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权，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博士。

李恋，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共青团红河学院委员会书记。

[摘要] 知识政策优化是适应新的知识生产范式转变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优化的逻辑审思要体现社会认识论发展的前瞻式理论遵循、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响应式现实遵循、学术建制重构的系统式技术遵循、学科部落文化融合的生态式文化遵循。当前,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优化面临着知识生产力的结构性矛盾、知识治理张力的现实性偏差、知识数字化转型的适应性挑战、公众认可的合法性危机等现实问题,有必要规避“价值无涉”以秉持理性的教育立场,聚焦“三维四体”以推动治理范式协同,超越“知识传递”以构建知识生产与创新协同体,利用“数字赋能”以打造数字时代知识新基建,突显“创新开放”以形成集群式知识生态系统,为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提供适配性的政策基础并注入持续性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 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知识政策优化;逻辑与进路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深度交织的时代图景中,高等教育机构正经历着知识生产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历次工业革命中生产力的迭代升级催生了大学知识生产需求的变化,大学从高深知识生产的“象牙塔”逐渐转为“企业型”的知识生产中心。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培养了具有知识素养的劳动力,为知识产业的兴起提供了基础。经合组织《2024年数字经济展望》的发布,意味着全球知识生产周期已从传统的线性模式转向网络化、分布式创新系统。这一转型不仅挑战着传统学术治理体系,更对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知识政策设计提出新的适应性要求。我国《教育强国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优化已成为实现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命题。

美国教授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和荷兰教授莱特·雷德斯道夫(Loet Leydesdorff)共同提出的三螺旋理论揭示,大学-产业-政府协同创新机制的效能发挥,高度依赖政策层面的制度供给来平衡和协调三螺旋机制。然而,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知识生产消费模式发生改变,知识生产活动越发频繁复杂,高等教育知识政策同知识生产理论落后的矛盾越来越明显。现行高等教育知识政策框架仍存在学科壁垒刚性过强、知识评价体系单一化、产教融合机制不完善等制度性障碍,当前政策工具在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MOOC革命、AI辅助研究等新型知识生产形态时,已显现出明显的制度迟滞。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开放科学建议书》中强调开放科学、公平有效的新型知识共享模式,亟需政策层面的价值引导、制度保障和实践行动。本研究通过解构新的知识生产范式新图景,揭示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与知识形态、知识创新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提出政策优化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这不仅有助于完善教育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更可为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政策参考。

一、知识政策的内涵考量

知识政策与知识形态的关系本质上是知识自主性与政策规制性的动态博弈,知识形态的演进不断重塑政策边界,而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则为知识创新提供合法性保障。然而,先前研究理论虽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多元视角,但就如何聚焦新的知识形态、新的知识生产、新的知识导向,解决当下现存的范式间性与不可通约性、学术自主与社会问责、知识开放与知识产权、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问题以及如何在动态平衡中推进知识创新,仍是高等教育知识政策制定面临的持久课题。

(一)知识形态的要素特征

“高深的知识材料是高校实质的核心”,从知识的角度切入高等教育,意味着探索高等教育活动的内涵性特征,探索高等教育活动中知识的地位与作用,比如知识的性质、知识传授、学术训练与知识生产过程。高等教育中的知识形态通常以学科的形式体现,是知识在不同领域和层次中的分类与组织方式。学科知识体系包括概念、术语、方法和理论等,既包括“知道某某”的命题性知识,也包括“知道如何”的非命题性知识。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真正知识形态的思想一直处于持续变革中,所以需要拓宽认识论基础,获取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广泛认可,构建新的知识形态框架。按照高等教育特征的划界标准,其主要包括五个共同要素:一是专业属性,即知识领域中的高深知识;二是动态活性,即涉及外部世界的多种动态话语;三是人际特性,即个体分享、参与和互动的过程;四是价值个性,即知识的价值观及价值关涉;五是边界开放性,即知识的话语与视角特征、实践与对话范围。

(二)知识政策的内涵边界

知识政策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与社会学、教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密切相关。其源起基于以下背景:一是知识社会的转型。随着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知识被视为核心生产要素,国家开始系统关注知识的生产、分配与治理;二是全球化与技术革命。信息技术(如互联网)和生物技术的突破,使知识的跨国流动加速,催生了国家间知识竞争与政策协调需求;三是批判理论的推动。福柯对“知识/权力”关系的解构,哈贝马斯对“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知识与社会控制的关联,促使政策研究转向知识治理的深层机制。基于此,知识政策这一概念开始成为知识生产变革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切入点。

知识政策是国家或国际组织通过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和权力干预,规范知识生产、传播、应用及合法化的战略性框架和系统性策略。其核心内涵包括:一是知识生产的规制性。通过科研资助、学术评价标准等,塑造学科发展方向。比如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共生关系的分析,为理解政策如何规制知识生产提供了理论视角;二是知识分配的政治性。决定谁有权获取知识,反映社会权力结构。比如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了知识分配中的阶级再生产机制;三是知识标准的合法性。定义“有效知识”的边界,明确了教科书审定、学术期刊等级制度等。比如利奥塔指出,政策通过“宏大叙事”赋予科学知识合法性;四是知识应用的导向性。推动知识向技术创新转化并明确了科研成果产权。比如吉本斯指出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模式,科研活动必须遵循适当的认知与社会实践的具体共识。斯波恩从大学与环境关系的组织适应理论视角提出,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学要力求“组织适应”,在应对环境变化中不断获得“合法性”的组织行为转变,在组织学术工作中寻求更有创造性、更有应用价值、更有效的方法。由此可见,一种突显经济、效率、效益等管理成效和更为宽泛的学术部落的政策优化策略,显得极为重要且亟需。

(三)知识政策与知识形态的内在耦合

在高等教育领域,知识政策制定的核心在于协调学术自由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平衡知识的公共性与商业化,并应对全球化、数字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当前正处于后现代、后工业和后学术时代的交汇点,知识的广泛传播、技术的快速变革、教育模式的转型决定了现实的不确定性、多元性、数字化和公共参与性。从知识政策的内在基础上看,后现代特性决定了知识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打破学科权威,以动态的、跨学科的知识形成新的知识形态。从知识政策的运行模式上看,后工业特性决定了知识的技术化和适应性,转向以知识和技能为核心,以技术转移和产业适应推动新的知识生产。从知识政策的发展导向看,后学术特性决定了知识的实践性和社会性,质疑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以批判性思维与多元论突显新的知识导向。因此,作为传递深奥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知识并探索新学问的领域,知识形态的范式转型将重构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逻辑并重新定位政策目标,其特征和演变则影响政策框架的核心要素和政策工具的创新实践。

从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来看,知识模式的变化包含着知识层面的认知变化和文化形式、制度架构,高深知识能否整合和渗透为社会文化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制度场域息息相关。这就需要通过工具层面的调整实现政策目标的优化,推动教育领域的知识转型以及教学形态和治理模式的变革,从而提升教育质量。从现代社会特征的实践发展来看,知识形态中的专业属性决定了知识生产的内容,动态活性催生了知识传播,人际特性推动了知识应用,价值个性加大了知识转化,边界开放性厘清了知识安全。因此,要构建一种基于新知识形态框架的知识治理范式,真正促进知识形态和知识政策的双向良性互动,实现思想和行动的内在统一、内容和属性上的内在耦合、学科性与社会性的内在转化(见图1)。

二、知识生产范式下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优化的逻辑审思

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着全球化格局重构下竞争的新态势、人口结构剧变引发的系统性冲击、技术驱动教育模式变革的不可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层诉求等多重挑战,新知识生产范式下的知识政策优化需要关注教育场域中主体及主体间性的协调性、知识理性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性,以及知识管理中的可持续性。以社会认识论发展的前瞻式理论遵循、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响应式现实遵循、学术建制重构的系统式技术遵循、学科部落文化融合的生态式文化遵循等四重逻辑,厘清知识政策优化的主体性与场域性、结构性与牵引性、规范性与能动性、认同性与生态性的关系,多维度、多层次提供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优化的指向和取向。

(一)前瞻式理论遵循:社会认识论的发展

在大科学时代,知识日益成为一种建制化的产物,从自然认识论到社会认识论的演化促成了认识论向知识论的蜕变,实现了从普通知识范围到知识政策领域研究的空间转向。史蒂夫·富勒在《社会认识论》一书中指出,从一般知识政策的观点来说,大学的自我管理究竟是不是最好的策略,可以确保它们能够生产和分配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作为高深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及保存者,大学必须为建立社会新秩序、满足社会对知识的需要提供服务,否则难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社会认识论是研究知识的社会维度的哲学分支,关注的是知识如何在社会中产生、传播和认证,强调知识是通过学术共同体、行业组织等社会集体协作逐步形成的。从理论层面看,社会认识论强调的知识生产、传播和认证具有社会性,知识形成依赖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制度规范以及群体互动等观点,为高等教育政策提供了批判性工具,揭示知识制度背后的权力动态,并倡导通过政策设计促进知识的民主化、多元化和正义性,应对平衡效率与公平、权威与批判、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核心挑战。从应用层面看,社会认识论从社会视角系统化、嵌入性阐释主体性和场域性的张力,探究知识生产的制度设计与知识分配的公正性等,对知识政策在专业属性、动态活性、人际特性、价值个性、边界开放性等方面的优化提供空间逻辑。社会认识论的发展为知识政策的优化提供了具有空间逻辑的发展样态,厘清了主体性与场域性的关系,侧重于解决知识更新的加速性和知识政策的滞后性问题。

(二)响应式现实遵循: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蕴含知识创造、传播和应用范式机制的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学科主导型(模式Ⅰ)向跨学科、应用导向型(模式Ⅱ)的转变,并进一步向网络化、协同创新的模式(模式Ⅲ)演进。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兴起正在重塑学术研究的组织形态,跨学科团队、虚拟实验室、众包科研等新型知识生产单元,突破了传统院系制度的组织边界。知识生产新模式通过跨学科合作、多元主体参与、知识集群和创新网络的构建以及评价标准的多样化,显著提升了知识传播的效率和广度。这种转变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深度融合,还推动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知识传播向更加动态化、协同化和高效化的方向发展。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这种变革要求高等教育知识政策需以动态适应性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弥合知识生产模式演进中的冲突,对学科资源配置、成果评价标准、学术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革新,以塑造知识生产的主体结构化、任务明确化、价值清晰化、资源网络化和关系社会化为根本,最终实现知识生产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本质上是推动高等教育从“象牙塔”走向“创新生态”的范式革命,为知识政策的优化提供了具有关系逻辑的深层结构,厘清了结构性与牵引性的关系,解决知识传播浅表化和知识属性高深化的问题。

(三)系统式技术遵循:学术建制的重构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建制的重构与知识政策的优化之间存在深刻的互动关系。学术建制的调整聚焦内部结构上“破边界、转空间”的重构和路径方式上“调职能、促协作”的重建,通过组织结构变革、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跨学科协作平台建设等途径,直接影响知识政策的制定逻辑、执行效能和评估体系。“破边界”表现为学科间的跨界融合、教育模式的创新、跨组织合作以及学术自由的优化等多个层面,促进知识的交叉发展。“转空间”表现为多维空间融合,通过整合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和社会空间,形成新型教育环境,促进知识传播、师生互动。“调职能”表现为通过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组织结构、学科设置、评价机制等,以适应新时代教育需求和科技发展的趋势,提升高校的学术生产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促协作”表现为以矩阵式组织结构,促进学科交叉与人员协作,推动高等教育从传统的学术中心向更加开放协同和应用导向的知识生态系统转型。高等教育领域学术建制的内部结构重构,不仅改变了知识生产的逻辑和方式,还深刻影响了大学的治理结构、学术组织形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行政权力主导的科层制管理模式,重新界定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为知识政策的优化提供了具有技术逻辑的机理分析,厘清了规范性与能动性的关系,解决知识生产碎片化和知识建构系统化的问题。

(四)生态式文化遵循:学科部落文化的融合

学科部落文化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学科共同体内部形成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和认知范式,其动态张力和机制融合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跨学科合作的效率、知识生产的创新性以及政策工具的设计逻辑。学科部落文化的核心特征是群体认同与排他性。每个学科通过独特的术语体系、方法论和评价标准等构建知识合法性边界。然而,维护学科纯粹的排他性,也造成知识生产“孤岛化”和学科文化“区隔化”。当前社会问题的复杂化要求超越单一学科的解决方案,从“学科中心”向“问题导向”转型,迫使学科部落主动开放边界、推动制度创新,以获取政策资源、化解学科文化冲突。学科部落文化的融合既是知识政策优化的驱动力,也是其实践载体。通过打破文化壁垒、重构制度框架和技术赋能,平衡学科自主性与社会需求,推动知识政策从“控制型”向“赋能型”跃升,进一步构建“弹性包容、动态响应”的治理生态。这为知识政策的优化提供了具有文化逻辑的价值引领,厘清了认同性与生态性的关系,解决知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问题。

三、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优化面临的现实博弈

基于对知识生产范式下新知识形态和政策优化逻辑的分析,当前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优化面临多重困境与不足,集中体现为知识生产力的结构性矛盾、知识治理张力的现实性偏差、知识数字化转型的适应性挑战、公众认可的合法性危机等现实博弈。这些困境共同揭示了政策优化在自主性适配、需求响应、资源协同及价值平衡上的深层张力。

(一)知识生产力的结构性矛盾

在高等教育领域,知识生产力的结构性矛盾与知识政策优化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制度惯性、利益格局和社会需求之间的深层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制约了高校知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还导致政策优化面临多重困境。首先,供需错位导致目标与结果的偏离。产业知识的快速迭代与高校知识更新的长周期之间形成矛盾,导致“知识存量充足但转化率低”的困境。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部分毕业生因“知识技能不匹配”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传统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难以适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复合型能力要求。其次,协同障碍导致交叉与融合的冲突。高校基础研究投入产出周期与产业迭代速度存在“剪刀差”,学科体系与新兴产业知识结构存在“位势差”,知识规划导致学科交叉融合面临先天性困难,如人工智能、碳中和等领域的前沿知识尚未有效融入传统学科框架,半导体领域等基础研究的滞后制约了产业发展。再次,效率瓶颈导致适应与调整的滞后。知识迭代速度超越政策响应周期,知识产权的利益分配难以平衡,知识原创性与应用转化率存在失衡现象。知识政策滞后于知识形态变化,导致交叉学科缺乏制度支持。高校与企业的知识共享平台建设滞后,产学研合作多停留于项目层面,缺乏知识生态系统的深度融合。

(二)知识治理张力的现实性偏差

当前知识创新相关利益主体增多、创新目标和行动复杂,在构建知识创新共同体时,知识政策引导力不足、治理张力尚有偏差。首先,学术自主与行政主导难以平衡的偏差。大学治理的核心是学术治理,但现实中行政权力常常通过制度规训过度干预学术活动。多数高校未建立适应“四重螺旋”的治理架构,导致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协同效率低下。知识生产模式转型需要重构高校治理结构,但现有政策仍依赖传统学科框架,聚焦于局部调整,难以适应跨学科、跨部门合作需求,系统变革类政策缺位。其次,知识开放与知识产权难以兼顾的偏差。国际化趋势要求政策兼容跨国标准,但本土政策往往受限于行政壁垒和资源分配惯性,导致全球知识网络与本土政策出现冲突。国际学术交流存在“技术脱钩”风险,基因数据、AI算法等领域需要强化国家安全考量,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与开放科学运动之间尚有冲突。再次,标准化与差异化难以协调的偏差。中西部地区高校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既需遵循国家统一学科标准,又面临本地产业链知识基础薄弱的困境。这加剧了政策统一与区域差异、标准化政策与差异化需求之间的冲突。

(三)知识数字化转型的适应性挑战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文化、技术、劳动力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变革,推动高等教育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时代模式的转变。数字化技术推动了知识生产的主体从单一的人扩展到群体智慧,实现了知识生成的群体化和动态化;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知识传播的开放化和共享化;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知识管理的智能化和协同化。然而,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对社会实践及其知识诉求的制度“应对性”场所,存在以下适应性挑战:首先,数据孤岛与标准缺失。高校数字化转型中,元宇宙教育场景重构传统知识传播模式,信息平台分散、数据标准不统一导致“信息烟囱”问题。教学数据、科研数据与社会服务数据难以整合,影响政策制定的全面性与精准性。其次,数字鸿沟与能力不足。技术基础设施不均衡和数字素养欠缺加剧了政策执行的不平等,欠发达地区高校因资源限制,难以参与数据驱动的治理实践,进一步扩大教育差距。再次,伦理风险与隐私困境。数字化治理依赖数据采集,但相关政策缺乏对隐私保护和伦理审查的明确规定。例如,智能技术应用边界模糊以及AI辅助科研带来的学术伦理困境,极易引发学术诚信风险。

(四)公众认可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核心在于高等教育系统与多元利益主体间的价值断裂,传统以学术自主和公共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受到市场逻辑、行政干预和功利导向的冲击,使得政策难以平衡知识生产的公共使命与市场效益,导致资源分配偏离学术规律。首先,学术话语权的缺失。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正从多边协调转向国家中心主义,但西方主导的学术等级制度导致新兴国家在知识政策制定中缺乏话语权,非西方国家在知识政策中难以平衡本土需求与国际标准,加剧了合法性危机。其次,学术理性的弱化。学科治理过度依赖行政权力,学术自治空间被压缩,导致知识生产偏向功利化,忽视基础研究与理性精神,政策优化难以突破短期绩效导向的局限。再次,学术知识生产与应用的脱节。教育知识生产的目的需要从“知识积累”向“知识应用”转换,但学科交叉融合的政策支持不足,跨学科研究常受限于传统学科分类,教育研究导向与教育实践投入的匹配度不足,难以形成系统性创新,导致知识政策在实用性与理论性之间失衡。

四、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优化的实践理路

在高等教育领域优化知识政策,并非简单的管理技术迭代,而是应对全球知识经济转型的战略性回应,也是解决教育系统内部结构性矛盾和多重深层挑战的关键路径,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形态与社会价值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机构作为核心知识的生产引擎以及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应秉持理性的教育立场,推动治理范式协同,构建知识生产与创新协同体,打造数字时代知识新基建,形成集群式知识生态系统,真正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

(一)规避“价值无涉”,秉持理性的教育立场

高等教育知识政策优化的核心在于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在于保持实证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张力,构建有温度的科学决策系统。知识理性强调真理追求和知识创新,而价值理性则注重学术精神传承、学科文化发展以及服务社会需求。首先,要注重“西方色彩”的祛魅。国际高等教育政策中的理性价值实践不仅关注教育质量和公平性,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实现。这种实践既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也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的独特路径。在全球化背景下,要积极应对西方学术霸权与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化诉求,构建国际协作与本土特色结合的治理框架。结合中国实际,从价值维度重构“知识理性+公共价值”的政策框架,保持学术自由、社会责任与市场效益之间的动态平衡,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价值偏离、知识不平等、知识功利化、动力失衡、交叉融合与政策环境不足等问题。其次,要注重“后学院科学”中集体化、效用化、政策化的平衡。由于科学日益受市场和政治影响,知识生产趋向功利化,需在商业化与学术独立性间寻求平衡。政策执行趋向线性化,需在追求最优方案的完全理性与现实约束的有限理性之间寻找平衡,防止短期利益。通过宏观统筹平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引导高校以学科知识创新为内核,赋予高校学科设置自主权,同时强化国家战略领域的资源倾斜,实现知识价值链的升级和升维。通过微观具体平衡知识生产的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的应用逻辑,保持学科发展的知识理性本质,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效能,确保政策设计兼顾科学性与公共性,实现知识创新与社会服务的双重目标。

(二)聚焦“三维四体”,推动治理范式协同

知识政策的协同治理范式要突显学术自治与契约化治理,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协商机制,强化内外协同治理和综合社会效益评价。首先,要聚焦“学科-专业-产业”三个维度。围绕适配性、动态性和协同性,加强学科、专业、产业的联动,构建适配产业结构的知识体系,营造良性互动的跨学科场域环境。探索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供给结构,分析学科、专业和产业关联度指数,打造产业学院与协同创新平台,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技术转化。整合教育、人社、产业部门数据,形成“学科供给-人才需求-就业质量”的闭环监测平台,推动教育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其次,要聚焦“学术-行政-市场-社会”四个主体。学术建制的重构本质上是对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响应,这要求知识政策实现三重转向:从管控型转向赋能型,通过制度松绑释放基层活力;从学科本位转向问题本位,建立需求驱动的政策框架;从静态均衡转向动态适配,形成政策工具的弹性组合机制。因此,要以动态平衡的治理逻辑解决冲突论问题,重构知识政策框架。具体来看,就是以控制型治理降低知识整合风险,通过模块分工和质量把控,突出知识联合过程中的知识保护;以激励型治理激发知识创造动机,突出知识应用过程中的利益共享和权益保障;以协调型治理促进跨学科协作,利用社会学习与争端解决机制,突出知识应用过程中的知识互动与关系协调;以发展型治理提升知识价值,动态调整知识标准并融入技术联盟,突出知识推广过程中的知识扩散与创新发展。通过知识政策优化,构建“学术-行政-市场-社会”四维协同的治理生态,使高等教育真正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引擎。

(三)超越“知识传递”,构建知识生产与创新协同体

传统“知识传递”基于“知识从已知者向未知者传递”的逻辑,侧重事实性知识的“记中学”,忽视知识的动态性、情境依赖性、方法性与价值整合性,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知识价值观,对知识发展中客观性与建构性的内在张力给予新的回应。首先,要以超学科的制度突破促进知识融合。打破学科壁垒,将学科分类从“静态领域”转向“动态问题域”,实现知识生产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耦合,动态调整学科布局,推动学科专业设置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需要,紧密切合产业、行业、企业的实际人才需求,强化教育与产业需求的联动,注重从保持学科稳定性到推动交叉学科布局,再到超学科的制度突破,实现跨学科协同攻关。其次,以系统性的协同创新催生知识转化。充分发挥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求在知识生产中的导向功能,以交叉融合、多元共治、产教协同为核心,重构学科制度、治理机制与评价体系,支撑高等教育从知识传授向创新策源转型,实现知识生产与国家、区域、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淡化大学与周围社会秩序之间的边界,降低人流、知识流和创新活动壁垒,在教育、科研和催化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知识转移转向知识交换。以伦理公平政策规范知识边界。在当下的知识政策背景下,借助学术力量之外的行政力量,制定充分保护并激励创新的知识政策。成立高校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建立分级分类审查标准和学术安全审查负面清单制度,明确敏感技术领域合作边界。通过限制敏感技术研究、强制开放获取或扶持边缘群体传统知识,重塑知识的合法性与可及性。

(四)利用“数字赋能”,打造数字时代知识新基建

曼纽尔·卡斯特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指出,知识经济重构了社会权力结构,大学成为网络社会的关键节点。高等教育知识政策需强化数字技术整合,推动开放获取以促进知识民主化。主要构建三层赋能体系:一是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层。积极应对数字鸿沟挑战,扩大5G智慧教室覆盖至中西部的高校,实现虚拟教研实验平台省级全覆盖。建立行业与学术联合体,整合高校资源开发跨学科课程。建设“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推广“在地国际化”模式;二是数字化赋能知识应用层。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通过混合式教学、AI辅助决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利用AI技术匹配科研需求与资源,形成“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系统。建立学科发展指数动态监测系统,整合科研数据共享平台。利用AI智能系统分析知识流通效率,自动生成优化建议,驱动知识管理;三是数字化赋能制度规范层。制定教育数据安全标准,健全数字化成果认证机制。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在知识共享中嵌入数据安全协议,防止隐性知识滥用。开发基于共同技术规范和伦理约束的人工智能技术,以确保人工智能的通用性以及相互的可理解性。

(五)突显“创新开放”,形成集群式知识生态系统

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的相继到来,打破了同质主体“类循环”的知识文化,推动知识创新呈现出非线性网络协同性和多形态集群交互性等特征,宣告了知识创新开放文化生态的必然。空间重构上,通过建设区域性知识枢纽并实施梯度扶持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针对中西部地区实际建立知识转移补偿机制,东部“双一流”高校可通过学科结对、师资互派等方式,实现知识溢出,促进知识要素跨域流动。制度重构上,建立从制定到执行再到迭代的政策闭环体系,在政策设计阶段嵌入可量化考核指标,执行阶段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过程追溯,后评估阶段通过对比实验法验证政策效果。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背景下,需持续关注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建立更具弹性的政策迭代机制。评价重构上,深化评价体系改革,实施全周期政策评估。推行“分类+增值”评价,区分学术型、应用型知识生产的价值维度,建立知识贡献值评价体系,将社会服务、技术转化纳入考核权重,以知识影响力指数衡量研究成果在政策、产业中的应用广度,以社会创新转化率衡量理论成果到实际解决方案的转化周期,构建学术价值、产业价值、社会价值分类评价体系。文化重构上,突显交叉融合的跨学科部落文化,培育“问题导向”的学术文化,鼓励教师参与产业技术攻关。增强范式间性的和解与融合,发挥边界组织的桥梁作用,通过知识中介弥合科研与决策的鸿沟,推动线性模式向共同生产模式转变,实现知识政策从适配性优化向引领性创新的跃迁。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