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智劳动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通过调整分工格局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引发了关于人机关系的新探讨。马克思曾以“一般智力”的概念论述机器体系和社会劳动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分离造成价值转移过程中“活的劳动能力”贬值。当代智能机器重组了分工形式和生产过程，为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的融合提供技术可能。从参与者和协作者的视角重新审视智能机器的分工角色和生产职能，可为更加积极地理解人机关系、进一步培育新型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和生产积极性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数智劳动 一般智力 知识生产 劳动解放

当前数字技术已进入多维应用阶段，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大模型、人形机器人、智联网等为突破性进展的智能机器体系正在重塑社会劳动过程，参与变革生产关系。这些现象引发了新一轮“机器换人”的隐忧。具体而言，现在人机关系面临两种质疑：一是智能机器与人类是对立的劳动竞争关系，其“智能”发展趋势会取代人类劳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智能机器会以越来越强势的算法逻辑，强化固定资本对活劳动的实质吸纳，加深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学界已有多种基于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理论回应：肯定智能机器作为当代机器体系的一部分，集中体现一般智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般社会知识的对象化结果；沿着“固定资本”的思路，探讨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一般智力，是否已经借由智能机器而转向人本身的物质形态；从劳动过程角度，探讨人借助智能机器成为一般智力的主体，恢复其劳动主体地位。诸多讨论奠定了从一般智力概念阐释人机关系的基调，但智能机器怎样体现为当代的一般智力、何以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推动劳动解放？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剖析一般智力概念的现实形态及其作用机制，以此关照当前生产方式中新的劳动形态和新的分工体系，刻画智能机器与人类劳动者的具体关系。

一、一般智力概念的文本语境和现实形态

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阐述了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他较为系统地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工具形态的变化，一般社会知识不断转化为吸纳工人活劳动的机器体系，劳动资料因为资本的运动走向人类劳动者的对立面。这段论述集中体现在一般智力的概念及其理论内涵中。

（一）出场语境：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

一般智力的概念出自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一节，指代包括科学、工艺在内的一般社会知识的历史性积累及其对象化的物质形态——机器体系。

马克思引出这一概念，旨在说明凝结着一般社会知识的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发展的最适当的形式：它能通过迭代生产技术，在较短时间内创造出更大量的产品，符合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以此反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种认为机器的使用减轻了工人的劳动或缩短工人劳动时间的观点。

在一般智力的概念中，马克思首先强调了一般社会知识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在机器体系的历史演进中，“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如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资料为个别的简单工具，劳动过程以个体经验为主导，与直接生产紧密相连；而机器大工业时期，劳动资料发展为动力强大的、生产时间持续的、糅合多种工艺技能的集成式复杂工具。其物质形态包括强大的机械装置和以单个生命体的形式附着在这个装置的许多点上的工人（作为“有意识的机件”），他们共同完成生产过程，形成庞大的机器体系。它在生产中通过对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转化利用、形成分工协作的组织化流程、转移既有的成熟劳动技能，成倍提高单位时间内的生产数量。这一“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原文作者加粗），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马克思从资本对自身的关系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最适当形式的缘由。固定资本的形式从各种独立的劳动工具发展到机器体系，以劳动技能机械化的方式分解、重组既往的生产技艺。而对象化劳动的技术形态与物质形态在衡量劳动消耗时分离，仅其物质形态可以决定劳动资料价值转移到商品价值中的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因“技能使用转移”即技术形态的消匿造成了劳动者活的劳动能力的贬值，劳动过程即资本的生产过程不断压缩劳动者必要劳动在总劳动中的占比，这符合资本自身运动发展的历史趋势。其中，机器不仅替代工人的体力劳动，还逐步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为最大程度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升剩余劳动的比例提供现实的工具。因此，机器体系成为了“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

（二）基本结构：物质形态、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有机聚合

从马克思对机器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描述中，一般智力的具体结构可被理解为物质形态、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三重形态的有机聚合。

一般智力的物质形态即囊括了机械装置和附着其上的劳动者的自动机器体系。自动机是自动机器体系的驱动力，“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机器体系本质上是一般智力的物质载体，劳动者的生产技艺、科学技术知识通过机械构造被固定其中；它通过系统化结构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剥离工人的活知识凝结为一般社会知识，而被剥夺技艺和活知识的“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

一般智力的技术形态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工艺、协作形式。从石器打磨到机械制造，人类不断发展自身与工具的具体关系，通过抽象思维转化为世代累积的、可操作的工艺体系，形成不断创新的协作与组织关系。当工匠将经验性知识固化为工艺流程时，个体技艺成为可复制的技术规范，生产经验既是活生生的知识生产，也能借由技术形态转为可传承的技艺，并在事实上转移进入新的产品中。

一般智力的知识形态即一般社会知识的各类知识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来自职业的知识生产者——科学技术人员，另一方面来自普通劳动者，后者在与劳动资料的协作中涌现活的生产知识，同前述技术、工艺共同构成活的劳动能力的具体内容。一般社会知识并非个体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社会化协作形成各类具体社会知识的抽象集成。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结果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这种知识形态超越了个体知识，成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知识系统，以知识生产者的对象化劳动出现在机器体系的生产中。它的系统性整合过程即从个体默会知识固化到机械编码，再到工序知识重组主导分工模式，最后到科学规律成为社会认知基础。

一般智力的三重形态通过对象化知识和机器物质形态的系统性整合，使自动的机器体系继承了历史上人与工具协同劳动的知识、技艺，既表现为物质化的技术装置和具体劳动者的社会组合有机体，又表现为抽象化的一般社会知识，最终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作用机制：分工、协作与生产的复杂系统

一般智力通过分工、协作与生产三个层面构成作用系统，不断提高吸纳和转化社会知识的效率，提高转移和固化劳动技能的效能，提高结合活劳动作用于劳动资料、物化知识和技能进入商品体的能力。

从分工层面而言，一般智力通过重新调整生产职能，改变传统分工形式，提高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例。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下称“分工1. 0”），分工的第一种形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第二种是劳动者的片面活动固定为其专门职能，生产的“全部操作由这些局部工人联合体来完成”。这一时期的生产过程中为生产生活消费资料即弥补社会劳动消耗而进行的必要劳动比例较大。到机器大工业时期（“分工2. 0”），分工形式发展为一个较长或较完整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阶段、部分的组合，即“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劳动者的体力被动力机取代，技艺、知识转化等智力被工作机取代，其劳动能力被转移到机器及其完整的生产体系中，每一次转移都是必要劳动比例的缩小。

从协作层面而言，一般智力通过变革社会劳动的组织形式，将分散的个体知识和个体生产能力整合为资本支配的一般社会知识体系和社会生产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协作1. 0”），协作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而在机器大工业时期（“协作2. 0”），机器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有机结合，代替1. 0时期的各种简单工具，组合在一起的工作机完成劳动者的每个局部操作，整个商品生产过程由动力机推。直接劳动者只需按动机器的操作按钮或者维修机器保证其正常运转，即“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维系必要劳动的社会劳动比例也相应减小。

从生产层面而言，一般智力的物质形态、技术形态、知识形态分别在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不同职能。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1. 0”），劳动者利用简单工具进行独立生产，劳动产品完整地体现了其知识和技艺，是人与物之间简单直接但完整的对象性关系。在机器大工业时期（“生产2. 0”），由于分工和协作关系的变化，直接劳动者参与的生产过程既包含其活的脑力劳动，也包含其体力消耗的物质转移；知识生产者利用一般社会知识的固化（“死”的）形态，在转化工艺、设计机器的劳动过程中物化自己的活的脑力劳动；机器的物质存在形式利用固化其中的死知识，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结合活劳动，转移之前生产环节中对象化在机械装置物质形态中的劳动价值。

（四）作用过程：一般智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三个阶段

一般智力通过专家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对象化知识转化、劳动过程中与活劳动结合并发挥作用这三个阶段，转化并推动现实生产力。

第一，专家科学技术知识生产阶段意味着科学从属于资本，表现为科学工具化与资本主导的知识生产、发明职业化与知识垄断。大工业发展到高级阶段后，“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科学规律（如力学、化学）被分解为可操作的“技术模块”，成为机器替代活劳动的理论基础。随着机器体系的复杂化，“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家、工程师等专家群体被资本雇佣，成为知识生产的直接劳动者。

第二，对象化知识转化阶段表现为科学技术知识物化成机器形态。在机器体系中，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对象化过程转化为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成为具有巨大效率的作用物。数学公式被编码为自动化程序，化学原理物化为合成材料生产线。这种物化使生产力突破工人体力与脑力的极限，劳动生产率愈发受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

第三，劳动过程中与活劳动结合并发挥作用的阶段，主要强调劳动者应用知识参与生产，促成新产品、新技艺、新知识生成的过程。一方面，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者相结合，引导、指挥劳动者付出活的体力和智力，在生产实践中不仅物化劳动到新的使用价值中，还不断促成新的技艺形成；另一方面，作为知识的应用者，具备专业技能的工人（如工程师、技术员）将社会知识投入实践，延伸“实验科学”，推动技术形态对象化为一般社会知识的知识形态，并以技术迭代物化自身的体力、脑力劳动，形成更加强大的机器体系。

二、数智时代重释一般智力概念的难点与理论廓清

马克思剖析一般社会知识推动、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理论范式带有深刻的时代特征，而当前数字技术引领下的智能生产体系正在形成和扩大，并且出现了迥异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于新形势下探讨一般智力，既需要结合新的知识生成方式和技能转移模式，也需要充分考虑新的社会形态下一般社会知识的社会属性，即把握一般智力概念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辨明其在数智革命中的技术逻辑，奠定理解当代人机关系的理论基础。

（一）重释一般智力概念的难点

根据技术逻辑和社会属性双重视角，分析机器体系从机械工业有机体向数据网络集合体转变时，围绕知识转化方式和对象化劳动占有形式的议题，大致存在两个维度的争论：一是机器体系与技术知识谁是主导；二是一般智力是否具有活劳动的形式。

对于第一个维度，经过历次科技革命之后的智能生产方式让有些学者认为，知识生产是生产性劳动中的核心工作，机器体系是对象化的知识体系，对应马克思所表述的“一般社会知识”成为了“直接的生产力”。而另一种观点是，不论机器体系或技术知识，都是固定资本，对象化知识与知识体系的内核都是资本逻辑；其反对者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仍然是知识工作的核心”，以关系性技术知识重塑机器体系，让知识生产主导机器生产，是反对资本逻辑、实现工人解放的路径。

对于第二个维度，有的学者认为一般智力作为对象化劳动，是失去直接形式的劳动资料，因此作为固定资本与人相对立。“只要工人出现在机器论片段中，他们就被表示为从属于固定资本的逻辑”。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一般智力表现为活劳动的形式。在机器体系中，一般社会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但是产生这种知识体系的过程仍然作为活劳动存在，只要走出了资本逻辑的控制，就存在一种产生一般智力的活劳动过程。

（二）对一般智力概念的理论廓清

从以上争议可见，人与机器体系的关系并不是对一般智力内涵产生误解的原因，劳动者是否可以独立于固定资本中的资本逻辑而进行知识生产才是核心问题。智能生产体系中的各类机器作为机器体系的新物质存在形式，是一般智力物质构成与知识构成的比例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鼓励工人参与知识构成来逆转固定资本对工人控制的同时，仍然沉溺于刻画物质构成本身的资本属性。现实中，固定资本会随着一般智力本身发展而变化：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有的一般智力形式，其自身特有的一般社会知识体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劳动资料要素首先是对象化知识构成的机器体系，然后才是在具体的生产方式中表现为机器体系的固定资本。在这个意义上，一般智力实质上是一种技术吸收和动员人类知识、技能的方式，这是超越社会形态的“一般性”。

而死知识与死劳动的区分是机器与身体二分的延续，表现为一般社会知识的物质形态与体力、智力耗费的物质形态。作为固定资本的一般智力不需要劳动者的主体性意识或劳动目的，但是生产过程本身需要；因此固定资本在吸纳无意识的劳动者的同时，需要吸纳有自主性的一般智力，包括机器体系与专家知识体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语境下，这种劳动过程中充当劳动自主性功能的一般智力是死知识，所以被资本所吸纳的活劳动也就成为死劳动，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既表现为身体的使用与耗费，也表现为劳动自主性的缺场。当下社会形态的变革，一般智力在新型生产关系的建构和互动中，其技术方式决定了其在吸纳的同时，也在生成不断还原出劳动者活知识和活劳动的可能，这是对具体社会形态中一般智力特殊性的理解。

三、智能生产方式使一般智力还原“活的劳动能力”成为可能

由以上理论廓清可见，一般智力重拾活性的关键在于摆脱固定资本中资本逻辑的自主性，重新融入劳动者活劳动的自主性中。一般智力在旧有的机器体系中失去活性是因为彼时机器体系的物质形态不断将活知识转化为死知识，因此一般智力的活性随着工人劳动自主性的下降而丧失。而在数智时代，机器体系中固定资本的自主性在降低，工人自主性在提高，一般智力在智能生产方式中获得了还原活劳动的机会。具体表现在：1. 由产品构成倒逼劳动形态的改变，即产品中知识构成的增加需要劳动中知识生产构成的增加。2. 人机协作的不断深化，扩大了机器知识中来源于活劳动的部分，一般智力被总体工人占有的生成关系更为明晰。3. 智能技术自主性的提高，本身已经释放出了摆脱资本逻辑的强烈信号，在智能生产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格局，即劳动自主性叠加技术自主性的人机综合体与资本逻辑的价值自主性分庭抗礼，这一新格局为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拓展空间。

（一）数智时代一般智力的物质构成与知识构成比例发生根本性转变

智能生产形成大规模社会生产力之后，一般智力的知识构成显著依赖于直接劳动者的“数据生成、模型调整”这种新的技艺和知识，以及知识生产者的“数据训练、算力增强”等新的知识转化方式，在其结构中大幅提升了知识构成的量的比例。智能机器应用于生产过程后，机器体系不再只是通过增加生产成本提高生产力，而是以更新算法和强化算力的方式迭代推动社会化大生产。近来热议的ChatGPT o1与DeepSeek R1训练成本的差异即可证明这一点：据报道，ChatGPT o1训练成本约为1亿-2亿美元，而DeepSeek R1的训练成本仅为600万美元。

开源的人工智能应用为一般社会知识的活化和转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在DeepSeek之前，大部分人工智能应用的专利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其不仅有“死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还通过付费使用的方式，使新知识的促发与应用局限在少数人手中。而开源人工智能应用后，数据、算法不仅能保存既有知识，还为普通劳动者创造新知识、不断进行从个别知识到一般社会知识的转化提供平台。随着开源权限不断扩大，知识生产突破专家垄断，大模型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形成的涌现能力，使社会智力积累真正成为集体智力的产物。

（二）智能机器体系各主体间的协作使一般智力不断还原劳动者“活的劳动能力”

智能机器是机器体系自动化、技术自主性的最新形式，其中人工智能的“生成式”表现，容易让人误解机器拥有了活劳动的属性，从而将人类劳动者的活性彻底驱逐出生产领域。但据前文所述一般智力的形态、结构和作用机制可见，智能机器本质上还是对象化知识及其物质形态，只有通过与人的协作、与劳动者的活的劳动能力不断交互，一般智力才能推动并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在数智时代（分工3. 0），智能机器与劳动者形成互补的分工体系。不同于分工2. 0时期那种机器将劳动技能机械化、肢解并弱化劳动者体力智力的情况，在分工3. 0时期，劳动者在鲜活的物质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不断提供初始的劳动材料——数据；智能机器中模型、算法等具体的工作机，即此前生产环节已经对象化知识生产者劳动的机器，进行数据训练完成基础性的脑力劳动，为劳动者下一步进行创造性劳动提供劳动材料。如在软件开发过程中，计算机系统负责处理海量用户故事数据，科研人员作为最终决策者对数据挖掘结果进行审核确认，用户对场景应用提供调整反馈的意见，三方通过不同层次的分工共同完成用户故事场景的构建。

在协作3. 0中，智能机器与人类劳动者形成同向协作关系，智能生产“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传统知识生产依赖专家科学技术知识的线性积累，而大模型通过海量人类行为数据的训练，将分散的、碎片化的社会经验整合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人类在创造性思维、情感互动与伦理判断方面的独特优势，与机器在数据处理、高速运算及预测分析方面的卓越性能形成有机互补，这种智能协同机制重构了人机协作模式，使劳动者不再是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监督者，重回生产主体地位。

在生产3. 0中，智能机器将劳动中的技术形态不断从物质构成中还原出来，为“活的劳动能力”赋值。如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和算力的结合，使知识生产具备了动态演化的模式。而算法作为知识生产的逻辑框架之一，能够通过数据反馈不断优化自身结构，本质上是对象化知识的自我迭代。这种迭代并非机械重复，而是通过开源生产者的实时支持，实现知识形态的持续更新。例如，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的智力活动生成知识内容时，仍依赖用户以及知识生产者为人工智能输入的不同类型内容。因此，智能机器的知识并非孤立地、一次性生成，而是通过人机交互不断修正而形成社会性的合力。

（三）智能生产方式体现知识生产过程与结果的辩证统一

智能生产方式推动知识生产过程与结果相互转化，其核心特征在于知识生产与应用的动态循环。机器学习模型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形成初始知识体系，模型在应用过程中持续收集新数据并根据算法更迭优化，形成“生产－反馈－再生产”的循环。这种循环打破了传统知识生产的线性模式，使知识积累不再停留于静态储存，而是通过实际应用不断重构自身。

智能生产方式充分体现了对象化知识与活劳动的协同重构，当代的一般智力实现了知识对象化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智能机器将社会智力固化为机械器官与智能器官的综合体；另一方面，劳动者通过操作和优化智能系统，将个体经验转化为算法改进的数据养料。这种协同关系突破了传统机器体系中的主客对立。在资本逻辑下，机器曾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导致工人的活动机能同自身相异化。而智能生产方式中，人机界面从“控制－执行”转向“协作－共创”，形成了知识生产与应用的共生关系。

四、同向协作的人机关系是劳动解放的现实诉求和历史趋势

智能生产方式通过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深度融合，依赖并能够促进智能机器体系内在各主体间的协作，促进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能力的不断交互，一般智力在其中获得了还原并重新释放其所蕴含的劳动能力的可能，这一新的技术路径为重构人机关系指明了方向。当知识生产突破资本逻辑的桎梏，技术不再表现为劳动异化的同谋，而是成为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石。

（一）人机共建的知识生产力是推动当前社会生产力的最大动力

生产方式智能化的转变是社会发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途中的重要节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可见社会关系的变革必须基于现实的生产力进步。

首先，各种智能机器是介于一般社会知识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工具，通过集成社会知识缩短直接劳动时间，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发展自己的闲暇时间。正如马克思指出，当“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时，基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工作日将会缩短，从而“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智能机器正是通过自动化替代重复性劳动、优化决策流程，“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按照马克思的想法，“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同时，智能机器体系也在不断孕育适应于新生产方式的新型劳动者。“新型生产技术的普及进一步促进了新的生产者群体的出现”，智能机器在参与生产中辅助、促进劳动者不断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创新，降低知识垄断时期的学习和创新门槛，提供普通劳动者以参与知识迭代、技术应用的平台和机会，这又使得工作日中用于知识创新的活劳动比重上升，新质生产力下新型劳动者的“活性”不断提高。

再次，智能平台集成的网络生产方式突破了地理限制，让资源分配更加优化。由智能机器驱动的远程协作、虚拟仿真重构了生产空间，连接起不同地域的劳动者和地区性知识，以便智能机器体系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匹配供需，减少资源浪费。

因此，当前人机共建的知识生产力，通过时空延异重构劳动者、劳动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释放劳动解放的潜能。这既是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现实写照，也是其自由王国构想的技术注解，为进一步社会关系的转变提供了物质前提。

（二）人机互动的社会知识动态体系是机器自主性和劳动主体性的双向建构

从技术逻辑而言，当前的数智生产方式在不断发展机器自主性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条凸显劳动主体性的道路。一方面，机器体系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诸如人工智能等智能机器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形成“客观的生产有机体”，其自主性源于生产或决策过程中被赋予的独立性与自动化。另一方面，智能机器及其复杂网络深度学习的大数据来源于人类用户不断产出的信息，从历时态而言，人类数百年积累的工匠技艺、诊断经验等隐性知识可以在数智时代被转化为可复制的算法模型，从而“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从共时态而言，每一次生产都伴随着人类劳动者反复实践、理解和运用复杂系统规律的过程，机器和人的互动也在拓展人类劳动者的认知边界，如开源社区中开发者、网络协作者与AI结对编程等即是各劳动主体同构工作流程的典型。

因此，在智能机器的自动优化属性、自动执行决策等自主性发展同轨上，人类劳动者的社会分工角色从机械的操作者转换为知识、技能的调节者，在“活的劳动能力”基础上实现“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原文——作者注）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以此，人类劳动者可以通过融入智能生产体系并深度互动而更好地发挥其主体性力量。

（三）人机协作的数智劳动过程催动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社会分工形式

在数字技术的深度参与下，数智生产方式正在改变既往那些因阶层分化而固化的分工格局，继脑体分工之后，人机协作的现实场景和知识生产的独立形态，不断引导社会分工形式转向切实满足人类劳动者的发展需求。

首先，材料科学和具身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劳动者摆脱3D类型工作（dirty、difficult、dangerous）提供可能，可为消弭因阶层分化而导致的分工格差打开通路。在阶级社会，阶级分化使得最底层的劳动者被迫承担人类实践中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动内容，“工人们不得不为了很低的工资去做最繁重最有害于健康的工作”。而在数智时代，诸如深海探测、粉尘作业、排除危险物等工作可逐步由智能机器取代；具身技术更是拓展了人类劳动者与机器共同作业的范围。除此以外，脑体分工本不应该有高下之分，劳动工具的发展理应为人类劳动者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职业提供可能。因此，当前的分工变局中因阶层分化带来的影响会相对减小，一般智力的发展将更多的劳动者从繁重、危险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为进一步社会关系的变革做出积极准备。

其次，一般智力物质构成和知识构成比例的变化，改变了传统知识生产的模式，推动消除分工中的异化现象。从分工1. 0到2. 0时期，局部劳动的细化和片段化不断瓦解劳动者的完整性，一般智力对劳动者几乎是单向度的吸纳，使其“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劳动资料异化为劳动者的对抗性存在；知识和技能的碎片化局限了劳动者生产、更新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在压缩其活的劳动能力的同时，还加剧了他们面对“技术性失业”的脆弱。而分工3. 0时期，智能机器体系中的机器劳动者从事重复性、认知型的基础工作，对累积性知识进行“时间加速”、对区域性知识进行“空间叠加”，降低知识生产和转化的社会门槛，为人类劳动者重获劳动完整性、按需求参与社会实践而开辟道路。人机协作在脑体分工之后进一步细化了脑脑分工，以此推动培养高质量劳动者，这是推动转化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步。

结语

数字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以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方式参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一般智力其物质形态、技术形态、知识形态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正在因人机关系的演化而经历着构成性变化。当新型劳动者被期望承担更多的知识生产、决策判断乃至创造性劳动时，数智时代本身正在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透视中，产生着劳动自主性、技术封闭性与资本逐利性的历史交汇与力量对比的变化。这让重构劳动者与智能机器这个新型人机关系变得更为迫切，这种重构不仅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还关系着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在同一劳动者身上的汇聚、智力一般向一般智力的还原、总体工人与机器体系的活性复归。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探索智能生产方式下新型分工体系的构建和新型劳动者的培育，让数智生产的中国实践更能凸显人机协同进化的新型生产关系，使智能机器体系中的一般社会知识反哺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使技术真正成为扩展而非替代人类本质力量的社会器官。

申文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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