系；云贵川三省建立的“赤水河流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助推联创共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些案例充分印证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制度效能。

（二）文化铸魂：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

文化铸魂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环节，意在“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14］7-8。一方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例如，通过数字技术复原敦煌壁画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打造出了可感可知的“五个共同”教育基地。“三星堆”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超链接”，在科教、文旅、文创等业态的共同推动下，持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需要突出中华文化符号的整合功能，如将长江、黄河等地理标识与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三线精神、红色文化等相结合。要在文化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守住文化根脉，通过文化反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另一方面，实现产业发展与文化赋能的有机结合，让国家战略腹地成为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场域。例如，贵州“村BA”使地方文体活动升华成为各族群众共享共乐的文体盛事，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目光。广西“三月三”节庆活动既促进文旅消费，也以山歌对唱等形式深化了各族群众的情感联结。又如，中西部民族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各民族产业工人在职业技能培训中同步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很多企业将中华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等等。这种生产场域的文化实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具象化载体，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协同推进。

（三）发展固本：创新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

发展固本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中之重，重在“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14］8。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要服务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各地区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融在一起，确保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通过制度性安排破解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构建“东西互济”的经济协同网络，推动中西部民族地区深度嵌入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完善“飞地经济”治理模式，以数字经济为纽带破除地理阻隔，使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清洁能源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算力需求精准对接，在战略嵌入与要素重组中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经济协同模式可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需求与民族地区发展诉求相结合，在保障产业链安全的同时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需以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筑牢民生底板，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促进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19］。例如，通过跨省医疗联合体、云端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等技术治理手段，让优质资源穿透地理阻隔。

（四）社会融通：培育深度互嵌的联结网络

社会融通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旨在“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4］9。其一，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空间重构为抓手，通过基础设施网络化重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格局。统筹规划跨区域交通、能源、数字“三位一体”新型基建体系，重点打通边疆地区与内陆城市群的立体通道，以高铁、5G网络、特高压输电网络、“东数西算”工程的互联互通消解地理阻隔。例如，成贵高铁的全线贯通，不仅激活了川黔滇经济走廊，助力西南经济腾飞，更通过“高铁+文旅”模式，让苗族蜡染、侗族大歌等非遗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共享。其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学引导民族地区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市有序流动，同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深化户籍、教育、社保等领域改革，使迁移人口成为各民族文化互鉴、经济互促和社会互嵌的有效载体。在优化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效率的同时，更要在实体层面编织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联结网络，增强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其三，重点培育多民族经济协作组织与社会共同体，依托产业链分工合作、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政策工具，使经济互嵌成为社会融合的“黏合剂”，力图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筑牢“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和现实基础。

（五）法治护航：完善治理现代化制度框架

法治护航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障，意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14］9。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制度保障需要依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法治化治理的双重路径。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同时，赋予民族地区灵活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创新升级法治文化的浸润工程，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例如，青海省通过设立“马背法庭”的创新形式，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法官骑马前往牧民家中进行诉前调解和案件审理，体现了“法治精神贯穿民族工作”的实践要求。《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研究”［3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5］29，这表明制度建构已从单一政策供给转向系统性、协同性治理，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了更坚实的法治基础与制度支撑。

总之，在制度嵌套与政策嵌入中构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五维一体”实践进路，意在直面统筹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双重命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与国家制度政策实践知行耦合的创新进路。

六、结语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正是统筹推进新时代“大后方”高水平安全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支点。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强化资源保障能力、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可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提供战略纵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发展夯筑物质之基。其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正是通过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应有之义。通过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载体的系统性升级和结构性调整，能够促进核心区域与战略腹地协调联动，带动边疆与内地、中西部民族地区在更高维度上实现价值整合、要素重组与动能转换。由此，可将区域差异化特征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性优势，促进国家意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引领、经济互嵌、文化传承、社会融通等多层面形成更高维度的有机统一。其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正是经由推动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乘势之举。未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衔接机制及其政策适配研究，亟待向微观层面的精细化调适倾斜。尤其需要从全局性高度统筹、从社会化服务着手、从日常性所需发力，实现从建好建强新时代“大后方”到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系统集成，将国家战略腹地的“硬实力”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纽带”，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更高层次的团结统一。

此前，学界侧重从经济维度阐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价值与功能。当前，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已经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迈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新阶段［35］。要从实体性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核心范畴，贯通以“多元一体”标识中国力量，以“五个共同”标识中国价值，以“四个与共”标识中国精神，对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体研究。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条件［36］。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的资源整合、产业调整和空间重构只是基础，精神共融才是内核。因为在建好建强新时代“大后方”的进程中，只有各民族共同经历了奋斗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这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方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精神共融产生的强大力量，能够将不同地区、各民族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不断迈向新的高度。只有在这种命运与共的团结奋斗中，各民族才能明确意识到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休戚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凝聚各民族力量的关键纽带，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厚植奋斗根基，汇聚更为磅礴的奋进伟力，还能够让各民族在共同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实践中深刻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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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华君，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讲师。

何江艳，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北民族地区三线建设遗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挖掘与活化利用研究”（21CMZ008）

引用格式：杜华君，何江艳．从“大后方”到“大团结”：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2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