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互联网上关于美国社会“斩杀线”的现象级讨论，不仅是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脆弱性及“可负担性危机”的研究，更标志着中国网民在国际认知上实现了从“仰视”到“平视”乃至“局部俯视”的视角转换。新的议程设置也意味着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体现出认知主体性的更新。这种由流量驱动、自下而上的研究热潮，有效打破了传统学术体制的迟滞性与范式依赖，为专业研究提供了海量的微观样本与实时数据。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应严肃对待这种群众性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提炼整合与“到群众中去”的压力测试，更精准地把握对象国的社会脉搏与政治动向，不断推进基于中国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关键词：斩杀线 区域国别研究 知识生产 群众路线 自主知识体系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宪法史、国际法史、思想史、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2期。
一场关于美国社会“斩杀线”的讨论，正在中国互联网上如火如荼地进行。“斩杀线”是一个源于电脑游戏的概念，通常指这样一个临界点：一旦游戏人物血量低于一定水平，就可能被对手一套爆发性的组合拳直接“斩杀”。中国网民将其用于分析美国社会缺乏“兜底”机制、中产阶级生活脆弱的状态，指出在美国存在一条看不见的“斩杀线”，只要临近这条线，中产阶级生活的容错率就变得非常低，一场小病、一张未付的账单，都可能导致家庭跌落到“斩杀线”以下，一些人甚至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从而开始生命的倒计时。
“斩杀线”概念被用于美国社会研究之后，不仅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很大反响，得到了主流媒体的重视，甚至反过来还对美国主流媒体产生了影响。一个由网民提出的概念能够如此引发各方关注，其规模和影响度可以说是现象级的。学界可以有无数的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审视，而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分析角度：关于“斩杀线”的讨论，体现出一种群众自发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活动，包含着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升级”的潜能。
一、议程设置与主体性意识
“斩杀线”讨论体现出中国网民自发设置知识生产新议程的努力。知识生产的第一步不是寻找答案，而是确定问题。议程设置决定了哪些现象应被视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哪些现象应被视为“背景噪音”，同时它还决定了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的分配——不仅关乎真理，更关乎认知主体在权力关系中的位置。
“斩杀线”概念试图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美国的贫困社会学（Sociology of Poverty）讨论过多年、产生了无数论著的问题。从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我在底层的生活》中对“贫困陷阱”的卧底观察，到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被驱逐者：美国城市的贫穷与利润》中对住房危机如何终结赤贫家庭未来的血泪控诉；从萨沙·阿布拉姆斯基（Sasha Abramsky）在《美国式贫穷：另一半人的生存方式》中对后大衰退时代“新穷人”生存图景的全景扫描，到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等人在《日均两美元：当代美国的赤贫生活》中对美国极端贫困家庭如何在丧失福利安全网后艰难求生的实地调研；乃至亚历山德里娅·瑞文内尔（Alexandrea Ravenelle）在《轻触致贫：零工经济中的苦活、骗局与生存》中对零工经济如何将劳动者困在算法剥削与不确定性中的尖锐剖析，美国的贫困社会学已经积累了如山的论著。这些研究早已指出，贫困并非一种平稳的“低生活质量状态”，而是一系列连锁坍塌的后果，而且一旦陷入就难以摆脱。
然而，美国贫困社会学的成果再丰富，在美国主流舆论界仍然居于边缘地位，更不足以为中国的舆论界设置议程。这些严肃的知识生产长期被锁闭在学术体制的防火墙内，其高耸的术语门槛、冗长的统计数据以及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隔阂，使得它们难以转化为大众感知的常识。因而，中国网民突然关注美国的贫困问题，一定是基于本土的问题意识。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学界曾经从两种社会制度竞争的角度，关注美国的贫困问题。但最近40多年来，主流学界更多强调和关注中国与美国社会的发展差距，思考中国如何迎头赶上美国的现代化水平。在这一问题意识之下，社会学领域虽然有很多对中国贫困问题以及政府脱贫攻坚努力的探讨，但很少有人集中关注美国自身的贫困问题；而在美国研究领域，美国的贫困问题只是因为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使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兴起，才获得某些学者的关注。
而“斩杀线”概念一出，仿佛打通了中国网民的“任督二脉”。网民先于主流学界的学者涌入对于美国贫困问题的探讨，而美国贫困社会学的大量既有研究都成为“斩杀线”的佐证。这一议程得以设置，并不仅仅是因为“斩杀线”概念对复杂事物具有极致的简化能力，能够给概念的使用者带来某种力量和效率感，更在于各种条件的成熟。
第一，在后冷战时期，全球自由贸易一度处于扩张期，当时中产阶级的心理基调是“增量竞争”——如果足够努力，就能向上流动。但随着贸易壁垒增加、地缘政治剧烈波动，全球中产阶级普遍进入了“存量防守”阶段。当扩张红利消失，人们对“下限”的关注远超“上限”，关注点从“我能赚多少”转向了“我会失去什么”。对“斩杀线”的分析，是一种基于“全球风险共感”的防御性研究。通过对美国社会“斩杀线”的探讨，中国的中产网民认识到中国社会应对风险时的韧性，如高储蓄的习惯、更为密切的家庭关系以及中国政府的一系列为社会“兜底”的努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虽然带有一定的防御色彩，但确实反映了当下社会对“确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的渴望。
第二，近年来，美国GDP的迅速增长和社会撕裂加剧两个现象的同时并存，引发了许多困惑。特朗普的胜选和MAGA运动一度被解读为民粹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然而2025年年初开始中美网民小红书“对账”，大量IP在美国的博主开始晒出真实税后收入、保险账单、维修费、托儿费以及超市物价。中国网民发现，尽管美国人均GDP很高，但中产阶级负担沉重，其税后工资的购买力有限。美国中下层“卖血”（捐献血浆获取补偿）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常态化，更是让中国网民受到很大的认知冲击。“对账”运动同时也揭示了美国社会的高度金融契约化，住房贷款、医疗保险、学贷、发薪贷（Payday Loan）等金融产品不断产生新的账单，一旦失去收入，所有账单会瞬间变成绞索。“斩杀线”是在这种“对账”的基础之上发挥作用的，它为认识这些现象提供了一个化繁为简的解释，从而在认知上给网民带来一种力量感。
第三，“斩杀线”讨论是在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尤其是2025年，中国在美国针对全球的关税战中寸步不让，站稳了脚跟，同时也进一步展示了自身的产业与军事实力。中国网民对中国国际地位信心的提升，体现在国际认知上，就是进一步将长期以来对于发达国家的“仰视”视角调整为“平视”甚至“局部俯视”视角。在2025年之前，很多旅行或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习惯于展示美国的物价低、社会福利水平高、重法治、讲程序等正面形象，但中美网民“对账”使得这样的美国形象不再能够免于质疑。一些中国网民不仅致力于纠正之前带有“美颜滤镜”的美国形象，甚至开始深入剖析留学生或移民博主美化美国形象的动机。又如，长期以来，美国吸引力的一部分在于其“程序正义”和“信用体系”，美国律政电影里宣扬的是程序正义对个体的保护，FICO（美国个人消费信用评估公司）信用分被视为“诚信”的代名词，但在2025年的讨论中，网民发现FICO信用分起到了实时监控、自动执行的“惩罚算法”的作用，个体一旦触动“斩杀线”，即被认定为社会负资产，系统会以最快速度将一个人从主流社会“斩杀”并清理，以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高效运作。在这一背景下，“低人权优势”也被用于对美国的分析，意即美国就是通过对弱者的无情“斩杀”降低了系统运作的成本，而这与它表面上宣扬的“人权”话语在精神上背道而驰。
这种视角的转换，关键并不取决于掌握多少美国贫困社会学的具体知识，而在于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基本判断：在国际秩序之中，美国是否已经“德不配位”？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建立的单极霸权，不仅存在于军事、金融与技术领域，更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全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议题设置和评价标准上，都或多或少受到美国的影响。学术生产也构成一个产业链，其中的观念生产具有自我繁殖的特征。一个处于封闭学术体系的学者，一旦形成了路径依赖，往往就会在既有的范式里打转，而难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但是，当今中国确实处在高速发展之中，那些在实务工作一线、了解中国在具体领域进步速度的探索者，往往会在自己的具体领域中，形成对美国新的、独立的判断。比如说，一个从事高铁基建的工作者就能够看到，当中国高铁建设突飞猛进的时候，美国高铁建设却迟迟无法推动；在房地产领域的工作者能够看到，中国在 2011—2013 年这三年间消耗的水泥总量（约 66 亿吨），超过了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1901—2000 年）一百年间的消耗总量（约 45 亿吨），但美国每年的房地产GDP总量仍超过中国房地产 GDP总量，而这就显示出GDP统计方式的局限性；一个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作者能够看到，中国AI与制造业的结合更为深入，有着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而美国却在缺乏AI与制造业结合的应用场景的前提下，期待某一天突然出现一个超级AI，让制造业起死回生……这些具体的判断，往往溢出了原有的学术范式，因而一开始很难在体制化的学术生产过程中获得广泛传播。然而互联网为这些处于实务一线的工作者提供了发声平台，他们的发言并不需要符合既定的学术范式，一旦形成一定的圈层，有一定的流量可供“变现”，相关讨论就可以持续下去。
围绕“斩杀线”概念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很多质疑：将这个概念用于美国社会的发起人，是否有作伪的情节？其他研究者究竟有没有夸大“斩杀线”现象，以至于造成新的认知片面性？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旦设置了新的议程，讨论的“战线”就发生了变化。以往中国网民讨论美国时，常陷入一种“自我证明”的焦虑：“为什么我们不像美国那样有……？”此时，中国必须不断举证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以回应这种“落后焦虑”。而“斩杀线”讨论改变了这一逻辑。当网民用“斩杀线”定义美国社会的脆弱性时，实际上获得了对美国生活质量的定义权，反而要求美国社会模式的辩护者向世界证明：“为什么如此富强的国家，其中产阶级竟如此脆弱，缺乏兜底保障？”这种视角将美国社会模式的辩护者从“出题人”变成了“答卷人”，使得攻守之势发生了逆转。
综上所述，当中国舆论界讨论“斩杀线”时，不仅仅是在讨论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意义是利用议程设置的力量，实现了对于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从根本上推进了对认知主体性的重构。
二、自下而上的知识创新机制
在“斩杀线”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知识创新机制正在逐渐成型。这一机制虽与学院派的知识生产机制不同，但具有活力和可持续性，具有推动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升级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潜能。
在“斩杀线”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上涌现出这样一批研究者：他们在没有获得任何科研资助的情况下，仍进行着日常与细致的美国研究。他们进行着大规模的英文数据搬运与汉化：他们自发翻译美国地方法庭的审判视频、Reddit 上的生存帖、超市的物价标签、各州物价对比表；程序员分析工资单中的税率模型，金融从业者拆解发薪贷的利滚利逻辑，留学生提供真实的租房与医疗账单。他们将自身的“内卷”体验投射到对美国“斩杀线”的分析中，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主体意识的观察；他们重新解读美国的文学作品，从中解读出深刻的社会矛盾。他们总结、概括美国自己的专业研究者对美国社会矛盾的探讨，实际上发挥了科普先锋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可以不断滚动的知识生产模式。互联网上的“键政达人”并非纯粹的公益科普者，他们身处注意力的角斗场，受制于一种残酷的“更新焦虑”。在流量经济的逻辑下，一个话题的热度半衰期极短，一旦某个概念在舆论场走红，创作者必须在短时间内提供密度更高、切口更细、视觉冲击力更强的后继内容，否则就会被推荐算法迅速抛弃。正是这种维持流量水平的现实压力，推动了一场全方位的“文献普查”与“文本深挖”。当最初的“斩杀线”定义阐述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时，创作者就从简单的机制描述转向对具体文本的“逐帧分析”。于是，网民们熟悉的《当幸福来敲门》《成长的烦恼》《破产姐妹》乃至《辛普森一家》，都被置于显微镜下重新审读。
比如说，一些博主们分析指出，《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在当年曾被当成一个励志的故事，但其底层逻辑其实是一个关于“斩杀线”的故事。电影主角推销员克里斯·加德纳（Chris Gardner）处境颇为窘迫，他的生活几乎全程都在“斩杀线”上下徘徊，银行卡余额一度只剩下两位数，妻子离家出走，他和儿子一度无家可归。这种极端局促的环境迫使他必须放弃所有冗余动作，将所有精力精准地投入那唯一能使他“翻盘”的操作中。他通过对自己的极限压榨，终于回到了“斩杀线”以上。不过，博主们现在会问，在美国的大环境下，其中产阶层的位置坐得又能有多稳呢？
2026年初，央视开始重播美剧《成长的烦恼》。这部电视剧于1985—1992年在ABC首播，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成为无数中国家庭了解美国生活尤其是家庭关系的第一本“启示录”。而中国网民带着“斩杀线”概念重新审视《成长的烦恼》，读出的却是与以往不同的感悟：这是一个在苏联解体前的美国中产阶层生活的故事，主人公一家享有稳定的资源，犯错的成本极低。然而，这种中产生活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美国的中产阶层们享受了“冷战红利”——在当时苏联的理想还对美国构成一种压力，迫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资本主义。在冷战时期，美国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top marginal tax rate）一度达到90%以上，而对富豪们征收的税收，一定程度上被用来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1991年苏联解体，随着制度竞争的压力消失，新政自由主义对资本的约束被陆续拆除，曾经高缓冲、高容错的中产生活也一去不复返。因此，对于美国中产阶层来说，美国真的赢得冷战了吗？这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考古”，意外地揭开了掩盖在好莱坞文化输出之下的社会肌理，将那些曾经被作为“励志桥段”处理的细节，重新解释为美国社会系统残酷算法的运作结果。
这些分析都不是来自高校或研究院所的职业学者，而是来自互联网上的“键政达人”们。他们所展开的研究，其实是区域国别研究（尤其是美国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中国，美国研究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预测和理解每次大选究竟是哪个党派获胜，理解美国对外决策的国内政治根源，从而便于各部门、各方面做好风险评估和对策预案。美国的选举制度经过多年的运作，两党形成了稳定的基本盘区域，每次选举要争夺的往往是个位数的摇摆州。而这些摇摆州的选民究竟投票给谁，其投票偏好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就特别需要深入分析。比如当地的产业结构、族群构成、居民收入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变量。而关于“斩杀线”的讨论，则使得我们可以深入理解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可负担性危机（affordability crisis）。可负担性危机是指一个社会中基本生活必需品（通常指住房、医疗、教育和能源）的价格增长速度，长期且大幅度地超过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中低收入群体不仅无法积累财富，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理生存的系统性困境，其本质就是社会全局性“斩杀线”的大幅上移。
如果不理解可负担性危机，我们就很难理解MAGA运动在美国何以兴起。MAGA运动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许多原本稳固的传统白人中产阶级，遭遇“斩杀线”上移的冲击，原本稳定的生活变得如履薄冰。他们可能仅仅因为一次长达三个月的失业，或是一场保险覆盖不足的意外大病，就迅速滑向破产边缘。这种从“阶级优越感”向“生存恐慌”的坠落，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反噬性怀旧。当社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可负担性危机时，民众必然会寻求解释。经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通常指向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即认为危机源于金融资本的贪婪、社会分配制度的失效以及剩余价值的过度压榨。这种逻辑本应导向一种向左转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求通过加强二次分配、征收富人高额税收来重新夯实社会保障。MAGA 运动却通过一套精准的政治引导，将民众的愤怒横向转移到了“外部”与“异己”身上：将产业空心化归咎于“全球化”；将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描述为他国对美国财富的“劫掠”；将社会福利的萎缩归咎于“非法移民”；将资源的匮乏归咎于外来者对美国公共支出的“蚕食”; 将精英阶层的傲慢归咎于“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将分配矛盾转化为一场关于“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的文化内战。
这种精英阶层的内战，直接导致了“美国故事”讲法的大分裂。传统建制派依然在讲述一个“自由灯塔引领世界”的浪漫神话，而MAGA派则在讲述一个“美国被全球掠夺，必须自立自强”的悲情寓言。这种分裂产生了一个关键的学术窗口：中国研究者终于可以、也必须摆脱对美国任何一派叙事的依附。新的、更具自主性的叙事，关注的不是哪个党派胜出，而是这个国家究竟是如何维系其国内、国际的霸权机制。这种叙事脱离了新自由主义的预设轨道，转而在中国自身的语境与价值坐标系中进行议程设置。中国民间的知识生产者会追问：美国所奉行的究竟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中国近十年来开展的脱贫攻坚行动，不仅是一场经济工程，更是一次深刻的人权实践。数百万干部扎根基层，构筑了一个“兜底”机制，硬生生地消灭了绝对贫困，使流浪汉这一城市顽疾在治理层面基本绝迹。在中国语境下，群体性的贫困被视为社会不公的系统性产物，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兜底”与精准扶持；而在美国叙事中，贫困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往往要求掉队的个人反思“为什么不努力”，而制度本身却处于“免责状态”。中国民间的知识生产者开始表现出高度的叙事自信，开始以中国的标准来讲美国故事——事实上，讲好中国故事并不一定需要讲中国的故事，以中国的标准来讲美国故事，因其积极进取的特征，反而可能更有传播效果。
关于“斩杀线”的民间讨论建立起一种研究标准：有必要通过阅读美国人的账单，来理解他们的恐惧、焦虑、希望与仇恨。而这就超越了那种通过拆解白宫的战略文件，研读华盛顿智库的政策纲要，或者通过参加几场闭门会议、结交几位民主党或共和党的资深说客，来为美国未来走向把脉的“美国研究”。“高层视角”固然能捕捉到精英阶层表面的博弈工作，却难以把握他们博弈中所涉及的对普通民众生活状况的辩论，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精英阶层博弈的实质。更值得反思的是，正式学术体制的知识生产，往往是由资助项目驱动的，通过昂贵的实地调研或二手的统计年鉴，最终转化为充满术语的论文。这种生产模式往往存在“迟滞性”和“盲区”，难以精确捕捉到瞬息万变的社会微观情绪。更重要的是，体制性的学术生产受制于既有的学术研究范式，比如说，一旦形成了将美国视为现代化典范的范式，那么一系列学术认证，从课题、奖项、刊物的用稿乃至人才帽子的评审，都会围绕着既有的范式来展开。即便中国的对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体制内的范式变化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互联网上的“键政达人”们不必关心编辑为了符合刊物面临的评价体系考核而平衡不同稿件，不必操心学科内的大佬们怎么评审课题、奖项和人才帽子，不用为了小圈子的“同行评价”而收敛思想的锋芒，把自己变得没有棱角。他们在意的只是流量——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受众围观和叫好，流量就可以变现，他们的自发性研究就能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流量驱动的自发性研究，如果说有局限性的话，也就在于流量驱动的逻辑本身。为了流量，研究者可能会剑走偏锋，为了强化“斩杀线”的残酷性印象，创作者可能会过度聚焦费城肯辛顿大道的“丧尸”景观或极少数极端的破产案例，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美国庞大社会结构中仍具有韧性的部分。流量逻辑偏好短促有力的定论。这导致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易于传播的阴谋论或单一维度的情绪发泄，缺乏对政策博弈、地缘环境及法律惯性的审慎评估。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冲动虽然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率，但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客观事物的全貌，容易让受众陷入一种“盲人摸象”的认知陷阱。尽管如此，既有的大量基础性工作还是很有价值的。在传统的学术流程中，数据的搜集与初步清洗往往耗费巨大的成本。而现在的“键政达人”们已经自发地将成千上万个微观样本、地方法案、物价走势信息等从英文互联网搬运过来，并完成了初步的汉化与模因化（memeification）。而这使得专业研究者可以节省大量成本，在其基础之上做提炼、整合与验证的工作。
当专业研究者在民间讨论的基础上，产出更具系统性、权威性的学术成果或政策评估报告后，这些作品通过简化与转译，再次回流到互联网公共舆论场。此时，它们将面临“键政达人”们最严苛的“压力测试”。那些脱离群众体感的、闭门造车式的学术伪命题，会被拥有真实生活经验的网民迅速戳穿。网民会根据自己身处的细分行业（如跨国物流、海外支付、基建承包等），对学术结论提出补充或批评。
这个过程，正是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群众路线”的体现：“从群众中来”，那就是承认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在群众自发的知识生产基础之上，做进一步提炼、整合与验证的工作；“到群众中去”，那就是将自己成型的学术作品交给群众去阅读和检验，而其中比较成功的作品有可能激发新一轮的群众性的知识生产，从而开始一个新的互动周期。
三、余论：走向区域国别研究的“群众路线”
对美国社会“斩杀线”的探讨，潜藏着中国民众一种极其深沉且严肃的集体思考：在国际秩序转型与科技创新带来剧烈震荡的21世纪，一个现代社会究竟该如何构建自己的“高容错”机制？这场自发的、带有某种“数字游击战”色彩的研究热潮，不仅深化了对美国社会的研究，更在方法论层面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样板。
第一，在议题设置层面，网民们自发设置的议题(如“斩杀线”、可负担性危机、蓝领阶层的代际贫困)直接对接的是全球普遍的生存焦虑。这种焦虑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因为它们往往是社会动荡与政治转向的早期信标。当群众开始关注这些议题时，专业研究者便获得了一个“预警系统”。他们不再需要去揣测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因为群众已经通过流量和讨论的热烈程度对那些具有战略意义和政治后果的议题进行了“投票”。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最核心的痛点在于“田野调查”的昂贵与受限。在传统学术研究模式下，一个学者一生能深入对象国调研多少次？但在“群众路线”下，数以百万计的网民成了“全天候的田野观察员”。他们中有的人就在美国生活，每天面对的是真实的租房协议和物价标签；有的人在从事跨国贸易，感触的是物流链条上的冷暖。这种信息来源的规模性、多维性与实时性，是任何专业智库都无法比拟的。专业研究者将拥有一个几乎取之不尽的素材库，他可以聚焦于提炼、归纳与验证，从这些泥沙俱下的数据中获得精准的社会洞见。
第三，群众在自发的讨论中实际上已经抛出了大量“理论种子”。中国专业研究者的使命不应是去生搬硬套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而是去浇灌这些种子，将其培育成严谨的学术森林。在理论建构层面，一些既有的概念和理论命题完全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生长点。比如“低人权优势”这一被发明出来针对中国的概念在“斩杀线”讨论中的翻转，就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究的理论生长点。
第四，既有讨论的积累为专业研究者准备了一个极其庞大且具备相当程度专业素养的大众读者群。这种互动将形成一种全新的知识生态：专业研究者通过回应群众的焦虑获得社会影响力，并继续校准自己的认知，群众则通过阅读深度研究，对自己的常识感知形成进一步的反思。这种双向的反馈，不仅能倒逼学者提高研究质量，更能让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社会共识，从而为国家的对外决策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
可以想象，如果不仅在美国研究，而且在欧洲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等其他区域研究中都出现类似的群众自发研究潮流，那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将迎来新一轮升级。这种知识生产形态具有独立自主的特征，研究者不是在翻译和介绍他人的发现，而是在用中国的视角、逻辑与关怀，重新为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画像”。而当中国网民开始关心美国普通人的命运，思考如何构建一个不被“斩杀”的社会时，这种关怀体现了对其他国家和区域普通民众生活的共情，这更是中国未来积极建设全球治理机制最为坚实的国内群众基础。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2026年1月12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陈翰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以及《东方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对账’与‘祛魅’：重识全球南北关系”研讨会的讨论。文章的一切错漏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