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特征、文化动力、实践线索三个方面，本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型构原理进行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本体层面的关系性与自为性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结构上的多元容纳能力与动态演化能力，文化动力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宏观层面的向心聚合，实践线索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微观层面的交融延伸。三个方面的互构转化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生生不息的民族活力，提供了一条实在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在论 本体 文化 实践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往返演进，贸易、军事的多维冲突沿着民族界限此起彼伏，给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家、各民族都带来了一种本体性的不安全感。除了文明之间的冲突之外，世界各民族内部也因为身份政治的潮流而发生了共同体维系的危机。民族身份在身份政治范畴之中不再是唯一的、根本性的身份。在欧美国家，国族身份常常置于性别、族裔、难民、移民等范畴之后，引发了亨廷顿关于“谁是美国人”之问。

基于对国内外民族问题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民族共同体发展规律的洞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它旨在推动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课题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回答中国之问，也是回应世界之问。从中华文明发源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互动的关系系统，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都致力于思考和设计多民族共同团结的制度方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这一中国问题的当代回应。在世界范围内极端建构论与身份政治的思潮之下，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性遭到质疑，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共同体危机。膨胀的人、事、物的流动性，以及其组合的任意性使得传统意义上先赋、固定的民族共同体身份遭遇到威胁。微观层面的实践经验多元对宏观层面的民族身份一体造成了冲击。民族共同体的维系迫切需要回应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性问题。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是一个如何实现的实践问题而非是否存在的实在问题。历代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具备“大一统”的文化共识，将一个多元的、繁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现作为文化目标，提供思想方案、推行制度方案。从西周到秦朝，中国确立了“大一统”的基本方案。西周的“大一统”以家国同构的分封制、宗法制为基础，秦朝的“大一统”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度同制为基础。前者以基于血缘、姻缘建立的亲属关系为纽带，后者以统一的制度、政令与文化为框架，将文化分殊的各族群凝聚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两次“大一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合的传统。它追求一个各民族统一的大共同体，以合为终极愿景，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辩证的发展规律。在合的传统之下，实践中创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取向压过是否存在的怀疑论发问，人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神圣的。

如同合的传统生发于中华文明的特殊历史，一种可以称为分的传统发源于欧洲文明的独特历史。历史上的欧陆除罗马帝国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朝外，缺乏合的历史，而以分为常态。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以希腊为宗，崇尚城邦的小国寡民的共同体传统。这一共同体传统上的认宗接续，与欧洲诸国的小共同体的历史现实相适配。它们缺乏合的理想，也基于欧洲的合的帝国吞并与帝国分裂的历史事实为思想起点，强调合一对各民族的压制与暴力，以及合的不稳定性，要求以各小共同体的民族利益为优先，对大共同体采取一种怀疑论的立场。在这种怀疑论立场的驱动下，欧洲民族久分而少合，开启了一个始于欧陆、延展于世界的“战国时代”。这种怀疑论立场的纵向发展，则造成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削弱。人们对民族共同体本身进行怀疑，发现民族并不是日常生活层面最直接切身的共同体身份范畴，而倾向于信任更加细分的性别、族裔等身份范畴。分的传统引申出一种世界性的民族共同体危机，民族间的秩序难以协调，民族本身从实在沦为怀疑论与建构论下虚拟的对象。

分的传统以民族自决为原则，具有背反的作用。一方面，它赋予民族以威斯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保护；另一方面，它为将多民族的大共同体解离为单一民族的小共同体提供了理据。分的传统人为地制造了一体与多元的兼容性问题。国族层面的一体被规定必须适配民族层面的一元。一体之下的多元被认为是一种不稳定和非法的状态。近代中国的精英在对分的传统进行借鉴吸收的过程中，遭遇了其内在的二元矛盾性。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近代的政治精英以自觉、自决的中华民族身份设定了一体的国族边界，要求国际层面平等的主权保护。他们对于一体状态的共时多元结构，以及历史形成过程则缺乏认识。由此，造成了在凝聚各民族共识、尊重各民族传统、保护各民族利益等层面的缺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调查研究为方法的中国共产党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及民族工作的开展上则体现出先进性。中国共产党组织民族学家开展了系统性的民族识别工作，以族谱、体质、语言、饮食、住宿、服饰等为线索，确定民族边界，重新发现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从而以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华民族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历史趋向。同时，基于调查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层面赋予了各个民族以法理上的正式身份，并设置自治区保障各民族的基本权益，解决了分的传统下多元与一体的协调问题。比较而言，欧美国家较少像中国这样从国家制度和立法上设置系统性、结构性的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政策。例如，欧洲有些国家，除了在宪法中有着反对种族主义的规定外，很多相关事务主要需要依托于地区性国际组织如欧盟的协调，仍然未能突破国家单元内一体与多元的兼容矛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与世界接轨，进入了一个高流动性的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事、物要素以一种极高的速率进行长距离移动和重组，与计划经济时代，人与地制度性绑定下的民族共同体情态发生了巨大的分别。不同于欧美社会在高流动性下发生的国民性动摇和民族共同体危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外部势力及流动性本身的冲击下，仍然维持了稳定性。大量、分散的民族性实践发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毛细血管效应，构成维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性的坚实基础。它们逃逸于传统调查方法下的观察者视域之外，落入怀疑论者的质询范畴。对这一基础的认识，要求研究者进行调查与分析方法上的创新，进而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进行历史上相连续的过程性解释。

面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共同体如何维系这一世界性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维系既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经验，也延伸出一种回应分的传统之下失控的极端怀疑论、建构论趋向的实在论进路。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构成、文化动力和实践系统三个向度，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实在论回应民族共同体的极端建构论的思想挑战。本文关注民族共同体在宏观层面是怎样的实在构成形态，它是在怎样的文化动力作用下形成的，它在微观层面又如何将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以线索整合为一个开放性的关系系统。具体而言，其一，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连贯、稳定的历史实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构成及其历史演变进行拓扑学分析；其二，在宏观层面分析驱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心聚合的文化动力；其三，在微观层面分析文化动力在日常生活层面联结的人-事-物的秩序系统。本体构成、文化动力、实践系统，作为实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个组成部分，彼此关联、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共同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支撑性要素（参见图1）。

本文希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性问题进行回应，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种实在论的理论路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贡献智识洞见。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论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具有一种独特的学术-实践关系。传统中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自在的历史。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与西方诸国的遭遇中，由自在而发生了自觉，由自觉而启发了有意识的自为。这样一种复杂的认识、实践关系，造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本体论层面的复杂性：它是一种关系性的实在；它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与由此启发的实践中动态生成，是自为性的实在。

在哲学上，最早对本体进行定义的学者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本体（ousia）指的是“物之必有所是”，导向对事物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特性的讨论。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为代表，西方从希腊传统下发展的本体论具有绝对主义的色彩。当这种本体论观点与民族议题相遇时往往会陷入将欧陆的特殊历史观察视角的本体观点设定为一般性的民族本体的误区。近代中国与西方遭遇而发生的对于中国民族的系列讨论，可以视为是不同的特殊历史遭遇时发生的本体论碰撞。西方单一民族的历史造成了单一民族的本体论界定，对中国的民族本体观点形成了一种本体论层面的符号暴力和政治压力。解决这一冲突的最杰出的工作是由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完成的。

费孝通对于中国民族本体的论述，有两个具体的思想与现实背景：一个是民国年间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元的学术论争。傅斯年、顾颉刚坚持单一的中华民族观点，以对抗现实的帝国主义侵略下，西方列强基于民族自决原则，以民族多元为政治把柄，瓜分中国的企图。单一的中华民族观点具有对外政治上的重要性，然而它以系统性地忽视各民族的独特历史与文化贡献为代价，具有引起国内政治问题的风险性，并不能成为一种合适的民族政策方案。由此，延伸出第二个现实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于承认民族的多元性高度重视，以学术性的民族调查为基础，为保障多元的民族的权利提供法理上的支持，进而形成制度性的保障措施，发起了民族识别工作。各群体基于自我同意的申报达到400多个，经过学理认定确认为56个。中国的民族存在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及多元文化的各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不是多元民族的离心运动，而是多元民族的聚合过程。它无法通过“分族写志”的民族研究进路得到满意的回答。基于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经验，分的传统的本体论界定陷入了困境，一种新的基于中国民族实际情况的本体论观点亟待提出。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提出了取代旧范式的极为不同的民族本体论观点。

费孝通坚持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对民族进行界定，认为各个民族的独特历史与文化贡献需要认真对待、不容忽视和否定。同时，他坚定地同意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并强调基于田野调查方法及历史文化视角，对傅斯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汉族中心观、历史性缺乏的局限性进行超越，在本体论层面对中华民族的一体与多元的关系问题进行创新。

具体而言，费孝通的处理，集合了当时民族史学和考古学最新的研究发现，将对民族概念的构成讨论放回到具体的历史动态过程之中，在“格局”的历史系统论框之下，将中华民族的讨论从一个非历史的概念定义之争转化为一个多元演化的动态历史模型。格局的观念综合了费孝通早年跟随老师史禄国所学习到的ethnos观念，也从负笈求学英国时期社会科学领域的组织、制度观念中汲取了思想上的养料，以一个上级分析单位的“中华民族”实现了诸次级分析单位民族的整合，成为一个兼具时间－空间的共时与历时向度，协调多元民族与一个一体民族的差异性视野的综合分析理论。它在本体论上的创新，在于从中国的特殊历史提炼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民族本体论界定。在一元一体之外，民族可以是多元一体的。而多元之间的一体性获得，是基于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而发生的主体间关系，包括但不限于通婚、贸易等多样的关系形态。它实际上指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关系性的实在，由多种关系的延伸交叠，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实践真实性、内在多元性的关系系统。它启发了一系列的学术创新：其一，在研究单位的选择上，学界从单一民族的内部史转向了一个时空座落下、历史动态演绎的关系史。时空坐落选取的单位从区域、走廊、海域到岛屿而不等。各局部分析单元既有独立的特色，又与总体有着千般百面的牵连，衔接而共成一体。其二，在本体论的论述上，王铭铭、关凯等学者取用“中间圈”“广义人文关系”等概念，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系统的组织原理作了进一步的内涵界定与拓展。

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构成包括：其一，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国家对应的一个国族总体的中华民族；其二，由民族识别政策固定、发源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56个民族；其三，海外侨胞，他们身在海外，与大陆之间有着文化、血缘上的源属联结，也在经济交换、文化交流、探亲访友等实践中密切联系，共为一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型构，在本体论上除了具有关系性的实在特征外，还置身于一种独特的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与实践的螺旋上升循环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不是对一个客观静止的事物进行解析，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不断演进生成的动态系统。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也不是一种象牙塔中的知识，而是自晚清、民国民族意识自觉之初便与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紧密联系的实践性知识。它不只是对民族的认识，也代表民族的自为实践。在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及民族关系的历史演进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同步的实质关系。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演化，足以反映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是在一种复杂的学术-实践关系中动态生成的，具有自为性的特征。

从晚清、民国以至当代，中华民族的族属范畴存在一个不断扩展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国际政治秩序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要求而引发的民族问题（national question）。作为对此的回应，晚清、民国的知识精英展开了适配民族国家体例的国族建构工作。最初的中华民族概念仅包括汉族群体。晚清、民国的一些革命者与知识精英，以章太炎为代表，将清朝视为满人对汉人王朝的篡夺。辛亥革命时期满族被视为对立性存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意即恢复汉族作为中华正统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这一中华民族理论的建构方案，将汉族升格为代表中国国族的中华民族。这种理论建构方案招致的严重危机在于，非汉族的满族、藏族、回族等都可以依据同样的民族自决原则自立为国，由此发生中华民族解体和中国分裂的问题。面对基于民族自决原则所可能发生的民族自立国家、中国分裂的风险境况，为了维持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为了排除境外势力干预并粉碎其分裂企图，中华民族的概念从对汉族的特指，延展为“五族共和”，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都包括在内。民国的国旗也定为五色旗，五色的红黄蓝白黑分别与五族的汉满蒙回藏相对应。当然，这一中华民族概念的局限在于，它并没有囊括进五族之外的其他群体并给予其相应的政治承认，是一个仅包括五个主要民族的中华民族概念。

中华民族概念意涵的进一步扩展，发生于“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构成单元，从五族拓展到所有已识别和待识别的民族群体之中。其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能地团结和动员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群体对抗日战争的支持援助。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概念在实践中获得了从境内到海外的扩展。它得到了来自海外侨胞的广泛认同和响应。来自欧美、东南亚的各地华侨同胞，以资金、物资、具身参与的方式为抗战中的中国提供援助支持。这一事实引申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潜在延展空间，它不仅是民族国家建构中凝聚与协调领土内民族群体关系的重要概念，而且展现为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超越国家边界的文化号召力与感召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悬置的各民族的政治承认问题重新成为新中国最为重要的民族关系议题。伴随针对性的民族识别工作的推行，以及以“民族区域自治”方式予以制度性的政治承认与权利保障，以前相对模糊的“各民族”被赋予了具体的内涵。

中华民族概念在学理上的进一步发展，以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发表为标志。费孝通在学术层面明确界定了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二重结构：“一体”对应中华民族的国族意涵，与世界秩序中对民族国家的国族要求相接洽；“多元”则对应实际存在并经由民族识别工作认定并承认的多个语言、文化各异的各民族。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出版为标志，中华民族概念所包含的人群构成有了新的扩展：“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在这一民族实体里，各族同胞已结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所有成员都已具有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各族同胞尽管具有不同的民族称谓，但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本体论层面是一个关系性的实在，多元的民族基于历史性的血缘、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的关系而联结聚合为一个整体。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一种自为性的实在。它是认识与实践的连续链条中动态生成的产物。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时间之流上的截面认识，也将以启发实践的方式影响到将来时间的共同体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本体论层面所具有的关系性、自为性特征，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具备对多元的容纳能力与朝向一体的转化能力，能够以实践上多样、整体上统一的方式对持续变化的内外环境进行反应，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具备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多元整合能力和动态演化能力。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动态演化呈现为一个具体的过程，由数种不同的文化动力所驱动，本文将在下一节对此进行专门讨论。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动力支撑

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在清末列强侵略、救亡图存的语境下，正式启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它展现出一种积极适应世界范围的民族国家立国规则的意志，也代表了一个与民族国家要求相适配的单一国族的早期尝试。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具有先驱性的意义，它带来了一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自觉”。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中，费孝通通过“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对“自觉”以前中华民族的生成过程进行了论述，强调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内在多元以及演化过程的一体化趋向，证明“自在”到“自觉”阶段是一个内在延续的过程，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延续一体的关系性实在。同时，如前文所指出，关系性格局的形成本身也源于一种认识－实践循环模式下的自为过程。在接下来的部分，将对历史上驱动关系生成的四种自为性的文化模式进行分析，它们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动态演进的文化动力。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动态演进的历史上，存在四种不同的文化象征图示，它们分别是天下观、民族主义、阶级同盟、现代化。这四种图式指导和协调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实践。在传统中国时期，天下观是最重要的文化图示。不同的族群与华夏部族接触后，共同认可了天下观的秩序构想。传统中国的王朝迭代中，不同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空范围都占据过主导性的地位，它们之所以没有走向欧洲历史中民族间的长期对立和持续割据情况，乃是基于对这一共同的天下秩序的文化共识。这一文化共识推动传统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漩涡模式向心聚合，形成自为的共同体。在近代以至于当代，天下观的影响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阶级同盟、现代化三种文化图示。三者原本都是源自西洋的“舶来品”，但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吸纳，从而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的自为实践。三者如同层累的地层，进入和主导的时间阶段各有不同，有先后早晚的分别，却相互叠压、渗透，共同驱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自在阶段，凝聚本体的关键要素是天下秩序的观念。西方学者通常将清及以前的中国界定为帝国，希望将中国同罗马、印加等放入同一个范畴加以分类界定，却遭遇分类上的困难。宗教传统的罗马等帝国，通常持有一种单向度的普世主义，要将主神的福音、宗教的信仰普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于非本信仰者，要么视为可以感化的对象，要么视为需要消灭的异教徒，具有一种内在的侵略性格。中华民族并不以宗教的信仰定族属，没有传播福音而自居高等的他者观念，不把所有的他者当作潜在的同化对象，也没有异教族属一定要灭绝的他者观念。在自在的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依靠儒家的文化观念及适配的制度来凝聚扩大和自我维持的。

天下秩序起源于周。这一秩序以周的都城为中央，其周边为四周，在空间上无限地延展开去，自成为一种对世界秩序的自足构想。作为一种文化性的秩序构想，它虽然起源于汉人族群，却具有超越民族的特性。它并不是一个刚性的结构，而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秩序。它是一个对所有族群开放的公共性的文化构想，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竞争格局，任何一个族群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竞争获取这一秩序中的中心性地位，去构建和展开一个包容其他族群的天下秩序。

儒家观念中的核心是天下秩序，儒家学说是对周朝已有的这样一种天下秩序观念的儒家化提炼表达。费孝通的四美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是对一种理想形态下的天下秩序的表达。

天下秩序与王朝更迭相绑定。王朝有更迭和兴衰，天下秩序也会重构和开放。天下秩序的型构过程，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竞争过程。它无法完全排除暴力性的因素，却并不把暴力当作目的，而是当作加速族群融合和秩序形成的手段。它以和平性的德治为依归，比起暴力性的强制征服，一种依托善治而获得的由内而外的臣服在观念中更加文明，更能彰显王朝的荣耀。同时比之单一化的族群管辖，天下秩序所容纳的族群构成越是多元，越是能够彰显王朝的繁荣和强大。如康熙在编修《一统志》谕旨中所说：“朕缵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天下秩序追求的不是齐一化，而是“风气群分，民情类别”，恢复一种构成多元、各居其类的天地自然秩序。清朝是单一天下秩序模式发展的顶峰，也是终结，其统治者在实现自身族群内部统合之后，通过对天下秩序观念的习得和运用，超越一种族群的内在局限，去接续一种天下秩序的道统，实现民族共同体的整合的历史过程。概言之，天下秩序体现了一种中华文明的智慧，它引领了一种贯穿中国历史的，能够容纳多元的一体化秩序进程。

在自觉的阶段，有三种文化秩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类是民族主义的文化观念。这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世界秩序对每一个加入其中的成员国家提出的要求：各个国家需要建构一个一体化、同质性的民族实体作为对国家政体的支撑，在多元与一体的两端之间指向一体的一极。至民国以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天下秩序的导引下逐步成形，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内部格局，但并没有形成一种整体性的、独立的国族意识。正是在民族主义观念的刺激下，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构想被提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代表，它要求在世界秩序中遭遇的来自欧美帝国的外部威胁面前，悬置族群间的差异性，凝结一致对外的国族共识，形成一个一体共生、不分你我的单一中华民族。这一构想有助于团结和动员海内外的民族同胞加入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然而，其对一体化的过度强调，造成的是多元性萎缩的危险，因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本身也引发了关于“一”与“多”的大辩论，费孝通基于人类学的立场对这一构想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

第二类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同盟构想。这一构想系从苏联传入，为反对俄国沙皇时期的沙文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苏共在构想社会主义同盟时将民族解放作为重要环节。在苏联成立阶段，列宁坚持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与平等联合，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在中国，共产党同样坚持民族解放路线。在长征途中，共产党在沿线留下的红色标语可以体现出阶级同盟构想之下的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精神，比如，“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苗家客家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扶助番族，独立解放。”它们在追求民族解放与民族联合的同时，也在警惕防范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取向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它超越具体的文化民族范畴，以阶级意义上的剥削压迫关系为界分，将受到民族内部封建地主和奴隶主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它跨越民族的范畴，也跨越国家的范畴，最终指向一个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同盟。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同盟的构想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占据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这一观点支持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立。相对于民族主义倾向下的多元性萎缩和对少数群体压制，阶级同盟内在的平等精神与反等级取向，使得每一个民族都得到了平等的承认和尊重。对多元持有保护性的立场，也展现出中共在民族问题立场上的先进性。概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地区的和平统一，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团结，主要是通过阶级同盟的框架来完成的，并在今天仍然作为国家制度以及民间观念的内在精神，发挥着深层而持续的重要作用。

第三类是对现代化的文化追求。追求现代化的观念在中国发生于晚清。与西方国家军事作战的失败，促使国民发生了在器物、制度与文化等诸多层面追求现代化的意识。在中国，现代化在政治上的提出曾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构想；一个是1979-1982年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想；一个是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阐释。现代化的构想同样悬置了民族间的差异分歧，它以共同性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改善为目标，以对民族地区在水、电等基础设施上的援助建设，先进技术的传入等为具体的方式手段，以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合作，促成一种发展和共同富裕语境下的群体间联合。现代化也是当代民族地区共同体建设最重要的文化图示之一，它以具体实际的发展项目为依托，将不同民族的群体整合进共享、共建的发展格局之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劳动分工合作层面的铸牢。

总体上，天下观、民族主义、阶级同盟、现代化四种文化架构依照时序登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舞台。天下秩序最早，其奠定的多元一体的格局也一直延续到今日。多元一体格局是自在而不自觉的，并没有生发一种独立的一体化的共同意识。民族国家建设的文化构想，则促成了这一自觉意识的发生，凝结出一个明确的一体性的中华民族。这一构想的不足在于，它过于强调了一种独立性的民族意识，而有引发内部分裂的风险。马克思主义阶级同盟的构想，为一个国族之下多元民族间的团结，提供了一个新的实践和理论方案，促成了多元框架之下的共同性生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阶级范畴的历史作用的下降，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国家建设构想，以经济建设成效共享的方式，促成了族群之间以劳动分工、地区间帮扶互助的共同体联合。四种文化框架并不只是形而上的观念造物，也同样在民族之间文化上交流合作、经济上往来互通等维度，起到了实践的指引与调配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时间上的整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实体同步适配，贯穿自在到自觉的完整历史过程，构成凝聚、维系并驱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实践

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实在与自为的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维系在宏观上可以认为是由天下观、民族主义、阶级同盟、现代化四种文化动力所驱动，在微观上则由多重的人、事、物的关系所联结而成的。在宏观的文化动力与微观的人-事-物联结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前者是一种一般性的模式，后者是前者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与关系簇中的特殊演绎。前者是一种抽象性、粗线条的模式归纳，而后者则是具体发生的实践网络。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发生以及维系最终是由无数具体的实践累积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性危机，恰恰在于人们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过程发生了宏观叙事与微观经验之间的认知断裂。民族共同体的维系需要建立从宏观模式到微观实践的连续性解释，建立分散、多元、细微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宏大、总体的民族共同体凝聚之间的因果关联。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要求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如何由无数具体、微观的人-事-物网络聚合而成的。在微观上对分散的诸联结进行把握，则要求我们采取线索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遵循人、事、物结合又演化发展的线索，去认识、分析、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关系性实在的型构机理，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系统。

对型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日常性线索追溯，要求我们从扶摇椅来到田野的现场。考虑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覆盖的自然地理条件及民族类型的高度多样性，我们选取了来自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的四处社区作为田野调研的对象，以获取对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日常性联结线索的一般性认识。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向心凝聚，在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体现为诸多跨民族实践的线索联结效应。旅游观光、民族教育、民俗活动、边境管理等具体的生活事项，将分布在不同时空区域下的民族群体链接相系，把分散的小传统串珠成线，使要素流通，让功能激活，进而编织型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稠密网络。

文化动力的内核是相对统一的，文化动力的实践则是多元丰富的。诸文化动力与地方区域性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催生出一系列多元一体的文化实践线索。它们起于单股的线，却将越来越广泛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网络的轴线缝织进来，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诸成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激发他们将多元民族文化与向心凝聚的文化力量相结合，以具体的文化实践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关系性实在以生生不息的发展演化动力。

旅游观光是笔者在四川九寨沟的社区中所发现的一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线索——实践系统。规模性的旅游及旅游景观建设，是由现代化的文化动力而启动的。原初的九寨沟，是一个相对一元化、封闭化的民族社群单元。在九寨沟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旅游区域之前，许多村中过去的老人毕生生活在九寨沟中，上未曾走出过九寨沟的“原始森林”区域，下没有离开过通往外界的“沟口”。它的族群构成以藏族为主。他们是唐代松赞干布的部属党项羌弥药支的俄洛部落与白马部驻扎下来后没有离开、世代定居的族人后裔。他们称九寨沟为“羊峒”，在《松潘县志》记载的“海峡长数里，水光浮翠，倒映林岚”的秀美之地世代生活。他们并没有自觉其中的景观价值。现代化催生了规模性的旅游产业，秀美的山川海子被界定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可以被观光、被开发，延展出一条以旅游为线索，覆盖海子林岚、建筑商、餐饮老板、游客等多种主体，跨越藏、羌、回、汉等多个民族的开放性网络。它将同质封闭的九寨沟与跨区域跨民族的广泛的人-事-物网络相联结。由是，以现代化为文化动力而催生的旅游行业，使得九寨沟与其他单元发生了一种实质性的联结，获得了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生活和心态层面上的激活。旅游本身也成为型构多元、开放的中华民族的关系系统的重要线索之一。

九寨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第一重联结，是中华民族的大传统之下，小传统的藏文化的小宗同大宗的文化采借过程。作为一个有着绮丽自然景观的地区，九寨沟也承载着游客对其文化底蕴的期待。而居于藏文化边陲地带的九寨沟，既有的有限文化资源难以承载厚望，便转而从更中心地带的藏区采借文化资源。九寨沟地区原本没有唐卡，也没有琳琅满目的银器、琥珀、天珠首饰。在藏文化中，唐卡、天珠等都属于一种宗教式的礼器，对于身处偏远封闭的边陲地带的九寨沟而言，在寨民的日常起居以及礼仪生活之中，并不会产生和使用唐卡这样精美神圣的宗教制品。游客的文化期待，催生了九寨沟地区居民与西藏等藏文化中心地区的联结，他们向其寻求唐卡等文化资源的采借，将自身的小传统主动接入于藏文化的大传统之中，成为更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传统的一部分。

九寨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第二重联结，是中华民族的大传统之下，九寨沟的小传统同一种现代性的大传统相联结的过程。现代性是一种标准化、通用化的文化转接器。全国各个地区的演出表演、餐饮习惯、工艺制作等文化习惯，都可以通过与现代性的结合，形成一个联通输送的网络。作为“落后”山寨的九寨沟，不能自足地满足游客从交通住宿到饮食观赏中对现代性特征的期待，于是他们邀请和联系全国各地的演艺团队、餐饮老板、旅游公司、房地产商来到九寨沟，将九寨沟特色的自然风光以及文化资源同现代性的形态相结合。在演出上，他们推出《九寨千古情》《藏谜》《藏王宴舞》等现代与传统兼具的演出。在餐饮上，地方形成了圈层式的饮食分布格局。居于内层、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是藏餐厅及藏家乐的民族餐饮，其次是川渝地域性的火锅、川菜、烧烤、小面，再外是更远地域的湘菜、江浙菜，最外是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代表的全球性标准化饮食。全国各地差异性的文化，无论是川渝地区的还是江浙地带的，藏族的还是其他民族的，饮食的还是文艺的，通通以九寨沟这一具体的时空坐落为容器，以现代性为黏合剂，发生了一个汇聚、混融、并接的文化嵌合过程（cultural conjuncture）。

除却旅游观光的线索之外，体育赛事、社区工作、边境工作、产业发展等都是具有区域联结、文化交流、民族团结效能的线索。它们都与现代化这一文化动力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发展、安全等人类价值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也催生出大量具体的民族联结线索。它们将一个小社区与其他的民族群体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总体联结与维系在一起。

在贵州台盘村的“村BA”的案例中，围绕体育赛事的参与观看，借助体育总局垂直向度的层级赛事设置、网络直播的水平传播辐射，跨地域、跨民族的团体在一种集体欢腾式的状态中，形成了一种共同体的联结。比赛中穿插演出的民族歌舞《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大联欢《“村BA”：永远是一家》直观地表征了赛事的民族联结效用。

在广西潘龙社区的案例中，这一多元民族社区，以团结社群内的多元民族、联结海外华侨为目的，积极地与华侨联合会等机构合作。他们以端午这一中华民族共通的时节为契机，以“民以食为天”的饮食文化为桥梁，将端午粽子与印尼椰汁西米糕、越南炸春卷等美食并置，以文化的并接将东南亚华侨与大陆同胞、多民族的同胞在文化与心态的层面联结起来。

云南勐腊是位于中老边界上的一座小城。一道边境之隔，分隔的是两个语言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世界。通过边界维持，延伸出一种以国界为区分的意识凝聚过程。在跨国情景之下，边境巡逻、边境修筑等边境实践将边境内侧多元的傣族、汉族、彝族、布朗族、苗族等民族联结为一个整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境内的民族与自然地理、人文环境是多元丰富的，千丝万缕的线索将诸多的人、事、物串联进一个整体性的关系性系统之中，成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性构造。当快手和抖音的实践出现在中国的乡土与城镇，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更高层级的共同体之间的联结线索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种基于数字化的文化变迁。文化的总体转型，与现代化同步，不断连带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实践，衍生出更多交织复合的联结线索，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联结更加广泛的人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和深入人心提供更为细密的联结通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在微观层面可以视为是一种基于线索而不断创生关系性的联结、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中国境内的诸族群事实上都是中华民族的自在构成单元。中华民族也始终是境外的华侨终极的家园故土和精神归宿。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当前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最为活跃的文化动力，它催生了以旅游观光、体育赛事、社区工作、边境工作为代表的诸多线索，在社区与区域之间，在各民族之间，在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搭建起了联结的通道。复数的通道相互交错，复数的线索相互交叠，它们纵横交织、层层盘绕，形成一种鲜活充实的复合式联结。正是这样一种集成了物质利益与文化象征的联结，才真正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在基础，将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认同转化为一种自觉意识，同时又自反性地催生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为行动实践，从而持续不断地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延伸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本体构成指示出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性实在本质，文化动力则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宏观历史的层面向心凝聚的主要动力类型。而笔者这里所强调的线索民族志方法，则从实践的微末之处着眼，环环相扣地追溯探源，在跨民族的线索联结之中发现微观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的实践演化过程，建立起宏观-微观相连续的解释体系，从而对世界范围的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性危机做出回应。正是通过诸多丰富多元的实践线索，各民族的习惯、观念在日常生活空间里发生了联结，不断以自为的方式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关系性实在的动态延伸，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四、结 论

西方对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受限于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传统，以及欧洲长期持续的各国分立的特殊历史，而倾向于强调一种单一的民族共同体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削足适履式的西方定义比附下陷入一种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性危机。面对这种危机，我们需要回归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的历史本体特征来寻求答案。不同于西方分的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西周、秦朝以来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民族共同体的合的传统。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不是西方以离心方式形成的同质均一的民族单元，而是以向心凝聚方式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复合民族实体。

在本体论层面，这一复合的民族实体是一种关系性的实在，也是自为的实在。在宏观层面，它经由文化图示而具备了强大的向心动能。天下观、民族主义、阶级同盟、现代化将多元的民族凝聚为一体。它们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轴。在微观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分散的诸实践线索而统合起来。各个民族地区丰富多元的文化与现代化、民族主义等核心文化动力相结合，而发展衍生为多元的文化实践，将跨民族的人、事、物联结为一个关系性的整体。

本体论层面关系性、自为性的特点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的凝聚能力。它不是西方殖民过程中出现的人为缔造的人工民族共同体，而是基于中国内在的历史线索，在诸民族自觉同意的基础之上，历经数千年民族间自然交往交流交融过程而发生的关系缔结，进而生成的一个多元一体的关系性实在。它在宏观层面呈现出一种凝聚扩展的演化趋势，这来源于观念层面由天下观、现代化等象征图示所带来的文化动力。它在微观层面呈现出一种混融交错的实践特征，一系列的线索构成日常生活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牢基础，也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然延伸。

本体层面的关系性与自为性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结构上的多元容纳能力与动态演化能力，文化动力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宏观层面的向心聚合，实践线索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微观层面的交融延伸与系统生成。它们以一种三足鼎立的架构，互构转化的模式，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一种坚实的实在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提供了结构性支撑，成为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强力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以赓续不断的文明智慧、开放包容的文明气度、凝聚一心的世界情怀，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提供不竭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为应对和突破世界局势的僵持困境与未知挑战不断贡献文明智慧。

作者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何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2。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