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慕容廆是十六国时期认同中华文化并促进民族融合的胡人统治者。在观念上，认同中华“大一统”，接受两晋册封，与两晋进行不断的交往与交流；在制度上，沿袭两晋制度，促进自身由游牧部族向中原王朝地方政权转变；在社会形态上，将部落模式转向城居户籍制，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等政策促进了胡汉融合。慕容廆为多民族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十六国 慕容廆 胡汉一体 民族融合 文化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各族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慕容鲜卑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族群，其领袖慕容廆作为胡汉一体化管理的胡人先行者，对中原王朝在观念、制度与文化上的认同，促进了胡汉一体化管理的形成，并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

五胡十六国时期，胡人政权所实行的统治政策大体可分为胡汉分治与胡汉一体两种。学界对于实行胡汉一体政策的胡人政权，为民族融合所发挥的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有的学者从文化认同的视角评价慕容廆，傅斯年曾说“廆子孙三世雅好文籍，兴学箸书，以归汉化。”韩国磐认为慕容廆所实行的一系列汉化政策取得了可观效果；有的学者着眼于制度建设，如张博泉指出：“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是在原始社会解体中，选择中原魏、晋封建制，在本族占领的统治区域内，变本邑落为郡县；变部落军事组织为诸军营户制；改部落土地为‘百亩授田制’，并继承魏、晋的屯田制度；采取大族聚居的宗法式的军封制度等措施发展封建制度。”唐长孺从慕容廆政权沿用魏晋选士制度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有必要取得固有的统治力量——高门大族的合作。”而在社会形态上，王仲荦、吕思勉、陈寅恪、马长寿等学者的著作中或多或少提及了鲜卑的社会分布与族群特点。这种特点为后期的族群交融提供了依据，同时体现出胡汉一体化管理对民族融合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学界对慕容廆的研究不断深化，如都兴智分析了慕容廆立足辽东的诸多原因，认为其在国家治理上积极汲取中原文化，为民族融合做出重要贡献。赵红梅探究了慕容廆的政策改革，认为其“尊晋勤王”的政策与其政权治理相辅相成。并对慕容鲜卑的“中国”认同加以分析，认为慕容廆学习与借鉴了中原文化。李路、李德山认为慕容廆掌权时期不但视两晋朝廷为正统，而且对中原文化抱有认同感此外，日本学者田村实造、三琦良章都阐述了慕容廆治理流民以及侨置郡县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前贤尽管对慕容廆与两晋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胡汉一体政策对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但关注的重点是慕容廆政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并未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角度进行论述。本文试从慕容廆与两晋朝廷的关系入手，探究慕容廆胡汉一体化管理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慕容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做出的贡献。

二、尊奉两晋朝廷，认同“大一统”观念

西晋末年爆发的“八王之乱”，致使国力衰退，北方胡人觊觎中原，强者乘机建立政权，汉赵刘渊、后赵石勒所实行的是胡汉分治政策，与两晋势同水火。与此同时，慕容廆领导的慕容鲜卑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依然尊奉两晋为正统，学习两晋法治。慕容廆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与对两晋朝廷的认同密不可分，其从太康十年（289）遣使降晋，至咸和八年（333）去世，期间一直接受两晋朝廷册封，并“先后八次遣使入晋，维系与晋王朝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胡汉一体化管理是其尊奉两晋朝廷的具体表现形式。

慕容廆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主要是因为其在观念上认同“大一统”，而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曾祖莫护跋，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可以说，慕容廆出生在一个“累世受封”的胡人贵族家庭，认同“大一统”与家族影响关系密切。除此之外，晋安北将军张华对慕容廆也有着重要影响，“廆童冠时往谒之，华甚叹异，谓曰：‘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因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此时的慕容廆尚未成年，但通过张华的评价以及此次拜谒的效果来看，慕容廆在少年时期便已能够熟练使用汉语，久经儒学熏陶；其在拜谒东夷校尉何龛时也体现出一定的汉文化素养，“廆谒见何龛，以士大夫礼，巾衣到门；龛严兵以见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礼待客，客何为哉！’”由此可见，慕容廆深谙中原礼仪，认同中原文化，其家族世代接受晋朝册封，深受汉文化熏陶，认同“大一统”的种子在此时便已萌发。正如傅斯年所言：“廆子孙三世雅好文籍，兴学箸书，以归汉化。”慕容廆掌权后，与两晋朝廷保持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尽管有过龃龉，“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廆怒，入寇辽西。”但不久就遣使降晋，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表示尊奉西晋朝廷。

永嘉五年（311）初，辽东素连、木津叛乱，廆庶子慕容翰进言“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这一方针的提出为慕容廆政权在政治上的发展方向奠定基调，并走上胡汉一体化管理道路。太康十年（289）五月，西晋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令其摄领鲜卑诸部，此时的慕容廆活跃于辽西一带；永嘉末期，晋怀帝蒙尘，“王浚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廆不受。”显然，慕容廆对于并州刺史王浚的僭越并不认同，拒绝接受册封，而接受晋愍帝“拜廆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的册封，这进一步反映出慕容廆认同晋廷为正统的政治态度。慕容廆所受册封爵位的提高，所辖区域到达辽东，也可表明西晋对慕容廆的认可。愍帝卒后，慕容廆听从征虏将军鲁昌建议，劝进琅琊王继承大统，并接受东晋朝廷的册封。太兴二年（319）慕容廆破宇文悉独官后成为平州最强大的一方力量。但依旧尊奉晋廷，遣裴嶷将所获玉玺三纽送至建邺，裴嶷自建邺返回带来东晋新的册封：

“拜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

由此可见，新的册封中慕容廆先是监平州军事，任平州刺史，增加食邑两千；后又追加其监幽州与平州军事，任平州牧，封为辽东郡公，食邑一万户。前后官职待遇差距明显，从督管平州至幽、平二州军事，从刺史至牧，直至封为郡公，并且统辖海东一带；除本部单于不变外，其余官职皆得到提升。并在行政上允许慕容廆设立百官、设置地方官员，为其拥有自身的府僚提供了正当理由。值得一提的是，东晋朝廷不仅保留了慕容廆的大单于身份，更加以郡公爵位，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慕容廆对于胡汉一体化管理的实行。随着后期慕容廆实力的不断壮大，且建功一隅，进而向晋廷“请封燕王”，“东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请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这正是基于其对“大一统”的认同，意在将自身纳入中原王朝官制体系，进一步提高自身政治影响力。由此可见，慕容廆尊奉两晋朝廷，由起初的鲜卑单于至后来的辽东郡公，从胡人领袖转变为中原王朝的地方官员，不但是两晋朝廷对慕容廆认可加深的体现，更是慕容鲜卑作为中华民族一员，逐渐融入中华“大一统”体系的表现。

在慕容廆掌权期间，皆奉两晋为正统，乃至后期慕容鲜卑强盛之时，仍上表晋廷请封燕王，不曾有过僭越之举。反观刘渊、石勒等，伴随着势力壮大，皆僭号自立。慕容廆认同“大一统”观念，使其逐渐由部落领袖转变为中原朝廷地方官员，这也是两晋朝廷与慕容廆政权不断进行交往、交流的表现，使慕容廆能学习接纳中原制度，为胡汉融合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尊崇两晋制度，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

一个王朝或一个政权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两晋时期的中原制度是经过多个历史时期的考验积淀而成，在制度模式上较为完善，自然而然成为胡人统治者学习的范本。慕容廆既然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就势必会与两晋朝廷进行不断的交往、交流，学习与借鉴其制度模式。

（一）效仿两晋选士制度

元康四年（294），慕容廆移居大棘城，践行“法治同于上国”的发展策略。所以，面对投奔的中原士族如何任用的问题，慕容廆在选士制度上效仿魏晋。“大燕虽革命创制，至于朝廷铨谟，亦多因循魏晋。”说明在前燕建立之前，其对魏晋制度便已有学习，最明显的便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起源于曹魏，中正综合“家世”“德才”以定品，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汉代乡闾评议的传统，意在压抑浮华朋党的地方豪族势力，使名士与政权合作。“及司马氏当国，他们所提倡的学术与曹氏有异，而司马氏又出于儒学大族，其政权基础也建筑在大族的拥护上，因之中正与大族更进一步地结合起来成为门阀制度的有力支持。”这使得评定标准由唯才是举向家世显赫倾斜，这种“家世倾斜”在慕容廆政权中也略有体现。“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裴嶷是司隶校尉裴昶之子，其兄为玄菟太守，是名副其实的名门世家。慕容廆启用多为名士，在定品上更倾向于名门士族，其选官用人多有魏晋缩影。

慕容廆在选士制度上虽然倾向于世家大族，但并不以“家世”作为唯一标准，其对“德才”也有着一定的重视。“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繆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冀、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这说明，慕容廆在选士制度上虽优待世家，但依旧重视德才，对魏晋选士制度理解深刻。除此之外，慕容廆政事修明，“东夷校尉崔毖请皇甫岌为长史，卑辞说谕，终莫能致；廆招之，岌与弟真即时俱至。”中原名士便是看重慕容廆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且效仿魏晋选士制度这一点，多往投之。对于世家大族而言，草创初期的慕容廆政权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时诸流寓之士见廆草创，并怀去就。嶷首定名分，为群士启行。”投奔过来的士人也有去志，意在确定名分。可见，世家大族的投奔更倾向于选官任职，这更加说明慕容廆认同魏晋选士制度的必要性。

慕容廆在选士制度上效仿魏晋，对胡汉统治阶级的整合发挥了促进作用。汉人士族对胡人统治者的政治认同也对胡汉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族群矛盾与族群隔阂，使族群间的政治制度得以交流互进，为胡汉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政治支撑。

（二）沿用两晋土地制度

慕容廆自元康四年徙居大棘城后，开始“教以农桑”，大力发展农业经济，这也是鲜卑部族由游牧经济转向农耕经济的重要标志。此前鲜卑段部、宇文部、慕容部三部属慕容部实力最弱，太康十年（289）“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廆，廆卑辞厚币以事之。”此时的慕容廆放低姿态，谋求发展；“永宁中，燕垂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从元康四年（294）至永宁中（301），时隔约七年，慕容廆从起初弱于段部、宇文部，发展到有赈济一方的实力，足可以反映出慕容廆时期农业发展的迅速。

土地制度是确保农业发展的基础，屯田制在魏晋时期便已得到充分发展，慕容廆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在土地制度上效法两晋，虽然慕容廆时期并无明确土地制度记载，但其曾求种于江南“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在土地制度上应有借鉴，况且从曹爽、何晏“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一事来看，屯田所种植类型当有桑田，慕容廆江南求种，应有学习屯田制可能。并且从慕容皝执政前期的土地制度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斑，慕容皝在向晋上书时曾说“一时务农，三时用武，而犹师徒不顿，仓有余粟。”便是屯田制最好的说明。慕容皝执政初期基本上分为国有与私产两种形式，其土地与税收制度制定如下“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其在记室参军封裕建议下实施仁政，但同时保留了西晋时期的税收制度“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这从侧面反映出慕容廆时期所采用的土地制度依然是魏晋时期的屯田制，以至于慕容皝初期仍然沿用。

慕容鲜卑之所以能够强盛于东北，与其大力发展农业密不可分。慕容廆徙居大棘城，为其政权经济转型打下坚实基础。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对中原土地制度借鉴学习，使国力不断增强，在土地制度层面延续后世，与中原制度产生进一步交流。

（三）沿袭两晋郡县制度

郡县制是古代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历来为中原王朝所采用，慕容廆对此制度更是加以沿用。同一时期的胡人政权在掠夺或接纳人口后，多编入军中或增补为奴，以此来扩大人口基数；而慕容廆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将往投流民编入政权之中，并设立侨郡进行管理。建兴二年（314），流民剧增，归慕容廆者数万家。“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正因为慕容廆在观念上认同“大一统”，具有一定的汉文化底蕴，才使得流民多归于此。具体体现在“赋予一定程度上的优待办法，如免役权等。”让其有了充裕设立郡县的人口基数。

慕容廆在学习郡县制度的同时，为确保自身统治稳固，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区域划分。“燕成周内史崔焘……冀阳流寓之士共杀太守宋烛以降于赵……营丘内史鲜于屈亦遣使降赵。”任冀州崔焘为成周内史，管理豫州；任关中宋烛担任冀阳太守，治理冀州；任鲜于屈为营丘内史，管辖青州。显然，如此跨区域治理模式是慕容廆刻意为之。既可以妥善安置、管理流民，又可以确保统治稳定，可谓一举两得。郡县制的学习，使慕容廆政权下的流民得到合理安置，扩大了人口密度，并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农耕得以大力发展，兵源得以扩充。慕容廆侨置郡县的做法不仅促使自身向封建政权转变，还吸引各地流民前来投奔，同时使汉人对其政权产生亲近感，进而消除族群间的隔阂。慕容廆吸纳并安置流民的做法使胡汉一体化管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慕容廆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对中原选士制度、土地制度、郡县制度的学习，使慕容鲜卑法制不断完善、实力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可见，观念上的认同带来制度上的趋同，慕容廆政权逐步推进游牧部族全面向中原王朝地方政权的转变，为慕容鲜卑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提供了坚实支撑。

四、推行胡汉一体政策，改造鲜卑社会形态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发展也不例外。慕容廆通过对中原王朝制度的学习，使本部族制度得到完善；其推行胡汉一体化政策改变了邑落结构，转变了治理理念，对慕容鲜卑社会形态进行改造，使各族群之间不断进行深入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一）由部落到城居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其居住在鲜卑山而得名。汉初，鲜卑为匈奴所破，不得不远避于辽东塞外。至东汉时期，檀石槐的出现改变了鲜卑的命运。檀石槐是一个“勇健有智略”的领袖。在他的带领下，鲜卑实力不断增强，建立了以鲜卑为主体，包含匈奴、乌桓、高车等周边民族在内的部落军事大联盟，鲜卑族也由此开始进入部落联盟时代。这一时期鲜卑的社会组成以部落为基础单位，“檀石槐立庭于弹汙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馀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正是在此时期，分鲜卑为东、中、西三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中部大人慕容就是徒何部大人慕容氏的祖先。”可见，邑落是慕容氏最初的社会形态。

这种部落的管理方式历经慕容廆曾祖莫护跋、祖木延、父涉归三个时期，一直延续到慕容廆即位鲜卑单于。莫护跋于曹魏初年自塞外入居辽西：“初，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入居辽西棘城之北，号曰慕容部。”涉归因柳城之功被封为鲜卑单于，并“迁邑于辽东北。”慕容廆初期，“国人杀耐，迎廆立之。”使其代领部落，此时的慕容鲜卑依然停留于部落管理模式，以“邑”或“落”为基本单位进行组织。

慕容廆即位后，推行胡汉一体化政策，将部落迁徙至大棘城，慕容部开始进入城居模式。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居住方式上，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上的变化。慕容廆通过侨置郡县、重新编户等措施，加强了对部落的控制和管理。这些措施使得慕容部能够更有效地组织人力和资源，应对来自宇文部、段部和高句丽等外部势力的威胁。例如，在面对三国联军攻打棘城时，慕容廆能够依靠坚固的城池和有效的防御措施，成功抵御敌人的进攻。“三国攻棘城，廆闭门不战。”又因其获封食邑万户，享受治下食邑。“武宣王绥之以德，华夷之民，万里辐凑，襁负而归之者，若赤子之归父母，是以户口十倍于旧。”有户之称呼，则说明这一时期部落已经进行离散，重新编户，步入城居阶段。慕容廆掌权时期使慕容部在人口、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通过离散部落、重新编户等措施，慕容部不仅增加了户数，还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前来归附。这些人口为慕容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同时也促进了族群交流。

离散部落这一政策始于北魏，是意在削弱部落大人力量的一种方式，将部落离散，进行重新分户，便于赋税以及兵源的稳定。而慕容廆所领导的慕容鲜卑因其接受中华文明程度较高，推行胡汉一体政策，较早适应了定居农耕的生活，直接计口授田，由部落转向城居，不再将部落视为社会组织形态，也并不需要像北魏一样对部落进行强制的解构与离散。正如马长寿所言：“西晋时慕容鲜卑的邑落公社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

慕容廆通过推行胡汉一体政策，成功地推动了慕容部的发展和壮大，为慕容氏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同时体现出慕容廆对于慕容鲜卑社会形态起到的改造作用，使其社会形态更趋近中原社会，为慕容鲜卑融入中华民族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转变管理方式

慕容廆政权经历由部到户的社会形态转变后，进入城居时期，实行户籍制，在治理模式上与邑落有着明显的区分。但在慕容廆所受晋朝封赐中可见，依然保留其单于身份，此时的慕容廆同时拥有辽东郡公和大单于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的同时存在为其治理汉人与胡人提供了身份支撑。因此，在城居时期的慕容廆政权所保留的大单于身份是为了更好地治理胡人，以便进一步推行胡汉一体政策。

慕容廆所实行的胡汉政策区别于其他胡人统治者，例如前赵、后赵所实行的是胡汉分治政策，对于胡人与汉人的治理有着明显的区分；而慕容廆所推行的是胡汉一体政策，其治下胡人与汉人并无明显区分。在对待灾民时“民失业，归慕容廆者甚众，廆稟给遣还，愿留者即抚存之。”慕容廆开仓赈粮，吸纳有意留下的流民，资助遣还不愿留下的流民，对待流民态度温和，平等视之。除此之外，慕容廆大力启用汉人官员，对待汉人官员礼遇有加，在面对态度消极的高瞻时，曾言：“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可见，在慕容廆心中，胡人与汉人之间不应心存芥蒂。也表明其对夷夏关系的认识已超越狭隘的夷夏之辨。

在政权治理上，慕容廆对儒学、律法极为重视。是一个重文慕儒的统治者。儒学在慕容鲜卑所建立的政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历代政权统治者都格外重视。慕容廆注重儒学发展，使治下礼让之风兴起；对世子进行儒学教化，拜儒学造诣高者为世子师，“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使得慕容皝久经儒学熏陶，“皝雄毅多权略，喜经术，国人称之。”在其继位后更加注重儒学。因此，慕容廆推行胡汉一体政策使慕容鲜卑受儒学影响深远。在律法上，慕容廆刑政修明，同时制定《家令》：

“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

这其中不仅囊括了立德行、端品行，更对政权治理、法治原则起到了良好开端，慕容廆身体力行，严明律法、清明政治、发扬儒学，对后世慕容鲜卑的发展与壮大起到了引领作用，使慕容鲜卑的汉文化水平发展相对较高。

慕容廆胡汉一体政策的推行对当时政权稳定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为胡汉融合发挥了推进作用。其带领部族积极学习汉文化。使慕容鲜卑汉文化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其深入学习与认同中原文化，为慕容鲜卑融入中华民族提供了文化支撑。

（三）加强族群间的交往、交流

五胡十六国是一个动荡混乱、战乱频发的时代，同时也是我国多民族融合频繁的时期。由于政权林立、势力交错，进而导致军事战争不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使胡汉各族群之间不断进行交往、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

早在轲比能时期，便已出现胡汉交流的现象“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盾，颇学文字。”至慕容廆时期推行胡汉一体政策。采用侨置郡县等方式吸引了大量流人归附，其中以汉人居多。这一过程促进了胡汉的交往与交流。

对于周边部族高句丽，慕容廆通过军事以及优待的方式，促进了高句丽与慕容鲜卑的交流。太兴二年（319），“高句丽将如奴子据于河城，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余家。”此次行动，使千余家的高句丽人流入东北地区。“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丽人也。六世祖钦，为质于慕容廆，遂仕于燕。五世祖宗，率众归魏。”高琳六世祖高钦在燕为官，五世祖出生在燕，其前人为高句丽人，后人逐步融为燕人，从中也体现出民族的交融。

除以上非鲜卑人口外，还有大量鲜卑人口也在慕容廆掌权时期流入其治下，如表1所示。

“西晋初期慕容、宇文、段、拓跋诸部落还是独立的形态。”虽然皆为鲜卑族群，但也略有差异，“慕容氏肤色较其他鲜卑族人为白，因此被称为‘白部鲜卑’。”很明显，就肤色而言慕容鲜卑是有区别于其他鲜卑的；宇文部“语言颇异鲜卑，尤为铁证。”有异是因为“宇文氏的起源跟慕容、段氏二部不同。慕容氏和段氏的世系出自鲜卑，宇文氏的世系则出自匈奴。”可见，虽同为鲜卑族群，但各部族之间仍存在一定差异。由表1所示，不同部族的鲜卑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不断交流。而慕容鲜卑与其他族群、本族群之间的人口流动，使多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得到促进，同时使东北地区呈现出族群的多样性，交融的持续性，这正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的具体表达。

慕容廆治下多族群人口的流入，不但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更使东北地区的多个部族得到整合；慕容廆政权吸收、融合各个部族，是其推行胡汉一体政策的效果反馈，同时使东北地区各族群的交往、交流逐步深入。可见，慕容鲜卑由起初的檀石槐部落联盟形态发展至慕容廆时期的城居模式，离不开胡汉一体政策的推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慕容鲜卑户籍制的形成；在政权治理上体现出胡汉融合的理念，尊崇儒学、严明律法，是慕容鲜卑认同中华文化的体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往往是以人口流动为载体，其与鲜卑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以及和高句丽族群的逐步融合都是民族交融的具象化表现，是中华民族不断交融的体现。

五、小结

总的来说，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各民族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逐渐团结在一起。时至今日，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正如张博泉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影响与融合是相互的。”

慕容廆终其一生皆为晋臣，即便后期崛起，也是“请封燕王”，并未僭越，从即单于位后便认同“大一统”观念，开始实行胡汉一体化管理；在推行胡汉一体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学习两晋法制，完善政权统治，认同并自觉吸收中原制度；在胡汉治理上，认同中原文化，不重“华夷”之分，为多族群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慕容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学习，既有带领本族群发展壮大的动力促使，也有向往渴慕中华文化的内因所驱。在慕容廆的领导之下，慕容鲜卑逐渐纳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中。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