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850年9月开始，马克思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再次对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系统研究。马克思写下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片断，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这一笔记是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创立原创性的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原始资料群。我的新认识在于，《伦敦笔记》也可以被视为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生成的缘起之处。

《伦敦笔记》的生成及其意义

从1850年9月开始，马克思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场”，即再次对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依照马克思自己的描述，这种研究通常是“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因为在这里，他将开启自己原创性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恩格斯语）的理论探索进程，并形成关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如果说，在1845年开始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短暂停留于欧洲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而这一次，马克思则直接生活在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最发达的经济中心——伦敦。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中，马克思收集并利用了可能是当时欧洲最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将近1500种文献和资料，进而为其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思考服务。

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片断，其中他亲自标出序号的有24本，大约1250页。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这些笔记大部分保留下来，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但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笔记文献群，除去“李嘉图笔记”（Ⅱ-Ⅲ）以外，绝大多数文本都没有译成中文。

这一笔记是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创立原创性的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原始资料群，所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理论建构的直接思考前提。我的新认识在于，《伦敦笔记》也可以被视为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生成的缘起之处。在这些笔记中，文献的选择和整理本身就预示了马克思即将开始的思想实验的基本思路，而在摘录中写下的批注与穿插在笔记之间的一些手稿中，更让我们直接看到马克思下一步思想实验的最初构想和复杂构境脉络。显然，这一科学思想实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马克思多次遭遇方法论和理论构序中的难题与困境，但他都以无畏的科学精神，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攀登到科学的顶峰。

如何打开《伦敦笔记》的理论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马克思在进行《伦敦笔记》的写作时遭遇了重重困难，而且《伦敦笔记》对我们研究者来说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么，我们该如何“打开”这一复杂的笔记？我认为，对《伦敦笔记》的深入研究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结合《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从思想史的角度去思考《伦敦笔记》中“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

在我看来，《伦敦笔记》处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转换的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创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基础透视为生产、再生产和人的生产活动。但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之中，为什么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社会历史原则似乎不见了？在这里，作为决定性因素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去哪儿了？必须承认，马克思在《大纲》中仍然坚持了物质生产为决定性的广义唯物主义原则，但是仅仅坚持这一原则是无法破解资本主义经济王国的秘密的。譬如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证的角度看到现实历史的发展就是物质生产的过程，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当然是没错的。但是物质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无法解决究竟是什么在创造财富的问题。而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发现资本主义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必须将思考点从物质生产转向劳动话语，从实践辩证法和生产辩证法回到劳动辩证法。这一转换的关键就是要去讨论劳动辩证法是怎么被掩盖起来的，所以我将其称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全新视角。如果没有劳动辩证法，马克思就无法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上的经济王国进行彻底批判。

由此看来，处于中间环节的《伦敦笔记》就显得尤为重要。让我们首先以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物相化的认识论革命为例，进入马克思方法论转换的思想构境。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认识到，除去使用价值，“商品具有交换价值（Tauschwerth），交换价值必须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存在（besondre Existenz）”，这就很深地涉及不可见的“交换价值”的特殊在场表现形式问题。这里的besondre Existenz（特殊存在），当然不是一般的社会生活定在，而是货币和资本这些特殊的经济事物看起来有灵魂的生存。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后来在《大纲》思考交换价值事物化颠倒和《资本论》中提出的价值形式问题的最初缘起。如果说，商品物的使用价值是在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呈现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可直观的效用性负熵关系，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则是交换关系客观抽象出来的非直观的一般价值关系（Werthverh?ltnisses），只是这种不可直观的经济编码关系，在商品交易中必须通过重新反向对象化为在场物的此—彼错位方式表现出来。用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原话来说，就是“财富的这个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Jenseits），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事物，商品（Ding，Sache，Waare）”。这是说，在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一般社会财富这种社会定在，颠倒地错位表现为自身之外的经济事物，即商品和货币的经济定在，这构成经济物相化活动的核心起步。应该指出，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出现的一般生产物相化不同，这里的经济物相化透视从一开始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象的批判性证伪。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思考开始超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构境层。这表明，不同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第一层级的一般物像错认，经济物相化反而是社会关系重新以对象化事物为自己的在场表现形式。实际上，这也就是对象性存在的货币（金银条块、铸币和纸币）不是它在物相化中的自身（使用价值），这种特殊的“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是以双重消失的奇特编码方式表现了劳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颠倒本质。显然，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双重消失”，恰恰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并不能有力透视和解码的特殊显象，因为，即便是把到场的货币物（第一重消失）透视和归基为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活动和用在性关系（制作铸币或印刷纸币的具体劳动），也无法真正地科学认识这种活动和关系经过交换中介重新变为到场物性实在（第二重消失）的经济物相化本质（抽象劳动）。这种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危机，应该也是促使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重新登场的重要缘由。

第二，串联相关读书笔记，从关联性摘录中去发现《伦敦笔记》不在场的文本与思想。

如果细心梳理《伦敦笔记》中出现的人物和著作，不难发现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在之前的笔记摘录中也出现过，甚至很多著作也出现了重合。那么我们不禁发问：马克思为什么在不同的时间段反复摘录相同的经济学理论或著作？相同的摘录内容又呈现出怎样的异质性思想？例如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摘录和评论贯穿了马克思学习经济学的始终，从《巴黎笔记》《1844—1847年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到《伦敦笔记》都有李嘉图的身影，但是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看法却出现了变化，甚至在同一个笔记中对李嘉图的思考都是异质性的。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先后在第四笔记本（第55—61页）和第八笔记本（第19—65页）上，两次专门摘录和思考英文原版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在这里，马克思的摘录是通过将英文转译为德文完成的，偶尔，也保留一些英文。而早在《巴黎笔记》中，他就在第四笔记本中摘录了法文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李嘉图笔记Ⅰ），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人本主义话语构式中简单否定李嘉图的经济学。他在《巴黎笔记》中对李嘉图这一文本的关注焦点，通常是经济学语境之外的“非人道”性质，与《伦敦笔记》中客观对待李嘉图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仔细观察马克思《伦敦笔记》中这两次对李嘉图同一文本的摘录，我们会发现这竟然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构序逻辑，第四笔记本中的摘录的思考点仍然是货币理论赋型，即当时观察资产阶级社会矛盾和复杂现实斗争的聚焦点，特别是格雷—蒲鲁东一派所谓的“劳动货币方案”。在那里，马克思还专门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书名后标识出“（货币学说）”，我将这一笔记称为《巴黎笔记》中“李嘉图笔记Ⅰ”之后的“李嘉图笔记Ⅱ”；而第八笔记本中的摘录，则突然转换到对一般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关注上来，我将其称为“李嘉图笔记Ⅲ”。在后面的第十二笔记本中，马克思还摘录了李嘉图的另外两个有关地租理论的文本。马克思对理论的把握是飞速的，对此我们不得不钦佩，也必须承认此时的马克思处于一个思想急剧变化的阶段，过去做过的读书笔记都在马克思的不同方法论统摄下发挥着异质性的作用。

第三，打通学科壁垒，从经济学摘录中去透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变化。

在我看来，我们对《伦敦笔记》的研究并不是仅仅就《伦敦笔记》本身而言的，问题不在于把《伦敦笔记》当作纯粹的经济学或工艺学理论，而在于把握这个笔记在马克思整个思想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我认为马克思进行《伦敦笔记》的摘录起源于“双重危机”。一是现实中欧洲出现的经济危机；二是马克思的思想危机，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1849年，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突然意识到，资本并不仅仅是经济学中可见的厂房和机器，而是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这导致他开始去思考资产阶级社会背后看不见的关系是什么，也促使了马克思开始第三次经济学研究。

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伦敦笔记》的时候，研究重点不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中转圈，而是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在整个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深化，即在经济学中抓住哲学。不论是《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居利希笔记》，还是现在的《伦敦笔记》，马克思都不是想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而是要借资产阶级经济学之“矛”，攻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王国秘密之“盾”，从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最彻底的批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经济学摘录笔记中，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和学习的立场都是批判性的，只是在不同时期的批判呈现出了异质性的范式。而马克思对历史学、地质学、人类学等方面的摘录，看似与历史唯物主义关联性不大，但其实也是为其总体理论服务的，这些内容恰恰从侧面助力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生成。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面向无产阶级的，其根本目的是让无产阶级理解剩余价值理论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我们的研究也要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去探究马克思是如何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一步步揭示出来的。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透视马克思在经济学摘录背后看不见的哲学话语。马克思在《大纲》中有一段重要的表述：“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Organisation der Produktion）。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Gliederung）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ltnisse）。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Trümmern）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Die Anatomie des Menschen ist ein Schlüssel zur Anatomie des Affen）。”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的表述。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欧洲历史上目前为止“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其实，这也意味着这种生产组织之上建立起来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赋型生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物相化构式，由此，表现这些经济关系赋型的认知范畴和观念，可以历史性地透视那些已经消灭或正在消逝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过去我们常常将解读重点放在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关系上，但是如果结合马克思的笔记来看，则会发现这段话其实隐含了双重历史性构境意向：一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并非只存在一种独存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社会进程的内部也含有过去旧的被祛序的生产关系的“残片”和遗存定在，比如社会脱型中残存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但资本的关系恰恰是在封建社会赋型的解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二是原先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中“只是征兆的东西”，但后来却发展成为“具有充分意义”的生产方式，并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结语

《伦敦笔记》表面上是马克思对货币、信用、劳动价值论、工艺学、历史学等的独立摘录，但是却为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的变革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通过对经济学内容的哲学思考，去透视商品背后的交换关系、剖析货币不是它自身的异化关系，去一步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的秘密，进而创造科学经济学理论的“第二个伟大发现”。

我们可以认为，《伦敦笔记》是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的理论宝库，有待于研究者沿着马克思的足迹再次攀登上科学的高峰。

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

摘自：《河北学刊》2024年第1期